陈子明:“警察专政”的死胡同

“中国模式”论的鼓吹者说,“专政”是“中国60年来”的“法宝”。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法宝”有“群众专政”和“警察专政”两种手段,而到了眼下,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无法欺骗和操纵群众,只剩下“警察专政”这一种手段了。

在刘晓波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的“警察专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女教授准备参加捷克大使馆举办的一个文化活动(画展和音乐会),被警方人员拦截,发生肢体冲突;书店老板准备去上海出差,被警方人员拦截,导致该老板腰椎骨折,住院治疗;刘晓波的朋友们聚餐庆贺,在多个场合均被警方搅局;很多人被软禁在家,或者被要求坐警方的车辆出门……所有这一切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专政”行为,均没有法律依据,警方也没有出具任何行政文书。徐友渔说:这“纯属对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丧失理智的疯狂报复”,“他们丝毫不在意自己的蛮横行为会给中国的声誉造成多糟糕的影响,中国的形象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范亚峰说:“这次打压的力度、范围已经超过了对《零八宪章》,也超过了2008奥运,2009年大庆时期,表明他们不计成本。”

我想要说的是,这些不计成本的蛮横行为虽然疯狂,却也是无济于事的。1990年代中期,我还在监狱里的时候,包遵信、刘晓波、陈小平等人和我妻子外出聚餐,后面跟着七八辆跟踪的汽车,说给朋友听,还是一件稀罕事。当时北京市被重点监控、跟踪的只有几十家人。后来,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受到类似的待遇。现在,北京市受到警方严密监控的对象已经有几千户之多。在十几年中,监控对象上升了两个数量级,这本身就说明了“警察专政”的愚蠢和无效。

为什么被监控对象越压越增,警方的负担越来越重?

一方面是一批批老战士的复归。“六四”后被判刑的人士,刑期长者如本人,13年徒刑加4年剥权,几年前已经期满。1990年代前期因自由民主党一案被系狱的人士,刑期最长者如胡石根,现在已经出狱。1990年代后期因民主党一案被监禁的人士,刑期最长者如秦永敏,马上就要出狱。几乎所有的老战士,都没有被“感化”或“变节”,出狱后都继续进行争取人权与民主的斗争,因而也都会成为警方严密监控的对象。

另一方面是一茬茬新人的涌现。1978年民主墙运动爆发时,刘荻(不锈钢老鼠)还没有出生;1989年“六四”时,许志永(公盟负责人)还在上中学。然而,老战士抓进去,新战士立刻顶上来。“世界潮流”、“人心所向”,绝非警棍、镣铐能够压抑。余杰、王怡、高智晟、胡佳、谭作人……持不同政见和维权运动的“明星”不断地涌现出来,成为令警方头疼的重点人物。

被监控对象的范围不断扩大:先是与八九民运有关的学生领袖与知识分子,然后是民间组党人士,然后是法轮功人士,然后是维权人士,然后是外地上访人士,然后是签署《零八宪章》的各界人士……所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界限逐渐打破,原来主要通过单位来控制的人,也不得不由警方直接出面干预。

几年前我曾指出,随着“四五”一代的学者、官员、企业家陆续进入退休年龄,他们的言论将更加尖锐,他们的行动将更加大胆,当局对他们的管制将更加困难。现在,徐友渔、秦晓等人的言行已经开始验证了这个预言。从耄耋之年的李锐、高耀洁,到鲍彤、铁流,到徐友渔、张博树,到范亚峰、许志永,到八零后的刘荻,政治警察要关注的是一个完整的年龄谱系。

被列入警方黑名单的,不仅有宪政民主派(包括自由民主派和社会民主派)人士,还有原教旨主义的毛派人士。10月20日,陕西西安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临时负责人赵东民被以所谓“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审判刑3年,全国各地的毛派纷纷成立“关注团”和“声援团”,以各种方式表示抗议。其中的积极分子,如果过去还不是警方监控对象的话,很快也会被跟踪、监控电话和限制行动自由。尽管他们强烈要求对宪政民主派实行“专政”,但他们自己也同样会遭受到“被专政”的待遇。

为了外交的需要,当局需要有一些矛头对外的群众示威游行。但是这些游行的自发组织者,往往又会成为警方的关注对象,受到监控甚至被逮捕判刑。从1980年代起,只要是关心国事的青年,通常会经历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到宪政主义、民主主义的转变。在我本人的朋友中,就有1985年反日游行、1999年反美游行的积极参与者。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已经不是“转变”的问题了,而是出现了“混杂”的新动向。根据日本ANN新闻频道播放的10月24日的视频,在宝鸡市的反日游行队伍中,除了抗议钓鱼岛事件、呼吁抵制日货之外,还出现了“抗议高房价”、“推进多党制”、“英九哥,大陆人民欢迎你!”等标语。由此而出现关于公安部与外交部吵架的传闻,也就不难理解了。

根据以往的趋势,北京市被警方控制的对象,很快就会从几千户上升到几万户。如果控制一个对象需要两个以上的警力,总共就需要超过十万警力,而现在全北京的警察还不到十万人,这里面还包括了交通警察、消防警察等等。不是说中国当前的国力不能够支撑这么庞大的一支警察队伍,但是在“维稳”经费已经超过国防开支的情况下,再扩大公安部的开支与权势,就会加剧政府内部的矛盾。如果全国警察增加个一两倍,海军的航空母舰,空军的远程轰炸机、大型运输机、新型预警机,可能就要泡汤了。如果文职官员对军警谁也惹不起,城乡统筹的全民社会保险制度就势必要延迟。

如果沿着“警察专政”的路子继续往下走,决策层与基层干警的矛盾也会逐渐激化。警察抓小偷、强盗,破获刑事案件,保护居民安全,这是警察的本分,干得舒心,说起来也光荣。现在整天干着耍无赖的勾当,把社会的良心和精英作为管控对象,基层干警的心里也憋屈得很。在许多场合,他们要反过来对管控对象赔笑脸,说软话;一旦奉命动粗,就有可能成为网上公敌,说不好还会遗臭万年。而且,除了对鲍彤等少数人有专门的监控房,绝大部分执行管控任务的干警需要风餐露宿。余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近期北京连续降温,一个通宵守候在楼下的警察委屈地说,我也不想这样啊,我都冻感冒了。”警察也是人,也需要社会的关心与喝彩。把他们当机器来用,以口头命令强迫执行,出了问题上级可以不承担责任,长期这样搞也是行不通的。

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光靠GDP的增加,中国还成不了世界领导国家,因此,他们开始注重软实力的建设。但是,他们知不知道,费劲巴拉的建设,绝对赶不上“警察专政”对于国家形象的破坏。中国需要改变“维稳”的整个思路,首先应当回到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协商对话”机制,然后致力于达成“建立宪政平台”的社会共识。

2010.10.27

(《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