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有道名菜叫“活吃猴脑”。作为原料的猴子被固定在餐桌下,桌面上只露出猴子的脑袋。厨师在猴子的脑袋上挖一个洞,食客就从这个洞中挖猴子的脑浆拌上作料生吃,一边品尝美味的猴脑,一边聆听餐桌下猴子的哀鸣。

  在猴脑餐馆中,许多猴子在被吃之前是关在一个铁笼里的。厨师打开铁笼选择下一个被吃的猴子时,笼子里的猴子们会一拥而上,随机地推搡出一只猴子,送到厨师的手里。其他的猴子用惊恐的眼神传递着同一种信息:“不要吃我!不要吃我!!先吃他吧!!!”

  等那只倒霉的猴子被厨师带走之后,笼中的猴子们便开始欢呼雀跃,又能多活一会啦!全然不顾下一个被吃的又是谁?

猴脑餐馆的故事,在1949年后的中国不断上演。1955年1月,毛泽东一手炮制了文艺界最大的冤案胡风案,捏造出一个莫须有的“胡风反革命”集团。胡风和“胡风分子”路翎、鲁藜、阿垅、绿原、牛汉、贾植芳、王元化、张中晓等以莫须有的罪名纷纷被捕入狱。2000多人遭到牵连。荒唐的是,许多同为“胡风分子”的人互相之间根本就不认识。直到1986年胡风被“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上,许多从天南地北赶来悼念的“胡风分子”们彼此之间才第一次见面!

在胡风案中,毛泽东就像是猴脑餐馆的厨师。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就像是猴子。胡风因为提出了不同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言获罪,被厨师毛泽东选中抓上了餐桌。那些中国的“大知识分子”们毫不同情即将被食的胡风,反而一个个像“劫后余生”的猴子那样热烈欢呼厨师毛泽东做出了英明的选择。其所作所为实在是令人心寒。

有句形容中国现代文学的顺口溜叫“鲁郭茅,巴老曹”,指的是现代中国的六位文学大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在这六位文学大师中,除了早在1936年就已去世的鲁迅,其余的五位大师个个都在作协组织的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中有着极其精彩的表演。

茅盾说:“胡风其人自始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忠实真走狗;胡风本人和他的集团内的骨干分子的履历,都是丑恶已极,见不得人的;胡风和他的集团分子长时期以来所进行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勾当,都是狡诈,阴险而且狠毒,十足是美蒋训练出来的特务的嘴脸和手法。”

老舍曾是胡风最敬重的朋友,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与胡风朝夕相处,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但此时老舍为了自保,在批斗会上这么说胡风:“原来他(胡风)把他的小集团以外的人,特别是共产党,都看成敌人啊!......我只能说,除了受过美蒋特务训练的人,谁会这么想一想呢?”

巴金写了《必须彻底打跨胡风反党集团》,文中这样批判胡风:“胡风的集团已经不是“小集团”,而是反党、反人民的反动集团了。他们一直带着藏刀的面具干那些打人不见伤的阴谋勾当。”

曹禺在《胡风,你的主子是谁》中写到:“我们要问,‘胡风,你的主子究竟是谁?你的后台老板究竟是谁?’让我提一个线索吧。当胡风向党和党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了猖狂进攻以后,不久就传来了台湾广播的热烈的响应,和胡风一样,甚至连胡风的词句都完全保存着,无耻地重复着胡风对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的污蔑。”“你们还得要明白交代,另外的什么反动势力是你们的主子?”

如果说前面四位大师对胡风的批判是被迫屈服于政治压力,还情有可原的话。郭沫若“枪毙胡风”的提议就太过分了,完全是要置胡风于死地。就连“厨师”毛泽东对胡风也没有那么狠啊。这也验证了鲁迅的一句话:“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郭沫若说:“像胡风这样的人,他二十年来,一贯地在革命的内部进行反革命的破坏工作,这是明知故犯、怙恶不悛的最顽恶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天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个人认为,应该严厉地镇压,比几年前镇压反革命的时候要更加严厉地镇压!”他甚至主张判胡风及“胡风分子”们以死刑!

丁玲说:“胡风分子从骨子里恨所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作家。他同样从思想深处反对我们党的负责同志的。”她对胡风多少还口下留情了。

然而有一位知识分子面对政治高压,却选择勇敢地站出来为含冤的胡风辩护,他就是美学家吕荧。

在1955年5月25日作协组织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大会上,700多名与会者只有吕荧选择了为因言获罪的胡风说话。他坐到了主持批判会的郭沫若、周扬的中间,对着话筒,振振有辞地说,“胡风不是政治问题,是认识问题,不能说他是反……”他的话未完,会场顿时一阵喧哗。底下的“猴子们”顿时炸开了锅。吕荧顿时有些结结巴巴,面色灰白,满脸淌着汗。当受到众人呵斥时,他只是小声嘟囔着。 他马上被台下义愤填膺的人给轰了下去。吕荧又马上找到胡风的妻子,“像做了错事一样的孩子”,向她解释:“你千万不要误解,我没有说胡先生的坏话。”

第二天,新华社报道5月25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的消息中,提到了这个和与会700多人不同的吕荧:“会上,胡风分子吕荧在发言中为胡风集团辩护,遭到会议一致的驳斥。”

在为良知说真话和为自保说假话之间,吕荧选择了说真话。他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本来可以自保的他不幸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员。吕荧随即被带回家中,遭到软禁,并被隔离审查一年之久。 最后在文革中惨死在茶淀劳改农场。

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愕愕。后人感慨,在那个时刻,瘦弱的吕荧展示了一种“人格的伟力”。八十年代初,骆宾基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学家吕荧之死》的文章。提及吕荧那次令人难忘的发言,骆宾基说吕荧不愧为“五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在我看来,在政治高压下说真话的吕荧,而不是“提倡说真话”的巴金,才是中国的良心。

悲哀的是,在“反胡风”中幸免于难的“猴子们“并没有逃过被吃的命运。因为选择向统治者屈服做猴子,不选择做人,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人权,连你自己都不把自己的人权当回事,毛泽东又何必把你的人权当回事呢。丁玲刚批判完胡风还不到半年,就在1955年12月末被毛泽东选中成下一只“被端上餐桌的猴子”。她成了“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首犯。幸免于难的“猴子”也兴高采烈地像当年推胡风一样把她给推了出去。在文革,老舍中不堪忍受红卫兵的毒打,跳太平湖自杀。巴金则被送到劳改农场中“监督改造”,见临终的妻子最后一面的请求也被红卫兵无情拒绝。红卫兵这样驳斥巴金:“你又不是医生,见她有什么用?”郭沫若的两个儿子在文革中自杀,自己被江青点名批判。茅盾从1964年被毛泽东批评到1976年毛泽东驾崩,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文学生命基本终结。曹禺也在文革中被送到农场劳改。当年这些“大师们”像猴子一样昧着良心把胡风给推了出去,也没把自己保住多长时间,最终都“上了毛泽东的餐桌”,真是呜呼哀哉。

人之所以比猴子高贵的地方就是人有同情心。在同类遭难的时候,人会向受难者伸出援手,而不是像猴子一样幸灾乐祸地把受难者给“推”出去。“在“厨师”毛泽东的淫威下,吕荧没有放弃做人的资格。而巴金,郭沫若,老舍,丁玲,茅盾,曹禺这些“大师”们都为了自保而选择了做猴子。猴子肯定是写不出伟大作品的,所以那些“大师们”在毛泽东所谓的“解放”后再也没写出伟大的作品也不足为怪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所谓的“解放新中国”实际上是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超大的猴脑餐馆,把中国人都变成了任他宰割的”猴子”。那些不愿意听毛泽东话安心做猴子的人,都被他抓出来宰掉了,比如遇罗克,林昭,张志新。从毛泽东1949年登基开始到1976年驾崩,他每隔几年都要发动一次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本质就是把若干“猴子”从笼子里拉出来进行“宰杀”,以震慑别的猴子。让别的猴子不敢起来反抗,维持毛泽东猴脑餐馆老板的地位。这招可以叫“杀猴儆猴”。1955年反胡风毛泽东选了2000多只“猴子”进行“宰杀”,基本上没受到其他"猴子"的阻拦,他们为了自保兴高采烈地把那2000多只“猴子”给“推”了出去。于是毛泽东得寸进尺,1957年一下子打了100多万右派,也就是抓了100多万的“猴子”。在反右中幸免于难的“猴子”们还是为了自保兴高采烈地把那100多万右派“猴子”给“推”了出去。于是毛泽东1958年干脆拿猴脑餐馆所有的“猴子”做大跃进试验。结果试验失败,一下子饿死了3000多万的“猴子”。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威信因为大跃进受到质疑的毛泽东选中了开国元勋,国防部长彭德怀做“端上餐桌的猴子”。到了1966年,权力不受限制的毛泽东愈发无法无天,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他“端上了餐桌”。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当作“猴子”耍,一下子耍了10年,一直耍到1976年他驾崩为止。猴脑餐馆的故事才告一段落。

其实现在的中国本质上还是一个猴脑餐馆。只不过主人吃“猴子”的时候稍微文明了点,不再生吃了,知道打麻醉剂了。所以中国外交部说:中国的“猴权”处于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这我也同意,“猴权”就是生存权吗。现在猴脑餐馆的猴子基本上都有生存权了,比毛泽东掌管猴脑餐馆的时候进步了很多。不过“猴权”再好终究还是“猴权”。什么时候中国人能摆脱做统治者猴子的命运,成为真正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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