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重温革命党与梁启超大论战



1905年11月,刚成立3个月的中国同盟会在其机关报《民报》上发动了一场针对立宪派梁启超的文攻战。梁启超以保皇会机关报《新民丛报》为阵地,向革命党自卫反击。双方你论我驳,你攻我辩,针锋相对,穷追猛打。这场大论战持续时间两年多,共发表文字超百万言,直到梁启超对革命党的攻击不再理睬才告收场。其间,梁曾在报纸上公开寻求妥协,私下里也曾托徐佛苏向宋教仁、章太炎表示愿意调和,宋、章同意,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不许,要与梁斗争到底。

这场大论战的最后结果是:清朝这两支最重要的体制外反抗力量不仅未能借辩论以增进理解、凝聚共识,相反更加壁垒森严、互相排斥,并几乎从此形同陌路、势如水火。这两派原本就不和,孙中山与梁启超合作不成且反目为仇,之后就一直在海外争地盘、抢人马、夺财源,恶性竞争。再加上这一场死缠烂打的理论大战,便彻底断绝了两派重新携手、共渡国难的可能性。

不得不说,革命与立宪两派敌对格局的成型,对不久后的民国政局极具破坏性影响。民国初年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三足鼎立,尽管后人对这三派褒贬悬殊,但应该承认,这三股政治势力都是中华民国的创始力量,也都是维系民国健康存续的政治支柱。初生的中华民国需要这三派的共同珍惜与共同呵护,忽然缺少了哪一派,民国初年复杂多变岌岌可危的政局都支撑不住。若三派合作互动,互相牵制,和平消长,动态均衡,则新国家的前景原可看好;若三派各怀鬼胎,互相拆台,偃文修武,耍横动粗,则三足不稳,民国必败。——试想:假如当初革命与立宪两派的关系不是那么势不两立,民国成立后袁世凯北洋派就不大可能左右通吃、一家独大;新兴共和政体的失衡、失范就不至于那么迅速,以至于大大超过了政体巩固的速度;宪政秩序的动摇、动荡就不至于那么暴烈,以至于刚刚萌芽即已败坏、刚刚奠基即临崩溃。

以此而论,百年前那场革命与立宪的大论战,其历史意义是颇为可疑的。有道是,真理愈辩愈明,但有些时候,却也未必。有些辩论者并非把辩论当成相互学习、相互提高、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的机会,而是为了“统一思想”、党同伐异,为了伤人感情、损人颜面,一味夸大分歧、激化矛盾,甚至人为营造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不惜以“投枪”、“匕首”恶意伤人,不惮造谣中伤、污言谩骂。如此辩论,则愈辩愈明的必不是真理,而是人与人、党与党之间的仇恨与敌意。



在那场大论战中,革命党一方参战人数众多,可谓群起而攻之。汪精卫、胡汉民是论战主将,朱执信、汪东、刘光汉(即刘师培)是重量级作者。孙中山亦在幕后参与论战,据胡汉民回忆,汪、胡二人的批梁文章有些是按孙的部署,有些直接按孙口授纲要而写。也就是说,革命党攻梁启超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动,其动机当然也并非真诚的理论商榷,而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全力阻挠当时国内方兴未艾、风起云涌的“预备立宪”和“国会请愿”运动。要言之,攻梁启超是为了矮化立宪派、抬高革命党,批立宪主义是要唱衰清末新政、为“排满革命”造势。对此不良动机,革命党人倒也并不讳言。立宪派一方则是光杆司令孤军奋战,梁启超以一当十,显得形只影单。虽然也有杨度、徐佛苏、蒋智由、李庆芳、黄与之等人发表了一些支持梁启超观点的文章,但这些作者大都站在貌似公允的中立者或旁观者地位,并不直接对革命党的攻击加以反驳。所以,从双方阵势上看,是群狼斗独虎,革命党是明显占了上风的。

事后,论战双方都宣称己方获胜。但客观地说,革命党声高气壮,略胜一筹。《胡汉民自传》回忆:“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刊,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亦革命史中可纪之战争也。”其志得意满之态,溢于言表。胡汉民将《新民丛报》的停刊和保皇会的改名全都当成论战的功劳,这自然不是事实(注:《新民丛报》停刊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事务繁杂,精力不济,致该报一再愆期,“定期出版的信用已失”。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梁“大喜欲狂”,认为保皇会宗旨已达,遂更名为帝国宪政会)。不过,那场论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长了革命党和《民报》的志气,灭了立宪派和《新民丛报》的威风,扩大了同盟会及其“主义”在留学界、知识界的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

梁启超主编且撰文过半的《新民丛报》是一份对中国知识界影响极大的畅销刊物,黄遵宪称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严复称其“为亚洲20世纪文明运会之先声”(注:今人往往以为清朝末年暗无天日,其实彼时言论自由尺度远胜当今,《新民丛报》可在国内公开发售,《民报》亦有半数销往国内)。但在与革命党论战期间,该报销量有所下降,革命党的人气则大幅窜升。这种消长变化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最大的原因当然不是革命党很正确、立宪派很错误,而是清政府太愚蠢),但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场论战的胜负——假如读者有资格做裁判的话。同盟会成立之前,孙中山一派革命党在留日学生中原本默默无闻、无人问津,这场论战极大提升了革命党的整体形象。通过与名满天下的“言论界骄子”梁启超过招,汪精卫、胡汉民等党中秀才脱颖而出,革命党从此不再被读书人视为无知无识的市井游民与帮会暴徒。以此而论,说革命党是论战的胜方,似为确论。

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那场论战留在鲁迅心目中的印象,也是革命党大胜、梁启超大败,与当事人胡汉民的叙述可相印证。但鲁迅的记忆不尽准确。事实是,当时的《民报》主编章太炎对于“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并不热心。在自编年谱中章太炎说,“余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可见他对胡、汪的文风不认可,不愿为论战火上浇油而宁愿为胡、汪纠偏。后来,孙中山的亲信声讨章太炎(因章参与“倒孙风潮”),也说“(与立宪派的)战斗皆精卫、汉民、县解、寄生诸君任之,章以与梁启超交厚故,未有一文之助力”(县解、寄生是朱执信、汪旭初的笔名)。的确,曾写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那种言辞偏激的诛心之文的章太炎,居然在热火朝天的两党论战中只写了《箴新党论》、《〈社会通诠〉商兑》等很少几篇批评立宪派的学术性文章,且“商兑”的对象是康有为、严复,却不加入围攻梁启超,这说明,在进入革命党核心圈之后,《民报》章太炎反而大大“保守落后”于《苏报》章太炎。当时革命党中学问以章太炎最深,文名以宋教仁为盛,与章太炎一样,宋教仁亦对论战保持相当距离且对立宪派人士保持尊重。

对于那场论战的胜负,也还有另一种不同的观感。在另一些人——比如那时年龄尚小的胡适、梁漱溟这一类人——看来,梁启超其文入情在理,未必落败,革命党其文强词夺理,未必得胜。胡适说他“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这“恩惠”的起点,正是从他1905年阅读课外读物时开始,那时即正是两党论战的期间。胡适说,梁启超的文章“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而革命党的文章胡适未予置评,显然并无同样的感染力。梁漱溟回忆说,他15岁时寻到了整整3年的《新民丛报》六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寝馈其中者约三四年”,“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30年之后他仍然认为,少年时代有幸阅读《新民丛报》上梁启超的文章是一生“莫大的幸福”。在梁启超与革命党之间,谁是真正的言论英雄,谁更有影响力、说服力,在胡适、梁漱溟们也是不言而喻的。



那场大论战洋洋洒洒百万言,但核心论题只有一个:欲拯救中国,是排满兴汉、暴力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还是民族同化、和平改良、建立君主立宪国?二者有尖锐对立的一面,因其人分两派、道分两途。也有完全相同的一面,都认为国家现状不可维持、必须改变,也都认为中国应该有、也能够有一个较为良好的政体和政府。二者对立的是路线、是手段,相同的是方向、是远景。但处在论战中心的人们往往宁愿炫耀本党与他党之绝对不同,而故意将差异放大,将对立凸显,视之为“根本区别”,却将相同之处全忽略不计,或视之为细枝末节。 构成上述核心论题的子题目有如下几组:

1、满族是中国人,还是“异种”?满州之地是中国领土,还是“敌国”?满清入关是改朝换代,还是“支那亡国”?汉满关系宜两族同化,还是“驱除鞑虏”?

2、是单行“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并举”(梁启超称“革专制而成立宪”为“政治革命”;革命党则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种族革命”或“民族革命”,称“土地国有”为“社会革命”)?流血革命是否必不可免?“支那立宪”是否必先排满?

3、革命是否会招致外国干涉、导致中国分裂?中国国民是否有“共和之资格”?仓促共和是否滋生内乱?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孰于中国现状为宜?建设立宪政体是通过梁启超所主张的“开明专制”,还是通过孙中山所主张的军政、训政而至宪政(即从军政府之军法专政,到革命党之“约法训政”,再到宪政机关分掌国权之民权宪政)?

4、孙中山所主张的“土地国有”、“单一税”政策是否“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辩论这些题目,涉及对历史事实和现实国情的判断,对古今中外经验与教训的解释,对西方政治哲学和宪法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中国有成堆的问题,万国有纷繁的主义,卢梭、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斯宾塞、伯伦知理、波伦哈克、笕克彦的理论被双方所征引。有时候同一个“西儒”,却被双方解读出相反的意思。

但是,在以上四组论题中,革命党立论最坚、阐述最多、影响最大的,也是这场论战中辩论最激烈的,却是比较没有学理与法理含量的第1、2两组题目,“满州非我族类”和“种族革命先于政治革命”,此即所谓“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至于“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那时还不十分紧要(那毕竟是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实行的事情),也不太引人注意(但即使是对“约法训政”和“土地国有”,梁启超也提出了大量尖锐而精当的批评)。也主要是在“非我族类”和“排满革命”的问题上,革命党显得蛮横无礼,胡汉民、汪精卫“辞近诟谇”。他们非常固执己见,特别意气用事,几乎完全容不得任何反对意见。因此,在最基本的论题上,双方其实根本不存在理性辩论、诚意对话的回旋空间。这也就大大降低了那场论战的理论品质和政治价值。

革命党的大多数领袖和理论家们之所以坚决反对立宪派的政治主张,其首要理由无非是汉人不可拥戴“异族”。汪精卫说,“对于异族政府,无论其为立宪,为专制,亡国均也”。胡汉民说,“满政府不倾,而遂许其同化者,以狐媚为虎伥,无耻之尤者也”。朱执信说,“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孙中山连主张“立宪救国”、“实业图强”的人也不放过,骂为“卑劣无耻,甘为人奴隶”。孙中山说,“于光复之前而言此,则所救为非我之国,所图乃他族之强”。可见“革命先行者”的心胸境界是何其狭隘。此外,还有更激烈的说法,如女侠秋瑾放言“大举报复”,义士徐锡麟宣称“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未迟”。此类出格言论多出于“民族义愤”,是立场、态度、感情问题而非理性认识上的问题。言语出格未必不可谅解,但若以此等“共识”打造成熟、理性、对国家未来敢于负责的优秀革命党,则无可期待。

在反驳立宪派对“种族革命”的反驳时,革命党的文风是比较粗野霸道的。口诛笔伐,出言不逊,扣帽子,泼污水,爆粗口,诸事皆有。比如,汪精卫某檄文以《斥为满州辩护者之无耻》为题,未曾开辩即先定对手为“无耻”。在另一篇雄文中,汪宣称“不排满者如同汉奸”(汪精卫作为近代史上最出名且最无异议的“汉奸”,却原本是偏激的大汉主义者,这真是一言难尽),直截了当把梁启超划入“汉奸”行列;胡汉民在向梁启超挑战时以“汉民”、“辩奸”、“民意”作笔名(胡汉民原名胡衍鹳,后改胡衍鸿,论战之后即以笔名作本名。如同文革时期时兴改人名地名一样,当年革命党人也曾流行“姓名革命化”),不管有理无理,先摆出一副我是大汉英豪、你是满奴国贼的凛然架势,动辄大骂梁启超利用戊戌六君子沽名钓誉、是 “出尔反尔”的“反覆小人”等等,大搞人身攻击;著名学者刘师培为了证明“排满革命”的正当性,竟从史籍中“考证”出满州之地不属中国领土,而属“外夷”“敌国”。

梁启超全然不同意“排满”“仇满”论。梁认为,中国历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并非汉人独有;满人是中国属民,其入统中原是政权“易主”而非“亡国”。“中华民族”这一现时流行的概念,即由梁先生当年首创。梁说,满人经过清朝二百多年演化,“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满人排汉是极少数满族权贵所为,非全体满人所为,满汉不平等是政治性质而非种族性质。所以,中国只需要“政治革命”(即“要求立宪”),不需要悖情悖理的“种族革命”。 在《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这几篇最重要的论战文章中,梁启超指出,革命难免杀人流血,终究是不祥之事,是国家和人民的“大不幸”;在国内,革命易生内乱而酿分裂之患,对国外,易招干涉惹瓜分之祸;又“革命复产革命”,大乱之后易生恶政,人民最终只能将自由奉于一人或一党之手以苟全性命与财产,“此则民主专制政体所由生也”;且破坏之后建设不易,革命的成本代价不可能一笔勾销,终必由子孙后代加倍偿还。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轻言革命。汪精卫以《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和《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进行反驳(此二文有孙中山的授意),认为革命军只排满不排外,不扰“外人物业”,不改对外条约,列强不仅不会干涉,反而会同情中国革命。汪精卫还说,不革命反倒有瓜分之虞,因为满人当政才是中国衰弱的主因,“故非扑满不能弭瓜分之祸”。在对内方面,汪精卫认为革命军不会重蹈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群雄割据的覆辙,因为共和革命无帝位之争,没有内乱的理由,中国革命也将吸取法国革命恐怖专政的教训,所以,革命将皆大欢喜,并无任何外患内忧。

必须指出的是,梁启超虽然坚决反对革命党的“种族革命”与“社会革命”,却并未完全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他几乎是以恳求的语气希望革命党停止与立宪派争斗,你预备你的革命,我预备我的立宪,不要互相妨碍。他说,一党向政府请愿要求立宪,一党预备军力以备将来革命,可以两不耽误;若实在是和平立宪不成,到时再暴力革命不迟。针对革命党斥骂立宪派向“虏廷”请愿“无耻之尤”,梁启超不无天真地发问,“(向清政府提)要求果害于名节耶”?



在那场论战之后三年,立宪派领导的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又一年后,革命党策划的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不仅在论战中占了上风,在政治实践中似乎也大获全胜。一时间,立宪派灰头土脸,革命党风光无限。在许多人看来,这不仅意味着立宪派在政治上的挫折与失败,更意味着立宪派在思想认识上的“幼稚”和谬误。

不过,事情又好像并非如此。比如:

其一,论战时革命党不容置辩的“排满主义”,在革命爆发之后即悄然改成了“五族共和”。请注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所宣称并执行的民族政策,正是由其政敌梁启超所阐述、而革命党曾经严厉抨击过的民族政策。可见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比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更具道义正当性与政治适应性。

其二,此后实际的国内族群关系表明,在汉、满、蒙、维、藏五族之中,民族融合程度最高、以至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正是被革命党描述为不共戴天、殊死之仇的汉满二族。此足证“驱除鞑虏”之心胸偏狭,更足证梁启超关于清代满汉关系的主流是同化而非仇化的观点。

其三,就在革命建国之后不久,手创共和的革命党即愤怒指证民国陷入了“假共和”,然后是独夫专政、帝制复辟,然后是地方割据、南北分裂,然后是大乱来临、革命蜂起……“革命复产革命”,这正是梁启超当年所一再警告、而革命党所一再否认的革命内乱之后果。

其四,大清国的外蒙古终究是真独立了(虽然最初是假独立、真附俄),西藏、新疆也几乎“被独立”。眼见趁火打劫的大好机会,日本、苏俄也终究是按捺不住,大举干涉了革命中的中国。一个迫不及待“进入中国”,另一个则在组织上渗透国共两党,以卢布和枪械大举“支援中国革命”以改造中国,由此直接导致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一边倒”的红色中国之建立。这方面的后果,梁启超又不幸而言中。

其五,国民党的“约法训政”终于训出专制“党国”,离宪政不是越来越近而是渐行渐远,到了台湾又几乎训成了世袭王国。在大陆,专政党赶跑了训政党,一党更比一党革,一党更比一党“强”。当年把“开明专制”、和平改良视为“落后”和“无耻”,后来却屡屡制造出“先进”千万倍、达于无法无天之境的极权暴政而不可自拔,欲走一步登天的捷径,却入万劫不复的陷阱,这真是报应不爽。

其六,孙中山“土地国有”的“社会革命”终于在毛泽东共产党的领导下超额完成,变成了活生生、僵死死的社会现实。土地与资本脱出经济的正轨,附于政治的危墙,几经暴力折腾,致国民财富大幅缩水。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又退回到名曰“改革开放”、实则土地与资本回归经济常轨的政策。人们可曾想起,百年前梁启超曾说过“社会革命不必行、不可行、不能行”?

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历史事实,又分明验证了当年立宪派梁启超们所言非虚,其先见之明、后判之准,实胜其论辩对手千百倍。如今,一百多年已经过去,百年间反复破坏了“旧中国”且始终领导着“新中国”的,当然不是“无耻之尤”的立宪派,而是革命党、更革命党、最革命党、以及最革命党之“太子党”。而立宪派梁启超们,及其思想上、政治上的继承者们,终究是花拳绣腿、不堪一击,日益沉沦衰弱,终于在1949年的大决战中精神家园失守,灵魂流离无踪,更在1957年号称“阳谋”的另一场大论战中遭到“无产阶级革命家”辈的大举偷袭,以至香消玉殒、灰飞烟灭。事实胜于雄辩,百年历史已经证明,在立宪与革命的竞赛中,胜利百分百属于革命无疑。是故,直至今日,中国也仍然没有真正立宪法、开国会,更没有自由的党争和公正的选举。得承认,早就有人告诉过我们这样的结局。

2010-11-28

(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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