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越拖越深的道义欠账

1982年在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下,中共中央作出“为云南地下党和滇桂黔边纵平反的决定”。这个“整体平反”,也就清楚说明曾经整体遭受迫害,史实证明这场大型政治迫害期从1951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8年底,长达28年。谢富治1952年春调入云南,以四兵团政委、昆明军区政委、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三个头衔主宰云南党政军大权的第一使命,就是以占领者身份收拾中共地下党和边纵系统这个整体。本来,1949年建国和西南解放,1951年扩大化镇反,1952年暴力土改之后,全体人民和广大干部的根本企盼就是尽快摆脱血腥,结束恐怖,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重建经济,恢复正常社会生活。地下党和边纵十四万革命同志竭诚欢迎解放大军入滇后的军转干,切盼真诚团结共建云南,那时确已出现过和平建设的曙光,可惜最上层迅即撕毁共同纲领,宣扬阶级斗争永恒论,人为树敌,制造政治灾难,推行一系列倒行逆施,粉碎了所有善良公民团结建国的梦想。

谢富治一伙残害云南革命干部和人民的最大一个借口是“反地方主义”,但其所作所为却是在打掉一个纯属虚构的“地方主义”,而建立起他自己的货真价实的地方主义。准确地说,他入滇之后的八年经营,其任期目标就是在云南这块土地上确立并巩固为专制极权服务、由宗派势力构成其全部框架的谢富治地方主义。

谢富治绝不是从“文革”投靠林江集团之后才开始干坏事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谢富治与人民为敌的残忍本性早在1952至1959八年之内,就以一连串罪恶而臻于极致。他以省委书记职权施虐,分阶段分层次以多种名目、多种罪名、多种手段瓦解、残害中共云南地下党和滇桂黔边纵系统干部,做了国民党反动派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谢富治宗派施加的每一轮残害,都打着“贯彻中央指示”、“执行省委决议”的合法招牌,并罩上一层“团结、教育、提高”甚至是“照顾”的虚伪面纱,软硬兼施,逼使受害者逆来顺受,听任摆布,接受凌虐。到了1957至1958年祸及全国的“反右运动”,该宗派势力就丢掉一切面纱,实施整体围歼,把地下党边纵由“异己力量”升格到阶段敌人,赤裸裸下毒手,动用一整套国家机器来实施犯罪了。这场犯罪活动收到两大战果:对其宗派团伙的私利而言,是占尽席位,争完权力,抢尽利益,合法分赃;对其总后台而言,则是基本上构筑完成了独夫专政所需要的政治基础、组织基础、社会基础、心理基础,为专制极权体制的扩权升级夯实了地基。其代价就是在云南全省造成了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前所未有的恐怖肃杀局面和奴性主流意识,毁损正气,扼杀正义,禁锢言论,扭曲人心,破坏生产力。此后的三年,即1959、1960、1961在三迤大地上,几百万饿殍载道,“高产卫星”在谎言中升天。

谢富治和康生一样仅仅因为早死几天才未被押上法庭与江青一道公审公判,但是时至今日,他们制造的人为灾难还在滴血,他们的整人理念、宗派体系和犯罪性质还远远没有受到清算,残害的创伤即历史遗留问题和社会不公、人心不平,还在严重阻碍着和谐社会的构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是当代史上公认的里程碑和转折点,但是“里程碑”树起至今30年,宗派主义作为专制体制的一个重要分支,依然阴魂不散,禁区雷区还依然不准涉猎。科学发展观喊得震天响,科学历史观却在尘封之中,道义欠账和历史欠账越拖越深。例如1958年昭通所谓“四个反党集团”,当年是施行群体性诬陷迫害,21年后的1979年则拆散开来“个别解决”,让其中的具体人“改正复职”,就不是光明的做法。既然称之为“集团”,就必须正式形成平反决定,这是常识,若使用“改正”二字,就是笑话。

本文试从剖析该冤案入手,对形成这类冤案的前后关系和历史背景初作检索,谈几个实质性问题。笔者以为,揭示史实,从历史透视现实和观照未来,是科学发展观的理性要求,也是一个良知未泯的共和国公民起码的权利和义务。

二、宗派势力把地下党边纵视为异己的真实原因

本来,二野四兵团进驻云南后,大批指战员转业到地方,当时习惯上称为“南下干部”,地下党边纵干部和全省人民是真诚欢迎的,认为解放军功劳大,政治军事水平高,值得学习,而云南当地干部多数年轻又缺乏经验,学生气书生气重,应该向老大哥学习,真诚协作,团结奋进,共建云南。对于此种善良愿望,大多数的部队同志也真的理解,感情相通。这就有了一个本来良好的开端。但是宗派势力的上层丝毫不珍视这些可贵之点。至少有三个内在的、深层次的原因决定了谢富治等人入滇之后绝不可能以真诚合作的态度和立场对待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干部。首先,它自身就含有由来已久的宗派主义因素。二野四兵团由四个层次组成:一是它的核心层,是来自抗战时期大别山太行山的基干力量;二是渡江后在南京、合肥、长沙等地招收的以当地大学和高中生为主体的“二野军大”学员,他们是在随军进西南的途中边走边培训的一个系列;三是在南方几个省的社会青年中招收组成的“西南服务团”;四是它在三年解放战争中收编收容的起义部队和战俘。这四个层次,当然是由第一层次统领其他三部分,其中的“军大”较受信任,其次是“西南服务团”,最后是“俘虏兵”。但即使对于“军大”这些青年学子和“西南服务团”的社青,进军路上也被邓政委以蔑视口吻公开奚落,说他们是“革命团、吃饭团、恋爱团、游山玩水团、回家团”,认为这是一伙没有战功只跟着军车军马来搞接收的随行人员。至于那些收编收容的起义和俘虏兵,更是随时被提醒是“大炮欢迎过来”的人。这种明显的层次性、等级性本身已经蕴含了宗派因素,此后在内外撞击中就变成了宗派主义。在谢富治这伙上层人物的宗派意识和宗派心态里,云南地下党边纵当然也不能高于被收编收容的队伍,这从他们此后的态度和行为中充分显示。第二,云南地下党边纵是在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中形成自己的历史,又主要由学运和农民运动中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组成其基干力量,民主意识必然浓厚,有可能成为极权政治的对立面。与其今后形成障碍,不如先行扫除这股潜在中的异己力量。专制体制高层的战略眼光历来重视这件事,因此入滇的前夕就已经得到过一把尚方宝剑作为谢富治这个等级接管云南后处置地下党边纵的方针,这把尚方剑就叫做“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即“新十六字方针”。这种扑灭任务当然更符合该宗派势力自身的利益,所以执行起来必然加码。第三,云南地下党边纵的斗争历史和党员队伍的综合素质这两个客观存在更是使谢富治等人嫉妒又怀恨的重要原因。他们很清楚,中共云南地下党与云南人民有血肉联系,党员和非党的革命干部本身都是云南人民的优秀儿女。从1926年也就是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之前一年,中共在云南建立党组织起,就奉行一条明确的组织路线,在政治立场最坚定、思想觉悟最高、能够舍身奉献于创建民主自由独立富强之新中国事业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尤其注意发展能力和智力素质高的革命青年入党。中共地下云南省委主要领导人赵琴仙、赵祚传、杜涛、李鑫、刘平楷、王德三、李国柱、吴澄、张经辰等在1930年前后惨遭杀害、省委和全省组织遭受破坏之后,昭通籍共产党员费炳不畏艰难主动经武汉、南京,通过战友吴懋德在上海找到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特科,经特科派返昆明重建党组织,吴化名李浩然,与费炳在最险恶的白色恐怖中发展组织和开展斗争,1937年由临时工委改建为省工委,费炳任书记。后经马子卿、郑伯克相继接任,逐渐发展壮大至1949年云南解放。

还有一个更深刻更重要的历史渊源是:

滇桂黔边纵的骨干队伍和云南地下党的核心成员系列在其思想文化渊源上具有一个特质:这些人的祖辈是孙文、黄兴那一代反帝制的民主革命的中坚人物(例如哲学家、中央党校校长艾思奇的父亲就是孙中山为首的兴中会、同盟会的“文胆”),曾经有过1911年昆明重九起义率先响应双十武昌起义的壮举,有过1915年发端于云南的伟大护国反袁运动维护共和政体的历史丰功;而父辈则是1919年五四运动呐喊民主与科学,1935年一二九运动抗日救国、民主建国思潮的主力军。这样一支代表中国最先进思想的知识群体,融结在1937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迁至昆明组建为“西南联大”这个集体中,他们在中国第一流学者教授直接熏陶下成长为中华民族知识精英,也是民主精英,因此以联大和云大两所高校为中心,使八年抗战时期的昆明城赢得中外公认为“民主堡垒”的美誉。这个美誉绝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形成了一支实实在在的民主力量。这就是以联大和云大为精神中心,以滇桂黔三省两百多所中学上万名师生为基干,从1947至1949年春,组建起14.5万人的游击武装,单是在云南一省就已成功控制了90座县城。有了这样的实体力量和业绩做基础,才有了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渡江战役后势如破竹向全国进军的胜利。谢富治本人不一定懂得这层历史文化渊源的内涵和价值,更不懂得这正是中国当代民主精神的支柱,但是他宗派势力中的高参及其后台的智囊深知这一点的可怕,独夫专制体制最畏惧的就是这种思潮。滇桂黔三省革命者是踩着抗日救亡的鼓点而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群体,是真心诚意为民主自由新中国而奋斗的基干力量。至于这两百多所中学里早已酝蓄的地下党力量,从1926至1949的23年艰苦奋斗中,以大学生、中学教师、高中生中的最优秀的革命者为主体成员,与1947年如疾风迅雷般勃兴的边纵已经融为一体,也与全省人民融为一体,他们不是以占领者的身份,而是以人民中平等一员的身份,来进行黎明前夜最艰苦卓绝的奋斗。

今日回顾,令人寒心的是,这样一支代表着国家民族精魂的力量,在1949年建政之前只不过是被利用和驱使的对象,建政后的第二天就被视为异己分子,就是注定要被扑灭的人。

滇桂黔边纵,是由云南全省、广西左右江、贵州黔西南和广东南路的人民武装汇合发展起来的,中央军委1949年元旦宣布将它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系列,地下党三省工委组成整个边纵的领导集体。从1947年夏到1949年底,边纵的战斗活动遍及3省147个县,约2000万人口的广大地区,建立起12个成块的根据地,钳制了15万国民党军队,大大减轻了解放战争中我方压力。边纵主力部队发展到4.5万人,边纵指导下的县区乡武装力量10万人,共14.5万人,1947至1949年歼敌6.1万人,在卢汉起义前夕就已经解放了云南全省91座县城,为配合南下的大军解放滇桂黔三省,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把这样一支力量以多种手段迫害和扑灭,是谢富治毕生功业的第一顶峰。1959年升任中央公安部长,8年后以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效忠主子和四人帮,为文革推波助澜屠杀同胞,则是他的第二顶峰。

谢富治曾担任过二野四兵团政委,五十年代初期入滇之时,如果他不被宗派利益支配,如果他稍有一点革命之心、全局之念、同志之情,他本应对地下党和边纵心存感激。但是这位封疆大吏兼屠夫全然不是这样的心态。地下党基本队伍的素质和边纵指战员14.5万人的规模使谢富治心存惶悚。要瓦解和消化这样的对象,他怎敢忽视,怎敢不倾其全力?


三、瓦解和残害的阶段性和实践轨迹


八十八年党史的一切公开宣传品上,社论上,官方讲话上,甚至红头文件上,我们只能读到胜利者冠冕堂皇的报告,读到全党如何团结,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该怎样等等。但是从几十年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和亲历者的切身体验中,我们读出了一些真相。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执掌权柄者的真实心态、行为、品质的惟一标准。在怎样对待地下党这个问题上,我们从实践中清楚读出这样一串分阶段的轨迹:

(一)从建党之初到1937年抗战爆发,是在一切有渠道、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并巩固地下党组织据点,原则是少而精,重点是在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在进步知识分子中、产业工人中、敌人军队中发展骨干,然后撒开到农村组织武装斗争。在全国特别是南方各省都是如此,而且因地制宜,各打各的优势。

(二)1938至1940,即抗日统一战线初期,国共合作,原来的红军已变成合法的八路军新四军,则地下党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一切渠道打入对方党政军警宪特内部以取得情报。同时,沦陷区和国统区的一切地下党组织还要动员和输送人员到16块根据地,充实武装和各地革命政权。

(三)1941至1946,即皖南事变至内战前夕,地下党是控制发展党员,加强情报工作和巩固原有据点,“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叫原版本的十六字方针,某种程度上带有战略性,但主要还是一种策略或者叫权术,它体现了对干部的保护,事后可以写出来让人看,于是在《毛选》第二卷756页和763页上得到了印证。

(四)1947至1949,即解放战争时期,要南方各省地下党积极放手发动敌后武装斗争,以配合解放全中国。这时,“精干”们从长期埋伏中奉命走出来,走向军事岗位了。

(五)1950至1956,也就是取得全国政权后至“反右运动”前,这一阶段对于地下党的命运来说,是性质上的大转折。具体到对于云南地下党边纵系统的干部,采取分层次处置。地师级以上,基本调离原地,交叉互换,放到非实权单位任副职。县团级中知名度和影响较大者、工作能力较强者,调离原地,降级安排,控制使用,不沾边组织人事部门和公检法部门的实权岗位。已在其中工作而暂时无人替换者,从事具体业务而尽量减少其审批权、一般的县团级、区科级和办事员,多数安排在财经、农业、教育系统。总之是按照那个臭名昭著的“新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这7年间,又通过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对地下党边纵干部以阶级出身问题为借口,以审查历史和社会关系为名,以“三反”、“五反”、“肃反”、“审干”,特别是以思想改造和“反地方主义”为持久手段,进行“原罪”教育也就是自卑感教育。家庭出身这件事,在那些年代真的可以决定人的生死。这也正是残害地下党和边纵的特有的方法,因为这些干部中的相当人数是出生于社会中上层,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他们的文化知识从何而来?他们的综合素质何以高于一般水平?但是这些人抛开家庭私利和优裕处境投身革命,甚至以整个身家性命贡献给解放事业的可贵行动本来属于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中最亮丽的闪光点,但这些宝贵因素所蕴涵的道义力量为谢富治宗派完全不理解,也为当代专制独裁者完全不理解。他们以出身问题作为迫害借口而残害的人数之多,已经无法统计。此种野蛮和凶残手段超过了古今中外任何时代、任何制度的执政者,而其政治见识则远远低于所有这些执政者。这里略举两例:孔小楼同志1951至1952年担任昭通县洒渔区委书记,领导镇反和土地改革成绩卓著,该地老年农民至今仍感念他的功劳。1955年担任昭通专署工商科长,时值“肃反”运动,竟说1948年在宣威原籍他背叛自己的大地主家庭并把家中枪支子弹全部献给共产党是“投机革命”,参加游击队并立下战功和入党是“混入革命队伍”,因此而强加“反革命”罪名逮捕判刑劳改,大跃进中惨死在罗汉坝农场。出身于地主家庭彝族上层的青年陆梓祥,1948年参加革命,遵照中共地下会泽县委安排打入敌人内部任别动队长,在侦探敌情、掌控敌动向、掩护地下党县委机关和护卫领导干部过境等工作中屡有建树,50年代初就被宗派势力迫害自缢,幸抢救未死。1951年被冤枉屠杀的边纵营级干部王孝礼,1955年“肃反”中含冤自杀的昭通县工委委员张凤吉、土改队长张凤涛、茶叶公司经理马启图等等,这类边纵干部屈死的悲惨事件在昭通地区和各县不断发生,构成50年代前期的真实历史。1956年本来是精神较宽松、政治空气良好的一年,但众望所归的“八大”决议不满一个月就被毛泽东一句话推翻,所谓“千万不要忘记阶段斗争”,就是重申阶级斗争永恒论。宗派势力在干部中进行的教育是:你们生下来就思想不纯,一辈子都必须在卑怯心态中改造世界观,改造好的唯一标准就是变服从为盲从,崇拜一言堂,拥护独裁专制,像狗一样“夹起尾巴做人”。若能在此基础上练就一身整人的阶级斗争本领,则进入被提拔重用的二梯队。谢富治在各地区的代理人都按照这个理念在地下党边纵干部中制造矛盾,进行分化,调动人心中最自私最卑劣的因素,各个击破使之互斗互残。理智使人懂得,就在1957年“反右”之前的几年中,掩盖在“同志”面纱之下一连串针对知识分子、针对地下党边纵的政治运动对整个干部队伍精神素质的腐蚀和毒害,已经使残存的人性扭曲变形,监视与告密的气氛笼罩人际关系,“小集团”帽子随时形成威胁。处理高饶事件之后,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以领袖身份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公开要求高级干部之间“应当经常注意保持一个距离”(《毛选》第5卷149页)。此话一出,当时国内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中国青年》杂志按照上述授意开展了一场“要不要交朋友?”的大讨论,总结性意见竟然认为“朋友关系会妨碍群众向党团支部的靠拢,而党团员内部的私人交情又会降低党性和革命性的纯洁度”,因此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干部中不应该存在朋友关系。这已经在为“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六亲不认、人人自危”的社会精神生活氛围进行实质性推进了。制造如此“革命气氛”,还要生活于其中的人认识到“这是为我们好”,再加上五十年代前期接踵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武训传”、“批胡适”、“批俞平伯”,尤其是胡风大冤狱和无缘无故制造95%以上冤案的“肃反”运动,正是“反右运动”前夜已经铺垫成形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铺垫,“反右运动”就搞不起来,祸及全国的文革暴行整死两千万人(叶剑英语)的历史惨剧就不会发生,中国社会的多次大型人祸就不会这样比斯大林暴行更深入更刻骨地捣毁中华民族五千年道德积累。

(六)1957至1976,即“反右运动”到“四人帮”被抓。这20年,就云南而言,谢富治宗派势力已经抛开一切伪装,抛开了1950年解放军进城后与边纵系统在“会师大会”上做出来的那股亲热劲,把昨天的“战友和同志”直接当做阶级敌人来收拾。这20年是地下党和边纵干部的炼狱。资料显示,全国有公职而被打成右派的人数552877名,但在1958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全国右派是3178470人,另有中右1437562人,右派集团22071个,党员右派278932人(《争鸣》2006年第1期)。在这些“右派”中,地下党和边纵干部占多大比例,官方自然从来不公布,至今也不披露,但是可以断言,谢富治宗派主义势力之所以在“反右胜利”的1958年如此欢欣若狂到极点,根本原因就在于“反右”这张大网已经把地下党边纵系统中稍有能量的干部一网打尽。谢富治在昭通的第一号代理人王子贤公开讲:“过去我们在省委领导下对地方主义进行过八年斗争”。这句话为我们认识该宗派势力入滇到“反右”这8年的恶行留下的罪恶轨迹和道义欠账提供了确凿依据。也就在1958年一年内,由谢富治亲自炮制,在5月3日《云南日报》公布的所谓“郑王反党集团”案开始(请注意,这个“集团”为首者的郑,是指边纵政委郑敦,时任省委组织部长),昭通和许多地州也就按谢富治的范本炮制,打出若干“反党集团”,而且照例用“上挂下联”的传家手段把这些都诬指为“郑王集团”安在各地的“钉子”,并将“战果”登报,邀功请赏,表达抢到桃子后的狂喜,庆祝谢富治地方主义已经胜利建成。应该看到,这种“上挂下联”本来就是中国历代封建社会制造大型冤案的传统模式,一个案子株连上千人屡有发生,只不过衣钵传承到“反右”和“文革”,其规模和恶果就超过历朝历代。

上述六个阶段,在中国当代史上划出一条地下党命运的十分清晰的轨迹:利用——控制——扑灭。

这条轨迹的重头戏在于最后的“扑灭”。于是造成一种社会整体评价:参加地下党和边纵不是有功,而是有罪。这种令人伤心和愤懑的公众评语当然逼使一切有理性的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性质。


四、谢富治宗派势力为何首选滇东北下最大毒手?


一句话,为了从要害部位下刀子,事半而功倍。

第一,滇东北昭通籍的共产党员,从一开始就是中共云南省工委的重要成员。对滇东北实施打击可以敲山震虎威慑全省。这里随手举出几名在党史上有据可查的典型人物。前文提到的昭通籍党员费炳在最艰难环境中为重建云南地下党作出杰出贡献之后,1939年他以分管军事、分管滇东片的身份赴昭通重建党组织,在昭通中学考察并发展优秀学生李德仁入党,由李负责昭中第一个党支部。1940年春,省工委书记马子卿召李德仁谈话,指定他领导昭通中心县委。1941年7月郑伯克接替省工委书记职务,恰值李德仁考取云大,郑伯克通过组织将他转入西南联大读书,安排李德仁三项任务,一是继续负责昭通党组织,二是领导联大和云大的学生党员,三是负责中共云南省地下组织的第二条线。从1941至1948年的7年工作实绩证明,李德仁是力能胜任的优秀领导人。1948年全省发动武装斗争,李德仁担任滇东北地委书记兼边纵六支队政委,战线斐然。谢富治宗派在建政之后的1950年就把李德仁这名公认的滇东北领军人物匆忙远调北京,任铁道学院书记,此后就悄无声息。李德仁以自知之明,不敢再沾惹故乡昭通。1935年就入党的李剑秋,曾担任过中共云南省临时工委委员、常委、宣传部长,1950年建政之初,任昭通第一任专员,在建国初期百废俱兴的繁忙工作中指挥全地区11县作出优异成绩,因此,两年后被调离,不让他发挥组织领导经济建设的专业才干,调昆明后降两个档次安排为省税局副局长,在监控下工作而没有履职实权。1958年谢富治部署“深挖右派”之后又把李剑秋打成右派,送财政厅农场监督劳动四年,终身精神抑郁,2000年病故。昭通籍党员中,1940年由李德仁发展入党的李长猛,负责昭通支部后提任滇东北地委和后来的昭通地委组织部长,在人事工作中与全地区党员有广泛联系,在党内外有崇高威望,建政初期也调昆明由地师级降职安排为民族学院教务长,反右后更加受压抑,这个老组织部长也就从来不敢为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大批下级同志讲半句公道话。

地下党会泽县委书记薛振华、第一任县长陆子英,是在开创滇东北根据地和领导会泽全县革命斗争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县团级中的代表,在滇东北昭通、曲靖两地区和东川市都有重大影响,其真才实学和工作能力是谢富治团伙中所有成员望尘莫及的,一解放就被远调临沧,降级监控。陆子英从五十年代连续降职、降薪、撤职、开除党籍、毒打致残,1979年“改正”后,他仅49岁就死于伤痛发作。薛振华在任临沧地委秘书室副主任期间,1954年与地委副书记袁用之和组织部副部长王泽甫一道,被打成“反党集团”,照例“上挂下联”与郑伯克连锁迫害,受尽折磨凌辱,1955年7月31日含冤投井自杀,年仅37岁。宗派势力把这些有代表性、有影响力的边纵领军人物调到外地监控,家乡人长期不知他们所受压抑排斥直到折磨致死的惨况,他们也不知家乡的战友和下级同志在长时间贬斥残害中的具体处境,所以,滇东北人民评论的“参加革命既无功劳也无苦劳,反而有罪”,这些沉痛语言毫不夸大。由此说明谢富治宗派势力看重昭通的份量,着力打击地下党和边纵的要害部位,用心之深,居心之毒,露骨至极。

第二,1939至1949的十年艰苦斗争岁月,在省城昆明的白色恐怖中,昭通籍共产党员形成的基干力量,一直保护并保持着与省工委当时的三位委员最密切的工作联系。他们凑钱租下昆明翠湖南路小井巷1号昭通会馆给侯方岳、刘清两位委员作为隐蔽住所,另一位就是省工委书记郑伯克,他到昭通会馆办公和召集会议,于是昭通会馆成为省工委的工作场所。1946年刘清委员在街上被特务跟踪,他急中生智跑进云南大学,又是云大学生中的昭通籍党员机智掩护使他脱险。昭通同志承担起最艰难的护卫、联系和保密任务,是与省工委领导托生死换性命的战友关系,直到领导层安全地迎接云南解放。这些都是谢富治宗派势力深为嫉恨的重要原因。

第三,从党员素质和在革命斗争中的实力看,1941年7月郑伯克担任省工委书记后,指示全省党组织支持帮助各地高中学生中的党员和思想进步、成绩优秀的非党员学生尽可能考入昆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他认为这不仅是充实扩大中心城市民主运动力量之需要,同时也是培养革命和建国人才之需要,因此应加强大学中的组织发展工作,加强两个大学之间、大学与各中学师生之间联络的工作,认为这是为民主运动和党的建设奠定基础的重要工作。同时省工委又决定,在全省各地有条件的高中和师范学校师生中坚持质量标准积极发展党员。滇东北的昭通所属各县切实执行这一指示,从1942至1945年,单是由昭通县支部负责人李长猛联系其组织关系的考入联大、云大的昭通籍党员学生就有50多名,他们走出校门随即成为中共各级组织和边纵的骨干分子。由于革命斗争的激烈和残酷,有的人如蒋永尊、傅发焜同志光荣牺牲在战场,有的如邓象华、戴德明同志英勇就义于国民党的刑场。在这些血与火的考验中长期坚持对敌斗争直到建国的基干队伍,在谢富治宗派势力排挤压抑打击残害之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劫后余生者截至1989年尚有省军级1人,地师级11人,其中还出过我国驻外使馆的高级外交官员,14级离休后以地师级待遇的13人,其余大多为县团级。级别可以从一个相对意义上说明能力和贡献。与此同时,滇东北地下党和边纵六支队的中心区会泽县,遵照省工委方针着重在中学师生中发展组织,从县城的楚黔中学、会泽中学、会泽简易师范三校师生中,各乡镇的进步青年中,民主人士和少数民族上层有觉悟的青年中走出来数百名革命者,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陆续入党入团,以及滇东北地委开办的军政干校五期学员中培训出的380名干部,加上1948、1949年在地下党领导下成立的32团、威宁游击团、巧家游击大队、永绥大边游击队、盐大游击队、昭鲁边游击队这6支游击武装。由于这些队伍已形成四面开花的实战能力,不但1949年4月率先解放会泽县城,成为全省124个县城中最先插上红旗的县城,而且由此培养起来的大批得力干部成为了1950年初全面接管昭通地区11县,又完成了建政后一系列繁重工作任务的基干力量。地下党边纵出成果、出战绩、出人才的客观事实,是宗派主义势力深感恐惧的。这些实质性原因,使谢富治宗派下狠劲对昭通干部先下毒手。


五、昭通地区“四个反党集团”是怎样打出来的?


首先应该注意到,从1950到1957年,昭通地下党边纵干部的中上层人物已经被纷纷调走,所剩下的已经是相对弱势者,又经过8年驯化,谢富治及其代理人不会再视为威胁,但有两个因素决定了仍然必须一撸到底。一是毕竟还有些席位、有些乌纱帽、有些利益尚未被宗派势力占尽;另一条更重要的原因是“反右”有任务,有名额,必须完成,谢富治必须向主子邀功,他也只有继续对受害者开刀以吻合主子意图。“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的政治逻辑永远是指导他们思想的理论基础,谢富治及其各地代理人就成为领导这支宗派势力的核心力量,因此,与别省不同,“反右运动”在云南搞了两轮,第一轮是1957年秋季到年底,打的是一般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对象,第二轮是1958年,任务是挖“反党集团”。既然已经完全撇开常规程序,只由各级党委中的反右领导组乃至个别实权人物随心所欲动用国家机器来实施残害,就完全成为暗箱操作,圈定名单,瞄准他们需要占领的岗位和乌纱,想整谁、想强加什么帽子、想搞到什么程度什么规模都可以任意砍瓜切菜,反正受害者没有任何辩驳权。由于实在坐实不了任何罪名,所以批斗也好,处理也好,至今没有留下什么在法理上站得住脚的罪证,笔者本来准备从“四个反党集团”案卷中找出某些有司法控辩价值的材料,以便从法理和法律角度进行一番考查,但是发现这些受害者当年只由整人者安上几句千篇一律的空话套话便打成“反党集团”,这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冤案中也找不到如此简单草率荒唐无耻的案例。本文只能尽量从昭通官方最权威的文字依据中弄清当年这帮人是如何整人的,现在原文抄录两个资料:

第一,中共昭通地委党史办1997年4月出版的《中共昭通地方党史大事记》161页载明:“1958年春,谢富治在省委召开的省地县三级干部会上,又提出了‘深挖身边的定时炸弹’之后,昭通、盐津、鲁甸、威信等五个县在县委领导成员中,挖出了几个‘身边定时炸弹’或‘反党集团’。全专划了右派分子614名,其中有14名县委领导成员。整风运动历经一年左右,1958年夏基本结束。”这个资料直指其名点出了谢富治的作用,说清了整人的时间、地点、规模。作为《大事记》,只录梗概,可以理解。《大事记》中说的“五个县”,但只打出“四个反党集团”,就说明还有一个县连这么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制造的冤案也来不及制造,这肯定要受王子贤责骂。而在昭通地区地方史中,对“反右”和“反党集团”这个题材则完全不提整人的借口和罪名,更回避了整人的后果。此类遮遮掩掩、欲说还休、为保衣食饭碗而宁肯昧心隐真情而讲假话,视钦定的禁区雷区如虎穴而丝毫不敢触碰黑幕的文字,反映出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直到反民主的逆流以“毛共”为代表如臭水般泛起而公然不知羞耻的今天,官方执笔者的难言之隐和尴尬之相特别暴露得彻底。不是说“盛世修史”么?修史而跳过1957、1958这段“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重要岁月,跳过这段最能反映政权本质的关键时期,不是太可惜了么?当年的嚣张跋扈穷凶极恶劲头哪里去了呢?全国县以上党史办、地志办两万多名奉命修史者,究竟有哪一支笔算得上秉承正气、直书史实、敢吐真情的董狐之笔?犬儒们不但在董狐这尊历史标尺面前尴尬到极致,而且在任何一位本着人性诚实而敢于按照老师要求“写真事说真话”的三年级小学生面前也无地自容。当然,即使他们良知未泯而写出某些真相,也照例会被审查者砍削净尽,这才叫做主旋律,这才符合中国特色官方文化中的“强迫遗忘法”。

第二个重要资料是谢富治在昭通的头号代理人王子贤,署上“中共昭通地委书记”的官衔,在《云南日报》1958年7月14日第3版发表《彻底肃清地方主义残余的思想影响》一文。作者赫然抬出官衔,显然是以昭通最高权势者身份对大案正式作出书面结论,因此对于该文中最关键的两段,这里扼要剖析之:

首先,王子贤给“四个反党集团”宣布罪名:“以盐津县委书记瞿增伟、县委组织部长何浩正为首的反党集团;以威信县委委员、组织部长杨曙、县委委员、县长吴之伯为首的反党集团;以昭通县委书记陈季伯为首的反党集团和以鲁甸县委书记李春仁为首的反党集团……是蓄谋已久的野心家,他们在党组织内部篡夺党的领导,改变党的性质……按照他们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彻头彻尾的反动纲领,进行反党活动。他们的政治纲领就是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修改党的组织原则,要将县委和人委的职权范围划分清楚,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大跃进。他们的组织纲领则是实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盐津、威信反党集团还拟定了以他们自己为首的领导成员名单,要推翻党的领导。昭通县委书记陈季伯为首的反党集团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种植三千多亩早洋芋计划和改田四万八千亩计划一拖再拖迟迟不能完成。

此种罪名,别说是今天,就是在1958年当时任何一位稍有理性的人读起来都能一眼瞧穿其荒唐空洞和无稽,而在当年的处理通知书中又都没有任何与犯罪二字挂得上边的具体内容,就凭这种伎俩来制造号称震动滇东北的反党集团大案,就凭这么点战绩来向主子请赏邀功,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的手段么?但这也竟然博得谢富治欣赏,也足见该宗派集团究竟有多大点脓血。在这篇发表于省级党报的文章中,王子贤实际上是扮演一个拼凑空话假话来骂街的泼妇角色,在“篡夺党的领导”这个罪名下,他们按自己的心态揣度别人,给“四个反党集团”都编造出所谓某人想篡什么位,某人想夺什么官的谎话,仿佛被迫害者是些不懂事的儿童在办姨妈家家,读来可笑之极。如果这些“反党分子”智商真的如此低下,又何劳宗派势力花那么大的气力来完成残害呢?这些低于少年判断力的罪名根本不值一驳,但是竟然登上谢富治的省委机关报而不怕丢丑。这既是宗派本色,更是1958年时代典型的大跃进谎言风格。谎言而能置人于死地,这就叫独夫专政了。

王子贤文章的另一段,价值就高得多了。他暴露了本不该泄密的底细。这个口吐狂言的弱智小人物硬要装成徐大汉,却在利令智昏之中露了馅,这段话极有史料价值:“过去我们在省委的领导下,全党对地方主义进行过八年的斗争。但在斗争中有糊涂观念,已经过时了的‘照顾’、‘团结’长期束缚我们的思想,因此对地方主义的斗争一开始还不十分坚定,给它的打击也不够狠。今年5月以后,才在地县委内部坚决进行补课。事实证明,凡是在党内坚持将地方主义反深反透直到取得胜利的县,干部思想觉悟就迅速得到提高。”

这段妙文向我们抖露出三点重要的内情:

第一,“八年”来,也就是1950至1958,谢富治宗派没有一天中断过对地下党边纵干部的“斗争”,也就是残害,并且逐年加码。

第二,1958年以前那一套“团结”、“照顾”等等虚伪的面纱,使他们放不开手脚整人,整得不够狠,“反右”来了,可以完全丢掉面纱下毒手了。

第三,昭通、盐津、威信、鲁甸四个县打出了“反党集团”之后,“干部思想觉悟大提高”。这真是最自豪的一笔。请读者特别注意这“思想觉悟大提高”七个字,怎么个“提高”法?现在不妨每县各举一例就足以说明真情了:

在昭通,由于“反党集团”是地县两级联合打,被打者也涉及地县单位,而主要操办人就是“地委整风领导小组”中最实权的人物张汉俊和范玉琦,还有个重要帮凶,整风办主任鲍锦彬。从公安处长调任专员的张汉俊在当年的昭通流氓成性臭名昭著,因作恶太多,精神病恶化,“反右”之后不久便送进昆明精神病院关入单间,经常狂呼大叫发作其歇斯底里,这一丑闻为全省共知。地监委书记范玉琦抗战后期是山西原籍的地霸分子、还乡团长。他配合张汉俊打出了“陈季伯反党集团”后,“反右”有功,便由地监委书记调任为掌管人事大权的地委组织部长,进入常委。这个范玉琦1951年任镇雄县委书记时,在“镇反运动”中疯狂杀人,竟批示将两名初中学生杀害,一名是15岁的张成达,一名是13岁的张成刚,是亲兄弟,因为他们大哥张成伟是镇雄中学教师,历史上读过黄埔军校,镇反中被列入反革命死刑名单而杀害,13和15岁的幼弟两人一道被枪毙。临执行时,公安行刑队到看守所捆人,发现死刑犯中有两个娃娃,不忍去捆,紧急请示范玉琦,范只讲了五个字:“斩草要除根”,终于杀掉。此案1980年虽已平反,但屠刀下的少年鲜血将永远在中共镇反史册上滴落不止!其残忍程度,确实不愧是当年还乡团长范玉琦所为。这些暴行都是范书记专政责任感强,学毛著学得深刻到家的证明。1965年四清运动中,其山西原籍查明该范玉琦是地霸分子还乡团长,罪证材料送到昭通,按其罪行本该重判,但此人作为谢富治的爱将,在宗派的卵翼下只作劳教处理,每月还照发常规生活费。

那个鲍锦彬是昭通社会鄙弃的小爬虫,地委“整风办公室”(也就是反右办公室)主任,在整人过程中表现得特别凶残,四清运动时又被派到盐津当县委书记,他大刮“红色台风”逼死农民,干尽坏事凶事,引动万民愤恨,后又卷入四人帮体系,被判刑劳改,已死。

被他们打出的所谓“昭通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6人均为边纵干部:陈季伯(县委书记)、张保全(昭通县长)、蒋永彬(专署文教科长)、郭中正(汽车总站站长)、陈礼昌(劳改大队长)、泰国权(地建司工程师)。这些人所遭受的21年残害令人发指,不及详述。

在盐津,43师连级军转干的贾鸿斌以县委书记职权主持“反右”,打出的“盐津反党集团”主要成员5人均为边纵干部:瞿增伟(县委副书记)、何浩正(县委组织部长)、罗文富(县委财贸部长)、赵正荣(县工交局长)、徐天荣(县粮食局长)。贾鸿斌思想觉悟之高,表现为两大优点,一是“反右运动”中对右派是先毒打再批斗,这是盐津“反右”的最大特色。瞿增伟就是带着被毒打致残的伤痛惨死于刚刚获得“改正”之后。赵正荣鸣放中的言论是:“我们党自身应该做到一元化,不搞亲亲疏疏,不拉山头宗派,不分军队党、地方党、地上党、地下党、南方党、北方党,而是真心团结,我们只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中国共产党。”这段话被定为反动言论,就因为谢富治宗派势力心中有鬼。赵正荣本人被毒打之后,妻子蒋武聪被逼着参加大跃进出工,她背着刚出生14天的婴儿从乡间走几十里路赶到县城,会阴尚未愈合,流血不止,县医院给她注射全身深度麻醉致死。二是贾鸿斌“反右”有功巩固了县委书记地位,在当时也就变成了盐津土皇帝,先强奸后霸占受害者何浩正(县委组织部长)的妻子做小妾,强迫长期姘居,使其家庭破裂。这在已受冤害又被押送200里外大坪劳教农场的何浩正身上,雪上加霜。人世间受辱之深莫过于此。“文革”中何浩正更被列入盐津必须杀掉的近五百名“黑五类”名单之中,是枪毙的对象,他从虎口逃命而出幸免于难。这些锥心泣血的痛史,以及“大跃进”中盐津虚报浮夸为全地区之冠,这一系列给全县人民造成深重灾难的事实,都是思想觉悟高的贾鸿斌对盐津的贡献。

在鲁甸,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8人均为边纵干部:李春仁(县委副书记)、袁成明(县委组织部长)、周甫(团县委书记)、杨明媛(区委书记)、李秉坤(县委委员、桃源区委书记)、郭敖(区委书记)、陆荣茂(区委书记)、卯时能(区委书记)。而实施残害任务的鲁甸“反右运动”领导组主要成员是43师下地方的赵庆荣(县委副书记)、李士俊(县长)、王占彪(公安局长)。这三名思想觉悟高的人,赵庆荣“大跃进”中奸污妇女,虽有揭发材料,被地县委两重盖子紧紧捂住不准声张;李士俊强奸农技专业干部陈宝泉、陈控告,被打成右派;公安局长王占彪“反右“之前就一直保持吸食大烟,其妻曹俊贩卖鸦片,事发后以贩毒罪被判刑5年,但半年就出狱,公然说成是“照顾老干部”。反右运动后王占彪调至昭通专区医院任书记,1966年新到职的昭通地委书记康守中视察医院工作时,当场识破王是国民党特务,王占彪自知必将入狱,遂畏罪自杀。王子贤这些思想觉悟高的爱将,也就是谢富治宗派骨干了,一般都不争气,活眼现报,来得特外。

在威信,打成“反党集团”主要成员的5人均为边纵干部:杨曙(县委组织部长)、吴之柏(县长)、王文(县委宣传部长)、崔汝益(县委财贸部长)、张惠仙(杨曙的妻子、宣传部干部)。领导威信“反右运动”的是43师下地方的杨谦维(县委书记)、何启守(县委副书记)。其思想觉悟高的杰出表现是:杨谦维由“反地方主义”和“反右”起家,坚持整人到底,凡是反右中的打手恶棍,到了文革期间竟然都会高度自觉地与林彪四人帮紧紧站在一条线上,而且做出一系列“猎犬比主子更凶残”的动作,这个放之全国而皆准的普遍规律,印证了他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哺育而成的杀气之凶、戾气之盛。从“文革”直到1976年还在写文章“批邓”,臭名昭著。而配合作恶的副书记何启守“反右”有功,60年代升官为昭通地区公安处副处长,随后因其重大历史问题暴露,加之强奸马燕一案并发,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病死于大板桥农场。这就是谢富治和王子贤主要骨干分子的思想觉悟和真实底牌。

由这样一批“思想觉悟大提高”的恶棍按毛泽东谢富治的指令性计划来操办“反右”以及历次运动,当然是全国山河一片腥。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红彤彤的新世界”!


六、怎样对待人民,才是根本分界线。

我们现在排开这些浮在行为表层的垃圾,深入一个层次,看看整人者和被整者是怎样对待人民,在人民生命和人民权益这个试金石面前各是什么态度,这才是大是大非的最后分界线。

以威信“反党集团”案的被残害者为一方,执行残害任务者为另一方,在“反右运动”之前的一场善与恶的较量,作为分析的实例。

1955年春,威信有干部向县委反映,马家乡两个月内不正常死亡70多人。县委派医务小组先去摸情况,及时弄清确有其事,原因在于统购统销后人均不超过350市斤口粮,有的远不足此数,缺粮饿死。干部和群众不敢讲,医务小组回县后也不敢说穿真相,都怕扣上“反对统购统销”的政治帽子。汇报会上就说成死于“黄肿病”。调查成为无效劳动。第二年,县政府秘书林昌其这个血气方刚的共青团员以个人名义写信寄呈周恩来总理,揭露县委官僚主义严重,统购统销过头,造成农村缺粮和马家乡饿死人,揭开了县委掩盖实情的盖子。总理批示给云南省委,几天后昭通地委派中级法院副院长陈纯伯率工作组员五人赴威信调查。县委安排由县长吴之伯带人配合调查。地县干部10多人在马家乡逐人逐户走访,历时20多天,经过认真调研和启发,群众说了实话,工作组认定有24人属于缺粮饿死,县委会议上对此无可否认,按此上报。

接着是1957年春,中央通报广西某县饿死农民,省地县三级都为此而处分了有关干部。在这个背景下,昭通地委令威信县委再次复查马家乡死人事件。县委书记杨谦维吓破了胆,又派县长吴之伯二次赴马家乡复查,尽管严格“筛选”,企图缩小问题,仍确定有17人是缺粮饿死。但杨谦维说:“我就不相信马家乡会有人饿死,你们地县两级工作组就有立场问题,是按富裕农民对粮食政策抵触的叫喊才作出这样的结论,现在我决定,由何启守副书记任组长,吴之伯为副组长,明天再去调查。”

到马家乡第二天,何启守就通知死者家属都来开会。他操着北方口音以县委名义作报告,大讲统购统销意义“是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他大声问:“你们说统购统销政策好不好?一个个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死者家属低声回答”好好好!谁敢说不好!“何启守副书记说:“既然好,那么统购统销会不会饿死人呢?”家属们只敢回答“不会”。他又问:“你们的亲人是不是饿死的?”“不是!是病死的。“何启守就叫人拿出纸笔,逐一写下死于什么病,然后盖上一个个家属的手印。什么黄肿病,心口疼,脚杆疼都成为死因。总之,一个饿死的都没有。用这样的“调查结论”上报地委,层层欺骗,一直骗到周总理。杨、何二位思想觉悟大提高的左派自然平安无事官运亨通,地委书记王子贤那里更是一路绿灯。

1957年“反右”开始,凡是参与马家乡死人事件调查的,从陈纯伯副院长到地委工作组所有成员;从吴之伯县长到县工作组每个干部,统统被打成“右派”。可怜那名给周总理写信的共青团员林昌其被强加“诬告县委”的罪名,由右派升级为反革命,五花大绑入狱,判刑十年。这个事实映照出反右运动最深刻的本质是彻底颠倒了是非善恶。

1979年,是平反冤假错案之年,吴之伯重返威信去落实政策,威信一位领导对吴讲:你们过去对马家乡饿死人的调查,说得太少了,绝不是20多人,而是饿死80多人。这只是57年数字。到了大跃进大饥荒,威信全县饿死的就是上千人了。如果返回当年实实际际的政治空间看问题,别说林昌其的告状信和广西某县饿死农民后省地县三级责任人被查处一案根本抵不住左风,即使彭大将军庐山进言,为民请命,又何尝抵得住毛泽东对全国种粮农民的搜家抢粮?饿死四千万农民的罪魁受到什么查处了?可见杨谦维何启守必然是他们眼里的好干部,这又有什么奇怪之处呢?

七、宗派势力的真实立场


笔者认为,全面地、客观地冷静地说,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干部绝不是完美无缺,其薄弱点和失误之处是摆着的,是清楚明白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不多,失误和教训十分深刻。例如1948年会泽县火红、尖山乡两次武装起义的惨痛失败,35人的牺牲,其原因就在于组织指挥上存在一系列薄弱与漏洞,地下党地县两级都应深刻总结教训。但是,问题在于宗派主义势力残害地下党边纵干部时,绝不是在帮助云南干部认识和提高,而是完全站在敌对立场对地下党云南省委和滇东北地委发动的武装起义,抱着仇视态度,对数十位牺牲的烈士没有半点同情之心,把这两次起义的全体革命者咒骂为“土匪武装”、“地霸武装”、“民变武装”,从根本性质上进行歪曲和诬蔑。此种威压与当年镇压和屠杀起义者的国民党反动派毫无二致。这起特大冤案直到1984年才得到平反并追认牺牲者为烈士。这是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为云南地下党边纵平反之后,在一系列大案上拨乱反正的英明举措,由此反衬出当年谢富治宗派势力的历史罪恶。这绝对不是认识上的差距问题。

火红、尖山两次起义的重要史实属于另外一个论题,本文不作展开论述。

八、留给现实的严峻反思

行文至此,有必要根据史实,说明两点:

第一,谢富治宗派势力绝非铁板一块。就在1958年反右“胜利”之后,为争夺乌纱帽,他们内部的山东帮就起而排挤打击山西帮,演出一系列掖藏不住的丑剧。

第二,如果当年毛泽东不是驱使谢富治宗派,而是转而驱使边纵系统中最具奴性、最具势利性、最富于杀心的那批人来搞反右,来整人和自残,也照样可以推行到残忍程度,这是毫无疑问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正是封建专制的中国特色。谁来推行,只有程度差异,而无本质区别。体制和制度才是决定性因素。

前文说过对于昭通四个所谓“反党集团”,其莫须有的罪名没有司法意义上的控辩价值,但是反过来讲,这些搞诬陷迫害的人21年造下的斑斑血泪已经使他们自居于历史的被告席,作为犯罪者而理应被追究和审判。受害者被绞杀的公民权、生命权、名誉权、财产权,几十年来处于被掩盖状态,这笔道义欠账和历史欠账,哪一条不该由冤案制造者承担?受害那么多年而只敢申辩到自己无罪,岂不是太窝囊?

半个多世纪的当代史,那么多人祸,那么多血泪,那么多悲剧,那么多灾难,为什么从来不作一次认真的清理?御用文人的搪塞之词一直回避最根本问题,是为了捂住丑恶,拒绝偿还道义欠账和历史欠账,维持既得利益,特别是为了保留再次制造同类灾难的专制主义特权。这种特权导致的屠戮,在宗派势力的祸首死后的30年中,中国人民难道没有再次领教过吗?千千万万革命烈士抛头洒血,难道就是为了创造一个极权体制来残害同胞?来缔造贪官污吏?在这样无公正性可言的社会基础上,所谓“构建和谐”能够变成真话吗?

谢富治问题,康生问题,毛远新问题,乃至王张江姚问题,真的清算了吗?这些人是怎样发迹,何以能够变成政治暴发户的?“特定历史背景”这个遁辞成为学术禁区、新闻禁区的标志牌,成为开脱罪责的遮羞布,一直沿用了30年,还将继续用下去,人民有权利问:谁是这种“特定历史背景”的制造者?中国人民还要为这个不散的阴魂承受多少年痛苦?还要多少代人继续作出牺牲?

由于长期的威压和奴化教育,受害者中的某些人至今还伸不起腰。他们过惯了卑躬屈膝的日子,至今还以为专制体制和宗派主义势力仍然是正宗的“党”,还把宗派势力和专制体制喊成“妈妈”,这种认贼作母,难道不正是最深层次的民族劣根性吗?知耻而后勇,中国人知耻了吗?

二O一O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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