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四九年后民国遗民私史

龙应台写了一本《一九四九》,她的叙述空间已将大陆一侧抛闪;去了那海岛的“失败者”的种种,被她娓娓道来,诚为悱恻动人。可是大陆这厢的人读了这本书意犹未尽,更有绵绵遗恨不减者:国民党抛闪在大陆的遗民们,比海峡那一端的“失败者”(抑或“幸运者”),未知更悲惨几何,又有谁人肯来书写?

说来也淒凉,大陆这侧的苦难,犹如地质积层,一层压一层,龙应台笔下人物们的社会关系──前朝遗民(类似明遗民、清遗民),便是压在最底层,十八层地狱.以书写中国底层社会而国际闻名的大陆作家廖亦武,零五年至零七年曾於云南边陲寻访从“土改”倖存下来的地主,可算大陆文学叙事中探向那最底层的一次罕见的努力。

见证中国当代之改朝换代

“遗民”之说,曾是一个比较遥远的历史话题,如明清之际的“亡国亡天下”,似与当代无关.但在并不久远,有众所皆知的一大学术佳话,即史学家余英时考证晚年陈寅恪之“文化遗民”心境,后者四九后滞留大陆并倾注精力着《柳如是别传》,引三百年前明清痛史,浇心中块垒,涉及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的“遗民”种类──一九四九年以后的中华民国遗民。虽然“遗民”话题在余英时的论说中,有“文化遗民”与“政治遗民”的明确分际,但是“新中国”现实政治中存在着一个“国民党反动派”遗留下来的“政治种类”(文件上叫“反动台属”),却在“文革”结束之前的二十七年里,它一直是任凭宰割的“政治贱民”,则无须论证.这是一个几乎被彻底灭声的群体,近来年虽有许多倖存者写出回忆录,大凡只是倾倒苦水,无疑有其“拒绝遗忘”的重要价值,但可读性不高,能触动后代者,凤毛麟角,则又是维系记忆的一种缺憾。

老骥这本《乱世天堂──我的右派人生》,於此却是空谷足音,在网上连载之际,如作者所言,获“各方人士好评”,国内网站亦予转贴,“不少网友(尤其是年轻网友)热烈反响和探求真相,其渴望总会令我为之动容的,而且铭记着他们『希早日写完,出版时打声招呼』的期待”。其中缘故,颇可一议.这位作者在一九五五年十九岁时,向时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的胡风,投寄短篇小说,“几度书信往还”,胡风称他“小朋友”,他差点儿成了“胡风份子”,也说明他有文学功底,此其一;他的家世跟国民党的关系,竟非同小可──一九四二年他六岁时,在重庆小泉“彭家花园”见过“身着蝉色对襟便装”的“光头老人”,还被宋美龄夸讚“长得蛮清秀哩”。其父乃辛亥志士、四川保路运动先驱者、国民党人,一九六六年八十二岁高龄,在家乡被重庆红卫兵批斗、罚跪、游街、鞭打致死,抛屍荒野──这位作者是一个标准的“遗民”,他的文学自传,以其“私史”填补了这一代遗民的空白:

“站在一九四九这条历史断裂带上,我既是一个党国的末代童子军,也是另一个党国的首批红领巾。即是说,我有幸见证了中国当代史上的改朝换代,在儿时记忆的库房中,堆积了或汙浊不堪或血腥恐怖的一幕又一幕……”“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与恐怖景象则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既常常梦见歌乐山下被蒋政权烧焦的屍体,也常常梦到更多的倒在毛政权镇反枪声中的无头屍(民间叫做敲砂罐),令我的青少年时光常常沉沦在鲜血与脑浆搅拌着的噩梦之中。觉得胜负双方打出的『民主共和』都像一个人血馒头.”

川西大坝子上的善恶众生相

主人公“陆小骥”眼中的一九四九年后“若梦若幻”的川西平原现代史,至今也是大陆官史里绝对不会出现的:“在川西大坝子尚未发生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大死亡之前,得天独厚的老成都一直都是焕发着千年不败的繁华与悠闲的,张献忠的横刀腰斩未曾令她毙命,因为这里有长生不老的都江堰,和天人合一内涵着的回天之力。”“仅在两三年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就将活活饿死在这片肥得流油的千里沃野上了。那一幅幅哀鸿遍野的景象,与明末张献忠窜来成都屠城乃有异曲同工之妙,死难者的数目也很接近。史载当年成都有市民三十八万人,屠城时只有六万人幸得逃生。”

作者是一位年轻的水利工程师,他的苦难和挣紮,都与岷江水和龙门山结下不解之缘(“被岷江峡谷尘封”的历史)。但是苦难也是财富,端看你怎样消受它们。作者的文学天分使得他在死去活来之间,仍可以观察“牛鞭下的众生相”,一旦他侥倖存活下来,他就不会只想“倒苦水”,而是要讲故事,讲一个个“好人”和“坏人”的故事。其实戏剧就是单纯地演出善恶而已,把好人和坏人真写好并不容易,写好也不是“脸谱化”。人性虽複杂,却不是把文学技巧弄複杂,就能把人性的複杂写出来。人这动物到极端情境之下,便人性大暴露,直通通只剩下善与恶,非善即恶,没得商量。又常常善恶在真实生活里的淋漓尽致,是再天才的小说家也虚构不出来的。

“陆小骥”本是一个“政治遗民”,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居然自投罗网地写了《我也想鸣一下》,被划为“极右份子”;然后是五九年,“在空前绝后的人为大死亡,在肥得流油的川西大坝子上,尤其在生命源泉的都江古堰旁,其惨烈程度乃是令人更加不敢相信和回望的”,“我刚好爬出了死人堆,但又很快失去了知觉”,浮肿的屍身“在等待埋葬或火化的两三个昼夜里”,始终被一条狗贴身相守,以致生还人间.这个细节的象徵是:在那惨绝人寰的世道里,人类堕落得简直不如一条狗!

水利设计院的酷吏与坑儒

人类社会倒退回丛林、斗兽场,乃是因为野兽增多,即作者笔下反覆描写的那种“专喝人血的东西”。毛泽东“创造了一部恢宏无比的坑儒史和酷吏史”,作者决不姑息地刻画着他遭遇到每一个“酷吏”,如“整人大师”水电厅副厅长金健、设计院政治部主任薛明金、政工干部兼色狼翟福明、支部书记王亮胎等,但他写得更精彩的,则是一些“鹰犬”,因为“右派即使落入苦海也会时常彰显其过人的阴险才智和丑陋的天性”,如“蔡师爷”(蔡汇笈),水利厅秘书处的一号笔桿子“阴险狡诈之极”,“研读过不少线装书,学会了阳谋、阴谋与权术,深谙『人咬人无药医』的妙用,且多借他人之口”;还有“7疯狗”伊能,原《战旗报》记者,“老爱揭发别人,尤其擅长作贱弱者,把捕风捉影的东西也编得活灵活现的。这是那个年代最为可怕的黑色才华”。

这部小说剖析“受难者”之丑恶,毫不留情,超越了以往的中国小说.“在这场生存竞争的精神虐杀中,最凶恶者莫过於经过『肃反』和『反右』连续敲打过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了,他们力求自保的变态心理令我至今觉得悲哀并鄙视,这种小人哪还记得甚么『礼义廉耻』和做人的气节,总想披上『左』皮去喝血立功……

作者写他的难友测绘组长萧文,直写得爱憎莫辨。萧文“白白胖胖,似乎太阳没法子把他晒得黑。一双睿智的小眼睛总是流露出不会轻易茍同於人的清高。我们交谊甚深,几乎情同手足”。终於扛不过酷吏们的逼迫,他忽然揭发陆小骥:“这个右派还对我说过,一旦章罗联盟得逞,他要先杀金厅长,后杀支部书记牟罗汉!”“谁知他竟将他烧掉的一本日记也拿来坦白交代了,把烧掉的内容几乎背得一字不差”。但是作者对他的人性并没有彻底绝望,因为萧文在反右前已结婚,妻子有了身孕且失业,两人在荒塚再定终生直至白头偕老,“在继后的岁月里,在无尽的黑暗中,一曲曲千古绝唱中的厄运佳人却永远是我心中的亮点,即使在万般丑恶中,乃至陷入极度绝望中,我还是不时看见了人性中的一抹抹靓色与生活的希望。”

被践踏凌辱的良善之辈

苦难的本色,也许不仅因为无辜,更因为善良遭凌辱被作践以致毁灭。故事中铺陈的良善之辈厄运连连,未知几许不忍卒读,作者倾注笔端最甚者还是一位老知识分子,国家级水利专家孙锦.他在课堂上教育学生:“都江堰的精髓是尊重自然,乘势利导,不是蛮干,这是人类水科学的一部经典和永恆的教科书。”后来全厅右派中,只有孙锦一人拒绝在“结论”上签字画押,宁死不屈;可是再后来在劳改中,“竟然因雨后夜班误入女厕所,只好任凭兽性骑在他的灵魂上面取乐,天天都在批斗会上被勒令跪着并挖掘着永远挖掘不净的『流氓行径的反动根源』了。他高贵的灵魂完全麻木了,破碎了,死了……”。

六二年他虽有幸“提前摘帽”,还是没逃过“文革”一劫,他被批斗,“还有冠心病,拿给这这些龟孙子左踏右踏,左踩右踩,就活活踩死在台子上了”,屍体被弃置於荒塚;他的独子疯癫又走失,屍首无存。七九年“专案组”还向他长眠的小土包宣读了“右派问题改正通知书”。“这是刻意遵命抢在一九七九年春节前夕去通知他的。据说好让获得改正的人们同家人欢度一个久违的春节。这是一个滑稽的悲怆。”这种“滑稽”,恰是苦难最深之处。

作者笔下还有几个摧裂人心的故事,是几位女性,但写得并不成功。此书涉及的两性婚恋话题,被笼罩在彻底扭曲的政治环境里,“陆小骥”毕竟才满二十三岁,年轻人若不幸划为“右派”,形同被施了“腐刑”,作者很花了些笔墨去渲染他“为了销蚀这份盈盈横溢的青春欲念”,战战兢兢突破“禁区”,先后有贫农女儿林玉芳、小镇丽人安丽、女造反派杨小俐等鱼贯入场,作者如实再现“阶级斗争”断头台下的“偷情戏”,即人性本能与暴政剥夺之间的残酷冲突,而两情相悦者之间最大的障碍乃是唯恐制造天生的罪人,不过作者笔下回回都是女人胆大、刚烈甚至淫荡,形象大致雷同还在其次,更要紧的却是,每一个女人几乎都在“大胆追求”之后,在道德上被再一次“谋杀”。作者在排遣自身幽怨之际,无意间拿更弱势的女性作了垫脚石。

这部小说也塑造了一个“正面人物”,,即人事处处长、老红军罗永金,是作者的“救命恩人”,因此对他的“仁慈和善良毫不怀疑”,小说中甚至出现一个小标题,叫着“假如中共党员都像这个老红军”。这个人物是大陆政治话语中典型的“清官”形象,也反映了作者虽经历苦难,却依然不弃感恩之情,但孤立的“好人”对制度性灾难丝毫无助,这些好人也总在那里为这个制度缓颊、辩护,一如这位罗处长哭着说:“嗨!对不起啊、对不起哇。小骥呀!……我一想到这些就心痛呀!真是对不起呀!真是对不起你们这些好同志呀!”

《乱世天堂》在展示故事的时空背景上,颇有气魄和力度,包括对五十年代天府之国风俗人文的脍炙人口之描摹、对千年瑰宝都江堰的内行抒写、对天昏地暗之大饥荒的亲临体验、对文革“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实录式记载,等等。这都在文学性之外,增加了这部自传体小说的史料和文献价值。作者自述他的宗旨,亦可称“杜鹃啼血”:

“为了昨天的残酷不被複制──这几乎是作者唯一的初衷,也是地下不少双无目眼睛的目语……更主要的期望还是能够留下一本『信史』|由『我』的经历与感悟集史实、文学、政论於一体︱让子孙后代在可以触摸的三维感觉中,不致遗忘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也可堪称最黑暗最血腥的毛魔时代。”

二○一一年春

【註】老骥《乱世天堂──我的右派人生》

台北允晨文化,二○一一年四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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