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明:简析两种毛派:保皇派与造反派

2011年5月24日,刘思齐(自称“毛岸英遗孀”)、毛小青(毛泽东侄女)、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等51人,在毛派网站“乌有之乡”刊登《北京市人民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指控茅于轼为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一书撰写的读后感《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诋毁中国共产党和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 “在社会上激起强烈的谴责和愤怒”, “是茅于轼、辛子陵等在蓄意挑起事端,制造动乱”,“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以“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北京市人民群众”的名义,要求“公诉茅于轼和辛子陵”,同时呼吁“广大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员积极行动起来”,“揭露茅于轼和辛子陵的罪行”。

5月25日,《人民日报》以“中纪闻”的名义发表了《坚决维护党的政治纪律》,称“极少数党员、干部在一些涉及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重大政治问题上说三道四、我行我素;有的对中央的决策和要求阳奉阴违、另搞一套;还有的不负责任地道听途说,甚至捕风捉影,编造传播政治谣言,丑化党和国家形象, 在干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这些都是党的政治纪律所不容许的。”“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政治纪律的约束,决不允许在群众中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意见,决不允许公开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违背的言论,决不允许对中央的决策部署阳奉阴违,决不允许编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泄露党和国家的秘密,决不允许参与各种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毛派网站与官方喉舌,一唱一和,配合极为密切。

随后,“乌有之乡”的文章称:5月27日,“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张宏良同志在中央主要媒体CCTV第一次公开亮相”,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政治信号”。“乌有之乡”所展示的“公诉”活动则越来越热闹,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民群众”分别组团联署,各地声讨批判会的视频也上了网。

有人说,刘思齐、张宏良等人的心理状态、语言类型和行为方式,与文革中的红卫兵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我要说,文革中的红卫兵虽然都带着红袖章,举着红宝书,山呼“毛主席万岁”,但他们所反对的目标和所争取的目标是不一样的。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红卫兵——保皇派红卫兵与造反派红卫兵,刘张等人是源自保皇派红卫兵,而不是造反派红卫兵。

保皇派红卫兵标榜“根红苗正”,发起者大多是高干子女,从诞生之日起就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阶级路线”。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先是在学校里批斗“学术权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生”、“狗崽子”,然后到社会上抄资本家的浮财,赶成分不好的人出城,再到使馆区冲击苏联大使馆。在毛泽东批判“资反路线”的时候,他们因为“保爹保妈”而被打入冷宫,但很快就因为紧跟掌权的军队干部而再次受宠,在“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五一六集团”、“一打三反”运动中充当打手。文革结束后,一部分保皇派红卫兵的仕途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成为“第三梯队”的优先选拔对象。

造反派红卫兵则要推翻“十七年来在中国形成的‘官僚主义’者阶级”、“‘红色’资本家阶级”(本段引文均出自杨小凯1968年初《中国向何处去?》),“建立类似巴黎公社的没有官僚的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根据笔者了解,河南的造反派红卫兵从一开始就大力追究省委书记吴芝圃在“大跃进—大饥荒”中饿死人的政治责任,还有些造反派红卫兵已经插手底层维权的问题。譬如杨小凯就提到:“一月革命中触及到的制度、政策、方针问题主要是合同工、临时工这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和修正主义的上山下乡运动。目前,‘极左派’必须组织人好好总结研究一月革命风暴创造的极其丰富的事物,这些新事物就是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雏形。”造反派红卫兵从1967年起就在政治上反复受到打击,杨小凯在文革中被判刑十年,更多的人在文革后被判刑。从整体上说,造反派红卫兵在1976年以后被剥夺了三十年的话语权,近几年来,他们开始在网络上重新发声。

刘思齐、张宏良这一类的保皇派毛派,与源自造反派红卫兵的另一部分毛派,虽然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帜,二者的社会性质与政治目标则相差甚远。保皇派毛派,仍然是“保爹保妈”派,以“捍卫红色政权永不变色”、“代代相传”作为自己的宗旨。他们仍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反对民间资本家,反对“叫兽”,反对“黑律师”,反对“反动文人”,只不过是换了一顶帽子,以“汉奸”取代了“牛鬼蛇神”而已。他们反这个反那个,可就是不敢触及党内的当权派,如果他们也骂党内的某个人,这个人不是已经退休的干部,就是处于政治弱势的少数派。

1966年的时候,我只是一名初一学生,无缘结识造反派红卫兵人物,袁庾华是我在几年前面晤过的第一位“老造反派”。他曾是大名鼎鼎的“河南二七公社”的负责人之一,文革中和文革后四次入狱,坐牢十几年,1989年初出狱,1995年起创立、经营郑州思想沙龙,与各种思想倾向的代表人物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交流。最近,陈宜中在台湾《思想》杂志第18期发表了《永远的造反派——袁庾华先生访谈录》,我们正好依据此文简单介绍一下造反派毛派的思想。

袁庾华说:“‘太子党’和官僚资产阶级是当代中国最右的政治力量,我们称之为大右派。所谓‘太子党’应该是指一部分有政治野心的,以高干子女为主的群体,绝不是指所有‘红二代’。去年在北京有个论坛,谈到中国有两种资产阶级,一种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是自由资产阶级。我们一些人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斗争策略,只能选择一个主要矛盾,那就是官僚资产阶级。但是中国社科院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却主张把自由资产阶级当成主要矛盾,所以当时吵翻了。”袁庾华自称“永远的造反派”,就是始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当权派的人。

袁庾华说:“总有人对我讲,就是毛泽东在,也不会喜欢我这个造反派。我承认!但是,要投身中国的革命,还是必须跟他走。我因文革问题四次被捕入狱,每一次的第一个罪名都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在监狱中也对文革做过全面回顾和反思,几十年的反复思考,使我更认识到:毛主席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文化大革命上。放手让6、7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95%以上)直接地、全面地行使广泛的民主权利,而不是仅仅为国家和地区选几个做主的人。”“20世纪以后,凡是执政的政党,都尽量去适应官僚机器。结果,各个政党都官僚化了,都变质了,其群众性、民主性都逐渐失去。所以说,20世纪应该称为官僚政治的世纪,包括苏联和中国。……就是当年毛主席那样的威信魄力,在共产党这个官僚集团面前也常常显得无奈。在‘四清’搞不下去后,实在没有办法,所以他说‘只有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全面揭露我们的阴暗面’,这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除了支持国家统一的最基本条件(中央的最高权力和军队主体),把共产党的官僚集团砸了个稀巴烂,天也没塌下来!西方的官僚主义所受到的制约也是几百年来民众斗争取得的,只是其民众参与的广泛性、对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彻底性,远不如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官僚主义唯一的致命敌人,就是最广泛的民众组织的斗争。”

袁庾华说:“左右派的区别就在于对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根本态度,维护它的就不是左派。我不反对形式民主、选举民主,但我认为还不够,必须有大民主来补充不足。……今天的条件和已有的经验来说,把古希腊民主精神、程序民主、以及文革中的大民主结合起来,应该是一种比较好的民主方式。”“毛泽东时代的主要左翼群体,也就是造反派,这几十年来在深受了专制的残酷迫害后,普遍渴望民主。而对于大多数有左翼倾向的民众来说,他们只是一时还没有分清程序民主和我们自己主张的大民主的不同,以及两者结合的必要性,但也同样要求民主。在大陆社会中强烈要求民主的,是毛派及其影响的广泛的底层毛派群众。大陆民主运动的希望,或者取得民主的主要希望,就在底层毛派的群众运动。当然,仅仅是他们也完成不了这一历史使命。”

袁庾华提出了“234”主张:“2”是指形式民主与大民主的结合;“3”是要求停止对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法轮功分子这三种人的政治迫害;“4”是说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四种社会保障必须实现。他认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从言论自由到结社自由,到出版自由,到游行示威的自由,都必须得到保障”。袁庾华希望毛派能够接受程序民主,希望自由派能够接受大民主,“就是有条件地尊重对方的民主”。“黑龙江当年文革夺权后的省红色革命委员会的一把手范正美,尽管至今仍是毛派”,但他比袁庾华更进了一步,“不但公开批评毛主席的错误是没有把民主制度化,甚至主张宪政民主”。

由于造反派毛派从根本上否定保皇派毛派的左派性质(维护现有的利益格局和秩序的就不是左派),是“戴着‘左派’的面具有意在引导民众‘不反皇帝’!是以‘左翼力量’的名义来为修正主义保驾护航!是以搞乱左派思想的手段来维护官僚资本主义的现状!”保皇派毛派已经把前者视为自己最危险的对手。张宏良在最近的文章中承认自己是保皇派(“他们所谓的皇帝是指谁?如果是指共产党,那么他们说对了”),强调要警惕“左右合流”,声称“左右合流的实质是充当汉奸带路党,一旦形成潮流势必要亡党亡国亡百姓”,“左右合流是毛派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能跨越的政治底线”。在这里,他再次扩大了“汉奸”阵营,给造反派毛派戴上了“左派带路党”的帽子,并说“左右两派带路党已经如同兄弟般走到了一起”,“很难区分清楚双方之中哪一个更加疯狂”。

我在2007年的《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中写道:“由于毛泽东的双重政治人格,文革中的毛主义既有‘大民主’、‘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踢开党委闹革命’的一面;又有‘红色恐怖’、‘群众专政’、‘军事官僚专制’的一面。因此,今日的毛派面临着一种抉择的困境。大部分毛派还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但是在现实中已经无法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实践。对于这部分人来说,现在是否要‘重上井冈山’,尚未作出政治决断。事实上,他们也受到专政右派表面文章的蒙蔽,对于统治集团上层还心存幻想。据笔者所知,也有一部分毛派、文革派正在考虑是否可以从阶级民主走向全民民主,是否可以接受宪政平台理念的问题,但仍然处于内部酝酿的阶段。”我当时对于毛派能够作出这样的分析,得益于我与袁庾华的讨论。几年过去了,基于“毛泽东的双重政治人格”所导致的当下毛派的理论与政治分化,也越来越清晰了。对于袁庾华、范正美这样的毛派,宪政民主派是完全可以与他们形成“左右翼联合阵线”的。至于张宏良这样的保皇派毛派,他们根本就不属于左派阵营,他们是形左实右的“专政右派”的别动队,是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忠实信徒,是中国法西斯运动的骨干力量。

(中国人权双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