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将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有人将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实际上,这两种看法都不对。这一逻辑起点,如果从“五四”运动开始,应该向前推进三十一年;如果从“戊戌变法”开始,应该向前推进十年,即推进到1888年。

1888这一年,值得历史大书特书。这年7月27日,慈禧发布同意光绪第二年(即1889年)大婚并亲政的懿旨。而同年阴历十月初八日,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变法。此外,还有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正式上任,台湾省正式建立;中国第一条运营铁路——唐山胥各庄铁路,延伸至天津;清廷任命丁汝昌为水师提督,北洋海军于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正式成立军队……在这所有一切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光绪亲政与康有为上书,由此引发了后来的“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中国走向现代中国的系统方案,即以日本为榜样,从根本处着眼进行变法,全面改造中国的一切政事制度,包括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等,即对“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

在此之前的洋务运动,却是在不触动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前提下,试图仅仅通过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科技器物,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作法显然游离了现代化的本质。因为现代化不是科技现代化,而是政事现代化。而且,历时近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却经不起两场战争(中法战争与中日战争),特别是中日战争的检验,其成果被这两场战争打得灰飞烟灭。

“洋务运动”的失败,使康有为率先于1888年第一次上书清帝,要求对传统体制进行变革。1888这一年,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元年。正因为如此,所以梁启超在《康有为传》中表示:“20世纪新中国史,必自康有为写起。”

1888年之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经历了四个时代:即1888-1919、1919-1949、1949-1978、1978-2008,可以分别命名为“梁启超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

对后面三个时代的命名,相信不会引发什么争议。会引发争议的,可能是对第一个时代的命名。这一时代的命名,能有资格与梁启超进行竞争的,还有康有为、袁世凯、孙中山。

先说孙中山。虽然他发起了一系列起义,引发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并担任了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但是,在袁世凯与梁启超联合之下,他却被排挤与边缘化,以致要不断地发起“二次革命”、“护法战争”、“北伐战争”,试图挣回自己的时代。也就是说,这一时代是不属于他的。他的时代,后来通过其遗属执行人之蒋介石体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蒋介石时代即孙中山时代。

对袁世凯而言,虽然他逼退了清朝皇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并担任了第一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留下了持续十多年的北洋政权。但是,他的影响却只限于政治方面,也不能体现这一时代。

至于康有为,虽然梁启超是他的徒弟。但是梁启超的名气,很快就超越了他。因此,更不能代表这一时代。

只有梁启超,才能代表这一时代。他不仅参与了“戊戌变法”、“清季革命”、“立宪运动”、“护国战争”、“五四运动”、“国民运动”等政治活动,而且还首先倡导“新民”、“新文体”、“史学革命”、“小说革命”、“诗界革命”等思想运动,将各种“主义”与“学说”引入中国,成为几代青年的启蒙导师。

梁启超曾评价李鸿章说,从1860年起,“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这一评价也适用于梁自己,从1888年起,“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梁启超有关系”。

对此,比梁启超小一辈的梁漱溟说:“当梁任公全盛时代,广大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遍,为其前后同时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道、章太炎、章行严、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所以,用“梁启超时代”来命名这一时代,完全没有夸大。

“梁启超时代”与“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的最大不同在于,变革动力来自民间,来自社会,而不是来自“极峰”,来自官府。

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都是最高执政者,而梁启超虽然先后出任过司法总长和财政总长,却不是最高执政者。在大多数时候,梁启超都是以一介布衣,指点江山、塑造历史的。

民间成为变革之动力,正是“梁启超时代”之特质。无论是“戊戌变法”、“清季革命”、“立宪运动”,还是“五四运动”、“国民运动”,都是由民间发起的。从其起点之“戊戌变法”,到终点之“五四运动”,都体现出这一特质。

不仅如此,这个时代还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不仅让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思想,首次系统传入这个古老帝国,落地生根,而且还让这个遭受了近八十年侵辱的古老帝国,首次以战胜国身份跻身国际和会,争权国际之平等权利。

不过,由于“梁启超时代”至今依然被遮蔽着,所以本书的目的就是拔除乌云,将“梁启超时代”一一呈现出来。总的说来,这个时代以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为界,大体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年代,即“变革年代”与“立国年代”。

本文为笔者所著《梁启超时代》之《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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