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王佩英之魂兮归来

身已去,魂归来

41年前的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十万民众“公审”20人,杀声震天。除遇罗克于3月5日就义外,其余19人皆于当日惨遭杀害,其中之一,即是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犯”的55岁的王佩英,那时她已丧夫九年,被专政迫害五年。她留下噤若寒蝉的六子一女,无人抚养,街坊邻居可怜这七个孩子,微弱的人性光芒穿梭于暗无天日的阶级仇怨和恐怖杀戮,孩子们侥幸活了下来。那时未满22岁的第三子张大中,此后为母亲平反之事多次上访,且紧记母亲“要为社会进步多做贡献”的教导,于多年后奋斗成为大中电器创始人、大中投资及国美电器董事长,而其创业资金竟然就是1980年第一次平反王佩英时国家发的7000元抚恤金当中的1/7——1000元。至于那张平反判决书,则是以“王佩英有精神病”为由,“不负刑事责任”。现已查实,王佩英当年没有精神病,但确已背负被残忍杀害的严重刑责,故“不负”之说实属荒谬。

2011年6月9日,苍天开眸,王佩英被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无罪,此前的1970年、1980年判决书被全部撤消,北京高院院长向王佩英后人致歉。这第二次平反,在互联网引起轰动,众网友在微博、论坛等奔走相告,感天动地。维基百科网站里的词条“一打三反运动”,记载着“在该运动中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罪名被判处死刑的,包括北京的遇罗克、王佩英等人”;另一词条“北京工人体育场”,则记载着“1970年,遇罗克、王佩英等20名‘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仅此,即可说明王佩英已被永久载入史册。斯人身已去,但她并未随41年前勒死她的那条绳子一起淹没于史海,如今反倒是魂兮归来,以鲜血和生命换来了41年后公众与日俱增的觉醒与反省。王佩英本身的历程和呐喊之源,以及今天我们对于这段历史所做的每一点微小的贡献,未来势必发挥巨大的作用。

清醒于黑暗时代

萦绕了张大中几十年的疑问“我母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在张可心(王佩英之女)、郭宇宽、胡杰一遍遍重新寻访当年的大批当事人后,被陆续揭开。虽然至今仍有关于王佩英的诸多原始材料被国家密封,但眼下所掌握的,已足以令天下人怆然泪下,同情者、崇敬者、反思者、支持者遍布海内外。在广东汕头,由汕头市原常务副市长彭启安在澄海塔山风景区推动建立的塔园文革博物馆,那里王佩英的肖像纪念碑傲然挺立,张大中的演讲和一批诗人的纪念诗亦被铭刻于上。胡杰拍摄的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郭宇宽写下的《王佩英评传》,以及2010年3月27日北京500人公开纪念王佩英就义40周年的纪念会现场实况光碟,由王佩英慈善基金会广泛免费赠送社会各界,数万人执于手中,众多图书馆亦纷纷收藏之,以期“鲜血不可白流,历史不容忘却”。

这套被视为“抢救历史”的书碟,我至今不知反复观阅并推荐他人观阅和免费索取了多少遍,遍遍屡有心得,最初的满脸泪水和振聋发聩之感,记忆犹新,似在昨日。纵观王佩英的一生,从接受“遇事反省,破除盲从”的天主教背景的静宜女中(今开封八中)教育,到与张以成一起为地下党情报工作出生入死、舍尽家产;从35岁成为党员、40岁当托儿所保育员、44岁当宿舍勤杂工,到亲眼目睹三年饥荒之惨、老乡求助之悲;从1962年她对国家灾难再也看不下去,认为毛泽东指挥国家失职,应退出历史舞台,否则没有出路,到1965年被关进精神病院,被吃精神病人吃的药,被打精神病人打的针;从“被精神病”三年之后又被医院诊断为“无精神异常”,再被关进“牛棚”,反复遭受批斗和折磨,到被逮捕……截至此时的历程,至少她还是活着的。某网友评论说:“如果她真有精神病,或许还能活命,可她就是太清醒了,是黑暗时代里一个伟大的、不屈的、拒绝撒谎和盲从的清醒者!”

杀心之后再杀身

王佩英之死,无疑与她在公开场合呼喊口号“刘少奇万岁”、书写诗词标语反对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有关,那一年是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人人必须表态“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的1968年。一直到被杀害为止,王佩英从来不曾低头,坚持立场。就算她被反绑双手、套上口罩连想用力回头看一眼自己的女儿张可心都办不到,就算她在北京市各区及郊县被像牲口一样戴着嚼子遭受多次游斗、毒打,就算那个罪恶的1970年1月27日她被石头塞得满嘴皆是以至于下巴被卸去乃是何等的痛至骨髓……她都没有屈服,舍家为国,决意殉道,以生命维护心中的真理。在即将押往刑场枪决的囚车途中,她仍在奋力挣扎着,但她的滔天冤屈与浩然正气终究抵抗不过那条狠狠勒进她喉咙的绳子。如今被终审判决“无罪”的这两页纸,倘若焚为灰烬,也不知是否能让她那淌着血泪的大睁的双眼微微闭上?她的尸骨至今不知尚在何方,但至少她的硬骨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也存在于人民心中。历史会证明,就算她的骨头今后化为粉末,她也会在每粒粉末里微笑!

王佩英殉难于极左专制登峰造极之时,即文革最具杀气的“一打三反运动”,该运动重在“一打”(打击反革命)。从时间上看,她死于该运动正式开始的前四天。也就是说,革委会动员民众一起杀人,是起示范作用的,提前杀给全国人民看。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但在这一年的1月18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谢富治等人就开始向中共中央请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杀一批人,名单中就包括王佩英。1月22日,中共中央批复了。怎么定罪?交给各单位“讨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炮制了一份所谓的“判决书”,再组织十万人来看一起把这些人“喊死”,以暴民舆论杀心,以国家子弹杀身。荒唐的是,类似谢富治这样的人竟然杀人有功,凭此扶摇直上,杀害王佩英等人后,197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此外,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委员等职。结果1972年他就病死了。太多人命惨死其手的康生、谢富治,终究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在1981年确认其罪。

恢复铁骨与丹心

当2011年王佩英被终审判决无罪后,张大中激动地在《炎黄春秋》写下大大的14个红字,“告慰英灵于泉壤,昭彰正义于神州”,并在公开信《苍天有眼,善恶有报》里呼喊:“为人民呐喊的母亲永活我心中!为社会正义献身的精神永垂不朽!”当多条涉及王佩英的微博被转发数千次,张可心在网上沉重地写下:“我们不能没有历史地活着!如果能换来千千万万人的觉醒,母亲的死值得!”一时间,崔卫平、王小山、程青松、钭江明、王克勤等人在网上纷纷力推王佩英,连粉丝人数以百万为计的薛蛮子、徐小平、于建嵘、欧阳奋强等人亦参与其中。我欣慰地看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各阶层民众、传媒、互联网,以及众多国家官员,已在陆续公开表达对王佩英事迹的关切与震撼,共同反思文革,追溯精神,沉思内心。我辈幸逢其中,恢复记忆,拒绝遗忘,为多灾多难的中国留下精神的火种;弘扬正气,传播良知,为成长中的公民个体注入信念的劲力。涓涓细流,汇成江海;微微光芒,映作晴空。无论是推荐介绍、发表评论、组织观看、描绘图画、小说剧本、影像音乐,抑或其它林林总总,都是公民体悟与创造力的展示,都是思辨是与非、善与恶、功与罪的昭彰。

深度拓展王佩英这个传奇女性的宽度、长度与高度,横向之于当代,纵深之于历史,审视之于灾难,反躬之于自身,无一不是益事,乃是真正的公益。宽度,即横向,当代的、社会的,由单一推向大众深层,无限循环延伸,主要是“量”上意义的;长度,即纵向,是历史性的,关联过去、现在与未来,即相同或类似性质的追溯、审视、反思与展望,主观认识,法治思考,主要是“质”上意义的;高度,即立向,超越了时间与空间,向上攀登,追寻信念与信仰,精神价值内核,人文涵义根本,具有文明景观意义和思想上的继承与传播,是“质”中的最高质。王佩英已从尘封的历史中复活,她41年前的那双坚定、悲悯、忧愤的眼睛,仍在我们头顶上空俯瞰着此刻的人间。我们将为今天的人民留下一个怎样的国家,为未来的后人留下一种怎样的精神,为血肉之躯的自己留下一股怎样的信念,每个人或许都可将这位真正的“巾帼不让须眉”的普通的勤杂工视为参照,乃至标竿,从她身上寻觅到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勇毅与根源,恢复中国人原本就有的铮铮铁骨与炽热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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