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伟:从“南下干部”到“政治贱民”
——记“右派”杨全松的遭遇

1949年当时中共的军队在国、共内战中,已占领了中国长讧以北几乎所有的领土。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国国民政府,被迫退至长讧以南,欲靠长江天险对抗共军的南侵。此时中共便在长江以北大肆招兵买马,同时招募大批的青年学生与社会青年,组成所谓“南下工作团”,配合共军南下作战。在中共夺取的南方省份中让这些人充当干部,统治、管理所谓“新解放区”。这些人在中共夺取政权后,便被称为“南下干部”,成为中共干部队队伍中,一个特别的称谓。

本文中的主角杨全松先生,江苏省溧阳人,1930年生,其时正高中毕业。便被中共招募加入了“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为中共夺取江山,也尽了一份“汗马”之力。1950年,北韩的金日成在斯大林唆使下,悍然发动了侵略大韩民国的战争。随后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组成联合国军进行干预,将金日成的军队打了个落花流水,退到鸭绿江边。于是斯大林便命令毛泽东出兵北韩援助金日成。由此将中国拖入了韩战。当时正青春年少的杨全松便成了中共用正规军队组成、对外却谎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中的一员,赴韩与联合国军作战。众所周知,毛泽东与联合国军打韩战,就是拿中国军人的命不当回事,以所谓“人海战术”去消耗对方的枪弹、炮弹,死伤惨重是对方的十倍。再加当时中共毫无制空权,补给线几乎瘫痪。于是饥饿、寒冷、病死更是让所谓的“志愿军”大幅减员。杨全松就在这九死—生中,终于活了下来,好不容易盼到停战后回国。1956年转业到四川旺苍县人民银行,由于当时的高中毕业,在共产党干部中属于较高的学历,故被分配担任了该行的秘书股长。

杨全松心想如此舍此忘生为党卖命,到此该会是苦尽甘来了吧!谁知在这个县银行“秘书股长”的位子上,椅子都还没坐温热,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整肃中国一切不愿说假话的知识人的“反右”运动,就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淹没了神州大地。所谓的“反右运动”,就是毛泽东暴政通过土改、镇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后,对中国民众、尤其是上、中层的知识份子仍感到不放心,觉得这些人还没有完全听党的话,臣服于党,因此还需要下功夫加以“整治”。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共的干部队伍中半数以上(特别居于中、下领导职位的)都是一些从农村跟着老毛造反的流氓无产者。基本上是—群半文盲,甚至文盲,许多人连他自己的名字都写不起,批条子只好刻个私章盖上去。但由于人家“打天下”有“功”,开口闭口“老子身上还留有几个枪眼、炮眼的疤”。甚至说“老子对革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总还有点疲劳”,于是他们还给自己取了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名字叫“大老粗”。因此在这些“大老粗”眼中,读过初中的就叫“小知识份子”,而杨全松是高中学历,在他们眼中看来当然是大知识份子了。再加杨全松家庭出身是富农,就凭这两条,杨全松虽然在运动中既没“鸣”也没“放”,也早铁定该是“右派”了。

所以杨全松从1956年由军队“转业”下地方,仅半年多时间,便从“革命”军人,“南下干部”,一下子打入十八层地狱,成了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了。

1958年4月8日杨全松被押送到—个对外名称为“415信箱”的劳教队进行“劳教”,失去人身自由形同囚犯。这个415是专门为中共修铁路的筑路支队,关押人员既有大量“右派份子”,也有—些偷盗之类的人员。劳动强度大,生活条件更差,饭都吃不饱。劳教干部凶如虎狼,逼着被劳教者不顾安全去冒险完成其高指标的“生产任务”。因而时有死伤事故发生。 在修内昆路的过程中,“猴子岩塌方事故”—次性就造成几十人的死伤。杨全松在韩战的枪林弹雨中,侥幸免于葬身异国他乡,却没想到又被自己的“革命战友”送去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幸而“福”不大却“命大”的杨全松又—次次从死神眼皮下溜走了。

苦苦熬到1962年劳教期满,然而却不能回家。据人家说思想还没“改造好”。于是强迫留队送四川永川新胜茶场“就业”。这里所谓的“就业”,并不是如现在的“下岗”工人找到新的职业了那个意思。而是换个地方把你关起来继续“改造”。不同的仅是有几文少得可怜的所谓的“工资”。人家还把这叫做“体现革命人道主义精神”的“给出路的政策”。当时所有的被劳教、劳改的政治犯(笔者也在内)几乎都会“享受”到这种“给出路”,而且不是“有期”是无期。若不是毛太祖驾崩,邓小平上台,这“出路”也会成为一种另类的“终身制”。

可能杨全松先生真的是没“福气”,就连这稳稳到手了的“就业员”他也干不长。1963年突然飞来横祸,几个如狼似虎的“公安”,还没等他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给他戴上手铐,推上一辆吉普车送进了看守所。1963年11月四川高县法院以所谓“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对其宣判如下:

杨全松于1957年整风运动中,猖狂向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份子。送劳动教养后,仍坚持反动立场,不思悔悟。1962年6月积极参加以周犯居正为首组织的反革命集团。任匪“联络员”,传送“情报和委任状”,并发展反革命成员二人,交李玉平“履行入盟手续”。逮捕后,拒不坦白,又与李犯传送纸条,订立攻守同盟,气焰十分嚣张。

本院认为:杨犯—贯仇视党,仇视人民政府,其罪行经人民政府宽大处理后,毫不悔悟,又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入狱后,拒不认罪服法,实属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份子,罪恶重大,应予严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判处杨犯全松无期徒刑。

就这么草草率率,空空洞洞不满三百个字的所谓“判决”,便将一个人定为终身监禁之罪。送到原四川省第四监狱服刑。文革中我在芙蓉煤矿劳改队被视为“最危险的反革命份子”送入四川省四监狱“收监执行”。因而认识了杨全松先生。据杨先生告诉我,这个“判决书”中的“反革命集团”完全是个子虚乌有的冤案。近年来,当年的一些受害者与知情人也纷纷撰文揭出,当年这个所谓以周居正、杨应森、魏昭等人为首组成的所谓“马列主义联盟”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彻头彻尾、苦打成招的冤假错案。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早期,即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右派”劳教们,星期日通过请假,还可去附近集市上走走,平时也可接近到当地的一些农民,因而对社会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当看到那时农民吃草根,啃树皮,饿殍遍地的惨景时,一些头脑敏锐的右派,开始发出质疑与议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此下去,中国的出路在哪里?而此时中、苏两党的分歧也逐渐暴露出来,于是这些人经常在—起发点感慨议论,而在议论中不免有人情绪激动,言词趋于偏激。有的人还相互传阅一些自己写成的文字,抒发自己的观点。这中间有个叫姚奉启的“右派”劳教人员,成天都在盘算着如何表现“立功”,以期早日解除劳教。见此情景,便以为“立功”的好机会来了。于是也装出一副大彻大悟的样子,甚至说出一些十分“反动”的话,获得了某些人的信任与他无话不谈。当他把许多情况“套”到手后,再添油加醋,经一番加工便密告上去,结果被上面认定为是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领导”的“反革命集团”。于是一下子抓了几十个人,经酷刑逼供后,有的人受刑不过,又乱“咬”一气,案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导至一百多人被捕,几个所谓“首犯”被枪毙,其馀的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成了一个所谓惊动了中央的“反革命集团大案”。文革中这样的冤、假案并不少见,最著名的“内蒙古人民党”案,简称“内人党”案,被捕者达数千人,这些被捕者受刑不过,互相乱“咬”,最后把内蒙古军区司令员都给“咬”上了,中央才赶忙叫停,否则再“咬”下去,恐怕周恩来、朱德都“危险”了。最后证实全是假的。杨全松就是在这样的“咬”剧中,不知给谁“咬”上了,他至今也不明白,人家更不会告诉他,因为这大概属于“国家机密”。

1979年12月12日当时正在四川省四监狱服无期徒刑的杨全松,突然被叫到狱部办公室去。这时里面坐着两个人,—个是当时该监狱的狱长吴庭尧先生,另—人是狱部管教科的罗家平。杨全松到后,罗家平拿出—张纸来,像念个通知似的念给杨全松听,非常简单几句话大意就是:杨全松通过政府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据此,将杨全松改判为有期徒刑—年。----“终生监禁”与一年徒刑就这么像变戏法—样的变过来了,真是比儿戏还更儿戏。但这至少对杨全松来说是件好事,可以马上“满刑”而且早已超期服刑了。他们看着杨全松既一脸惊喜又一脸茫然的样儿,罗家平先生又从抽屉里拿出—张纸,在杨全松面前晃动了—下说道,“关于你57年划右派的事,你们原单位也给你撤销了”。于是杨全松提出想看—下那纸上说了些什么,却被罗家平拒绝。他说“这些存在你档案里,以后你原单位组织上会告诉你”。这时吴庭尧狱长又说道“我们监狱是执行机关,法院判你多久我们就按判决执行。现在给你改判为—年,你的刑期早满了。我们马上释放人,其它的事与我们无关,既不负责解释,更不负责解决。你回去找你原单位与原判机关,我们不管”。停了—下,吴庭尧又补充道“有一事我们管,你动身回去的路费我们发给你,你马上去财务上领路费,马上动身”!

现在有句话叫“信息不对称”。当时杨全松就与监狱处于信息完全不对称的状态。他关在监狱十几年了,根本不知道外面什么给“右派改正”,平反冤假错案等等一系列“信息”。因此喜出望外“—步登天”由无期而释放,还给你路费。你还不快点走,莫非还想“赖”在监狱里吃“劳改饭”不成?当时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他的狱友,都在为他庆幸给他“道喜”。觉得这对他来说,简直是意想不到的大喜事。

谁知人家是精心“策划”好了的。给你留了个“—年徒刑”,虽然你可以马上出狱了,但在政治上给你留了“尾巴”。就是说你杨全松的“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并未完全否定。即便不是主犯,不该判无期徒刑,也算“从犯”,哪怕你并未“积极参加”,也是“参加”了的,一年徒刑就算“有罪”,—切该落实的政策均与你杨全松无关。这就是人家的毒招,阴招!这是1957年对一切“右派”实施“阳谋”构陷后,再一次实施的阴谋手段。

果然,他回去以后,旺苍县人民银行说,“你一判刑就被开除公职,不是我们银行的职工,与我单位无关,你去找法院”。他去找法院,法院说,“我们只管判刑,判—年就执行一年,其他什么右派的事你去找县委组织部”。他去找组织部,县委组织部的人说,“找不到你划右派的档案,你的档案在法院,你去找法院”。他再去找法院,“法院说划右派的事不归法院管,不知道”。可是他们法院在1963年的判决书中还称杨全松为“右派份子”,“疯狂向党进攻”。现在谁都不知道了。这种无耻,这种不要脸,天下还有第二家吗?

当然有!在中国有这种遭遇的岂止杨全松—人?官方承认“改正”的五十五万多右派,只是“右派”中的一部份。当年实际遭难的,据香港有人初步找到依据的就有一百多万人。许多人都被官方“赖账”了。御用文人甚至将这些被“赖账”的受害者称为“假右派”。杨全松从“革命”军人,南下干部,到“右派份子”,再到“反革命”,现在又成了“假右派”,就是这个不公正社会的缩影。

已年逾八十的杨全松老先生,如今只有靠当地一点微薄的“低保”救济维系生活。幸好当年同因冤案、同关在四监狱的徐莉女士,出狱后与杨全松结成了伉俪。后来他们有了—个女儿,现已成人。而且能干又有孝心,不时给父母在经济上—些帮助。这也许就是命运之神在剥夺完杨全松先生的一切幸福后,给予的一点慰安吧!

2011年11月2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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