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于华:遗忘是如何发生的?

非常感谢网易读书做了这么一个活动,我也非常感谢广西师大出版社,他们也参与了这个活动的主办,当时我也特别感谢各位用周末的时间来做这样一个非常自由的、公开的学术交流活动,也希望能够跟大家的交流当中有所学习,有所收获,这本书是关于社会记忆,跟协办方协商很长时间定的题目。我首先想从社会记忆这个事来说几句。为什么我们对社会记忆这么看重,我们一直在说社会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良知,如果一个健忘的民族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前景。我这里面会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

为什么我们这么强调社会记忆?人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历史的主体,这个问题说起来大家会觉得这不是废话吗?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历史的现实,我们其实知道这个话不是废话。因为在我们正式的、官方的、正统的历史当中往往是看不到人的,特别是看不到普通人,看不到我们作为公众,作为大众普通人的。这种历史都是很宏大的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也是伟人的历史,名人的历史,军事家的历史,政治家的历史,但是就是没有普通人的历史。普通人在历史当中,往往只能作为数字而存在,比如什么什么样战争,消灭了多少多少人或者是俘虏了多少人,或者什么样的时代人口减少了多少,饿死了多少人,可能是作为数字存在的。

普通人在历史当中是销声匿迹的,他们既没有形象,没有面目,也发不出声音,所以这是一种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首先强调人是历史的主体,这个意义上,社会记忆的重要性就非常凸显。

再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前人的历史,了解这些历史当中人们的功过,特别是要明辩是非,这一点有着不言而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我们作为后人,大家一句常说的话,我们不能忘恩负义,但是我们看到这样的社会当中,这样的国家当中,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很多不该被遗忘的事情遗忘了,很多不该被丢弃的事情丢弃了,这也是我们说社会记忆重要性一个方面。

再有一方面,记忆或者是社会记忆,或者叫集体记忆,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思想的,理性的源泉。如果我们说语言是思维的要素,记忆,或者记录下来的历史,实际上是我们进行思考,进行理性分析和判断的一个必要的源头。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们怎么以史为鉴呢,怎么样对历史进行分析,进行反思,进行对比,我们没有办法做这样的事。所以如果说通过某一种权力的技术,把这个记忆控制了,把历史控制了,这个思想的源泉就断了,思想之流就会干涸,这也是我们强调记忆非常必要的另一个方面。

再有一个,刚才提到的批评的问题,批评的尺度和批评的自由的问题,历史同样具有这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它会对权力形成制约,对统治者有所约束。可能这一点大家都不难理解,我们看一看,古往今来也好,古今中外也好,你会发现统治者,尤其是暴君都有一种对历史的惧怕,他可能可以不怕天,不怕地,我手里有很强的权力,我怕谁啊,但是很多人惧怕历史,这几乎是一个规律。因为他们害怕他们所作所为在历史上作为证据,作为罪证来存在,他们很多时候的做法,去修改历史,剿灭记忆,实际上也是出于恐惧,赶尽杀绝是出于巨大的恐惧,因为害怕人民口耳相传的口碑当中,历史当中一臭万年,记忆和历史是具有这样非凡的意义和作用。

我们说到历史和权力的关系,其实历史也是权力的产物,大家都知道历史并不是一个已经可能存在在那儿,等着我们历史学家也好,等着研究者也好,等着读者去发现和挖掘这个历史。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历史是建构的产物,记录历史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而这个建构的过程又是由权力来主导和控制的,这一点可能大家都会非常熟悉,比如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描述了这样一个国度,这样的国度当中,历史记录被不断修改的,报刊杂志的文章被不断的修改,实际上你会发现,历史被抹掉了,抹掉这个过程又被大家遗忘了。于是乎,谎言就变成了真话,所以奥威尔说,这个历史像什么?就像一个在羊皮纸上不断被刮干净再重写的东西。他还说到一句非常经典的话:“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现在和未来”,接下来一句话:“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非常经典的概括了权力和历史的关系,作为非常重要的权力技术就是对人们记忆的控制,人们记忆的扭曲和改变。

还可以给大家举一个非常现实的,我在村庄当中做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的一个案例。我在陕北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已经是历史文化名村,1947年毛泽东率领党中央转战陕北的时候,11月21日转战陕北过程当中,为了躲避胡宗南的围剿跑到这个村子来了,住到了1948年3月20号,将近四个月时间。毛泽东在这儿写下了一系列,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一系列40多篇文章,不到四个月的历史使这个村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因为这个村庄之前是有大的,非常富有的大户人家,大的宗族在这儿居住,他们在这个村庄当中经营了上百年,好几代人了,可能有200年以上。

这个村庄当中修建了非常好的窑洞,被称为陕北窑洞建筑经典,看一下就可以知道。窑洞设计者是当时同济大学毕业又留学日本非常好的马氏家族的后人。窑洞修好以后,还没有来得及住,刚刚入住,给这个窑洞取了一个名字叫“新院”,没有多长时间毛泽东率党中央就来了,入住了“新院”,在这儿呆了四个月。于是乎,这就变成了革命遗址,变成毛泽东转战陕北纪念馆,“新院”改名叫“旧居”,因为是毛泽东的旧居。所以在这儿大家就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转换,“新院”是怎么变成“旧居”的,一个大家族在这儿生活几百年的地方,怎么就变成革命的,今天是红色旅游的点。

我在这儿用了一个词,当然这个词有点损,叫做“鸠佔鹊巢”,大家今天非常有这种权力的概念,特别是关于房地产,房产,财产的概念都很明确,在这儿就会联想到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遗址,这个遗址的权属是属于原来马氏家族,还是属于党中央呢?我们接下来的问题会联想到,这个遗址无疑是被占领了,因为鸠佔鹊巢,但是占领是怎么发生的?是专署的还是可以分享的,今天的历史文化名村是为了当时大家族在这儿进行了这么多的建筑,当然还不限于窑洞,还有整个村落的建筑,还是他是一个红色旅游的建设点呢?进而我们会想到,这样一个遗址被占领的过程,实际上跟我们所探讨的问题,历史的被占领和遗址的被占领是按照同样的逻辑发生的,是一个权力起主导作用的逻辑。

进而我们还会提到这样的问题,普通人,特别是这个社会的中下层,这个社会的底层究竟能不能讲述自己的历史,究竟能不能在历史当中发出他们的声音,这是我们研究要面对的问题。我们会说,我们经常迟一个批评态度说,我们这个民族本来有着非常悠久、深厚的文明历史,但是我们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健忘的民族,很多不该忘记的都忘记了,62年前,我们这个政权是怎么建立的,其实很多东西不了解;土改是怎么回事,不光是忘记,有很多事实真相不了解的问题。50年前,大饥荒的历史很多也是模糊了,忘记了。40年前的历史我们就清楚吗?同样,文革的历史,今天依然还是研究禁区,20年前的历史也是依然如此。

很多东西我们都在发生这样的遗忘,我们就要想到,究竟是为什么,这样的民族就是记性差,忘性大的民族吗?并不是,依然是一个权力在这当中起作用,遗忘是如何发生的?可以想到大概这么几个方式,一个是经常我们听到这样的说法,向前看,过去得救让它过去吧,向前看,前方的前也是前,金钱的钱也是钱,我们就看看前面,现实物质的利益,这是很有意识的让我们遗忘。

还有一种方法是不争论,是一种搁置,没弄清楚的东西也不讨论,也不争论,就把它搁置起来,但是搁置的过程当中很多东西就消失了。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说法,青春无悔,尤其是很多人在回顾到老三届知青那一代人的时候经常用这个词,青春无悔,苦难是人生的财富。我们要看什么样的人来说这句话,那是一代人,老三届是整个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的生命,甚至不止他们一代人,他们的生命历程,他们的经历,他们的遭遇其实影响到他们的下一代。这么一段沉重的,非常厚重,非常沉重的历史,启能是青春无悔这么轻飘飘就说过去了,这是其一。

其二的话,苦难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成为人生的财富,如果你都把它忘记了,如果这个苦难我们都没弄清楚是什么造成的苦难,根源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的时候,何以能够成为财富。所以这样的说法,我们只要稍微去思考一下,去反思一下,我们知道其实都是很难成立的,是不应该这样去说的。

还有一种做法,消除记忆的做法,设置研究的禁区。直到今天很多东西都还不能去探讨,不能去研究,或者说你研究了也不能够获得发表,不能让大家知道,遗忘是怎么产生的,这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接下来我想进行跟这个问题相关的另外一个探讨,关于个体与社会的问题。因为我们研究当中也碰到这样的现象,也有很多人会说这样的事,普通人的历史,大众的经历,哪怕是很苦难的经历,包括刚才谈到的夹边沟的事情。人们会说这些历史都是很无足轻重的,好像是很片断,很碎片,因为这些存在就是非常微弱的,非常卑微的一种存在。我们调查研究当中应经常遇到这样的讲述者,比如说你跟他谈话,了解他的经历,了解他的过去,当事人很多人就会说,你了解这个干什么,没意思,自己就把自己作为历史主人这个事就否定了,他觉得这个有什么可说的吗,觉得这个很轻微,很琐碎,很片断。

这个时候我们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个体和社会是什么样的关系,或者说这种个体生命的经历,生活的经历,生活当中所遭遇的这一切,和一个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结构,以及这个历史结构的转变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在这儿实际上我们想说的是,其实社会记忆也好,集体记忆也好,其实是要通过个体的记忆来呈现的,个体的一种记忆,其实能够构成社会记忆主要内容。个体他们跟更宏大的历史进程,他们个体的遭遇和宏大历史进程本身就是血肉相连的关系。

如果说眼前最明显的例子,很多人会说,今天社会转型过程当中,很多地方发生了企业的转制转轨,很多人失业下岗了。很多人经历了这个过程,很多家庭经历了这个过程,这个无疑是大的社会转型造成的,你不能把失业下岗的原因归结为个人,说这些人文化程度低,这些人技术水平落后了,不能做这样的归因。因为再一个社会经济结构和秩序发生整体性转变,或者整体性衰败的时候,失业就不是个人所能化解的问题。

战争也是同样,当一个战争是一个国家的全部体系,或者全球体系发生了这样的矛盾,这样变化的时候,产生的一系列困扰都不是个人所能解决的。所以在这儿我们也需要在个体之间,在个体和社会之间,在个体和社会结构之间建立这样一种联系,我们需要有这样一种洞穿社会历史结构的眼光。

所以在这儿我们会涉及到普通人历史的权力和历史的责任,也是我今天想要归结和概括的话题。如果我们个体的遭遇,个体的经历讲述能够进入到历史当中,能够进入到公共领域,或者进入到公众视野当中,他的意义就能够体现出来。就像我们说这种苦难,也是今天屡屡提到的话题。

这个苦难如果仅仅局限在个体的层面,家庭的层面,或者说一个小的范围内,它可能就是那样的很不起眼,很微不足道的存在着,或者是被遗忘着。普通人的历史命运就是这样在一个历史的大潮当中消失的无影无踪,这就是普通人的历史命运,他们命定就这样消失掉了。但是如果他能够进入到公共的层面意义就是非凡的,因为每个普通人跟大的历史转型过程是血肉相连的,情感相系的,我们都在经历这一切,我们都在体验这一切。所以我说苦难,包括刚才说苦难是人生的财富,苦难唯有进入了历史,才会具有一种历史的力量,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那样一种历史的力量,令统治者惧怕的力量。如果苦难不进入历史,就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能够进入历史,它被讲述,被倾听,被记忆,乃至于被研究和分析,就会具有这样一种历史的力量。而我们为苦难,为许许多多人的苦难去发掘他的社会根源,去找到造成苦难的原因,苦难就会具有一种社会的力量。

同样,如果说苦难能够超越那种带有宿命论色彩,先富性局限的话,比如说我们跟农民进行交谈的时候,我经常能听到这样的,给苦难做一个归归,他们会说没办法,就是命苦,谁让我生在农村了,谁让我是一个农民了,谁让我是一个农村的妇女了,我就是这个命,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农民嘛,就农个”,我就是命苦,这就是我的命,我的宿命。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倾听、讲述、研究,去超过这样一种宿命论的话,苦难应该具有一种解释的力量,具有一种重构的力量,具有一种获得解放的力量。

这是我想今天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一会儿还会有各位评委的观点大家一起交流,谢谢!

(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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