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革命不易,改良更难

辛亥革命的成功非常偶然

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近年来对于辛亥革命的评价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如果有人问,你对辛亥革命有何评价?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早就实现宪政了。

在辛亥革命之前,清政府已经在进行改革。比如,当时制定了许多法律,甚至新闻法都有了,而且构成了比较完备的新闻法律体系。这些法律明确赋予国民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相当不错。另外,很多主要省份都有了咨议局,议会已经成型,而且很像个样子了。各地立宪派已经大体长成,许多新的制度、机构、规则也在不断建立、筹划和实行。

清朝准备立宪,原来设为九年,大家觉得太长了,后来改成五年,革命党还是认为太长。遗憾的是,就在这期间,慈禧死掉了。如果她早死十年就好了,戊戌变法就成功了;如果她晚死十年也好了,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了。

为什么呢?因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非常偶然的。武昌起义后,清廷派袁世凯去镇压起义军。北洋军队把汉口、汉阳打下来后,袁世凯就按兵不动,开始和清廷讨价还价。假如慈禧在世,袁世凯根本就不敢这样做。慈禧有权谋,能够统帅、控制比袁世凯的权势大得多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慈禧面前,袁世凯是非常畏惧的,根本不敢心存异想。所以,如果慈禧活着,即使发生辛亥革命,很快就会被慈禧压下去的。

可是到了辛亥年,慈禧已死,清王朝的人心也已经完全丧失了。不管哪个党派,不管哪个利益集团,都觉得清廷不行了。就像在1948年前后,蒋介石、包括他的高级军官都感觉不行了,军心已经涣散了。辛亥时更是如此,所以,一场武昌起义就摧枯拉朽一般地打垮了清王朝。

我不赞成“历史超稳定结构”学说,它认为所有都是必然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必然的。不对,没有那么多历史必然。如果没有毛泽东就不会有“文化大革命”。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什么一定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不一定,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必然的事情。历史就是这样的,有时候一两个人就可以决定历史。特别是在军事、政治上,偶然性很大。

在我看来,只有经济是必然的,发展也是必然的。当然,经济也有倒退的时候。有种观点认为,玛雅文化的消失,可能是因为它的宗教信仰或者经济原因而灭亡的。也有这个可能性。经济倒退,不如几十年前,历史上有这个情况。

整体来说,还是思想的变化更大一些,政治、军事的变化应该是最多的。所以,一部中国历史、一部中国政治史就是帝王将相史,有些人很不平,主张应该是平民老百姓的历史。其实不对,为什么?因为在政治史上,就是这些政治人物对历史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对于那种把什么都推到文化上的说法,我极不赞成。文化人人有责,但政治是政治家的责任,搞出一个坏政府,甚至导致天下大乱,政治家有最大的责任。

在改革中要保证政府的稳定

1908年慈禧死掉了,然后清廷搞皇室内阁,这是非常愚蠢的。慈禧太后不会干这种蠢事,她在世时重用汉人。你看,她多么信任李鸿章,重用张之洞,谈判都是让李鸿章出马。慈禧太后也不会推出“铁路国有化”,引起保路风潮。

所谓“铁路国有化”,其实就是“国进民退”。它导致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湖北兵力被调进四川,武昌起义时湖北兵力空虚,这是革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一个最高领导人的能力、智慧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慈禧晚死十年,中国完全有可能走上宪政道路。因为只要给予充足时间,变化就会发生。慈禧废科举是不得了的事情,谁也不敢做,她做了。废科举,斩断了一切士大夫的传统道路,等于斩断了皇权制度的基础。她能够做出这等大事,还有什么不可设想的呢?那真是向世界看齐啊。

只要保证慈禧的利益,可以慢慢来,她搞开明专制也可以。在和革命党论战时,梁启超提出“开明专制”,是有道理的。在改革中,一定要保证政府的稳定。慈禧死后,一帮子蠢材搞“皇族内阁”,马上让革命党钻了空子,搞坏了。如果慈禧在世,不会推出“皇族内阁”,这是非常愚蠢的事情。但历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有三五十年,三五十年等于一瞬间,机会很容易就错失掉了。

如果慈禧搞开明专制,即使她死了,她的继任者权威递减,慢慢地权力就可以让出来。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后,皇室提出,只要保证我们的安全,不搬出紫禁城,其他的都给你们。根本没有动什么武器,一个王朝就瓦解了。

为什么我宁愿支持“开明专制”?因为一个要垮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强。无政府是最可怕的,因为任何人可以干任何事情。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最高权威,任何地方军阀、任何个体都可以为所欲为,社会就会重新陷入野蛮杀戮的“丛林状态”。

进一步说,一个恶政府也比无政府要好,最坏的是无政府。无政府是什么?就是任何人可以杀任何人。清政府垮台以后,尤其是袁世凯去世后,中国不就是陷入了长期的军阀混战了吗?

辛亥革命开启了以后的几十年革命,不断地革命。辛亥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偶然性事件,然后形成了很强的历史惯性。不要以为清政府是一个力量非常小的体制,它在人们心中还是有很大作用的。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观念差异之大,各种利益的冲突、各种情况的不均衡,等等,要重新建立一种统一的公认的权威、体制,谈何容易!清政府被打倒以后,人们就无所适从了。辛亥革命开始不久,就开始滥杀人了,谁军权在握,想杀人就杀人。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国内大革命,然后是毛泽东的革命,“文化大革命”,前后搞了六七十年。有大量资料证明,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加速现代化,而是相反。

辛亥革命延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它从反面证明了,改良比革命要好。我对一生坚持维新改良的康有为评价很高。革命党当时骂康有为保守,连他的学生梁启超都开始倾向革命了,只有康有为依旧坚持改良思想。谁也没有想到,光绪和慈禧一天死掉了。如果不是这样,慈禧死后,光绪亲政,康有为就很有希望了。所以光绪之死,是对康有为的最大打击。

现在对梁启超、严复、章太炎都评价很高,对康有为的评价很不够,很不公平。历史会越来越清楚。几十年以后,对康有为这样的历史人物还会有新的评价。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

总之,我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很低。但是,我也要强调一下,也不是说革命没有带来一点好处。革命至少带来了平等的观念,带来了社会正义的观念。辛亥革命也好,毛泽东的革命也好,至少强化了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所以,革命也不是完全坏的事情,主要是代价太大了。

如果不革命,社会本身也许更好。法国大革命多少年,结果让英国跑到前面去了,因为英国政权稳定,建立了比法国更稳定、巩固和适应性强的政治体系和制度,发展更平稳。但是因为没有经过革命,英国人的等级观念很强。

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中国现在还是贯彻得比日本要好。这是拜革命之赐。在中国,平等、正义的社会观念比较广泛地被大家接受,认为这是对的。从前,梅兰芳等戏剧名流,即使名声再大也是“下九流”。1949年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改变了,成为人民艺术家。你看在印度,到现在许多人仍然认为,人生来就应该是不平等的,有些人生来就是贱民,低人一等。所以说,革命也是有好处的,不可一笔抹杀。

我反对把革命神圣化,也反对完全否定革命。现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很多人都是由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不管是对现实问题,还是历史问题,都带有情绪,尤其是以对现实的情绪来研究历史问题,这是得不到真正的客观真理的。我们要理智地、冷静地、客观地对待历史和现实。不能因为今天的问题而否定历史,也不能因为历史而无视现实的问题。对具体历史事件要具体认识,整体来看。非常明显,现在一些人对现实的情绪左右了他们对历史的看法。

革命不是孙中山一个人干的,辛亥革命是很多人一起掀动起来的。所以我讲,有革命党、有革命思想是必然,因为清末政治腐败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连梁启超也讲革命,梁启超是为了推动改良而讲革命。革命成功是偶然的,但有革命党是必然,孙中山就是革命党先驱。

台湾说孙中山是“国父”,大陆称孙中山是“革命先行者”。真正客观评价这个人,要过200年以后才能做到。孙中山作为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人,还是很了不起的。他说过,第一是爱革命,第二就是爱女人,第三是爱书。他的确为革命奔走奋斗,愈挫愈奋。

辛亥革命时也有救亡和启蒙的问题。当时,革命党认为清政府出卖汉人,已经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了,要救中国必须把清政府推翻。这就是救亡。陈天华的《猛回头》呼唤的就是救亡,压倒了邹容《革命军》的启蒙。结果,名义上建立了民主共和国,但并无意义,各方面比过去还糟。袁世凯不也想做皇帝吗?因此“五四”才大讲启蒙,但后来又被救亡所压倒了。

辛亥革命留下的主要是思想上的意义。遗憾的是,民主共和的思想始终没有落实下去,没有成为政治制度。如果能够落实成为制度就好了,那就有宪政了。为什么没有落实成为制度呢?因为没有建立新制度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势力的基础。所以张謇说过,革命成功了,革命党就没有了。思想是留下了,这是思想史上的一个花朵。

革命思想有它的伦理学价值。就是说,坏的东西一定要推翻。社会总是需要一种批判的力量。任何一个好的社会,激进的批判力量作为思想表达,都是应该允许的。

要告别辛亥革命

20世纪里,中国差不多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是在革命,而且革命成为一个神圣的口号,革命就是好的。在以前,中国最大的犯罪就是“反革命”,反革命一定是最坏的。革命被神圣化了。其实,革命不是那么神圣的。我们现在反对革命,就是反对神圣化“革命”。我提出的“告别革命”,就是要告别辛亥革命。

我本身是革命的参加者,我有资格“告别革命”。上世纪40年代我在湖南参加学生运动,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在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中,我曾经把鞋底纳起来里面夹着的是油印的毛泽东的文告。万一被人怀疑抓起来,命都可能保不住了。所以我曾经对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当年我参加革命是发自内心的,是自己选择的。我的基本理论都是自觉选定,不是别人灌输的。我是比较顽固的。我有很多观点,现在还是认为不需要改变。

尽管被人骂,直到现在我还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经济是前提,但不是经济决定一切。我提出社会发展的四顺序:经济发展、个人自由、社会正义、政治民主。这被一些人骂得一塌糊涂。我在美国和一些大学者争论,他们批评我是“经济决定论”。因为我把政治民主摆在最后面,把经济发展摆在第一条。我认为,其他是软道理,只有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马克思的影响,谁也改变不了我。

当然,对革命的认识,我的确改变了。当年我崇拜的是激情和理想,抱着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新中国的信念。真正对革命的动摇是在“文革”期间,“文革”时候我对革命的信念彻底动摇了。我发现,“文革”不就是法国大革命吗?为什么一定要革命呢?革命为什么一定就是好的、就是正确的呢?于是开始了对革命的怀疑。

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在广州说过:辛亥革命不一定成功,戊戌变法不一定失败。当时有报纸登出来了。到1995年正式提出“告别革命”,并不是偶然出来的,不是随便讲这么一句。

改良不是投降,而是尖锐的斗争

梁启超是为了改良而讲革命,我讲告别革命是为了能够慢慢改良,中国太难改变了,就像鲁迅讲的,“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你声称要把屋子拆了,最后人家才同意你开个窗户。

我是承认有阶级斗争的,而且主张一定的阶级斗争,但是不主张推翻政权,不主张什么阶级革命。我讲过,改良不是投降,而是尖锐的斗争。当然,改革也很难。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下,许多方面在倒退。当然,退到一定的时候,又会继续向前走。

有好多朋友反对我的“告别革命”的观点。关键在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什么政治力量能够取代执政党。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这么快的发展,和现行体制很有关系。不管怎么样评论改革开放这30年,再抱怨,整个社会都得到好处,这是不能否认的。中国是一个大国,能够取得这样成绩,可不简单,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不能否认。

有些学者呼吁进行新的启蒙。现在我不赞成再搞一次启蒙运动,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了,只要上面不要管得那么死,就行了。管那么死干什么?

有些人就怕不稳定。担心改革早晚要改到自己头上。其实,要看时间,也不会马上革到他们头上来。现在还能管得住,没有必要控制得那么死,少量地开一点口子总是可以的吧。我想,即使放开,也不是说一下子放开,完全可以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比如在一定范围之内放开某几个刊物或者报纸,慢慢做。

有人说,革命容易,改良却难。革命其实并不容易,而改良则的确更难。现在革命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就是怎么样改变执政者,让他们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现在就应该大声疾呼落实“非公经济三十六条”,让民营经济有一个大发展。我还是注重经济力量的影响和推动,使得官员不得不改革。以经济发展推动政治制度逐步地改变,比较可靠。同时,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也尽力而为。如果这样,还是很有希望的。

(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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