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福祯:辛亥革命的逻辑起点

辛亥革命的起点不是孙中山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也不是孙、黄发动的十次武装起义。辛亥革命的逻辑起点是清朝政府的预备立宪,预备立宪不是横空出世,其内驱力是戊戌变法,外驱力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内忧外患咄咄逼人,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剧变面前,清朝政府审时度势还是选择了走向宪政的道路,这一历史事实的脉络应该是明晰的。无论如何预备立宪表明大清帝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式启动,皇权一统天下的局面将被打破。没有预备立宪,没有皇族内阁,没有各省谘议局,没有1911年的四次国会运动,武昌首义很可能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比照预备立宪,顺便说一句,辛亥革命百年已过,改革开放32年已过,试问,中共真的启动过政治体制改革吗?

在这样历史背景里的孙中山,不能不把革命的首要目的确立为是排满,排满是革命党的前提,共和是排满的顺带结果。而此时清廷的革新派的主要目的也不能不是君主立宪,君主立宪是“救亡图存”的前提。虽然都是宪政,但排满存满迥然不同,武昌首义之后排满的可能性大增,“恢复中华”的民族倾向相当强烈,这是同盟会能凝聚各路精英快速发展壮大的主要原因,也是武昌首义之后朝野纷纷响应的根本原因。

首义之后,体制外革命的难题(数次武装起义失败)和体制内存满保皇的难题(大清帝国江山永固)相互纠结,在这个时刻都得到了释放,体制内的君主立宪派立即分化,张骞、唐绍仪稍事犹豫,就从君主立宪的立场上转到了民主立宪的立场,当时的情况是各省谘议局无不以张骞为领袖,,张骞的奔走呼号对促成各省脱清作用巨大不可估量;而唐绍仪暗度陈仓全然不遵守满清政府和袁世凯的君主立宪前提下的议和条件,一屁股坐在了民主立宪的立场上,瞬间消弭了南北立场的对立,把兵戎相见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点,其历史作用也不亚于数个都督的反正。更有袁世凯意在共和假打真谈,多有妥协,而南北各种政治力量都聚集在“惜阴堂”主赵凤昌的身边共商共和大计,赵凤昌谙熟共和之道,并且谋略过人,折冲樽俎为南北政治力量的枢纽,终于促成了南北议和的具体成果,成为新生民国的“助产婆”。这个成果是——满清皇帝逊位,袁世凯当选大总统,唐绍仪为内阁总理。我以为这才真正是辛亥革命的实际成果。

我以为辛亥革命应该清晰地划分为五个阶段。

一是武昌首义。这个阶段由与同盟会有历史渊源的文学会和共进会组织进行,可实际上组织失败,主要领导者都被捕或者逃亡。此后有大头兵熊秉坤组织起事,一个偶然事件导致开枪,一个低级军官吴兆麟运筹帷幄,指挥得当,侥幸成功。如果没有保路运动牵扯军力,如果没有都督瑞澄不战而逃,如果没有黎元洪出来主持大局,首义也会夭折。吴兆麟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将一场无名流血暴乱,转化为以排满为目的的兵乱,再由黎元洪出来主事将兵变规模化成为将一场具有正确革命诉求的军事行动,稍后赵凤昌引入共和理念将革命诉求正义化,所以首义是准确的表达,因为其后各省独立和起义才发展为全国事件。

二是各省独立和起义。各省谘议局和军事首领都督虽然各有自己的算盘,对清政府的亲疏关系各不一样,但是共和这个事情朝廷也在搞,至于排满这件事情总是一个民族心结,所以只要大势所趋,在南方各省不是一个艰难地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各省的起义没有经过血战。有的省份革命党甚至觉得过于温和就和大清的都督搅合成了一家,有点不过瘾,于是故意用杆子打掉都督府的几片瓦片,也就象征着革命了。

三是南北议和。这是最重要的阶段。是社稷利益、人民福祉高于朝廷,高于袁世凯个人利益的一个象征。朝廷给南北议和开出的基本条件起初是君主立宪,可是朝廷的谈判代表唐绍仪留学美国深受美国民主制度的熏染,他忠君思想实在有限,他不仅自行超越了议和权限,也没有明确抵制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对此袁世凯十分恼火,逼退唐绍仪之后,自己直接与南方代表伍廷芳接洽重要事宜,南北商洽的结果是南京政府只是过度,大总统非袁世凯莫属,虚位以待,直至袁世凯发力将清朝逼退。

四是清朝政府逊位。这个结果,来之不易。袁世凯不想做一个曹操、董卓式的人物,不想搞宫廷政变一举夺取天下,采取的是太极柔术,其中需要多种策略应对皇亲贵戚,由于和战两个选项他都不敢公开否决,特别是应对良弼等宗人党并不容易,在他本人险被革命党炸死和良弼被袁世凯假手革命党炸死之后,袁世凯终于完成了他的“逼宫”大业。

五是袁世凯为总统,唐绍仪为总理的共和政府成立。清帝退位,共和即成,剩下的事情是南方政府兑现诺言,南北商定如何共和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划分权力,成立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的问题。袁世凯大总统,黎元洪副总统的地位无法动摇,焦点就在于内阁总理,袁世凯难以接受黄兴等革命党的人,革命党也不愿意总统和内阁都被袁世凯控制。共和国难产之际,有赖于赵凤昌超人的智慧,他主张让唐绍仪火速加入同盟会,出任内阁总理,这样一个袁世凯和同盟会都可以接受的历史奇迹就诞生了。名义上内阁的权力还是在同盟会手里,可实际上唐绍仪已经超然于南北两派之上。

孙中山在南北议和未决,清帝退位未决,是战是和未决,武昌政府没有实际退出历史舞台的情况下莅位的临时大总统显然不具法律意义和全局意义,只是一个虚拟的共和政府。事实如此,此情此景怎么应该把辛亥革命的果实独自归于孙中山领导和孙中山所有呢?革命起于武昌止于武昌,怎么可以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呢?果实并不在手,又怎么可以说孙中山软弱、妥协拱手相让辛亥革命的果实呢?由于孙中山提倡武装革命,提倡“新三民主义”,由于同盟会是国民党的前身,由于蒋介石是继承了孙中山大部分政治遗产,所以孙中山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神话,辛亥革命的历史全貌被遮蔽,辛亥革命的历史阶段被割裂,袁世凯和辛亥革命中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不同政治力量被贬损,以致清末预备立宪和北洋政府的宪政历史都被全盘否定,一个罢黜众家,独尊孙文的语境盘桓至今,即使海内外民运人士纪念辛亥百年言论也难以脱其窠臼。

结论:孙中山没有实际领导辛亥革命,也没有领导武昌起义,孙中山只是名义上领导了辛亥革命中的同盟会和革命党,只是一个精神教父。孙中山自始至终是一个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者。正因为此,仅仅在共和国成立的次年他放弃法律途径解决宋案,以袁世凯杀害宋教仁的“莫须有”罪名发动了“二次革命”,此后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的名义推翻了北洋政府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度,建立了一个党国一体的专制体制,1949年建立的中华民国依旧是一个党国专制体制,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与民主共和却是渐行渐远。再说当年排满与否,何时排满,只是个时间问题。没有辛亥革命也会有其他运动方式排满,抛开排满,一场辛亥共和革命还剩下了什么?

尘封的历史需要揩拭,覆盖的真相需要还原,神话的人物需要袪魅。我以为这才是纪念辛亥百年的迫切任务。

2011年12月5日于咫尺居

(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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