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克思:制度与人性


在制度与人性的关系上,人们至今还保持着十分糢糊的观念。就连刘晓波这样学识渊博的人,也免不了在谈到两者的关系时犯错误,分不清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刘晓波在他出狱以后所著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一书中说:“有甚么样的人民就有甚么样的政府,如此这般的人民只配如此这般的政府,说谎的人民只配说谎的政府,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说谎这点上,真可谓合作得天衣无缝,确确是中国特色的‘天仙配’,我也是这配合者之一。”我知道他的本意是批评、反省六•四期间,要求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普通民众用散布“邓小平死了、李鹏跑了、杨尚昆被打伤了、赵紫阳复出了、万里在加拿大组成新政府了……”这些谣言对政治运动的负面作用。但是也可以从中看出他对制度与人性的关系存在着糢糊的认识,他完全应该把这种关系颠倒过来说才对: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我对刘晓波没有恶意,相反对他充满了敬意,在这里引用他的话是想说明,像他这样一个思想深刻的人,对制度与人性的关系的认识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我认为完全有必要对制度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作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仅有理论上的意义,而且还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国正处在政治体制转型的关键时刻,许多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就实现不了民主政治?”答案当然有很多,有历史论、文化论、经济论,与今天主题有关的就是人性论,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之所以实现不了民主政治,就是因为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奴性,中国人丑陋的人性,注定了中国只能搞独裁政治。是这样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制度与人性的关系。

人是众多生物之中的一种,是生物,就会有生物共同的性质。生物与非生物的不同之处在于,生物是一种生命现象,它需要不断与环境发生能量交换才能维持其存在,而非生物却不需要。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每一种生物都会自觉地追求有利于生命成长的最佳生存条件。比如,向生存条件好的地方迁徙,以最少的付出得到最大的收获或者干脆不劳而获。但是,人毕竟和其他动物不同,这种差异使人成为了地球的主人。那么人和动物的这种差异是什么?哈耶克认为是文化,是文化限制了人的动物本能。由人和动物的差异引申出人性。所谓人性,就是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必需具有的本质规定性。在生物的意义上,人和动物没有区别。由此可见,人性是后天获得的。如果离开了文化,人就只剩下动物性了。

对人性到底是善还是恶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2000多年,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他们之所以提出各自的人性论,都是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纲领。孟子想用性善论来说服君王实行仁政,荀子想用性恶论来说服君主实行法制。但是,不管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的拥护者,都没有为自己的论点提供有力的论据。孟子用“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来证明他的性善论,殊不知这些性质都是有了文化以后的人才具备的特点。荀子用人“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来证明他的性恶论,却是在谈作为生物的人的性质,是生物的共性而非专门的人性。由此可见,人不但是生物的人,也是文化的人。作为生物的人,她具有自然属性,作为文化的人,她具有文化属性。自然属性是动物性,只有文化属性才是人性。人们在有关人性的争论中,往往混淆了二者的区别。

正因为善恶是道德领域的观念,因而在自然界是不存在的。在大灰狼与小白兔的童话里,大灰狼代表恶,小白兔代表善。但童话已经被拟人化了,加入了人的价值观念,如果抽掉人的价值观,就没有了善恶的区别。狼和兔不是同类,它们没有需要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对它们来说,最高的价值就是生存。大灰狼如果慈悲大发不去捕捉小白兔,那么它自己和孩子都会饿死。所以,善恶是一种人类现象。善恶在人身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品格,高贵的品格就是善,卑劣的品格就是恶。善的具体表现有仁慈、忠诚、勇敢、自尊、勤劳、谦虚、节制等,恶的具体表现有残忍、背叛、懦弱、谄媚、懒惰、骄傲、放纵等。

人的天赋是有差别的,有的人记忆力强,有的人力气大,有的人活泼,有的人敏捷,这些差别都是显而易见的。这种能力上的差别,如果没有约束,必然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力气大的容易欺侮力气小的,聪明的容易欺骗愚笨的。结果,占优势的人就会养成残忍、骄傲、放纵、懒惰的人格,处于弱势的人就会形成懦弱、谄媚、自卑的人格。尤其重要的是,人类不仅存在着个体之间的天然差别,还存在着社会群体和组织,以及由此导致的身份之间的差别,如白人和黑人、执政党和在野党、警察和平民。由于人类利益多样性的客观存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和组织,这些群体和组织在能力上也和个体一样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群体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也会导致人性的恶化。由此可见,能力的差别是先天的,善恶却是后天形成的。能力本身并没有善恶的区别,善恶的区别存在于能力的使用上。把人推下悬崖或者把人从悬崖下背上来都需要很大的力气,然而这两种行为的道德意义却截然不同。

人性有没有差别?回答是肯定的,不过这种差别是后天形成的。晏子出使楚国,楚王为了羞辱他,事先吩咐人在他接见晏子的时候,绑一个齐国人来见楚王。楚王故意问:“被绑的是什么人?”官吏回答说:“齐国人,犯了盗窃罪。”楚王看着晏子问:“齐国人是不是天生就是盗贼?”晏子回答说:“我听说,桔树长在淮南就结桔子,长在淮北就结出枳子,它们虽然叶子相似,但果子的味道却不同。这是什么原因呢?水土不同啊。这个人在齐国不偷东西,到了楚国却成了盗贼,莫不是楚国的水土使百姓容易变成盗贼吧?”这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告诉我们,人出生的时候是没有善恶之别的,产生善恶的是后天的社会。

有的人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对商业的轻视,殊不知欧洲人在历史上同样轻视商业。《圣经》上说:“贪财是万恶之源”,西塞罗说:放债如同杀人一样可恶。有的人说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其实德国人在中世纪,人们对在政府工作的人同样是毕恭毕敬。有的人说中国人懒惰,可是我们同样在经济学家的著作里看到对英国人和日本人的懒惰的指责。我们今天痛斥的一切丑恶现象,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历史上都出现过,而且和今天的中国相比毫不逊色。我们今天有强拆,英国过去有圈地运动,形式不同,实质完全一样。可见,中国人和西方人,从生物意义上来看完全没有差别,他们在人性上的差别,是文化意义上的差别,是不同的制度造成的。

在《不虚此行-北京劳教调遣处纪实》这本揭露中国邪恶的劳教制度的书里,作者野靖环记述了这样一个劳教所泯灭人性的故事(转引自滕彪序):

曾经在拘留所一起被关押的卢静与野靖环结下深厚友谊,她管野靖环叫妈妈。作者印象中,"她总是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快乐,对我有很大感染,我很喜欢她。"但卢静负责包夹(即不超过10cm的近距离盯梢)作者一段时间之后,突然有一天哭着对她说:"袁队长说,所有的人都向她报告,说我从来没有骂过你,还经常跟你说话,说我在筒道替小哨值班时,还让你放茅、洗手。她知道得太细了。她说如果我还想减期,就必须改变对你的态度。她说知道咱俩在海淀拘留所的关系,所以才容忍了这么长时间,以后不行了!野靖环,以后我得按队长的要求管着你了,如果再这样下去,我就没有活路了。"作者说:"卢静,你以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不用考虑我。"卢静说:"按队长的要求,我每天都得骂你一顿。看在咱俩在海淀拘留所的交情,我是下不了这个狠心的,但是没有办法,我要不找你的茬,人家就找我的茬,最后的结果跟你一样被包夹。我要是像你这样天天被人家骂着、训着,我就活不了了,所以我得先保住自身吧。我蹲了4年大狱都没这么难受过,我在这儿才4个月,我真受不了了。"

从此卢静变了。这是劳教所吞噬人性的真实写照,它把每个人置于道德困境:要讲道德、讲良心,就会损害自己,对关押者如此,对管教人员也如是。受害者也成为了施害者,我们看到太多的例子,"犯人"监管、殴打、虐待同伴远远超出了制度允许的范围,甚至远超出管教施害的程度。在另一个意义上,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他们在残害他人身体、摧毁他人尊严的同时,也失去了人性的完整。他们努力使别人成为非人的同时,自己也被异化成了非人。

在以绝对的权力和绝对的顺从为原则的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已经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在这个大监狱里,连人的生存都变成了一种绝对的艺术。让我们通过“毛泽东和中共党史”这个政治笑话,来看看制度是怎样塑造人性的:

中共八大,讨论撰写党史。刘少奇说:“井岗山是毛主席的功劳,白区工作是我的功劳,统一战线是周恩来的功劳,解放战争是林彪的功劳。”毛泽东鼻子里哼了一声。八大过后,刘少奇被毛泽东干掉了。

中共九大,讨论撰写党史。林彪说:“井岗山是毛主席的功劳,白区工作是毛主席的功劳,统一战线是毛主席的功劳,解放战争是我的功劳。”毛泽东鼻子里又哼了一声。九大过后,林彪被毛泽东干掉了。

中共十大,讨论撰写党史。周恩来说:“井岗山是毛主席的功劳,白区工作是毛主席的功劳,统一战线是毛主席的功劳,解放战争也是毛主席的功劳。天下的功劳都是毛主席的。”毛泽东的眼睛笑得眯起来了:“说得真好啊,是谁教给你的?”周恩来说:“是刘少奇和林彪教给的。”

众所周知,周恩来是个老滑头,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发轫有他的功劳,刘少奇被迫害致死也有他的贡献,在共产党第一代核心领袖当中,功高震主而能够独善其身的人只有他一个,可见他见风使舵的本领有多大,在他身上把人性的“滑”字演绎得淋漓尽致。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天生就会见风使舵的人,在他年轻的时候,一腔热血、满怀悲愤,充满了救国救民的社会责任感,如若不是,就无法解释他甘冒杀身之祸紧跟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事实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就知道见风使舵,他就一定会去投靠国民党。他之所以从一个充满正义感的青年变成见风使舵的老滑头,完全是共产党的独裁政治制度塑造出来的。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和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都认为人性是可以教化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人性具有文化内涵。孟德斯鸠更加直接地指出不同的制度对人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在共和国里教育的目的是品德,而在专制国家,教育的目的是恐怖,是奴性教育。家庭、学校的教育与社会的教育是矛盾的,家庭和学校教给学生的高贵品格,被社会教育彻底推翻。

人性是水,制度是容器,不同形状的容器会形成不同形状的水,不同的制度也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形成不同的人性。给失业者太高的救济金,失业者就永远不会主动去寻找工作机会,这就培养了懒惰的人性;没有有效的制度惩罚赖账行为,债务纠纷就会层出不穷,这就培养了不守承诺背信弃义的人性;政府官员的权力不受制约,人民就会因为害怕而不敢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这就培养了懦弱的人性;职务的任免权完全掌握在当权者一个人手里,人们就会对他阿谀奉承,这就培养了谄媚的人性。相反,手握大权又不受监督的政府官员,就会养成傲慢、虚伪、残忍、放纵的人性。这样,整个国家在公共场合就再也看不到仁慈、忠诚、勇敢、自尊、勤劳、谦虚、节制这些美德的影子了!专制制度对中国人人性的扭曲,可以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写到:“以前中国人虽有一句话,说‘人命关天’,其实,人命关不关天,看发生在谁身上?如果说发生在我身上,我要打死一个人的话,当然关天。但如果凶手是有权势的人,人命又算得什么?”因为独裁政府具有绝对的权力,所以人民哪里还有什么尊严可言,结果必然导致:“中国人唯一保持自尊的方法,只有在受廷杖的时候,不喊出声音”。可见,制度对人性的影响是多么巨大,离开制度谈人性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孟子和荀子他们当然不懂这个道理,他们抛开制度谈人性,永远不会有结果,这就是性善论和性恶论一直争执不休的原因。

这里必须作一个说明,否则就会使我们误入虚无主义的迷途:我们指出制度对人性的决定作用,并不否定人性对制度具有的反作用。人毕竟不是水,把水倒进一个圆形的容器还是一个方形的容器,对水来说都是无所谓的,可是把人关进一个站不起来又蹲不下去的铁笼子里,人的生命就会受到严重的威胁。不管是生理上还是精神上,人的健康成长都离不开良好的生存环境。生理成长的良好环境是充足的和高质量的营养食物、卫生的居住环境、自由的活动空间,精神成长的良好环境是公正、平等的社会政治环境。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良好的生存环境,就不会有生理或者精神健康的人民。正如本文开篇所说的,人是众多生物之中的一种,是生物,就会有生物共同的性质。在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每一种生物都会自觉地追求有利于生命成长的最佳生存条件。今天,中国人民生存的物质条件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变,可是有利于精神成长的社会政治环境还没有任何进步,这就必然导致中国人成为物质上的巨人、精神上的矮子。

每个人降生到这个世界上,都必需接受一个业已存在的社会政治制度,这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既定的制度为我们规定了一个生存环境,人为了生存必须适应这个环境,但是对既定生存环境的适应,并不意味着人们就不应该产生改造生存环境的愿望。文化程度越低的人,对既定生存环境的适应性越强,文化程度越高的人,对既定生存环境的适应性越弱,相反,希望改造不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的愿望越强,这就是专制国家的统治者为什么要推行愚民政策的原因。

为了精神的健康成长,创造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政治环境是中国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国至今还没有实现民主政治,绝不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本质上有什么不同,而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的文化素养太低,在他们身上有着太多的动物性而不是人性。随着他们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就会限制他们身上残存的动物本能,展现出人性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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