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陈光诚事件的一点思考(一)

杨建利



  由于较长时间地关注陈光诚及其家人状况,并一直试图推动陈光诚一家境遇的改善的缘故,我对陈光诚被判刑、尤其是被软禁期间的情况了解比较及时和详细,很多时候对此感到极大的压力,在很长时间里,陈光诚的问题看上去陷入无解的境地,我对他顽强的抗争精神极为敬佩,也对山东地方当局在他身上施加的迫害感到愤怒。

  陈光诚的出逃让长达六年多的困局出现了戏剧性转机。虽然陈光诚目前尚未如愿来到美国,短期内他和家人在北京的基本安全大致是有保障的,我对中国政府履行“承诺”的后续行动也持审慎乐观态度。就在我从欧洲回到美国的时候,陈光诚终于得到了必要的身体检查和治疗,并可以与外界通话,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美国政要的关切和救助,也使中国政府官员破天荒地当面给了他安全和出行的承诺,放到一个月前,这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可能是近年来中国维权人士通过抗争获得的一个较大的公开性的成绩。

  我们看到,虽然由于经济利益的考量,美国政府尽量采取与中国政府合作的做法,但美国政要也不会轻易突破基本的道义和人权底线,在陈光诚进入使馆前后,美国政府采取的谈判手段大体是有效的,陈光诚案的进展让我们看到,至少在具体个案上,一旦美国政府决定投入精力和资源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一压力是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起作用的,这个个案也说明,长期以来人们以为人权议题会影响中美在经济、全球安全等其他领域的合作,这种担心在相当程度上是多余的。因此,我们必要继续以各种手方式影响美国国会、政府,敦促其对中国人权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援。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西方主要媒体在在过去多年里都对陈光诚事件给予过关注和报道,但中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了装聋作哑的态度,把责任和压力推给地方政府,而“放弃”了中央政府的监督职能,实际上是默认乃至纵容地方政府黑社会流氓行为,但在陈光诚进入美国使馆后,陈光诚问题的解决或不解决便具有了当下的迫切性,这时候,除了《环球时报》等报纸在舆论上维护面子的陈词滥调、前线谈判的官员假强硬乱叫牌以赢得时间外,中央政府的公开出现显得非常“理性”而灵活,从给陈光诚身体检查和治疗到承诺其安全读书,直至最后接受陈光诚全家出国的条件,可以说是一日千里的态度变化。从这一态度变化中我们看到,尽管中国政府内部具有强硬派和务实派的分野,但当迫在眉睫的问题出现而必须得到解决时,这个政权是具有基本的灵活性的,或者说,他们不是原教旨主义的顽固派,而是精于计算的实用政权。事件透露出的中国政府的实用理性非常值得注意,这使我相信,当面对某种强大而不得不然的情势时,这个政权中的主要官员,懂得如何计算以得到最大利益,而不一定抱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固执,进行得不偿失的选择,当然,前提是面对足够大的压力。

  在数位象郭玉闪、何培蓉这样有智有勇令人敬佩的公民的协助下,陈光诚用自己的勇气、智慧和身体上的牺牲,争取到了解决多年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曙光,而我们也可以乐观地假设,一旦更多的人采取行动,以勇气、智慧和必要的牺牲来维护或争取个人权利,中国政府及其掌权者未必不会再次展现灵活性,问题是,必须形成足够强大的压力,以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合作形成某种紧迫性情势,才会促其展示本应具有的“理性”。可以想见,这种外部压力的综合累积和内部“理性”的层叠增长,其总和就有可能形成政治突破的政治生态基础。

(2012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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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光诚事件的一点思考(二)

杨建利



  我们高兴地看到陈光诚与妻子儿女安全抵美,虽然留在中国的其他家人仍有巨大的麻烦,但是可以肯定,受到国内外各界高度关注的陈光诚事件开始从紧张的高潮上慢慢走入一个新的常态。这个时候再回望梳理,我们可以得到更多更有价值的启示。

  虽然在短短的一个月里,陈光诚和家人经历了常人无法想像的惊险和波折,眼下仍有家人处在被残酷迫害的危险中,但是目前陈光诚的整体状况与他出逃前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善,即使陈光诚最终选择留在中国,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状况也会比出逃前好很多。当然,目前的结局是许多力量帮助和博弈的结果,但是主要的因素是陈光诚本人的意志力和行动力,没有陈光城本人拼搏的勇气,什么外力都没有用。这一点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改变自己受剥削、受欺负、受凌辱的状态,公民本人的勇敢行动是最为重要的,是无法替代的。

  陈光诚2010年10月刑满,全家开始被监禁在家。2011年初,北非中东发生阿拉伯之春,中共当局为防止世界民主浪潮漫延到中国,在过度紧张中对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进行全面打压,救援陈光诚的公民活动却在这样肃杀的政治空气中启动,探访、戴墨镜、车贴、贺岁卡、给具体施害者打电话、呼吁国际社会限制主要责任人国际旅行、、、救援行动一波一波地开展起来,尤其是陈光诚在郭玉闪、何培蓉帮助下最后的出逃,付希秋牧师等的国际援助,这一切都说明中国的公民运动具备了反弹的能力,只要勇敢行动、组织得当就有可能在局部创造优势形成突破。

  陈光诚的案子能有突破、最终能有一个大致令人欣慰的结局,国际媒体的关注和国际民主力量的支持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再次证明,公民抗争的个案是否有能力调动国际的关注和支持是能否产生突破和进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前年被迫拆迁户的“麻雀行动”、去年年底广东乌坎的集体抗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中共当局以“国外敌对势力”的介入为借口对国内的抗争者进行威胁和打压,也使得国外的支持者投鼠忌器,但是我们仔细分析每一个具体事件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中共当局正是因为害怕国外的民主力量的介入使得其打压成本增高,才屡屡以此恐吓国内抗争的民众,一旦他们发现,抗争者真的有切实的国际支持,他们镇压的态度就会发生变化,常常是态度的软化。对抗争者最危险的状况是,稍有国际关注时遭到当局威胁而退缩回去,一般来讲,这时当局的报复是最残酷的,因为他们有了“国外敌对势力”介入的“口实”又不需要担心“国外敌对势力”真正介入给他们带来的镇压成本。对于抗争者来说,只要顶住压力渡过这个初期阶段的艰难,情况一般来讲会变得更好。乌坎村民抗争开始,引起一定的国际关注,当局就开始公开以“国外敌对势力”的介入进行威胁,乌坎村民顶住压力,继续设法邀请国际媒体的介入和报道,最终使他们的抗争成为国际普遍关注的事件,最后的良性结局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陈光诚国内的家人,大哥陈光福等,正在采取勇敢的行动进行抗争,我们要给予及时的关注和支持。

  我一直认为,中共当局常用的打压口实“国外敌对势力的介入”是一个好的说法,因为久而久之,人们逐渐认识到,每当民众与专制政府和掠夺的官员冲突时,“国外敌对势力”总是站在民众的利益一边,“国外敌对势力”是好势力,其实这是中共帮国际人权民主力量做宣传。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已经认识到,“外国敌对势力”的真正介入往往对问题的解决有正面推动作用,所以国内抗争寻求并得到国际的支持和关注越来越多,这样一来,中国公民运动国内国外的界限最终会被打破,人们的心理观念也会突破恐惧的压力,对一般民众来讲,寻求国际民主力量对中国公民运动和民主化的支持就是自然平常的事情了。

(2012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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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陈光诚事件的一点思考(三)

杨建利



  陈光诚的案子是中国近年来最臭名昭著的人权侵害案之一。在救援陈光诚的行动中,舆论的矛头基本上指向了山东省政府和临沂市地方政府及其有关官员,陈光诚出逃后录制的视频讲话也是向中央政府(尤其是温家宝总理)提出要求,请求中央政府审查处理围绕他所发生的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腐败、违法侵权和暴力犯罪行为,陈光诚进入美国大使馆后,在就陈光诚的前途处境与美国政府的谈判中,中国中央政府也同意了美方(暨陈光诚)提出的审查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要求,这一切似乎都说明,对这个恶劣的人权侵害案,中央政府并不负什么责任,责任全在当地政府那里。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个结论是不成立的。

  在中国,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捆绑的现象在相当程度上是存在的,使得中央政府的政策和命令不能得到贯彻,但是这样的捆绑现象并不发生在所有领域,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事实上,在中国只有在对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控制打压的领域里中央的政策是不受地方政府捆绑的,不是“朝旨不出午门”而是一贯到底。换句话说,中央政府也许对山东地方政府的债务累计和暴力拆迁没有什么有效的制止办法,但是,假如中央政府不同意对陈光诚进行迫害,当地政府和官员是不可能做到他们这几年所作一切的。接近陈光诚案子的人士早就透露,陈光诚本人也在录像讲话中提到,其实,几年来当地政府和官员一直靠中央政府高达几千万的专项批款的资源的支持对陈光诚一家进行监禁迫害的,这甚至成了许多有关官员和被雇流氓的生财之道。

  几乎没有疑问,对陈光诚的残酷迫害是中央到地方的整体行为,中央是难辞其咎的。中共领导人明白这一点,他们同时也明白其他人也明白这一点,而正是因为此,当陈光诚进入美国大使馆,美国政府表现出对解决此案的决心时,中共的领导人顿时感到了压力,要求他们的谈判官员在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到达北京前解决问题。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假如问题不在希拉莉到达北京前解决的话,希拉莉势必会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中公开提出这个案件,那时中共领导人,尤其是长期呼吁政治改革、法治和人权普世价值的温家宝,将是多么难堪!也许有人会说,中共领导人都是不要脸到底的人,他们怎么会难堪,怎么会有压力?对中共领导人的这样的评估是不准确的,是“超人”的。中共领导人不仅不是不要脸,而且很要面子,另外像所有人一样,他们总要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正确的理由,这不仅仅要说服别人,而且常常要在心理上说服自己。因为,陈光诚的案子是非太明确,对陈光诚的迫害太恶劣,太超出常理常规人性,太违背自己的法律,总之太说不过去了,而且中央不是不知道情况,其应该负有责任这一点十分明确,在明显的理亏连自己都不能说服的情况下,中共领导人要想尽一切办法避免和任何人对这个案子进行公开讨论更不要说理论了,更何况,事情发展到当时那种情况,假如问题不在希拉莉会见中国领导人之前解决,迫于国际舆论和国内政治压力,希拉莉势必要在会见中摊盘。

  设想(如下对话都会公开的):

1. 希拉莉:陈光诚……

  温家宝:他是罪犯,我们依法办事……

  希拉莉:他已经在2010月9月服完刑,以后的监禁,殴打是基于什么法律条款和法律程序?

  温家宝:……

2. 希拉里:陈光诚……

  温家宝:我们中央不太知情,需要调查了解。

  希拉里:他的情况国际媒体一直在报道,贵政府外交部领导人也数次就这个案子回答记者,您不知道?

  温家宝:……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共领导人的压力,这个压力使得陈光诚案子的朝向了正确方向发展。

  最近几年来,我们一直提醒国际社会,中国政府已经不怕一般性和概念性地谈论人权,所以在与中国的人权对话中一定要谈具体的案子,而且要公开谈和私下谈相结合,尤其不能放弃公开谈这个杠杆。我们再来设想一下,不提具体人权案子而只是一般性和概念性谈人权议题的情景:

1. 希拉莉:我们很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温家宝:中国政府一向注重人权的改善和保护,我们还有不足,会继续努力……

  希拉莉:(无语)

2. 希拉莉:我们很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人民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力,经济发展也会受到限制……

  温家宝:我们非常注重人权发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的文化、政治、经济背景和不同历史发展时期……

  希拉莉:(无语)


  类似的对话在美国白宫的记者会上其实发生过,只不过对话的主角是奥巴马和胡锦涛。中共领导人在这样的对话中一点压力都没有,甚至有时还会洋洋得意。

  概言之,我们对中共领导人的“超人”评估有可能会使我们忽略一些重要的策略杠杆,中共领导人本人是害怕公开就像陈光诚这样的案子进行公开讨论和理论的,正是美国最高层表现出的公开介入的决心迫使中共领导人在陈光诚的案子上作出让步。国际社会应记住,不能放弃就具体的人权案子向中国施压的策略杠杆。这一策略杠杆以前在很多案子(包括我个人的案子)上起到作用,但是近几年被普遍放弃,在最近的陈光诚的案子上又一次证明起到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也会在高智晟、王炳章、刘贤斌的案子上起作用,一切端赖我们的决心和行动。

(2012年5月26日)

(转自美国之音杨建利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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