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着死,不跪着生——血荐轩辕刘文辉

杨银波

图:作者与刘文忠在香港相聚

  45年前的3月23日,上海文化广场的公判大会万人聚集,三十而立的刘文辉即是头号被枪决者。45年后,也是三十而立的我,在香港获赠以血泪写就的《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而当面赠我书者,正是这本书的作者——刘文辉的九弟刘文忠,即书名所言的“同案犯”,他蒙遭牢狱之灾十三年。与刘文忠在香港相处两三日,已大致感受到其作为当事人的痛彻心扉和宏观视野。回大陆后读罢全书,更感胸中热血沸腾,全身颤栗。这种震撼,不仅基于刘文忠笔下的恐怖岁月何等疯狂,何等惨无人道,何等苍天无眼,更基于他的三哥刘文辉这个仅仅只有初中文化的硬汉,在那个汪洋死水的年代,思想境界竟能攀越到如此高度,与同时代人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即使以今日时局来定断,他也必属国家安全部门重点盯防的对象。这个人,看得太远,又心同言、言同行,精神气度与谭嗣同无异,与日本人所倡的武士道亦颇接近,毫不顾忌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不做顺民,甘当义士。义、仁、勇、诚等品格,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同是民主自由的追求,同是疾恶如仇的脾味,同是压不垮灭不熄的斗志,同是三十而立但一天比一天更感时日无多的青春,刘文辉血荐轩辕,而我此刻还活着。这条路何其漫长艰难,心中已有数。回望刘文辉就义前十年,仅仅20岁的他就被打成右派,从此一直在压迫、监控、非议、歧视中自强不息,他在教会学校上过学,有英文功底,广览书报,常听境外电台,密切关注时局,任凭风吹雨打,一心飞蛾扑火,以卵击石。他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写于1966年的文革之初,不但反文革,而且反毛泽东,不但反毛泽东,而且反毛政权,不但反毛政权,而且呼吁抗暴,不但呼吁抗暴,而且主张军队与干部站在人民一边,夺取武器,占领党政军警、机关、监狱、机场、码头、电台、报社……其政治诉求的最危险处,是武装抗暴,推翻毛政权。就算此举不成,他也预言今后的现实主义领袖必将清算文革、清算毛泽东,而军队也必须国家化,经济建设势必打开国门,开展洋务运动,即改革开放。

  刘文辉15岁以后就成为普通工人,嗜书如命,人文社科功底扎实,又频频获悉境外诸报道,与眼前局势两相对比,比绝大多数中国人看得更穿。他策划偷渡他国申请政治避难,被揭发后被打成反革命,但心火燃烧,继续抗争。他历数五七反右以来所有政治运动,对阶级斗争早就批判得体无完肤,称其为幌子,而实质是毛泽东铲除一切异己,行极权专制统治。如果说仅仅是分析时局,头脑里想想,对少数几人说说,偶尔躲起来写写,倒还算了,最多被他人揭发而遭殃——那时许多文革受难者是真心崇拜毛泽东或偶有怀疑,结果亦遭横祸。但刘文辉与绝大多数政治犯不同的是,他是从根本上,且相当系统地彻底否定毛泽东及其执政方针,绝不甘心把这一切埋在心里任其烂掉,而要将自己的所思所想,扩散到整个社会,意图激起各界响应,形成风潮,以抵制强大的文革风暴,进而逼迫发动文革的毛政权下课。最极端之时,他心中甚至萌生“荆柯刺秦王”之念,若有机会刺杀毛泽东,他绝对赴汤蹈火。当老舍投湖自杀,他却认为,人就算要自我了断,也要了断得惊天动地,不如到天安门自焚,以唤醒芸芸众生。

  如此血性男儿,有知识,有胆魄,有毅力,敢牺牲,敢号召,敢舍我其谁,历朝历代都颇为罕见,文革中刘文辉算是第一人,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第二个。这个第一,不是单指他是第一个被公开枪决的文革抗暴者,更是指他抗暴的激烈程度,足以称得上“革命”二字,亦即当一个政权无法无天地践踏人民、祸乱国家,人民生不如死,国家满目疮痍,一个个怒火焚身却只能沉默等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揭竿而起。他的这种揭竿而起,不是嘴上说说,纸上写写,而是基于大量研究之后发现别无他路,只此一条,于是形成纲领性的讨毛檄文《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可以想象,倘若当初刘文辉让刘文忠将这篇《驳》文抄写十四份之后,尚能深思熟虑地制作更精良、更保险的扩散方案,就算最终被查获,但公安机关破案时间拖得越长,刘文辉必然越激进,其接下来留下的文字或事迹,也将绝对超越《驳》文的层次。当时的刘文辉,在思想上已经被逼到了一条不走都不行的道路,左边、右边、后边都没有了路,只能沿着《驳》文的反抗层次,勇往直前,杀出一条血路。

  但刘文辉低估了政府,也高估了人民。那是一台台绝对忠诚于毛泽东的国家机器,也是一个个深感思想有罪的大脑已经停止转动的苦命人,谁也保不住谁,更别提揭竿而起这种肥皂泡一样的梦。他和帮他投寄信件的刘文忠,皆被迅速逮捕、判决。从进看守所的第一天起,刘文忠就再也没见过他三哥,但他书里叙述的一个场景引起我的注意。我想,当时应该是审讯者先审问了刘文辉,将其带走后再找刘文忠。刘文忠一进审讯室,看到的是砸烂的茶杯,东倒西歪的桌椅,由此可以断定,之前审讯者与刘文辉之间肯定发生了相当激烈的肢体冲突。被捕后的刘文辉,一直像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那样,哪怕自己已经伤痕累累,被黑牢迫害得只剩一身皮囊,但是仍然血气方刚,反正横竖都是死,不如死得像条汉子,才懒得跟你翻来覆去交代案情,不如把你们这些文革罪人一个个批判得入血入骨,就算我刘文辉血洒大地,你们今后做梦都会梦到我恨不得把你们杀得一干二净,让你们记住我布满血丝的圆睁双眼,记住我死到临头还没把你们这群吃人不吐骨头的民族败类、朝廷鹰犬放在眼里。就像刘文辉在血写的遗书里慷慨陈词:“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磨钝屠刀,把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宗旨。”

  文革结束后,那么多冤假错案,但凡与文革沾边的,大都被平反。就连“遭到空前未有的惨痛无己的迫害与折磨和镇压”的林昭,即使令毛泽东龙颜大怒,也在1980年即将结束时被平了反。但刘文辉的大案,由高层主管,因案情过于敏感,一拖再拖,主意太难拿定,一直到1982年才宣告刘文辉无罪,且在判决书里说“其余思想认识与教育问题,均不构成犯罪”。其之所以被平反,主要是因反文革,对文革的极左路线不满,是路线斗争,却不敢深究刘文辉视毛政权为敌人的思想资源。至于所有涉案言论,一概封存,视作机密,解密之日遥遥无期。当初直接将刘文辉置于死地的人,所谓“四人帮”中的其中三人(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有参与,他们把刘文辉第一个拉出来进行万人公判,而后残忍杀害,这也足以证明刘文辉的抗争已经到了敌我斗争层面。据目睹过刘文辉被公判的人说,他当时嘴里只能发出“呜呜”之声,极可能下颌骨已被卸去。在他死后,没人敢去要骨灰,至今坟墓里埋的,也只是他的衣冠。这个人曾经如此真实地存在过,抗争过,但他的牺牲换来的,却是至今大多数人对他的陌生和遗忘,以及统治者对其民主思想的恐惧。好在网上有极个别人发出感叹,“应该在上海文化广场为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塑碑纪念”,总算石头投江,有点回声。

  刘文辉的思想在文革中过于领先,由此成为先烈。如果这样的人在那时不死,“忍”功必须一流,要跳出四极八荒。他没有忍,非但没忍,思想还一日千里地激进向前。他的孤独郁愤,他的满腔热血,他的想让一盏微弱孤灯照亮漆黑中国的远大理想,全部被剿杀得干干净净,连骨灰都不剩,一切烟消云散。他的亲人对于他的死亡之路,非常自责,倘若那时早知道他居然已经激烈到倡导武装抗暴的程度,一定会把他说服,哪怕哭着跪着求他,哪怕把他捆起来、关起来,也绝不让他动笔,更不会让他嘱咐腿有残疾的九弟到杭州去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这一家人,祖祖辈辈为国为民,无怨无悔,多少被救助的人应该感谢他们啊。他们支持抗日,他们帮助共产党,他们救济穷人、流民,他们不去台湾、香港,他们甚至让老二跑到朝鲜打仗还身带战伤,这些他们都不图回报。可是,怎么一家人就出了三个阶级敌人?父亲刘宗汉被整得双目失明,老三刘文辉血荐轩辕,老九刘文忠被关看守所、被监视改造、被判入监、被送进农场石场长达十三年。这笔血债实在太深了,深得就算偶尔想起来也如割疮挖肉。这教训乃是何等深刻,难道中华民族每一次艰难的进步,都必须以牺牲自己最优秀的儿女为代价吗?

  好在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刘文忠2004年毅然关闭三家公司,余下公司由儿子打点,从此再次从血海里掏出文革岁月留下的所有记忆,著书立说,环游世界,誓要把风雨人生路阐述得透透彻彻,将往事与今天、中国与海外的所有苦难和危机,都一一写尽,继承刘文辉遗志,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好在刘文辉的大案,就算在今天也可能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但在30年前仍然被宣告无罪,而30年后也越来越被人所知,颇受瞻仰。好在事实证明,无论一个国家被劫持、被毁灭到何等程度,始终有最无畏的勇士敢于站出来向大厦将倾的危难发出呐喊,这是这个民族终究难以被压迫至死的希望,也是那个年代之于今天还为我们及后人留下几许颜面的光辉。好在我这样三十而立的人,在说不清是上帝指引还是机缘巧合的时候,面对面地相逢65岁的刘文忠,把目光投注到那个舍身取义的三十而立的思想先行者刘文辉,让我感同身受,无数个瞬间看到了我自己的来路与去路,也无数个瞬间被点醒了一条领悟:民主政治,尤其是中国的民主政治,今天行动,明天不一定有效果,也许30年、50年甚至100年以后才看得到曙光,孤独是必然,坚持是必须,胆魄是必定,就算临死前都看不到希望,但灵魂深处一定要想到将来,所以要起而行,从当下做起,从我做起。

  (作者为作家兼签约公益歌手,1983年生于中国重庆,崛起于社会底层,业已奋笔九年

《公民议报》首发
2012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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