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济南之行

独光达



  去山东访友的计划,在我心中由来已久,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今年7月,终于有了条件。

  7月15日,我坐朋友的车到了太原,购买去山东的火车票时,发现买票的人排着长龙,原来每个人买票时都要出示身份证,原来从去年开始已经实行了购票实名制,使卖票的速度慢了许多,经过1个多小时的排队,终于买到了去济南的车票。进站时还要查验身份证,随身携带的行李必须要经过安检通道,再过去就是人身检查,那些安检员,在每个旅客身上上下乱摸,令人好不烦恼。中国绝少发生恐怖活动,由于政府的残暴与野蛮,才产生了杨佳与钱名奇这样的人物,如此草木皆兵,暴露了当局内心对民众的恐惧与心虚。

  实行购票实名制使政府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也给旅客的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实乃劳民伤财之举,政府却说是为了杜绝黄牛党的倒票行为,在中国铁路大发展的今天,任何思维正常的人都会认为这样的理由太过牵强,其实政府推行购票实名制,醉翁之意不在票,目的是为了拦截异议人士和访民。

  下午5点多,终于登上了开往上海的374次列车,由于疲劳,上车不久就在坐位上沉沉睡去,醒来时,天已将黑,车已过了石家庄,夜里12点左右,到达济南,下车出站以后,在一个小饭馆吃了一碗面,然后找了一家饭店住下,房费一天40元。

  次日早晨7点,我给济南的巩磊打电话,他说他在磁窑,要到10点左右才能回来,让我等他,我看时间还早,起床洗漱后就到了附近的一家网吧上了一会网。

  10点左右,接到了巩磊的电话,说他已经到了,我立即到饭店门口去迎接。

  我与巩磊虽然未曾谋面,但是我们神交已久,所以当他走过来时,我一眼就认出了他。因为一见如故,所以也就不用寒暄与问候,他与我一起回到房间,商量好约孙文广教授吃饭,电话通了以后,孙教授说他被警察监控,不方便出门,建议我们到他家里去,于是我退掉房间,顺便买了一些熟食,然后上了公交车。

  巩磊原来在政府部门工作,因看不惯官场的贪腐与倾轧,于94年自动离职,成为自由职业者,他思路清晰、才华横溢,这次将他自己所著的《东平湖抒情》送给我,在这本诗集里,一个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情真意切跃然纸上,由于没有固定收入,他只靠稿酬维持生活,他是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快到12点的时候,我们来到了孙教授的楼下,门口有两个便衣在守着,但他们并没有对我们进行盘问,可能是因为出入的人太频繁,他们忙不过来,他们的任务是孙教授出门的时候实行跟踪、监视,只要孙教授在家,他们就万事大吉了。

  我们坐电梯到21楼,孙教授已开门迎候,进门后,稍事寒暄,孙教授就张罗饭菜,期间他还接了两个电话,这两天他的夫人韩老师出门去了,家里请了个钟点工,12点下班,但饭菜已经做好了,连同巩磊带的牛肉和凉菜,已经很丰盛了,家里就我们三个,无拘无束,孙教授不喝酒,所以我们以茶代酒,边吃边谈。我们先谈了各自的情况,然后谈目前的形势,薄王事件、陈光诚事件、秦永敏结婚等等,时间很快过去了,但我们意犹未尽,吃完饭后,孙教授提议我们合影,因没有其他人在场,只能有一人用相机拍照,我分别与巩磊、孙教授合影留念。

  孙文广教授已经78岁高龄,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对中国的民主事业有着成熟的思考,并且亲身参与,他的参选纪实已广为流传,他与国保警察巧妙周旋、斗智斗勇的勇气与胆识在国内屈指可数,令人钦佩。

  临分手时,孙教授将他所著的《狱中上书》赠与我,文革时期,他因发表政治见解而两次坐牢,前后达8年之久,在狱中,他仍然对中国的各种问题积极思考,为了使自己的思想与认识得以保存,他采用了“上书”这种特殊的方式,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在监狱中,有时候没有笔,他用草棍蘸着浓缩的酱油汤写在草纸上,从1976年11月开始到1982年12月共上书50余万言,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法制、人权、外交、文艺等各方面。

  在监狱恶劣的环境中,能够写出如此巨量的文字不仅需要顽强的毅力,而且需要惊人的勇气,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对现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质疑,不仅可能被加刑,甚至还有被杀头的危险,在那个专政与恐怖的时代,以阶级斗争的名义,什么人间惨剧都可能发生,江西的李九莲与钟海源就死于华国锋治下。无疑,孙文广先生的勇气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在这此上书中,孙先生对当时实行的方针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处处显露出闪光的思想,指出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的神圣性,对孟德思鸠、洛克等人关于三权分立、权力治衡的民主理论进行了介绍,为民主理论的发展和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下午两点半左右,我与巩磊离开了孙教授家,然后来到山东省委信访接待处,接待处外面,有几十个坐着小马扎的截访人员,我们在门口被保安拦住,我们借口找人才能够进去,在里面,坐着有大约100多位上访人员,他们在等待着递交材料、接受询问,我们与来自山东东营的几位访民进行了交谈,他们是因为揭发当地村官的贿选行为遭到了殴打,已经来过三次,但没有得到任何处理,完了跟我们要去了电话。以后有事再联系。

  从信访处出来,巩磊就在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为我开了房间,然后与我分手。

  第二天上午11点,巩磊打来电话,说是一位叫秦志刚的朋友约我吃饭,地点就离我住的旅馆不远,随后我赶过去,与他们二人会合,就在附近找了一个小饭馆。

  秦志刚也是一位民主人士,89.64时是济南工自联的负责人,曾经被判了8年徒刑,但他对自己的行为从不后悔,现在靠修理电器生活,谈话中不知不觉,近两个小时过去了,刚才熙熙攘攘的饭馆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这时候,饭馆老板也加入了我们的话题,原来他也是济南64民运的参加者,原来在国企上班,现在自己开了这家饭馆,因为物美价廉、服务热情,所以生意兴隆。因为秦先生下午有事,所以我们握手道别,临分手时,我们互相留了电话。我回到旅馆。

  下午5点半,我接到了秦志刚的电话,约我吃饭,地点还是在中午吃过的那家饭馆,我去的时候,志刚和巩磊已经到了,志刚还从处面买了一桶扎啤,另外还来了一位叫解金玉的朋友与他的妻子,解金玉也是济南64参加者,曾经砸了历下区公安的警车,为此蹲了6年大狱,他刚刚结婚不久,妻子是一位来自四川的女士,看得出她精明能干,现在他们开了一家小店维持生活。

  席间,又有一位叫邵凌才的朋友赶了过来,他视力不好,找了好半天才找到,所以迟到了,从他的谈吐可以看出他知识渊博、理论功底深厚,对民主有深刻的见解,他现在在研究中医养生并以此为生。我与在座的几位朋友虽然初次见面,因为有着相同的理念与追求,所以话题丰富、气氛热烈,饭吃了近3个小时,仍然意犹未尽。由于政府的控制与打压,他们在经济上都处于贫困状态,但却对中国的民主怀着一腔热血,真可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与济南的朋友分手后,第二天,我坐高铁到了北京。高铁被称为“陆上航班”。时速达300公里,从济南到北京只用了1小时40分钟,其舒适与快捷,令人感觉很好,但票价却比普通列车高出3倍,经济的发展令人感慨,这也成了中共执政合理性的唯一理由。

  到了北京以后,我本来想去拜访被迫辞职的媒体记者李建军先生,通了电话后,才知道他不在北京,为了避免北京警察的骚扰,我没有住旅馆,而住在一位普通朋友家里。

  第二天即19号我去往南站国家信访局看望访民,看到那里人很多,排着长队,外面马路上坐着很多截访人员,从车牌号可以看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经了解,访民们有各式各样的冤情,犹以土地拆迁的居多,虽然上访并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访民之间的交流与帮助,可以释缓他们心中的怨愤。由访民的剧增,可以看到中国现行制度的不治之症。

  20号,我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信访处,那里的门卫很凶,没有登记的访民不让进,我只好在外面与访民交谈,其中东北的一位大娘因女儿看病时肾脏被盗割而上访,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面遭到了当地政府和医院的多次欺骗和打压。言语间,禁不住泪水涟涟,其情之惨,令人唏嘘。

  因为不是敏感期,我打算在北京多住几天,帮助访民写写材料,顺便见见朋友,我跟胡石根老师约好第二天见面,却不料,第二天早晨接到了我们当地国保的电话,说他们已经出发,到北京接我,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答应与他们会合,那天正是北京下大雨,与胡老师的约会被迫取消。

  22日,因为没有买到车票,我与山西汾阳的国保警察只好在北京又住了一天,并浏览了故宫,在故宫游览时,接到了胡老师的电话,说还有另外两位朋友想见我,问我能不能见面,因国保在我身边,我无法脱身,不能与胡老师见面,后来才知道,那一天与胡老师在一起的是维权英雄熟飞雄先生,久闻郭先生大名,此次见面的机会却失之交臂,令人遗憾。

  23号上午12点左右,我与我们当地国保一起登上了北京开往太原的列车。

2012年8月10日
《公民议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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