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枝散叶——看近代西方政治学的变迁

杜智富


  西方政治学,自柏拉图,阿里斯多德以降,其主干线的流变主要发生在政治哲学和现实政治学之间的争辩,一方是统治西方思想达两千多年的神学和形而上哲学,另一方是不断要从神学和形而上哲学统治下挣扎出来的现实政治理论,后者的主干线可以以马基雅弗利,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为代表,而政治哲学里的形而上主流到了黑格尔之后,逐渐式微,虽然有所反复,但是到了海德格和维根斯坦之后可以说是其领导地位终于被推翻了(对这方面的论述请见另文:杜智富:迟来的觉醒,主导西方思想2000年形而上哲学的缘起流变及其终结)。那么到了19世纪下半叶之后,剩下的现实政治主干线是如何在20世纪发展下去的呢?


  有论者认为西方现实政治思想在20世纪之前好像大树的树干,其基础思想并不繁复,理论家人数也不为多,在现实政治上的争论主要发生在群体生存和个人主义之间,前者可以归纳为共和体系【republicanism】,可以由柏拉图,阿里斯多德,马基雅弗利,卢梭,美国立国之父之一的麦迪森为代表,后者可以归纳为自由主义体系【liberalism】,可以由洛克,托克维尔,潘恩,J.S.Mill,到近代的罗尔斯为代表,而到了20世纪之后,大树的树干开始开枝散叶,呈现出极为繁复的变化,让人难以概括,这个现象可以归因于现代政治学力图解决现实生活里的困扰因素,而现实生活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出现之后变得极为复杂,就像马克思说的,哲学不应满足于光是理解世界还应该要想改变世界,政治何尝不应如此,于是政治理论开始呈现出极多的派别和主张。

  整个十九世纪欧洲社会面对着巨大的变革,即从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和市场为主导的社会,和由帝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社会,在工业化之后,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社会的稳固性端靠高度的互为依存,于是有了社会分化和解体的极大担忧【differentiation and disintegration】,不同的社会学派提出不同的主张,马克思提出消灭阶级的理论,Durkheim提出道德和文化必须跟的上时代的变迁,道德和文化必须不断重建论,韦伯则提出理性主义,去魅,建立责任政治,但是还是担忧无所不在的官僚权力【the iron cage of bureaucratic rule】。

  相对于十九世纪社会学的巨大进展,政治学,尤其是学院里的研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仍然以研究每个国家的宪法和制度为主,这个局面非常为人诟病,首先官样文章的宪法和制度论解释不了法西斯的兴起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从知识累积的角度看,这样的各国知识不能成为科学意义上的知识,欧洲和美国因而兴起了实证学派【positivism】,希望能够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里发展出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实证的理论,这个发展势头主要表现在美国学院里发展出来的行为主义【behaviourism】,在60年代成为显学,但是由于行为主义必须在规则明确的民主体系底下才能有实证的结果,碰到所有非民主的体制就变得一筹莫展,人的变幻莫测说到底不能被机械式地模拟,很快社会学和政治学又回归到大架构推理性的研究【macro inductive】,而非演绎性【deductive】实证研究,这之后虽然有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的出现,终不能挽回实证主义的颓势,但是在政治学里,1960年代末还有更为翻天覆地的变革,首先无论是自由主义学派或马克思学派所共同遵守的古典理论架构【classical paradigm】在60年代末已经难以为继,所谓的古典理论架构是指自亚当斯密,孔德以降,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都认为生存上的压力导致创新,创新导致社会变迁,政治和文化的变革随后而至,60年代首先见证了古典理论架构不能适用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变革首先始于外来压力下的政治崩溃,而创新却遥遥无期,按照西方的建议走西化的路子造成大量非西方国家发展失败,但是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内部的衰退与古典理论架构里的进步观有所违背,于是60年代末政治学做了两个重大的调整,第一个调整是从古典理论的由架构【structural】改变导致功能改变的方向【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变成为功能需求导致架构改变的方向【functional-structuralism】,用以解释非西方的政治现象,第二个调整是从古典理论架构的唯物性【materialism】改成精神和文化的衰退先行于社会衰退论,建基于Pareto,Mosca 及 Spangler等人的理论,并被认为是理论上重大的突破。

  60年代末实证主义被列为支流后,政治学重新恢复了国家和制度的研究,亨廷顿提出必须把政治建设放在社会现代化和社会动员之前,政治发展为首要,不惜限制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政治建设以政党建设为主,即使一党独裁也比没有政治发展要好等等理论,一时间国家研究以各种面向同时发展,有法理上的,实质上的国家性质研究,还有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等研究,可谓一时之盛,到了90年代新制度论研究更下一层楼,认为国家研究的层次还是太高,使人难以了解一个政策的改变和执行的机制到底是如何完成的,如是有了理性选择制度论,历史制度论,社会学制度论,和思想制度论等等学说【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ideational institutionalism】从制度形成的历史,文化,机制,和思想变迁来更为深入地了解政治变化,这个势头从90年代一直延伸到21世纪的头十年,可谓正在当下,仍未看到尽头,这其中尤其是思想制度学最为能够解释政策改变的动因和执行上的种种变数,与过去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相比,的确有巨大的进展,更不用说与十九世纪用整个社会为单位的研究相比较了。

  政治学者们坚持政治学要解决的是现实上的困境,理论和方法论都只是手段,并非政治学的目的,在这方面政治学在60年代末碰壁之后,首先被扬弃的是以西方为中心,为模范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即现代化等同西化的理论,代之而起的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论【dependency theory,world system theory】,这两个理论认为第三世界要发展必须走自己的路子,否则越发展就越不发展【development of under development】,甚至应该刻意保持与世界中心有一定的距离,因为世界中心是不会轻易放弃既有的经贸和工业优势的,在70年代,和80年代这两个理论盛行之后的是90年代到今天的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和解构理论【post-colonialism,feminism,post-structuralism】,认为世界不能光从政体的角度来看问题,必须认识到文化和认同是游离于国界之间的,世界也不能光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做为单一地理概念来看问题,现实问题是多元地理性的【multi-scale的】。

  现代政治学的主流,起码西方的主流是自由主义的【liberalism】,最近二十年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的【neoliberalism】,自由主义很早就认定民主制度是达致自由最大化的保障,但是也是从一开始,民主制度就有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制之争,也就是美国现在极右派扭曲美国国父之一麦迪森所谓的共和式民主为不要民主的说法,整个二十世纪对民主的理解和实际操作也有了更多的论述,例如Schumpeter 的人民其实主要是投票选出新政府,人民并不参与政治决定和操作,Dahl的任何比较大的政治体制都不可能有完全的民主,包括美国,民主其实是poliarchy,即少数统治,其实任何政体都是少数统治,还有Tilly的分赃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民主的主要派别,除了原来的自由民主派 liberal democracy 和共和民主派republicanism 之分外,到了二十世纪还有五个派别,即小政府民主派【protective democracy,代表人物为海耶克和Milton Friedman】,利益民主派【pluralism 即民主政府理应代表不同团体的利益,代表人物为 Truman,Dahl】,好处民主派【performance democracy,即没有好处下次不投票给你派,代表人物为Schumpeter】;参与民主派【participatory democracy,认为民主习惯应该广为散布成为日常生活和工作里的一部分,代表人物为杜威】和福利民主派【welfare democracy,认为社会公平应该向弱势群体倾斜,代表人物为罗尔斯】。

  政治学到了二十世纪的后半页,可以说是枝繁叶茂,百花齐放的局面,同时其视野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一改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页总是以全社会或全国家的角度来看问题,不过目前的进步也有繁琐化的趋势,理论的覆盖面越来越小,考虑的问题也比较琐碎,一改以前的大架构,大过程,大比较的气势【Tilly语】,可以说有得必有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细腻和大气势难以兼得。

  不过在政治学所强调的要解决现实困境这一点上,笔者认为今天的政治学仍然有巨大的空间需要大力开发,19世纪社会学留给我们的难题有些还远远没有答案,难题有三,即马克思的资本制度内在基本矛盾在今天资本全球化下仍然没有答案,Durkheim的社会发展必须有跟得上的道德和文化重建,在今天西方内部继续呈现衰退,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局面下,也是看不到答案将来自何方,最后是韦伯对官僚体系的担忧,西方社会不断的陷入政府责任和职能的无限扩张,在民主的民粹倾向下,政府的重负将不胜负荷,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长期赤字预算和福利政策无以为继的局面,而同时全球资本市场的难以管控【regulation】或极力抗拒被管控,这一切把我们带回到 Polanyi 在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一书里提出的巨问,是市场要服务于社会和政治呢?还是要社会和政治服务于市场,看来政治学需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地方还是不少的。

◇◆◇◆◇◆◇◆◇◆◇◆◇◆◇◆◇◆◇◆◇◆◇◆◇◆◇◆◇◆◇


附件一

迟来的觉醒,主导西方思想2000年形而上哲学的缘起流变及其终结

杜智富


写于2011年8月22日



  主导西方思想达两千年之久的形而上哲学,根据尼采等人的考据,起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和阿里斯多德师徒二人的哲学,其基本的思路是现实世界里的一切都是一种模仿,模仿什么呢?他们主张虚空之中蕴藏着所有完美的形状(form),完美的美(idea of beauty),完美的好(idea of good),这个虚空的世界,也是神圣的境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里画出来的圆,永远不会是完美的,因为是一个仿制品,人性(human nature)原来的蓝图(causa formalis)也是来自于这个虚空的真实世界,所以人也是不可能完美的,我们世界里的一切,包括真,善,美,正义,道德,灵魂莫不如此,我们的世界其实是一个假象的世界(apparent world)。

  这个虚空是真实的世界,由于看不见摸不到,所以是形而上(metaphysics没有物质的意思),metaphysics 一字起源于阿里斯多德著作里关于物理章节之后的论述,也就是物理之后(meta)的意思。

  这个虚空是真实的世界,现实是假象的世界的说法,尼采称之为历史上最为荒诞的谎言,它却成为西方主流思想的基础达两千多年之久。阿里斯多德虽然反对老师柏拉图对形状(form)的说法,但是他的一个议题:为什么世界里会有物质,而不是什么都没有,却把形而上哲学引向更深的冥想方向上去了,阿里斯多德使得形而上哲学包含了三个内容,什么是物件的本质,什么是恒久不变的,什么是宇宙的第一动力(first mover 即神明的意思),整个中世纪阿里斯多德哲学大行其道,从一世纪开始他就被称为唯一的哲学家("the" philosopher),他的老师柏拉图却完全被人遗忘(直到15世纪后才从新被人认识),阿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说首先被阿拉伯的学者们认识到它对一神教的巨大意义,阿拉伯学者们大量翻译了阿里斯多德的著作,这些阿拉伯文的翻译最终流入欧洲。罗马的基督教教会,即早期的天主教,同样的看得出形而上哲学对基督教一神的巨大意义,于是形而上哲学虚空境界里的form,beauty,good,就很容易的转换成创造宇宙的神:耶和华,在基督教的加护之下,形而上哲学与神学结合,继续大行其道,虚空的世界继续是真实的世界,我们的世界还是假象的世界,基督教神学里的希腊哲学色彩就是这么来的,尼采把基督教看成为大众化了的柏拉图思想。

  形而上哲学到了笛卡尔的时代,变成了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伟大处在于他把以上帝为中心的形而上论述转换成以单个人为中心的论述,摆脱了宗教论述,但是还是形而上的论述,我知道自己存在,我面对万物,物我对立(subject versus object),但是我不能肯定我所面对的一切事物的存在,我只知道这些事物的概念存在于我的脑海里,形而上哲学因而有了超级怀疑论的性质,最后笛卡尔无法解决这个超级怀疑论,还是把上帝请回来,说物件的存在不必再怀疑了,上帝不会骗我们的,笛卡尔的超级怀疑论被自己的上帝不可怀疑论破了功,但是这个结果还是符合神学和形而上结合的方向,所以形而上哲学继续延伸下去。

  到了黑格尔手里,他发展出来的人的感知学(self consciousness;Phenomenology of Spirit)和集体意识(objective spirit)其真正用意是要整合现代人的自由观念和历史里理想的社会群体观念(synthesis of subject and substance),也是要整合科技和理想主义(idealism)之间的矛盾,但是黑格尔的体系还是形而上的,他把人的理性的来源归因于上帝的恩赐,人的群体意识(objective spirit)也不是人的群体觉醒,而是上帝在世间的作为,历史的轨迹即自由的不断扩大化当然也是上帝在人间的作为,一切的政府形式也是上帝的意思(the state is the march of God through the world),这就是一切‘现实的都是理性的’这句话的形而上哲学的背景,在科技的巨大压力之下,康德和黑格尔二人都要为形而上哲学和神学划下自留地,认为理性和科学最好不要再追究神学和形而上哲学了。

  到了十九世纪末,终于有人鼓足了勇气,勇敢地挑战正统的形而上哲学和神学,尼采正式提出了形而上哲学的荒诞无理和必须打到,形而上哲学不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形而上哲学把真实的世界说成为假象,而把虚空的境界说成为真实,这是历史上最为荒诞的谎言,而却能够流毒达二千年之久,它是西方世界虚无主义(nihilism)的基本成因,因为这个世界没有真理,这个世界的一切没有意义,人人可以为所欲为也是无所谓的,大家都虚无了,全面的虚伪文明因之而起。尼采的愤怒是如此表达的,他说十九世纪末整个欧洲弥漫着极度的张力(a magnificent tension),就像一把扯尽了的弓(a fully stretched bow),要干什么呢?就是要反击无所不在的柏拉图主义,即神学和形而上哲学。他要把箭射出去,射到哪里去呢?尼采的答案是超人,是权力意志,要人摆脱形而上哲学的枷锁,要人顶天立地,勇敢地不断的创造,永无止境(eternal recurrence)的创造。

  但是要摆脱两千多年的思维习惯谈何容易,尼采的从新审视一切价值,尼采的权力意志,尼采的不断创造等想法的内核,还是逃不出形而上哲学的思维定势,尼采不光是自己承认是虚无主义者,他挑明了上帝并不存在,上帝已死,即虚无的真实世界也没有了,这就更加深了西方人在虚无状态下的惶恐不安,惶恐不安是因为两千年下来的基督教思维定势无法一下子根除和让人能够坦然接受。

  到了二十世纪初,在海德格(Heidegger)和维根斯坦(Wittgenstein)等人手里,形而上哲学才最后轰然倒塌,海德格的论述比尼采的还要惊人,他说不光是形而上哲学颠倒了真实和虚幻两个世界,把真的说成是假像的,把虚的说成是真的,更为严重的是形而上哲学把一切都看成为‘物’的惯性态度,因而误读了人的本质达两千年之久,因为形而上哲学把人看成是一个会说话和有理性的动“物”(理性或灵魂却来自上帝),也就是只看到了人的个体意志的能动性是动“物”性的,却没有看到人的植物性的一面,即人人是植根于(rooted,plant like)他的文化土壤里,传统土壤里,和他的社会土壤里,他不能自拔于他的环境土壤,他人在江湖(thrown in the world)身不由己,他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的存在,海德格抛弃逻辑,因为逻辑不能应对人在社会里的感受和反应,除了动态的还有静态的反应,人是一个有感性(mood)和有情理(logos)的社会存在,对此逻辑完全无能为力,逻辑不能处理logos,现代社会的弊病就是只看到人要改变世界,征服世界,科技加强了这个趋势的可能性,这都是形而上哲学强调人的动物性的必然后果,无视人的社会性才是人在现代世界里感受到深刻的孤立感(异化,alienation)和不自在感(uncanniness)的真正原因。可是海德格自己的巨著Being and Time,按他自己后来的自我批判,还是没能完全逃脱形而上哲学的习惯,因为Being,即他的人的本质,虽然有了新的内容,即人的植物性,但是还是一种形而上哲学的本质学。

  到了维根斯坦,他的前期语言论还是以形而上哲学为基础的,但是他的后期哲学却成功的摆脱了形而上哲学,建立了语言对思想的限制性和语言策略等论述。形而上哲学终于终结了,哲学在二十世纪不再是神学的婢女,也不再是科学的婢女,在哈巴马斯(Habermas)的手里,哲学不是单一逻辑思维的线性表述(monologic),哲学要跳出冥想(contemplative)的习惯,不要光想,还要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要成为改变世界的办法(critical theory),即分析,反省,宣传(enlightenment),解放(emancipation),等一系列的革命或改革手段。到了噶达马(Gadamer)手里,哲学变成了纯粹的解释学(hermeneutics),噶达马要回归到阿里斯多德的实际哲学(practical philosophy),即阿里斯多德的政治学,强调人要守本分,不要狂妄(prudence),阿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哲学就不要了,此时西方思想已经进入后现代,连现代的论述都不再采信了,更遑论形而上哲学了。

  最后说一下西方对形而上哲学的反叛历史其实是很久了,最早可以追索到十五世纪的马基雅维利,他的论说里没有神,没有虚空,全是人要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要强力改变命运,如何建立共和体制,回归罗马时期的理性政治,现实政治,对形而上哲学的反叛同时来自于科技的巨大发展和哲学上的觉醒,哥白尼的反对地心说巨大的动摇了神学和形而上哲学,在哲学方面有培根和霍布斯的动力理论,也是不需要上帝的,整个社会契约论系统的哲学家,包括霍布斯,洛克,卢梭,和英语系不重哲学重自由的学派,都在动摇着形而上哲学的根基,但是还是要延续了两千多年,才能最终倒塌,西方思想终于认识到人的世界是我们应该用心专注的世界,没有遥远的虚空世界,即使有,也与我们的关系不大,那个并不真实,尼采,叔本华,海德格等人都受到东方思想对人伦关怀的影响,当然当今世界里还有宗教原教旨的复兴,哲学界里还有如Voegelin 等人对追求圣洁依依不舍,但在思想界已经不是主流了。

  看来要扬弃文化里的糟粕,东西方都一样重要,读西方哲学尤其需要知道形而上哲学在西方思想上的独霸局面及其影响之深之久,是与西方盲目继承了与自己个性格格不入的希腊和希伯来传统有关。

◇◆◇◆◇◆◇◆◇◆◇◆◇◆◇◆◇◆◇◆◇◆◇◆◇◆◇◆◇◆◇


附件二

解释一下我在写作和翻译方面所采取的一些策略

杜智富

写于2011年8月30日



  我于2011-08-22写的“迟来的觉醒,主导西方思想2000年形而上哲学的缘起流变及其终结”一文,引起G网友和B网友提出一些翻译上的问题,二位网友对我主要的建议是我应尽量引用国内已经普遍使用的翻法。

  这个我是同意的,没有必要从新创造新的翻译嘛,这篇文字不是一篇译文,那么写这篇文字的目的显然不是要表达自己翻译的能力,现代沟通理论认为,写文章的目的是要沟通,不是为了别的,比如没有必要地用艰涩的文字和概念来写文章,都是忘记了沟通的目的,无论所说的问题有多么复杂,能够把文章的核心意思尽量简洁的表达出来就成功了,我写文章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去写的,所以只要大家看明白了我的核心意思,我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有责任向大家和贝古两位网友再解释一下,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不采用国内通用的翻译,这里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人名的翻译,除了常见的名字如柏拉图,苏格拉底,阿里斯多德外,比较少见的名字,往往我就自己音译了,我得承认这是偷懒的做法,往往是因为我比较少看国内的翻译,不知道国内是怎样翻译的,写文章的时候为了集中精力把核心问题说清楚,就懒得去找了,我的补救办法是在中文后面的括弧里加上英文名字,好让大家知道我在说谁,这个习惯以后要改。

  第二种情况是因为一些国内的翻译我认为不能准确地表达哲学家原来的意思,B网友认为我可能武断了,要想到国内的翻译者对每一个词的翻译的严谨和周详考虑,我同意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别人随便的翻译了,但是当翻译是清楚的不对时,尤其是当原意清楚的表达不出来时,我不能一概认为原翻译者的翻译是尽了严谨和周详的考虑,让我举几个实例来说明问题:

  being的国内通译是【存在】,being这个字一般的理解是一个个体(an entity),being还有定型了不变的个体的意思,比如上帝就是一个being,石头也是一个being,这个意思是相对于becoming来说的,becoming是还在变化进行中的个体,比如活着的人,那么把being翻成【存在】就有问题了,因为存在是进行中的,存在更接近becoming,一定要把being理解为【存在】的话,有的哲学家把being拆开来写,写成be-ing,强调的是进行中的ing 问题更为复杂的原因是海德格的Being,是大写B的Being,海德格的小写b的being还是个体,但是他严格区分Being,和being,再三告诫大家,Being不是being,那么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要说一个个体的being,决定它的行为和所有性格的内核叫Being,我们可以理解Being为本性或灵魂,此时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把Being翻成【存在】是如何的遮蔽了哲学家的原意,所以经过反复阅读,理解哲学家要说的原意后,把Being翻成【本性】才比较接近原意。

  再举一例,黑格尔说的objective spirit,G网友提供了国内的通译为【客观的精神】,这里我们就客观这个字眼来说,客观可以理解为不是主观的,即比较公正没有私心的意思,那么我们是否可以理解【客观的精神】为【非主观的精神】呢?这就与黑格尔的原意相差十万八千里了,黑格尔说objective spirit,是相对于subjective spirit,和absolute spirit 来说的,subjective spirit 是出自人的心理和人类学之类的反应的精神,objective spirit 是关乎坚持要有法律和国家典章制度的精神,absolute spirit 是关乎对艺术,宗教和哲学的精神,单就objective spirit来说,它是众人意志(general will)得到落实【objectified】后的表现,所以叫objective spirit,objectified 出什么东西呢?即众人意志想要的法律和国家的典章制度(institution),反复阅读后才了解 objective spirit,是众人意志(general will)落实后 objectified 的精神,那么通译的【客观的精神】能够说明这些原意吗?我的翻译:【集体意识】并不理想,但是点到了【众人意志(general will) objectified 后的精神】的原意。

  这几个例子也同时说明了为什么看中文翻译的黑格尔往往有云里雾里的感受,面对一大堆如【存在】和【客观的精神】这样的翻译,让人难以琢磨出其真正的含义,那么看英文翻译是不是有同样问题呢?英文的情况要好一些,但是也不容易,问题是德文本也逃不出哲学家原来文字艰涩的问题,这个有德国博士研究生常常需要反复对看英文本可以做为佐证,这样他们就可以吸取英语方面专家们反复论证后的好处,英文里研究欧陆哲学的专家可能要多一些,比如 H.S.Harris 就花了四十年的时间,即一辈子,只研究黑格尔的一本书【精神现象学】,钻研之深难以想象,研究生们往往需要参考这样的专家才能弄出一个头绪。

  我的这篇文章里,还有一些其他词汇,比如 eternal recurrence,logos,monologic,enlightenment,synthesis of subject and substance 都没有用通译,每一个不用都是因为某一哲学家对一个词汇有他自己特别的意思,我要解释每一个哲学家在这个词汇上的特别用意,所以就不用通译了。


转载自《独立评论》网络论坛
2012年8月19日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