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狱中作家王小宁先生出狱归来——回忆王小宁等狱友

何德普



  2012年8月31日是狱中作家王小宁先生将十年牢底坐穿的日子。这一天,他将跨出监狱的大门,结束在“小监狱”里的生活(中国政治犯即使刑满释放后也依然受到严密的监控)。

  北京国家安全局2002年9月1日上午10时将王小宁先生从家中带走,并对其抄家。次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王小宁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判决书写道:“被告人王小宁通过撰写、转载文章,编辑电子网刊,并以电子邮件大量发送的方式,诽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危害国家安全,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且罪行重大,依法应予惩处。被告人王小宁还与境外敌对组织和个人相勾结,实施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依法应予从重惩处。”

  我是在2002年11月4日被北京公安局国保总队抓走并抄家。一年后被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同样的罪名判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我与王小宁在被捕前就认识,在多次见面中,民生、民权、选举、推进中国的自由、民主、法制、宪政等内容是我们的主要话题;当时,台湾的《民进党》、大陆民间政治反对派创建的中国民主党、王小宁先生组建的中国第三道路党、刘国凯先生领导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也是我们谈论的内容。


一、当年北京第二监狱关押的政治犯

  2004年4月2日,我被押解到北京市第二监狱(简称二监)服刑,王小宁、杨子立、靳海科、徐伟四人在同年5月初也一起被送到二监。之前胡石根、查建国、高洪明已经在二监服刑很多年了,杨建利、孙刚等人当时也在二监服刑。那时,我们每个人的监狱档案中都加盖着“特管”两个字,特管犯被司法局定义为危害国家安全。

  2004年6月,我和靳海科在二监的2号楼的4队(暴力犯所在的队)服刑,王小宁在1号楼的1队(也叫病队或叫老弱病残队),杨子立在3号楼的7队(电脑队),徐伟在5号楼13队(机加工队),胡石根在2号楼的5队(暴力队),查建国在6号楼的17队(暴力队),高洪明在6号楼的18队(暴力队),杨建利在5号楼的14队(暴力队),孙刚在1号楼的3队(外籍队),还有一些政治犯的名字我现在记不清了(请孙刚先生和其他朋友给以补充),当时二监里还关押着不少所谓的“六四暴徒”。

  我与王小宁被判刑后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市第二监狱的2号楼与1号楼之间的铁栏杆处,时间是2004年的6月。由于我和王小宁在同一时间放风,而且住处又是前后楼,所以我们有见面的机会。

  我隔着铁栏杆,能见到王小宁围着楼前的篮球场走步放风时的情形。他留了个小平头,头发虽短,但能清楚地看到满头已经是白发斑斑了。当我们近在咫尺交谈时,我从他的话语和眼神中感受到,他还是像被捕前那么坚定,对过去所作所为无怨无悔,对未来的生活和社会的进步充满着期待……

  在监狱的2号楼我呆了一年多,和楼上5队的胡石根交谈过很多次,与王小宁、孙刚隔着铁栏杆交谈过许多次,又与南面3号楼的杨子立传递过信息。

  2005年秋天我申请调队,监狱安排我去了6号楼的17队,与王小宁暂时失去了见面机会,但与其他政治犯有了勾通机会。值得一提的是,我和查建国在17队呆过一天多的时间,一天后查建国被调到4队,等于监狱安排我同查建国对调了一下。

  两年后的2007年夏天,王小宁所在的病队集体从1号楼转到我当时所在的6号楼的一层16队(原因是1号楼全部变为外籍队,原先外籍队里只有二十多人,后来外籍人员的人数达到200人左右)。在6号楼,我整整呆过三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和5号楼的杨建利见过几次面,和徐伟有过间接来往,和王小宁见面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每天都能见到他。

  那时,恶劣的生活环境,糟糕得不能再糟的伙食是我们的最大杀手,我最担心的是王小宁的身体健康情况,王小宁的身体能扛多久?当年在北京第二监狱里的十多名政治犯中,王小宁的年龄最大,他的刑期也最长。


二、第一个以“煽动罪”被判十年的政治犯

  我在2003年10月被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八年。当时我还以为在这项罪名中,我所获的刑期是最长的,因为在我的记忆里,以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要比“颠覆国家政权”的“罪过”要轻得多,故此被判刑期也会短得多,前者从来没有超过五年的。而后者,一般起步就是重刑,十年以上的很多,如:秦永敏(十二年)年、胡明军(十一年)、李大伟(十一年)、靳海科(十年)、徐伟(十年)等等。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一个月前,王小宁是第一个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十年的的政治犯,当时可谓开中国历史之先。后来(我尚在狱中),刘晓波先生又打破了王小宁的纪录,2009年1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刘晓波先生十一年徒刑,成为“煽动”罪之冠。

  当我得知王小宁被判十年徒刑时,第一反应是这么大的事,必须让国际社会知道,必须让人权组织、国际媒体给与关注,王小宁被判这么重的刑,对他来讲,实在是太冤枉了,北京安全局真敢下毒手……


三、坚持不认罪,将牢底坐穿

  2004年底,监狱局下达了提高给罪犯减刑的红头文件。如果“罪犯”认罪悔改,积极改造,每获得60个积分,就可以减刑10至12个月。当时,所有服刑人员来说,这是个特大好消息,有极大的诱惑力(以前减刑的幅度非常小,一年最多减刑两个月)。因为服刑一年挣满60分,可减刑一年,获得局嘉奖再减刑5个月。监狱领导历来把对政治犯的思想转变当作重中之重的工作,因为让囚犯知罪、认罪、悔罪是考核其工作的标准,成绩突出的狱警可获得表彰和嘉奖。

  我所在的四队,分监区长刘富立和管教中王文立多次找我做工作,说:“认罪吧,认了罪就有计分证了。你们这种人写作能力强,为监狱写写宣传稿件,别人挣不到的分你们能挣,凭你们的实力,起码能提前好几年回家,监狱领导对你们也很重视,分监区领导会给你安排适合你的岗位,让你挣满分……”

  就王小宁为什么不认罪,我从狱警和病队犯人那里听到的是:“王小宁真不开窍,太傻,如果认了罪,早就回家了”、“人家著名的政治犯不认罪,是为了以后图点什么或者将来干点什么,那还情有可原,你王小宁有那么大的影响吗?有谁知道你?十年刑期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60多岁才能出去,你这样痴迷值不值?”、“我们队的中队长,没少给他做工作,王小宁就是不认罪,这不是自己同自己过不去吗?”、“王小宁不认罪我们理解不了,真的理解不了。”

  我和王小宁在狱中有过很多接触,我深深感受到,他是一位刚毅的硬汉子。王小宁和我都认为,我们过去的言行没有错,既然没错,就不要认错,更谈不上知罪、认罪、悔罪了。十年、八年的自由生命虽然可贵,但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理想和求真大于求生的做人原则。如果说,为了在中国实现自由与民主,需要有人坐牢的话,那么我们就甘愿将牢底坐穿。

  对于认罪与不认罪的话题,我还想补充自己的一个观点,让大家了解,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坐过牢的同志来说,也有参考作用。在我看来,认罪减刑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因为不但能提前几年离开监狱,平时还能减少狱警对自己的监视,生活环境发生变化了,压力也就小了,这有利于学习和身体健康。我一直是支持和理解朋友们认罪减刑的,因为认罪的朋友一没伤害别人,二又可以提前离开监狱。但就我个人而言,在认罪与不认罪这个问题上,我更倾向于后者。

  王小宁坚持十年不认罪,愿将牢底坐穿的大无畏气节彰显了他的求真的精神。


四、生活节俭,刻苦学习,与人为善

  王小宁在狱中,生活上是很简朴的。他一不吸烟,二不喝酒,除了每月的采买和报刊费外,没有多余的花销。

  在监狱里如果肯花钱,照样能买到香烟、酒,及社会上的各种食品和物品。虽然监狱将这些称作“违禁品”,但在暴利的驱动下,狱警还是敢于铤而走险的,因此违禁品是不难买到的。但王小宁从不花这些冤枉钱(佷昂贵)。十年中,他在生活上和身边的犯人相同,从不显示出有一点特殊。

  2007年5月,监狱管理局根据犯人的伙食质量差,营养不达标的实际情况(众多犯人家属常去监管局反映这个问题),出台了提高病犯采买(自费)金额的规定(因监狱里的伙食糟糕的不能再糟)。当时,每个犯人每个月只准许自费购买160元(采买金额)的营养品(食品),但出台的新条款规定,如果犯人有医院患病诊断,可以额外增加60元购买食品。由于犯人在监狱里长期的营养不良,增加采买金额对犯人的健康来说是件大事。比如,我在新规定出台的当月,就去监狱医院拿到了可增加采买额度的证明(我患有高血压等病症)。说实话,我在监狱这八年,每个月支出都在500元以上,有时更多。

  由于物价上涨和各界人士的关注呼吁等因素,从2012年3月开始,监狱中犯人每个月的采买金额上调到300元,有病的可以购买360元的食品,夏季里(防暑)每个月另外增加100元,总共是460的采买金额。

  除伙食外,服刑人员其它的支出费用有:日用品(牙膏、洗衣粉等)、学习用具(监狱举办的书市、收音机、复读机、各种补习班)、订阅报刊、自费药等等。

  当年,我和王小宁聊天,得知他没有去医院申请额外增加的采买额度,他说“不用了,够了”。当时我无法理解,这么糟糕的伙食,怎么会够了呢?后来我想,王小宁在生活上保持大众化,不搞特殊化,事事用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是他平时养成的良好习惯,在监狱那种恶劣的条件下,依旧保持着生活节俭,刻苦学习,与人为善的作风,真是不易。

  王小宁从一进监狱就睡上铺,一直到我出狱他都没下来,目的是晚上他能看书。因为灯泡离上铺的距离只有一米远左右,而且整夜都不灭灯。虽然监牢内灯光昏暗(20伏低压照明),但近距离还是凑合着能看书;但如果睡下铺,晚上就看不清书上的字了。王小宁为了看书学习,坚持睡上铺八年多,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他?在学习的刻苦程度上,我远不如王小宁。我在监狱里,只在上铺睡过几个月。我晚上不看书,只听收音机广播。

  王小宁对人和善,从不与别人发生争执。狱警和犯人对他的印象不错,都说他是一位老实巴交的正派人。


五、政治犯之间的相互关心

  政治犯之间要相互通气,互相关心帮助,这是我们政治犯的共同想法。

  在二监六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十几位政治犯,私下里彼此帮助,解决了许多困难(这里就不再一一叙述了)。

  从2004年6月开始,我就依法向监狱领导提要求,求见监狱长和主管领导,当面询问其他政治犯的近况,并对监狱提出具体要求。狱政科的副科长和主管政治犯的干事总是代表监狱长前来与我对话。

  每次和监狱领导的面谈,我都要把王小宁、徐伟、杨建利、杨子立、查建国、高洪明、靳海科、胡石根的名字说一遍,向监狱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并提出具体要求。如:杨建利集训期间营养不良的问题;王小宁睡上铺的问题;徐伟挨打,被强行灌食的问题;靳海科做手术留下后遗症,需要营养的问题;查建国脑血管病的医治问题等等(还有一些刑事犯的健康问题,如吴杰、逯连升等人)。

  每次监狱领导都会说,他们都没事,即便有问题监狱也会为他们解决的,你就放心吧。为了加大力度,我每个月和家人见面时,都要把需要关注的人和事记在纸上,向我爱人交待,让她向有关部门反映。因为我总是在和家人会见时说监狱里的事,多次被狱警警告而暂停通话。

  我一直认为,政治犯除了私下里彼此相互关心帮助,也一定要公开地向监狱领导表明,我们政治犯虽然被分割在不同的监区里,但监狱休想把我们的心分开,只要监狱敢对哪一位政治犯搞迫害,我们其他人都站出来控告监狱的违法行为。


六、最后一个离开二监的政治犯

  从2006年开始到2011年3月,我们这批政治犯的刑期陆续到期,先后一个一个地离开二监,先是孙刚先生(由二监转到河南监狱),后来高洪明、查建国、杨子立、胡石根、杨建利、徐伟(转到延庆监狱)、何德普、靳海科也离开了二监。我和靳海科分别在2011年的1月和3月离开二监后,二监里的政治犯只剩下王小宁一个人了。

  我最后一次看到王小宁的是在2010年的秋天,那天他去监狱西门与家人会见。他路过3号楼时,正赶上我所在的9队放风(2010年的2月我从5号楼的13队调到3号楼的9队),我隔着铁栏杆大声和他打招呼,他扬起手回应着我。我从3号楼的东侧赶紧跑到西侧,隔着铁栏杆再次和王小宁喊话,他大声告诉我,知道了!扬起手挥舞着。

  几个月后,我刑满出狱。

  出狱后,我给二监打过几十个电话,询问王小宁和另外几个刑事犯的情况,监狱领导对我的态度和在监狱里时大体上是相同的,狱政科的干警让我放心,说他们都没事。

  监狱领导还委托有关部门来我家同我沟通监狱存在的问题。监察科、狱政科的干警两次代表监狱长当面对我说,“你在监狱里和出监狱之后,对监狱工作的批评都是希望监狱的工作越来越好,对此监狱领导都给以充分地肯定”。

  我让他们转告监狱长,现在二监只剩下王小宁一名政治犯了,你们一定要把他的生活安排好,他提出的要求,你们一定要满足。只要我听到政治犯受到欺负,我肯定要找你们把事情说清楚。

2012年8月

(补充说明:现在北京市第二监狱中除王小宁外,还关押着一些政治犯,由于本人和家属的原因,这些人的名字和事迹暂时不向外界公开。)

原載《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6期
2012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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