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陆接班转型看台湾价值——兼谈谢长廷登陆的意义

曾建元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11月召开,这次会议最重要的任务,是选举第十八届中共中央领导层,包括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并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上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等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由共产党一党以民主集中制领导的党国,共产党领导阶层的改变,决定着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权力的分配,自然也直接影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五到十年的国家发展动向。

  当前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统治,采取的是硬式威权的作法,也就是尽管容许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开展,并且在一定的范围容许非政府组织的运作和公共沟通情境的建立,但是却绝对不允许有任何挑战共产党统治权威的言论和行动进入到公共舆论和政治社会。共产党认为生存权是第一人权,无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开宗明义揭示的自决权,而根本否认人民有自由决定其如何生存的权利,因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人民生存权得以确保的唯一途径,非但如此,共产党亦不断进行意识型态的强化和动员,在国际上拥护亚洲价值论,用以抗拒普世价值论;曲解内政不干涉原则,包庇流氓国家残害人群恶行,反对人权高于主权;又建构所谓中国模式,标榜中国特色,用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遮掩权贵官僚资本主义的事实,强解共产党在中国实施一党专政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本文要坦诚以告,无论前瞻人类文明的趋势,或者回顾近代中国政治的发展,立宪主义民主,是文明的未来中国唯一的宪政选择。1912年2月大清隆裕皇太后叶赫那拉.静芬率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颁布之《清帝逊位诏书》即指出:“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故而“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民国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就是民主和科学,1924年一年中国国民党在联俄容共背景下发布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亦郑重宣示,民权主义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而要以直接民权济代议政治之不足,复应施行权力分立,1924年4月孙中山手书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更宣示,一省局势底定即进行训政、筹备自治、实现民选,全国有过半省份自治完成时即制定宪法,在宪法颁布之日即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还政于民。1945年4月抗战前夕毛泽东在共产党七大亲拟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纵然国难当头,亦认为团结全国人民的最好方法,就是“废止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国家”,更者,共产党还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应根据自愿与民主的原则,组织中华民主共和国联邦”。

  1946年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由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而获得通过之《和平建国纲领》,则宣告“蒋(中正)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而饱受国民政府白色恐怖迫害的共产党对于人民权利维护的坚定立场,特别是对于人身自由、省县地方自治与民族自治的重视,和废除一切新闻、出版、戏剧、电影及邮政等检查制度与党化教育的主张,更如雨后春雷、震烁古今。当年共产党以政治实力为后盾,廓然大公,与政协秘书长雷震共同支持张君劢主稿政协宪草,方才有今日《中华民国宪法》本文文本的诞生,而《中华民国宪法》的人权理念和中国的民本与仁爱思想,则通过中华民国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张彭春之手笔,影响着日后联合国大会于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及依其而起草的两个国际人权公约。

  我们不惮其烦地指出这一段历史,其实是要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一代的领导人,1949年10月1日开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深受中国与亚洲人民的期待,将为亚洲人民的反殖民民主斗争竖立一座历史的丰碑。在台湾“2.28”事变中抵抗国民革命军失利的谢雪红,就是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的身分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与制宪工程,在天安门上,毛泽东的身旁,亲身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历史时刻。然而,不出几年,共产党便迅速背叛了革命及其对于人民和民主党派的许诺,把新中国变成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现代极权国家。这是新中国的民主崩溃,使中国的现代化走上了曲折的道路。

  无产阶级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领导共产党拨乱反正,尽管政治上经历动荡,为了政权不惜流血代价,至少逐步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并确认了继续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就是这样的一点经济政策上的改革开放,而且是在红色权贵以权换钱的官僚资本垄断情形下,中国大陆久蛰的社会活力便被激发起来,成就出所谓的中国模式。然而诚如共产党前总书记赵紫阳所认识到的,今天的中国只不过是恢复了它抗战前在世界与东亚经济中的贡献度,上海那时早就是东亚的国际经济贸易枢纽和金融中心了。中国模式的真相是国家作为买办,与境外资本共同榨取中国人民的劳动力和中国大地的环境资源,在中国大陆誓言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之际,巨大的社会不平等、官僚的严重腐败,以及被倒卖的残破山河,暴露出中国大陆深化改革、追求和平盛世的最大障碍,就是共产党本身。

  邓小平身后的历届共产党党国领导人,或许有其历史条件的局限,而无法面对政治转型的问题。江泽民关心的是如何挽救“6.4”之后权威破产的共产党统治局面,只能坚定不移地执行邓小平的路线;胡锦涛初上台时倡导过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在十七大后推动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今,历史走到了十八大后预定接班的习近平时代,人民自然会对他这一代的领导有着更多的期许,而浮现在人们心中的改革图像,则脱离不了中国立宪的百年之梦。

  关于这一问题,其实历史早就指出了方向,如果共产党新一代的领导人还看不明白,请谦虚地把目光转向台湾,答案就在那里。中华民国政府踉跄退守台湾之初,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与人民教育普及程度,远远不如现在的中国大陆各省,但国民党仍在台湾推动了地方自治与地方公职选举,由此开始累积台湾民主化的制度经验,而为1970年代起台湾定期的全国性选举奠定了深厚的根柢,最后,蒋经国在朝野的四方博奕中,智慧地选择与民主进步党妥协,承认其组党权利,并顺势解除戒严,以自身的权威亲自为台湾自由化与民主化的启动摆平了国民党内部保守势力的抗拒。而台湾政治发展的宪政制度基础,就是纪录着战后中国朝野对于和平建国愿望的宪法活化石《中华民国宪法》。当年共产党退出制宪的理由,是因为反对国民党在《政协宪草》上动手脚,即维持具有民主集中制色彩而侵害直接民权的国民大会建制、取消具有议会内阁制精神的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投票权和行政院对立法院的解散权、以及取消具有联邦制特点的各省制宪权,另则因为国民党不愿在组织联合政府的问题上增加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国民政府委员比例。而今台湾历经七次修宪之后,国民大会已经还权于民,不信任投票和立法院解散权皆已入宪,台湾的事实独立对中国大陆各省而言就是自治宪法秩序的典范,而台湾更早已实现政党轮替执政,当年共产党要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如今台湾人民只要用选票,即可让国民党失去政权。而事实上,国民党靠着台湾人民的支持,而不必凭借非常体制来维持政权稳定,现在依旧在台湾执政,是少数在民主化后仍然可以生存下来的党国,这靠的就是蒋经国、李登辉洞烛机先、与时俱进地领导国民党展开改革。

  台湾之于中国的价值,就是作为华人民主的试验田,说明社会经济条件和国民的教育程度不足以作为抗拒在中国实施自由选举和地方自治的理由,中华文化与宪政民主毫不冲突,完全可以相容,战后中国和平建国的理想完全具有其可行性。台湾的存在,可以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所谓中国特色的虚矫,台湾更是华人民主的最后根据地,永远为为中国的宪政民主守护希望。没有人期待和要求十八大后共产党出现一位戈巴契夫〔戈尔巴乔夫〕,但中国人民等待共产党里的蒋经国已经太久了。

  前民进党主席、行政院长谢长廷将在前行政院劳工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应元等人陪同下登陆访问。谢长廷是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领袖人物,他的登陆之行,自然具有政治指标意义。为了赢得台湾人民对于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能力的信心,也为了两岸和平,维持台湾民主自由、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稳定环境,他个人不计谤誉,要藉由登陆认识当代中国,也要中国大陆人民自此重新认识民进党。民进党是台湾本土政党的代表,继承的是台湾本土政治延续自战前反日本殖民、战后反中国殖民与争取民主自由的光荣传统,台湾人民曾经与中国大陆人民在反抗日本殖民侵略和国民政府的专制腐败统治中并肩作战。期盼谢长廷此行能带着台湾人民的善良和祝愿,唤醒中国大陆人民和共产党关于战后那段历史的远古记忆,让共产党人听见良心的呼喊、鼓励和支持其推进政治转型改革的信心,让中国大陆人民在民进党的奋斗历程中看见华人实现民主的希望。

作者为台湾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原载《观察》2012年10月2日;http://www.guanch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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