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幸福的公母与物种
——中国CCTV63年来第一次全民“幸福观”大透视


巩胜利(独立学人)


【特别提要】最近,中国央视CCTV利用中秋节、国庆节长假“新闻真空”、每天黄金段时间《新闻联播》中,在全中国大面积、连篇累牍推出街头采访“你幸福吗”,偌大一个中国,竟然没有出现一例回答“不幸福”,相反13亿中国人都似乐开了花、一边倒的都“被幸福”,这岂不天下怪哉、真谛是这样吗?真是犹如神助?中国央视连续报道:在郑州就读的一名大学生回答记者提问称,最坏的事是接受采访时,队被人插了。问“你幸福吗”,而山西省清徐县北营村务工人员称:“我姓曾”。中国街头采访“你幸福吗”再现神神相助,为什么在面对“你幸福吗”的问题时会出现神似的神回复?概括地说,这是中国大环境使然。看2012年中国建国63年、央视CCTV首次对“十五”“十一”——全国声势浩大的“幸福观”调查乱局,中国人敢说“不幸福”吗?就是说了“不幸福”的能见诸中国央视画面吗?谁敢?!

  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上访者,还莫名其妙地被劳教,他们能幸福吗?中国金融、银行、石油、石化、电信等等垄断性企业,致民营中小企业生存维艰,老百姓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倍受盘剥,他们能感到“幸福”吗?中国超过总人口50%以上的农村人口,出生了63年,生是赤裸裸来,走是空空如也,一辈子活下来,还不如挪威、新加坡国家人均收入的一年,怎么能幸福呢?还有,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在中国“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永远鸿沟里拼命挣扎……这种社会二元结构和不平等,你能说幸福吗?更具历史意义得是:面对中国房地产创63年之巅峰,中国通胀创历史之最,中国资本股市市场30年来至低,胡锦涛、温家宝敢说他们“幸福”吗?

  (1)、幸福,是一个很难量化的人与人、社会问题的目标。全在于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这个社会、生活地的感觉。同时,幸福也是一个人一生非常绝对私密、个人化的问题,所以被问的人一时半会儿是很难回答的。一个人被赤裸裸、更何况是性事呢?幸福,通常由两个基准因素而构成:一个是收入,当然是支配的更多、更好;另一个是大自然中男女性生活的质量和品位,是一个综合体。幸福,不带有任何偏见和政治色彩,这才是幸福的源头:一个人(或这一家人)的收入、可支配有多少?在中国收入问题是一大忌讳,特别是官员,更是讳莫如深。囿是,这种当众回答曝光在阳光、众目睽睽之下,甚至不亚于当众回答别人的戏谑问话:你是回家与老婆一起过的吗?这会让人回答也不是,不回答也不是,最神秘的回答也只有顾左右而言他了。幸福,不是挂在嘴巴上就能表明、理论言说的事。

  有谁可以问一问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国家总理温家宝等,“你幸福吗?”温家宝敢说他幸福、不幸福吗?中国房地产63年之巅峰,中国通胀创历史之最,中国资本股市市场30年来至低,胡锦涛、温家宝敢说他们“幸福”?10月5日,温家宝赶赴云南滑坡灾区,为死后小学生送行,白发人送黑发三、四点钟的太阳(出自“青年是八、九点钟太阳”),包括总理、小学生能幸福吗?!

  但凡人类都莫能不是如此,“三大骨架,五大原理”的最新幸福指数研究认为:人类的幸福,是一个综合系数,若按100分来计算,最起码有五个重要指标要参考确立,其按所占比例数值排列为:㈠、人的性生活,约占30%;㈡、人的收入,约占26%;㈢、人生活质量(生活必需品,如水、气、电人居环境等等),约占22%;㈣、人的吃穿衣行住等,约占12%;㈤、人生生活的其它方方面面,约占10%左右。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分析一提:自所以有穷人也有幸福,就是性与生活的简朴。自所以有富人也有不幸福,是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又是万万不能的。有一些国家,就可以用钱来满足“性福”。但钱不是很多,也可以有幸福。这一研究还决定于这些国家的整体收入水平、现代化水平、生活质量和思想、言论自由度等等方面的大自然原动力可以参照、比较借鉴得出。

  (2)、类似幸福的问题,就心理学的理论和社会学来看,最好是设计成问卷调查来提问,中国还没有这种阳光下的实践。连中国官员的收入都不能见阳光,中国百姓有怎么在阳光下照亮大地?如此,既让被调查者愿意和乐意回答问题,也会让回答的真实性和可信度的比例较高,否则就会弄成要么是很尴尬,要么是顾左右而言他,毫无真实性,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和资源,几方都不讨好。很显然,当公众看到递过来的话筒时,不免心里紧张,而且有一种被绑架的感觉。在知道自己的话是可能当做新闻播出去让世人都看到的情况下,这样的问题明显地有着问话人的预期答案。据实回答自己在生活中的感受,未必与预期答案相符。自己的不符合预期答案的回复能否播出是另一回事,但万一播出了,惹来的麻烦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很有可能是连锁反应。但是,如果揣摩问话者的答案予以回答,又与自己的真实感受不相符,这种不说真话播出来又未必不会让观众看出来。所以,被采访者只能处于首鼠两端。

  中国13亿概念“公民”,没有公民的任何权力,连给这个国家投上一票、“举手”的权力都没有,为国家服务的权力都没有,中国国家《宪法》长期以来、一直零《宪法》,零法律、零执行、零裁判,没有实施过一次《宪法》法律的执行程序,中国人怎么幸福?怎么来实施幸福?

  除了收入和男女问题是“幸福”的重要、当然的指标以外。比如:大学生,幸福可能就是读书快乐,学业有成;小学生,幸福就是玩的快乐!农民工,除了吃得满意、有钱赚,怕男女问题是最大的不幸,但这种幸福谁管得了?向谁说,谁又能解决?工人、农民、解放军、武警、商人、教授、知识分子等等等,都有不同的幸福要求。但收入比较最高的中国公务员队伍,怕幸福满意度可能还是最低,因为升职、加班、自由度最低可能使他们幸福度最难、无法说清楚。中国大多数(70%以上)人的收入增加难以实现,谁敢说幸福?

  (3)、幸福到底是什么?这是中国官方一直追寻、自己津津乐道为人家规划的内容。在CCTV的这种让受访者为难的问题本来就不应该出现,也不是专业媒体应采用的工作方式。就连议会、人大的选举都要设计成不让他人看到的无记名投票,逼迫人们当众说出对一些私密、敏感问题的是与非的回答,是否有些不厚道、不人道的,甚至不符合新闻伦理?了解历史和现实,就知道中国人为何如此顾虑当众真实回答问题。中国沉重5000年的历史积累了无数个结痂的厚厚的伤疤,不宜一一撕破。中国央视的节目《实话实话》就因为有人说了实话,回到单位评不了职称。评不了职称也意味着收入的减少,生活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所以也都怨多嘴和说实话。当然,这可能是说实话比较小的代价。更大一些的痛苦代价是,可能被拉入黑名单,被视为“汉奸”和当众戴上“汉奸”的帽子并进行殴打,在遭受皮肉之苦的同时,蒙受心灵的刺痛:谁敢说“不幸福”?

  以中国共产党得天下的“生命诚可贵,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来衡量,谁又能让中国人真能在今天幸福?!

  要饭的,有饭吃就是幸福;流浪的,有个家就是幸福;

  一个国家公民,能对国家领导人,投上公民这一票,这就是国家公民的幸福;

  一个国家幸福与否,就看这个国家70%以上的公民认可与否了。

  与全世界99%的国家、国家主席、副主席不同(包括所有国家的国家元首),中国的国家主席、副主席是一个真正摆设。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与其他国相比,有什么幸福可言?

  中国人,一党绝对垄断、强势天下,就说“18大”吧:只有8200万中共党员参与,不用公民任何投票、也没有任何权力来“举手”——12.2亿公民排除在权力之外就召开“18大”,12.2亿人却没有任何是与否的表达权力,你真幸福吗?你敢说不幸福吗?

  (4)、中国“性福”报告。据2012年09月24日02版《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署名为黄盈盈、潘绥铭的文章称: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国人就开始喋喋不休地讨论中学生的恋爱问题,而且发明了“早恋”这样一个其他国度很难翻译的词儿。人们很少发现它是自相矛盾的:如果真的是“早”,那还能算作“恋”吗?例如5岁小孩的“过家家”能算吗?反之,如果真的是“恋”,那又凭什么说它是“早”呢?老天爷、上帝和真主,谁都没有愚蠢到规定一个具体的年龄。其实,这个词只不过是成年人对于少年的一种社会强制而已,对于“早恋”的万千恐惧,都可以归结为一点:它会引发性行为,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人们一直想当然地信奉这个假设,而且在传播中造成“三人成虎”的局面。

  此调查说:笔者2010年在中国195个地方,对14~17岁的少男少女(包括不在学校里的)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却发现了人们通常意想不到的一些情况。有50%的少男和35%的少女,已经爱上过一个异性。目前已经有确定的恋人的,在少男和少女之中都约占14%。此外,有33%的少男与29.1%的少女已经有过单相思的经历;在少男中有29%的人,在少女中有24%的人已经失恋过了。

  报告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已经有81%的少男和88%的少女,目前有知心的异性朋友。反过来说就是:在少年的异性友谊如此普遍的环境中,那些恪守“男女界限”、拒不交往异性的少年才是少数派,才更有可能“出问题”。在人们对少年的性行为严防死守的时候,却很少知道,已经有38%的少男和20%的少女,曾经与异性接吻过,还有26%的少男和17%的少女,已经与异性进行过性爱抚。

  这种情况意义深远。它说明,最近30年来的“打压早恋”屡战屡败,迫使中国的成年人(尤其是家长和老师),只能退守到最后的防线:只要没有“真正性福”,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少男中,已经真正有过“性福”性交过的人占13%,极大可能有过的占15%。在少女中,确实有过的占8%,极其可能有过的占12%。这些数字,可能让一些人高度紧张,但是也可能使得其余的人松了一口气。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14—17岁少年的性行为,真是少得不值一提。任何对于“少年性乱”的恐慌,实在是杞人忧天。欧美国家的少年到16岁的时候,性交过的比例往往超过一半,可是他们的国家就因此不发达了?他们的人民就不“性福”了?他们的青少年就“一代不如一代”吗?

  对于少男,人们最害怕的是,他们一旦开始早恋,就会身不由己地跨上发生性行为的“直通车”。可是我们的统计分析却发现了相反的情况——少男对于异性交往的知识越多、越是赞成在学校中开展性教育、在调查之前的一年中谈论爱情(而不是谈性)的次数越多,那么,他们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进一步分析来看,如果少男爱上仅仅一个异性,如果他爱上的异性中,只有一个后来成为他的恋人,那么他们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小。这就是说,少男的专一的爱情不仅不是性行为的推动力,反而是抑制力。其中的原因,其实人人都懂:一个男人如果仅仅爱一个女人,那么她就是他的唯一。套用网上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在世界看来,你只是一个少女;但是在我看来,你就是整个世界。因此,他必然会充分地尊重她、珍惜她、爱护她,就更加不可能发生那种很可能给她带来不利后果的“性福”行为。

  其实,普天下相爱的成年男女,直到垂垂老矣,不都是这样来产生和维系自己的幸福吗?只不过人们常常被“早恋恐慌”蒙住了双眼,忘记了少男少女其实也不得不遵循这个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规律。说到底,所谓的从“早恋”到“性福”,错就错在不承认少男少女之间的恋爱也是真正的爱情,与成年人的爱情一模一样。这样的爱情是上天的恩赐,乐都乐不过来,难道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下一代,都到了“人过三十日过午”,才开始苦哈哈地“征婚”吗?

  人们即使不怕少女“早恋”,肯定怕她们“乱爱”。可是有报告统计分析发现:如果少女曾经爱过两个或者更多的男性,那么她们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反而比其他少女减少99%。同样,少女只要不是仅仅爱过一个男性,那么性行为的可能性就降低89%。这就是说,人类本能、少女的性行为不是来自“乱爱”,而是出于“瞎专”。因为既然她们对自己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矢志不渝”,就已经准备好“从一而终”,那么“以身相许”也就顺理成章。反之,少女爱得越多,鉴别男人的能力就越强,自己的选择能力也越强,不会马上就在一棵树上吊死。君不见,那些“白雪公主”,在恋爱中往往游刃有余,反而是某些“守身如玉”的女性,动辄就闹出人类的悲剧来。近来,中国城市少女没有任何生理知识生出孩子,无知抛弃、不懂生理,闹出现代人类的愚昧笑话(见9月30日报道《中国奇观:少女妈妈弃婴》一文)。

  成年人难道不也是如此吗?初恋就结婚的人毕竟是少数幸运儿,“货比三家”却是人之常情、世之常理。此调查发现,如果少女没有失恋过,那么她们发生性行为的可能性就降低87%。反之,痛彻心扉的失恋,则会使得这种可能性剧增71倍之多。这是因为,那些尝过失恋之苦的少女,更加容易用发生性行为来维系或保障再一次的爱情关系。因此,既然社会不可能阻止少女恋爱,更无法预防她们失恋,那么社会就应该努力去减少那些造成少女痛苦的失恋。在当今国情之中,谁都知道,这主要来自男方的不平等对待,以及来自少女自己缺乏再次选择的能力。因此,与其继续徒劳无功地打压“早恋”,还不如及早开始“恋爱培训”。更有现实报道称,在中国55岁以上人士更需要“性福”,男女老少都需要,只是要在“合法”、道德层面建立双重的游戏规则才能满足人们的“性福”,有关“性福”“幸福”的标准、样板、和趋势的游戏规则真能真谛的建立起来吗,“性福”真是很难懂吗?

  (5)、幸福的根源很明确:而中国幸福观表明,这是一种与全球各国大自然环境下的一种空前悖论,而制造出这种氛围的还是有所谓的理性的人和知书达礼的人。一名大学副教授会公然对一名说出自己内心感受的80岁老人大打出手,并斥之以“汉奸”;中国每年成千上万的上访者、还被莫名其妙劳教,他们能幸福吗?还有中国以手中权力谋幸福的贪官盛行、钱多的要埋在地下的水塘里、再养上几十人、几百人的妻妾成群等,真能幸福吗;中国金融、银行、石油、移动、电信等等一统垄断性企业,致中小企业寸草难生长等,你个人你用也得用,不用也得用,中国互联网收费、费用比韩国高出上百倍等,你能说“幸福吗”?

  中国超过50%以上农民人口,出生了63年,生是赤裸裸来,走是空空如也,一辈子活下来,还不如挪威、新加坡国家人均收入的一年,怎么能幸福?还有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在中国“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的永远鸿沟里垂死挣扎……这种社会、国家不公,你能说幸福吗?怎样来幸福!其实,这些“幸福”底料不只是作为人类生物因素嵌入了中国人的基因,更是作为文化因素渗透到中国人、中国官方、中国暴力党——不用任何举手就执政的整个国家大环境、言谈举止中。所以,公众也不傻,知道媒体这样的问话是在把他们摆在火炉上烤。于是,那位打工者先是很干脆地说,“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然后被逼急了,才顾左右而言他,“我姓曾”。让中国公众敢于当面说“真话”其实是比较尴尬的事,中国谁能说真话?总理、总书记敢说真话?更何况中国人的骨子里还有“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人生处世哲学。因此,中国媒体未必不能做幸福的文章或课题,只是不可用这种公开的方式来愚昧、为难中国的公众,取悦“18大”、“党指挥枪”的执政者,若真是要知道中国民生的“幸福”问题,大可用全球风行的网上调查或问卷调查来做人心,岂不天意昭昭,人心可见?但在今日63年中国,就是有些人不敢见天日,习惯于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李世民、朱元璋式的“占山为王”。幸福,这是放之五湖四海皆准的事,就是如此简单的一件事,但想要民心,又违背民意,岂不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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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5日
作者惠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