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争鸣——“何为正路,何为邪路”大讨论】

中共8200万党员对12.7亿中国公民
——苏共苏维埃顶层设计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又怎么继续


华 夏(北京)



  人类的任何设计都是生死攸关重要。一如汽车总体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就可能车毁人亡;一如一个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设计出了问题,那么就可能殃及成千上万的人们;一如天上飞的飞机设计有重要问题,那么肯定会机毁人亡;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倘若一个国家从高层、到中层、再到底层设计构建有根源问题,那么国家就会政息国亡。苏联,就是从党派、到国家的顶层设计出了根源的问题——没有任何人民(公民)、举手的支撑、站队支持而遭遇举世空前之败,所以成了历史刹那的往事。中国共产党自上而下的总体设计,师从苏共苏维埃,苏联已亡去20多年,中共依然能按苏共的总体设计来运行下去?

  “封闭僵化老路”的本质,原就是苏共苏维埃之路,而中国共产党的90多年从外表到心脏、到组织构架再到顶层设计,都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之路,僵化到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都来源于苏共的源头设计构建。而“改旗易帜邪路”,谁是“邪路”?什么是邪路?还是全球极少数国家(2%国家)走的路(邪路?是全球各国不到2%国家所走的路、还是全球98%以上据大多数国家所走的路)?是回归人类大同世界、还是成全球孤家寡人一条道走到死?是走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实施法治国家之路,还是全球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所走的路?“邪路”正是苏共苏维埃灭亡的根源。“改帜”,是改苏共的“帜”还是改中国的“帜”?更还是改全球大多数法治国家的“帜”?这是胡锦涛报告声嘶力竭的一枪中目标。中国共产党90多年至今,在中国13.5亿人口中没有得到绝大多数超过94%以上中国人“举手”、站队支持,你到底合什么法?合哪里的法?(中国共产党、人大,所谓“选举”实施7级构架:全国代表,选举中央委员,中央委员选举总书记、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委员,由地市级选出,地市级委员由县、区级选出,县区级代表由乡镇级选出,最底层由村民委员会、居委会。公民、人民,没有任何“举手”权力)中国共产党员只占中国人口的约6.8%,而将12.7亿人排除在这个国家的举手“权力”之外,你就绝对“党领导中国一切”,没有12.7亿人的“举手”、站队支持或反对,共产党究竟合什么法?从哪里来合法?90多年中共今天,一如当年蒋介石时期一样——党国之路,成全球98%国家冲突的“中国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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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8200万党员对12.7亿中国公民——
中国:共产党合什么法?
——苏共苏维埃顶层设计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又怎么继续



O、纲领提要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18大为例):(1)、由8200万党员(将12.7亿人排除在外,中国到2011年末总人口13.5亿,中共党员约占中国总人口的6.8%)选出各省市区、中央单位、军队等出席全国委员会的2270人代表;(2)、2270人再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再由300多名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选出: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也是上个世纪初期中共苏维埃创立的组织结构。这种所谓的“选举”,至少有六个层次的代表,却没有任何人民(公民)站队的任何选择与举手,没有任何“举手”者的任何合法意愿了。中共若想走下去,就必须推倒苏共那种组织构架设计断层、空洞来彻底重建与人民(公民)无关的这种源头残缺,否则也只能象苏共苏维埃那样历史的亡去,暴力执政、“枪杆子里出政权”只能维持一时,难以象大自然那样生生不息!但要象大自然那样新陈代谢、根扎于绝大多数人民之中、优胜劣汰、去旧更新,才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游戏规则……

  “为了党国的利益”——这是前60年“中华民国”(至今超过100多年)一致的方向,特别是蒋介石时期“党国利益”到达淋漓尽致的最顶端。“党国的利益”,非常简单:先党后国;党占大多数,国占比率小于党;党,是党员的天下,与国民无关;当领导一切,不用任何国民举手、支持。中共“18大”,与前60年的蒋介石时期“中华民国”一样,开始彰显“党国的利益”,这也是中共全面“以党代政”最兴盛时期,但中共可以取代国家政府吗?全球除了朝鲜、古巴等不到2%的国家外几乎没有任何国家是以党代政的国家。中共“18大”,是全球化时期的一次盛会,但中共在这种大环境下怎样释怀“中国结”?中国结,结了5000年;中共结,结了90多年。中国共产党,从前28年在地下,到这63年依然没有中共系的所有开支和财务公布。中共靠苏共苏维埃“暴力革命”起家,但中共组织构架一直没有摆脱苏共苏维埃那种格式和布局,更没有任何办法在国家“合法化”,从而能从地下走向阳光灿烂,中共系的财务和党费依然长期处于地下,没有任何阳光化可以照耀。


(A)、法源

  中共“18大”召开,最多是中共8200万党员的所谓代表,与中国12.7亿公民没有任何干系,也没有任何关联。中国除中共党员8200万党员之外,中国12.7亿公民也没有任何权力对“18大”说是或不是、也没有任何权力参与中共所有的事。按照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话说:中共8200万党员,按一家三口、最少还有两个亲属关系计算,那么共产党利益链至少辐射4亿多人口。从“1大”到今天的“18大”,中共今天所根源代表的不过就是8200万党员的根源利益,与中华民国前60年的“党国利益”一脉相承,而今中国12.7亿非中共党员,不仅没有任何权力对“18大”说是或否,也没有权力对中共2270人代表表示是或否,更没有任何可能对300多名中央委员表示可否。中共从“1大”到“18大”,一直延续了九十多年的这种“非法”——从源头到所谓的“合法化”,中共都没有这个国家和人民的“举手”、站队、许可的任何游戏规则、支持的国家法律程序。国家与党派,毕竟是不同的血脉、山水和天与地的差别。

  ▲ 1949年10月1日建国至今的中国共产党,走了100年“新中国”——“蒋介石时代”完全一致的“党国”之路,只有在60多年以后“蒋经国时代”才开始真正“合法化”。同样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也是“暴力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也同样是非“合法化”,但随着“革命成功”,他们将国家权力缴还给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全体公民来“举手”,那么国家就取得了当然的法律地位。但中国自从共产党“暴力革命”成功后,就一直“占山为王”延续到现在,中国公民从来没有对共产党表示过“举手”是与否、也没有权力对共产党“举手”——这也是90多年共产党“合法化”的根源所在。没有全体国民超过51%以上公民“举手”成立的国家与政府,这个国家怎么合法化?又合什么法?国家“法源”来自于何方?!

  ▲▲ ⑴、中国有13.5亿总人口(截至2011年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中国宪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那么,中国“最高权力”就必须友囿中国13.5亿人口中超过12.7亿人口、而不是8200万中共党员(占全国总人口近7%)就说话算数,中国8200万党员比12.7亿公民哪个合法?合什么法?⑵、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副主席,要“领导中国人民”,当然要取得中国51%以上中国公民的支持、国家主席要经过公民51%以上“举手”通过才能够是。按中国《宪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而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一如中国5000年的皇帝那样就“预先”定制,在没有召开“党代会”“人大”之前,就“预先”被安排好,这显然不是任何“法治国家”“民主国家”的结果,而是中国历史上帝王将相李世民、朱元璋等等“占山为王”的必然结果;⑶、中国共产党的中共中央到各级党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等要“合法化”,就要在《中国宪法》中标注当然的设立、运行等“法律”游戏规则,让中国超过51%以上的公民都能参与、举手和监督、运行,倘若《中国宪法》没有标注这些中共机构的“游戏规则”,那么这些机构就没有“合法”的权力来执政,就不能存在于中国国家的实际运行之中。

  ▲▲▲ 如果说1921年7月中共诞生、先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会议、后改在浙江省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召开中共“1大”12人代表大会,是一个名副其实地下、非法的组织的话,那么事隔90多年后的中共“18大”,同样秉承了完全一致、依然是一个非法的政党:㈠、没有中国国家的任何法律规则许可共产党,而是这个国家顺从了这个党的党章规则;(二)、一直没有任何人民“举手”和站队的支持,就是8200万党员比12.7亿人民(公民),就算是全部党员支持,也只占13.5亿中国人的近7%的支持率;(三)、当年的“1大”,没有“合法登记注册”,而今的中共及“18大”在国际、在国内都没有任何注册、合法化,与原中共“1大”完全是衣钵秉承、本色不改,暴力杀戮;(四)、当今全球所有“法治国家”的合法政党,一如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与民进党、以及全球各国的“合法”政党等等,都要站在阳光下供本国人民——公民来“举手”、站队、通过才能“合法”执政,而中共却不用任何人“举手”与否,就象海盗那样强行、暴力来垄断执政;从中共中央到各级省、市、县、乡、村的中共党组织的文件,都一如1921年“地下党”文件规则完全一样,不允许任何公民在阳光下公开、公正的供所有公民来阅读;中共各级党组织都不用“合法”登记、注册“合法化”,就堂而皇之的至上而下的层层独裁执政、派出党组织;特别是今天的中共8200万党员,在12.7亿非中共党员、公民之下,合什么法?合谁的法?合那个国家、国际的法则?这也是中共与全球所有政党的根源的不同、非法之处;(五)、“暴力革命”,是当今300年来取得政权的最重要形式之一,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十月革命、辛亥革命等都是这样取得成功的,但这种革命成功之后,要把国家的权力交还人民政权——人民“举手”合法组成国家的立法机构、国家最高领导人,但中国共产党却80多年来重来不用人民“举手”通过,就当然成这个国家的独霸一切领导。

  中共历次代表大会举行时间、地点(资料①)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07 上海→南湖)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07 上海)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3.06 广州)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5.01 上海)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04 武汉)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8.06 苏联莫斯科)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5.04 延安杨家岭)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6.09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04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1973.08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77.08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82.09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87.10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92.10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97.09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002.11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007.10 北京)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012.11 北京)

  从一个国家的法源来追溯,近200年发生了历史的变化:到2010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7053.68万人(编者注:减去台湾人口,则为134737.47万),也就是:这12.7亿公民与8200万共产党之比(这里不包括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的中国公民的法定人数,若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公民,当然就有“举手权”)。那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公民之比,谁合法、合什么法、从哪里合法——在这已经是清清楚楚。这种国家法源还在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李世民、朱元璋等等“占山为王”者,也不符合当代国家文明、“法治国家”的整体、法源的“合法性”。那么同样,未来中国就永远就这样“占山为王”就“合法”统治中国吗?

  一个国家的“法源”,也和人类大自然树有根、水有源一样,人类有赖于生存生态环境那样源远流长、永不枯竭。

  到2012年7月末,中共“18大”代表2270人(见新华社8月14日电,题为《18届中央委员将差额选举》一文),是由中国8200万中共党员选举出来的,这种代表与原苏共模式完全一样,而与中国12.7亿公民没有任何干系,是空中的楼阁,中国12.7亿公民也没有任何权力对中共2270人代表说是、或否,这中共“18大”怎么能解决中国国家、13.5亿人民的未来方向?

  与全球所有“法治国家”“合法化”国家根源不同的是:一个党与另一个政党,要通过全体国民的“举手”、站队来“选举”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组成最高领导集团,而中国共产党是不用、也没有任何程序来让中国全体国民来“举手”的。一如海峡对岸的100年“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与民进党等,236年的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等等所有的“法治国家”,就必须经过全体人民的选票才能上台执政,中国共产党就“占山为王”、一直我行我素占据这权力“山头”,且占据着中国国家的一切资源,不经这个国家人民的授权,就是靠的“暴力夺取”“暴力维权”“暴力执政”——一如国家军队,成立共产党的军队。一个国家的军队归政党,就显示了这个国家法源的长期短缺、党

  中国共产党真要“合”13.5亿中国公民之“法”的话,那么(1)、就要发展为至少4、5亿(其中约3亿人口为未成年,没有“公民权力”的投票权)以上的中国共产党员才行,才能够真正“合法”,因为中国最起码要占10亿“合法公民”中51%以上的“举手”通过;(2)、还要有一个同等与共产党让人家选择的政党,否则你独家的共产党,举手、不“举手”,都是你自己,这是什么“合法”的政党?因为一个执政党最少要获得本国国民51%的投票支持率才能符合这个国家占半数以上的“公民”人口“举手”通过才行,否则中共执政党就永远与埃及、利比亚非法党政等一样为“占山为王”的国度。

  最近,“18大”前,有一本所谓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见2012年11月6日Cctv 19.30播出“焦点访谈”),所谓中共“治理国家”,无非就是中共80多年一贯起家、得以延续的“地下”——暴力执政,至今不改“枪杆子里出政权”,却没有任何12.7亿公民举手、公民“支持率”、公民权力的任何表达、是与否可以数据,也没有任何12.7亿公民支撑的数据、理论与实践可言。


(B)、苏共苏维埃构架

  不管是从法源或是一个国家游戏规则来追溯,中国共产党都没有任何“合法化”的根源,那么他从建国于1949年10月1日、63年至今能够延续完全延续了苏共苏维埃党制设计:中共产党全国表大会,大会主席团,中央委员会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校等等全部来自于苏共苏维埃的组织构架。

  苏共苏维埃组织构架,来源于19世纪初、20世纪末,其所谓的代表形式至少有7级以上构架:(1)、中央委员的三级构架:来自全国各个共和国、边疆区、自治市、州的“全国委员”,选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再选出主席团、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书记处、总书记。即“全国委员”选出→“中央委员”、大会主席团,中央委员→再选出最高层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2)、“全国委员”,由各个共和国以及属下三级行政构架选出。


(1)100多年的基本构架

  中共“18大”(“人大”也是如此组织构架)也是这样:(1)、全国委员→选出中央委员会委员(通常200多名)、候补中央委员(通常100多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再选出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共政治局常委(7人、9人不等),分管人大、政协、国务院、军委、意识形态领域。(2)“全国委员”,由省、直辖市、自治区选出(简称省市区);中共各省、市、区委,由中共各地市委员选出;中共市委委员由县、区选举产生;中共县、区委员,由最镇、街道选出;中共各级镇、街道委员,由最基层的中共村级党员选出。但中共各党的书记,象重庆市委书记一样,由它的上级党组织逐级派遣任命。这种组织构架源自于19世纪初期的苏共苏维埃(及其原东欧国家也是这种形式)——至少7个层面的代表,而当今世界的“法治国家”近200年一如美国一是直接“选举人”“普选人”两个渠道,公民直接选举;新成立的埃及、伊拉克、阿富汗、俄罗斯的等都实行直接公民投票。

  从上个世纪初的中共“1大”到今的“18大”,中共自始至终、从来也没有在一个法律程序、法律框架、在这个国家、全体国民中实施“合法化”过,伊拉克、阿富汗以及利比亚、埃及等等国家都可以实现国家“合法化”,而唯独中国不可以?

  苏联共产党(俄语: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缩写КПСС,英语: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是苏联时期唯一自认为的合法执政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主义的政党之一。其前身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布尔什维克1918年改称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改称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苏共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常设机构是苏共中央委员会,视历史年代不同,每1-5年召开一次,但1939-1952年没有召开除外。由党代会选出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选出政治局。斯大林时期政治局选出的总书记成为党内最高职位。下设书记处,1952年“总书记”称号被改为“第一书记”,“政治局”改称“主席团”,直到1966勃列日涅夫时期重新改回旧名。

  理论上党内最高权力机关是党代会,党绝对在国家之上,但是实际上所有行政权力都由党总书记掌握。下层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是党的各级委员会(党委,партком)。党委的领导是选举产生的“党委书记”(секретарь парткома)。企业、事业机构、集体农庄也拥有自己的党委。高层党委有相应的简称:区级的区党委(райком),州级的州党委(обком,旧称省党委(губком)),市级的市党委(горком)等等下延。

  党的最低一层组织单位叫做“党的基层单位”(первичная партийн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又称党支部,或者“党小组”(партийная ячейка)。任何党员超过三人以上的单位中都要成立党小组。党小组的领导机关叫做“基层委员会”(党局,партийное бюро, партбюро),基层委员会由选举产生的基层党委书记领导(党局书记,секретарь партбюро)。

  苏共历届领导人分别为:列宁、斯大林、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和戈尔巴乔夫。1991年“八一九事件”后被叶利钦下令停止活动,并没收全部党产。在这以前,它一直是苏联的执政党。苏联解体之后,由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及独立后的前加盟国共产党所继承。

  苏共创办人,佛拉基米尔•列宁
  建立:1912年1月1日
  解散:1991年8月29日
  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于1922年至1991年;

  1990年6月12日,俄罗斯联邦第一次人代会通过《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联邦在其境内拥有“绝对主权”。1991年8月,苏联发生“8•19”事件。9月6日,苏联国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承认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12月8日,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别洛韦日签署《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决定,将国家正式名称改为“俄罗斯联邦”(简称俄罗斯)。12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共和国院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至此,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完全独立的国家。

  1992年4月16日,俄罗斯第6次人代会决定将国名改为“俄罗斯”,从而恢复了历史上的名称;17日,最后决定使用两个同等地位的正式国名“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1993年12月12日,经过全民投票通过了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国家名称为“俄罗斯联邦”,与“俄罗斯”意义一致。

  新俄罗斯联邦,与前苏联最大不同在于:总统制,总统选举根源于每一个选民(人民)举手、站队,每人一票来决定、由全体公民授权于总统,从而国家有了最广泛、全体人民“举手”当然的合法权力。


(2)、苏共党员

  党员的身份到头来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特权,广大普通党员中的一小部分变成苏联社会中的一个精英或者特权阶层,享受广大苏联公民无法享受的特殊待遇,诸如可以在货品充足的商店内购物,购买外国商品,住房上的特别照顾,享用郊外避暑别墅或者度假地,能够出国旅游,送子女到名校上学,让子女获得优良工作机会(包括入党本身)等。不加入共产党而要进入苏联统治与管理精英阶层实际根本不可能。但是党员身份也有其风险,特别是1930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便是针对该党。党员身份是不公开的。要入党必须通过各种委员会批准,个人历史也会被仔细调查。在苏联建立之后出生的几代人的成长过程中,入党成为个人一般都要度过的几个人生阶段之一。儿童会加入少先队,随后在14岁时退出进入共青团(Комсомол),最后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表现出拥护服从党纪党章,或者有合适的后台,就能成为共产党本身的党员。不过党员也有尽义务的责任。共青团员与苏共党员不但要交纳团费党费,还要完成制定的任务与“社会工作”(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работа)。


(3)、苏共历次代表大会(资料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八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九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四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六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七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八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九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五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  (之后于1991年8月29日宣布解散)  之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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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8200万党员对12.7亿中国公民——
挖出共产党的根源
——苏共苏维埃顶层设计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又怎么继续



(C)、中共组织构架

  中共“18大”——中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来自省、市、区等2270人代表,要选举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委员205多人、候补委员171多人),由376多人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选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主席、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书记、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书记等。然后下辖: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联络部、中央党校等中共中央系。

  中共中央顶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8届),又分三个层次: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7人;
  中央书记处书记:7人;
  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
  这最顶层设计、组织结构、产生等,都完全沿续苏共苏维埃100年前的设置及运行方式。

  第18届中共中央组织结构图(资料③)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俞正声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中央政治局委员:
  习近平 马 凯 王岐山 王沪宁 刘云山 刘延东 刘奇葆 许其亮 孙春兰 孙政才 
  李克强 李建国 李源潮 汪 洋 张春贤 张高丽 张德江 范长龙 孟建柱 赵乐际 
  胡春华 俞正声 栗战书 郭金龙 韩 正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 刘奇葆 赵乐际 栗战书 杜青林 赵洪祝 杨 晶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 副主席:范长龙 许其亮
  中央纪律委员会书记:王岐山 
  中央政法委员会 书记:孟建柱
  中央组织部 部长:赵乐际
  中央宣传部 部长:刘奇葆
  中央统战部 部长:令计划
  中央对外联络部 部长:

  经历史考证查得:苏共从1921年起就一直设有,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主席团,书记处,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德国纳粹希特勒政府中也设有宣传部和党卫军组织部)、中央组织部等,且这些中共系组织全盘拥有和占用国家所有政治资源、经济资源、财富之源、社会资源等等。而近200年来全球所有法治国家(公民一人一票“举手”选出政府。包括21世纪新成立的阿富汗、伊拉克以及埃及、利比亚等国家都是一人一票直接选举。而中共、“人大”都是7级选举构架:中央委员3级,由全国委员选举出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选举最高顶层,及书记、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政治委员。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政协主席、副主席。全国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委员4级,由地市级选出,地市级有县区级选出,县区级有乡镇级选出,最底层是村民委员会、街道居委会)都没有这样的机构,也不为任何党派组织提供任何国家的财政经费,更不能享受国家的政治资源、济资源等,让党按人类大自然规则那样自生自灭。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中央政治局常委、到政治局委员构架,到中共组织部、宣传部构架,到省委、市委、县委、直到党支部等都完全源于苏共构架;特别是中共上级向下级层层向下派遣制,没有任何合法性可言,延续苏共长期一贯制下派,一如薄熙来由中共中央下派一样。


中共《党章》届届修

  谈到“十八大”要修改党章的问题,有评论感慨地说,这已经是第N次修改党章了,从1969年“九大”起就在不停地修改党章。“九大”要把林彪接班写进党章而修改党章,到1973年“十大”要把林彪拿掉所以不得不修改党章。到1978年“十一大”又修改党章,接着是“十二大”,“十三大”修改党章,“十四大”,“十五大”修改党章,“十六大”,“十七大”再次修改党章,“十八大”又要修改党章了。象美国《宪法》200多年未动,只有少数几次增补修正案。

  不要总是说什么这是适应时代的变化所以修改党章,只能说中国执政党一直缺乏相对稳定的政治理念,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一个党章管不了5年就要修改,这正常吗?中国社会为何总是动荡不止,就连党章都是动荡的,因此,只要中共不承认“普世价值”,党章就会永远无休止的修改下去,这是中共党史的必然规则。一个合法、由人民(公民)为它站队、顺应人类大自然的政党能是这样吗?


中共“政治局”之变局

  自中共十二大起,历届政治局委员会组成人数不一,一直处于变动之中,并且呈现出两个趋势:1982-1987为下降,1987-2007为上升,其中1987为最低点。众所周知,中共中央政治局分为三个层次:常委(5-9人),书记处(6-9人),委员(17-25人)。这种构架有致命的要害:如苏共历史上的“大清洗”,中共历史上的十数次路线斗争、文化大革命、大跃进、三反五反、六四等等,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启动后选出的第一届政治局,1982年选出的第十二届政治局规模基本延续了改革开放前的惯例。不过,随着改革的推进,在1985年的调整中,一大批老同志退出领导岗位,政治局委员人数从25人降至20人;及至1987年中共十三大,随着改革进一步推进、尤其是邓小平所提的政治体制改革向前迈进,政治局委员数大幅降至17人,与1982年相比下降32%。

  不过,经过1980年代末的政治变迁,于1992年选出的第十四届政治局委员会组成人员则增至20人,在同样由江泽民任总书记的第十五届政治局中,组成人数进一步增至22人。2002年,胡锦涛当选中共总书记,中共制度化进一步向前迈进。由胡领衔的第十六届政治局,委员人数保持为22人。不过,在五年后选出的第十七届政治局,总人数又反增至25人,而且不设候补委员,25人均为具有同等投票权的委员。至此,中共政治局委员人数经过一个轮回,再次回到了1982年的水平,均为25名委员。

  有分析认为,1982-1987年的下降周期,体现了小平同志所主导的改革进程;而1987年之后的上升周期,则是改革、尤其是经济社会领域改革逐步推进后,各种社会利益不断分化在最高政治权力层的体现。“更多元的利益需要更多样的权力代表”,在最高权力层增加代表人数,就成了一个历史逻辑的选择。政治局,是中共、苏共一小撮人的权力中心,是标志性“人治”的结晶,更是一个最顶层的“非法”组织。


地方书记空降、入“政治局”

  中共各省、市、区委书记,一直是中共中央下派任命的,薄熙来就是这样来到重庆,没有任何人民(公民)的合法程序。在由毛一手设立的单一制中共国家制度框架下,中共中央与地方关系一直遵循“地方服从中央”的基本政治规则,在中央高层的权力架构中难见地方官员的身影。不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推进,地方凭籍强大的经济、社会资源,其在中共中央的政治存在感益发增强。在中共的权力架构中,这种存在感就体现在地方大员“入政治局”——成为中国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的一员。

  地方大员“入局”(政治局),始于1987年选出的中共第十三届政治局。是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四名地方大员进入政治局,将近占据中国最高权力层的四分之一。有政情分析人士认为,在当年小平同志推动的体制改革之中,改变政治权力过分集中现象是一大重点。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报告中,明确提及“要进一步下放权力”、“(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逐步划清中央和地方的职责,做到地方的事情地方管”,由此为地方大员入局提供了政治依据。

  徇此依据,在随后的历届政治局中均可看到地方大员的身影。截至第十七届政治局,得以“入局”的地方大员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广东、山东、新疆、四川、湖北、重庆。其中,自1987年的江泽民和李锡铭后,北京、上海两市书记每次均“入局”;天津方面,李瑞环及其接任者谭绍文两人均先后“入局”,不过谭因病于1993年3月去世,中央安排仅为中央委员的林业部长高德占接任。张立昌于1997年8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两个月,接任天津市委书记,但张并未顺时“入局”。直至五年后的中共十六大上,张立昌得以进入,其接任者张高丽于2007年“入局”。

  除了京津沪,其余省份大员“入局”并未呈现可遵循的规律。在广东,书记“入局”始自谢非,随后的李长春、张德江、汪洋均得以“入局”。四川、湖北的情况较为相似,分别自1987年的杨汝岱和2002年的俞正声之后再无书记“入局”。山东则有姜春云和吴官正分别于1992年和1997年“入局”,其余书记未能进入。新疆书记“入局”与被港媒称为“新疆王”的王乐泉有一定关系:王自1991年以山东副省长身份调任新疆自治区区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三年后即出任新疆自治区书记,至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时,已为老资历的新疆书记,因此得以“入局”。在王于2010年调离新疆后人中央政法委副书记,中央安排身为中央委员的张春贤为其继任者。

  而在重庆,直辖15年来共经历六名书记,但书记“入局”则仅始于5年前的中共十七大。在十七届一中全会上,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和时任商务部长薄熙来同时进入政治局;十七大闭幕仅一个月之后,薄熙来即接替汪洋出任重庆市委书记。在薄于2012年3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撤职后,中央安排同样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张德江接任。

  上梳理可发现,除北京上海书记“入局”最为稳定、天津广东书记“入局”相对稳定外,其余省份书记“入局”并非定局。有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分析,截至目前,中共并未形成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的固定模式,地方书记入局与否更多与书记本人的政治资历、或该省份在当时的特殊战略地位有关,是中共“人治”的必然产物。


中共历次政治局常委(资料④)

  中共1大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

  2大
  1922年7 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南成路辅德里 625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当选为中央委员,邓中夏、向警予当选为候补委员。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3大
  1923年 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补入王荷波)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罗章龙为会计。其余4名中委分派: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湖北、朱少连驻湖南。中央局下设组织、宣传、妇女等部门,毛泽东负责组织,蔡和森、罗章龙、瞿秋白负责宣传,向警予负责妇女工作。

  4大
  1925年1 月11日至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 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 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五人组成中央局并驻中央局。

  5大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7 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4 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4 人(后又增补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继续被选为总书记。周恩来为秘书长(未到任前,由蔡和森代理)。

  6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包括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7名正式委员和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7名候补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5名正式委员和李立三、徐锡根、杨殷3名候补委员共8人组成。向忠发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20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常委的分工。周恩来任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杨殷任军事部长,苏兆征任工委书记,李立三任农委书记,张金保任妇委书记。

  7大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大会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康生、陈云、陈毅、贺龙、徐向前、高岗、张闻天、彭真15人组成主席团,选举任弼时为大会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8大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组成中央政治局6人常务委员会。

  9大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
  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周恩来、康生。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毛泽东:中央军委主席,林彪: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周恩来: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10大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按姓氏笔画为: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王洪文: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叶剑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主持);国防部部长;李德生: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沈阳军区司令员;朱 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春桥: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总政治部主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董必武: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73年3月复出的国务院副总理、总参谋长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批准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这样,政治局常委一增一减,仍为9人。

  11大
  1977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组成中央政治局5人常务委员会。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华国锋: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叶剑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邓小平: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总参谋长;李先念: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汪东兴: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八大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陈云时隔十余年后重进政治局常委,并当选为新成立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
  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增加政治局常委人数,选举胡耀邦、赵紫阳为政治局常委;

  12大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6人: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胡耀邦:中央总书记;叶剑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央军委副主席;邓小平: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委主任,全国政协主席;赵紫阳:国务院总理;李先念:主持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工作(1983年6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陈云:中央纪委第一书记。

  13大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5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赵紫阳: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务院副总理(1988年3月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乔石: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胡启立:中央书记处书记;姚依林:国务院副总理。
  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的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总书记;增选江泽民、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免去胡启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为: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

  14大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江泽民: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主席);李鹏:国务院总理;乔石:中央党校校长(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瑞环:(1993年3月在政协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朱镕基:国务院副总理;刘华清: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中央书记处书记。

  15大
  1997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尉健行、李岚清。
  政治局常委的主要任职:江泽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李鹏:国务院总理(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镕基:国务院副总理(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务院总理);李瑞环:全国政协主席;胡锦涛: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1998年3月在第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国家副主席);尉健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书记,全国总工会主席;李岚清:国务院副总理。

  16大
  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曾庆红、黄菊、吴官正、李长春、罗干。
  政治局常委的任职情况:胡锦涛,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吴邦国,全国人大委员长;温家宝,国务院总理;贾庆林,全国政协主席;曾庆红,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黄菊,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吴官正,中央纪委书记;李长春,中央精神文明委主任;罗干,中央政法委书记。

  17大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9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


中共“18大”“末代皇帝”

  2012年10月16日中共党媒《求是》杂志,发表署名秋石《奋力把改革推向前进》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正站在一个历史的门槛上,中共领导人必须在政改或“死路一条”之间作出抉择。评论人士认为《求是》文章为十八大定下基调,认为中国正站在一个历史的门槛上,中共领导人必须在大胆的政治改革及不改革既“死路一条”中进行抉择,一些评论人士将此解读为给即将上台的中共新领导人习近平的直接警告,也是对十八大定下基调。但于11月8日召开的“18大”,胡锦涛报告并没有知之中共体制乃至苏共苏维埃组织构架的这种无本之木,没有任何人民性(公民)可言,还是延续中共几十年来一直空喊的:特色社会主义、高瞻远瞩、振奋人心、反腐败生死存亡等。

  7月23日胡锦涛在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讲话中“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有所不同,《求是》的文章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更加自觉地解放思想,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的未来将继续依靠它,停滞或回头都将是死路一条”这篇文章还认为迫切需要改革的领域包括改革政治制度、官僚体制及城市规划,税务和社会福利等。

  研究中国50多年学者认为:对胡锦涛执政期间,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批评愈加公开,上个月,中共中央党校报《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点评“胡温执政的政治遗产”,指胡温执政期间存在许多问题,包括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有学者认为“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如果新的领导核心在五年内,能够从实质上启动改革,中共的统治或许还有希望;如果不启动,最终的命运可能就是与苏共一样被历史淘汰。

  “他们可能象胡锦涛一样拖下去”。曾任职中国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姚监复向表示,习仲勋作为比较开明的中共前领导人,积累下一定的影响力,从而使很多人对习仲勋之子习近平抱幻想及希望,但透过习近平目前之表现,包括他在2011年参与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他对“三大改造”、“反右派”、“文化大革命中的经济发展”均持肯定态度,包括他近期的报告也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作风”,姚监复认为习近平是中共集团利益而非公众利益的维护者。姚监复认为中共应该不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改或不改中共都面临着崩溃局面:“他不改,整个共产党的朝代会结束,但是一改,共产党也面临着垮台,因此他们希望拖,就象胡锦涛一样拖一站,算一站”。

  “胡锦涛为习近平套上枷锁”。中共“党代会”历史上的“1大”到“18大”都没有任何“合法化”的国家基础与公民的“合法性”原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1日诞生,到1949年“暴力革命”夺取政权,63年至今,中国共产党依然是“暴力革命”“暴力执政”的形式,从来也没有取得任何占绝对人口51%的大多数的“合法性”。即便是中国共产党“暴力革命”成功后至今的63年,又何时取得过国民51%以上的支持、用户?而今的中国共产党,政治格局及各派力量,都进入了一个绝无仅有的“四世同堂”、“老人政治”、“红二代”的中国权力博弈之中,没有取得中国12.7亿中国公民的“举手”“是”与“否”、这个国家公民的“合法性”。

  分为胡德平为代表的宪政民主派、刘源、刘亚洲等主张扭转社会腐败和不公进行改革的国家主义者派系、和掌控中国经济命脉的权贵资本拥有者。有认为,“红二代”与“胡温”为代表的团派力量之间的斗法:“三种力量组合起来的太子党和团帮将进行较量,团帮是中国这10年来以维稳为基础的非常僵化的官僚系统,胡统治的10年,从党国变成了,党更一统垄断,到官国,太子党反对的是这个系统,这是目前高层间斗争的真实情况”。但他同时认为胡锦涛在“7.23讲话”中为习近平套上三重枷锁“路线、组织、军事”——没有人民、公民的任何“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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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8200万党员对12.7亿中国公民——
中共的人类“死结”
——苏共苏维埃顶层设计致苏联刹那“灭亡”中共又怎么继续


  “封闭僵化老路”的本质,原就是苏共苏维埃之路,而中国共产党的90多年从外表到心脏、到组织构架再到顶层设计,都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之路,僵化到中共中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都来源于苏共的源头设计构建。而“改旗易帜邪路”,谁是“邪路”?什么是邪路?还是全球极少数国家(2%国家)走的路(邪路?是全球各国不到2%国家所走的路、还是全球98%以上据大多数国家所走的路)?是回归人类大同世界、还是成全球孤家寡人一条道走到死?是走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实施法治国家之路,还是全球只有极少数几个国家所走的路?“邪路”正是苏共苏维埃灭亡的根源。“改帜”,是改苏共的“帜”还是改中国的“帜”?更还是改全球大多数法治国家的“帜”?这是胡锦涛报告声嘶力竭的一枪中目标。中国共产党90多年至今,在中国13.5亿人口中没有得到绝大多数超过94%以上中国人“举手”、站队支持,你到底合什么法?合哪里的法?(中国共产党、人大,所谓“选举”实施7级构架:全国代表,选举中央委员,中央委员选举总书记、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委员,由地市级选出,地市级委员由县、区级选出,县区级代表由乡镇级选出,最底层由村民委员会、居委会。公民、人民,没有任何“举手”权力)中国共产党员只占中国人口的约6.8%,而将12.7亿人排除在这个国家的举手“权力”之外,你就绝对“党领导中国一切”,没有12.7亿人的“举手”、站队支持或反对,共产党究竟合什么法?从哪里来合法? 90多年中共今天,一如当年蒋介石时期一样——党国之路,成全球98%国家冲突的“中国死结”。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教授,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中国的骚乱事件和管治危机》一文数字披露,200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6万起,2004年达7.4万起,2005年增加到8.7万起(平均每天238起)。而2011年、2012年中国发生抗暴事件则比2004、2005年都翻数十倍增长的趋势,最近几年发生的2008年西藏拉萨“3•14”事件、2009年新疆“7•5”事件、2011年广州增城“6•11”事件,2011年广东汕头“9•21乌坎事件”等等都是最近几年发生震惊全球的大事。中国声势浩大与当年毛泽东一样的“革命风暴”正在风起云涌、席卷全国。


(D)、解读“18大”的人类悖论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11月8日在“18大”报告称, “封闭僵化老路”与“改旗易帜邪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马克思、恩科斯主义也也典型的西方模式)确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拒绝走西方的民主,在昨天的分组讨论整改议题上,大陆省级领导人都表示“跟着党的基调走”。胡锦涛在18大上作出可能是他最后的政治嘱咐,就党内猖獗的贪腐现象,对他的接班人习近平发出严厉警告。他说贪腐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胡锦涛说党有办法自行解决。“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反腐败问题解决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只剩下苏共“共产党领导”的一条死路。

  是全球98%以上国家走的是“邪路”、还是全球不到2%的国家走得是“邪路”?这不是哪一个人能下的定义,而200多年来、至今全球198个国家、全球绝大多数人所走的路、哪个是不归的邪路?

  胡锦涛的政治报告虽对贪污形成的危险以及建立“经济增长新模式”的需求提出警告,但除呼吁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要有信心等党八股外,鲜少提及解决之道。有分析认为, 胡锦涛没有提及改革之道,显示大陆共产制度陷入了危险的瘫痪,可能造成严重后果。改革派人士认为,胡锦涛在位10年间,错失了推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良机。这段期间中共享有经济高度增长的优势,本可使这样的转变比较顺利。

  关于“反腐败”。批评人士指出,无论是因为胡本人的谨慎作风、或因体制形成了限制,胡锦涛未能推动改革都使大陆面临了社会动乱日增和贪污日益猖獗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不对民意作回应。也有评论认为,胡锦涛未能在十年任期替经济增长模式注入活力。现有模式过度仰赖出口与投资,导致无法永续的扩张,进而形成贫富差距大和环境遭破坏等弊病。在此情况下,习近平必须收拾残局。在“18大”召开前,外界纷纷猜测,习近平是否有心或有能力积极防弊,胡锦涛报告中指出“反腐败问题解决不好甚至会亡党亡国”——胡锦涛真想解决中共腐败吗?其实只要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就完全可以从源头上加以遏制腐败的大量涌现。

  按胡氏“18大”报告,中国经济翻一番来计算,2011年中国GDP总额7.2万亿美元计算,人均国民经济生产总值5432美元,那么到胡氏说的2020年,中国GDP将与美国相当,届时中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胡锦涛为继任者习近平埋下了天大的“陷进”,也为共产党前行埋下了无穷的“地雷阵”,仅中国共产党成本运行一项累加,中国国家就基本无法实施“翻番”计划。

  反腐败是一件大自然生态环境、非常简单的一件事:只要从源头建树,将所有执政者官员阳光化“财产公示”,那么绝对大多数腐败将在阳光下全面遏制、一网打尽。一如用人类智慧结晶——加、减、乘、除的账可以精确、精致到一清二楚、黑白分明,天下尽知。


“18大”改革成空

  关于中国改革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关于中国改革的不可能性,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暴力革命——“占山为王”改变世界格局,除非共产党改叫共和党,否则是不可能改变的。从意识形态来讲,中国的领导人是不可能完成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合法性——人民性(公民举世),中国不会放弃暴力革命,就象不会放弃权力一样,不会象大自然法则那样去放开“竞争”。中国改革不可能性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行政体系非常强大——关乎共产党利益集团,中国财富的60%、70都是为了维持党政开支,要进行改革,就要削减1/2的中共党系行政,生存了63年,几乎没有可能。中国改革不可能性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历史负担沉重,从剥夺地主的土地问题到现在的拆迁问题,民族问题等等,从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所有灾难……同时、法治国家、公民社会都难以建立,这次“暴力革命”出的“暴民”的历史印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剩共产党这一层外衣了。囿于共产党长期的非法化、没有任何人民性(公民举手),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只能是至始至终的使用暴力革命、暴力执政维系,他们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毛泽东思想,这种思想由于独权执政而持续非法延续,没有人象戈尔巴乔夫、蒋纬国那样法治、文明把权力拱手让出去。由于21世纪国家间发生了文明的根源变化,“科学维稳”,“和谐维稳”,反人性的潜规则被制度化,中国执政党面对世界各国和外部民主力量的影响,死抱着“我不改革你能拿我怎么办”之态度。因之:中国的政治改革既不可能理想,也不会很快到来。

  “要么改革,要么成为最后一代”。中国时局和各博弈力量对比后可以看出,因为胡锦涛牢牢控制,习近平既是有可能在未来两年真正“改革”的力量非常小,在此情况下,习要想有一番作为,需要一场宫廷政变式的破局:“他后面的改革力量也会不停的敦促他,结果会是在未来两年内有重大破局。经过宫廷政变式的把各种老的、极左的势力压下去,他才可能出头。他一旦出头就可能给共产党赢得十年左右的、在政治改革环境下的继续执政,也赢得民众和国际舆论的支持”。习近平不是蒋经国,也没有这种知识到达背景、思维战略的眼光。囿此设想:习近平不进行政改,继续维持现有统治模式,未来中国将面临一场接一场的革命暴雨:“如果他不往下走,继续压制局面,按照胡的这套走下去的话,他一定会成为最后一代,要么迎来主动改革,中兴式的逐渐走向宪政民主的平衡道路。要么中国将面临着辛亥革命革命式的革命”。不解决中国零《宪法》的根源问题,中国永远不可能出现稳定的局面。胡温十年,让中国政治改革、经济改革裹足不前、甚至倒退,荒废了十年,可习近平又会怎样改革中国呢?不改革也就只能等待苏共苏维埃式的彻底覆灭……


“18大”继续苏维埃“权力”?

  “18大”胡锦涛报告,没有任何新的东西,一如苏共苏维埃一样举世悬空。

  关于中国改革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关于中国改革的不可能性,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就是暴力革命——“占山为王”改变世界格局,除非共产党改叫共和党,否则是不可能改变的。从意识形态来讲,中国的领导人是不可能完成这一革命性的变化;合法性——人民性(公民举世),中国不会放弃暴力革命,就象不会放弃权力一样,不会象大自然法则那样去放开“竞争”。中国改革不可能性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行政体系非常强大——关乎共产党利益集团,中国财富的60%、70都是为了维持党政开支,要进行改革,就要削减1/2的中共党系行政,生存了63年,几乎没有可能。中国改革不可能性的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历史负担沉重,从剥夺地主的土地问题到现在的拆迁问题,民族问题等等,从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等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所有灾难……同时、法治国家、公民社会都难以建立,这次“暴力革命”出的“暴民”的历史印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剩共产党这一层外衣了。囿于共产党长期的非法化、没有任何人民性(公民举手),现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者只能是至始至终的使用暴力革命、暴力执政维系,他们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毛泽东思想,这种思想由于独权执政而持续非法延续,没有人象戈尔巴乔夫、蒋纬国那样法治、文明把权力拱手让出去。由于21世纪国家间发生了文明的根源变化,“科学维稳”,“和谐维稳”,反人性的潜规则被制度化,中国执政党面对世界各国和外部民主力量的影响,死抱着“我不改革你能拿我怎么办”之态度。因之:中国的政治改革既不可能理想,也不会很快到来。

  “要么改革,要么成为最后一代”。中国时局和各博弈力量对比后可以看出,因为胡锦涛牢牢控制,习近平既是有可能在未来两年真正“改革”的力量非常小,在此情况下,习要想有一番作为,需要一场宫廷政变式的破局:“他后面的改革力量也会不停的敦促他,结果会是在未来两年内有重大破局。经过宫廷政变式的把各种老的、极左的势力压下去,他才可能出头。他一旦出头就可能给共产党赢得十年左右的、在政治改革环境下的继续执政,也赢得民众和国际舆论的支持”。习近平不是蒋经国,也没有这种知识到达背景、思维战略的眼光。囿此设想:习近平不进行政改,继续维持现有统治模式,未来中国将面临一场接一场的革命暴雨:“如果他不往下走,继续压制局面,按照胡的这套走下去的话,他一定会成为最后一代,要么迎来主动改革,中兴式的逐渐走向宪政民主的平衡道路。要么中国将面临着辛亥革命革命式的革命”。不解决中国零《宪法》的根源问题,中国永远不可能出现稳定的局面。


“人民站起来”与“普世价值观”

  历史63年来,今日中国没有非中共党员12.7亿中国人的支持,怎样延续下去?
人类历史上,最最伟大的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运动”都是“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形式和产物,但当这些国家革命成功后,把权力交还给国家最高权力的立法机构、国家执行机构。除了全球所有的法治国家是这样外,今天的新诞生埃及、利比亚、阿富汗、伊拉克、俄罗斯等等国家政权都是这样。但中国共产党,就与历史上出现的秦始皇、唐朝李世民、明代朱元璋、利比亚的卡扎菲、埃及的穆巴拉克等等一样,革命成功后就永远“占山为王”?就真的合法化了?

  中共在全球范围的语言、思想、理论体系上已经穷途末路,就象马克思主义,象幽灵一样没有任何国家来使用,而中共、他们一直使用个性化的语言,特色的语言,实用的语言,而不使用符合政治哲学的语言。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不通的路,“白猫黑猫”——猫与老鼠都是食物中的一环,凡此种种。看起来他们这是回归大自然常识,但过度使用这样的语言之后,使他们在理论思维上出现困顿,最后是无话可说,“黑猫白猫论”不过是大自然食物链的一个环节,强调猫狗等任何一环都有偏颇,只讲这种单一性而整个人类、大自然又有何以链接、而生生不息?胡锦涛曾经有“科学发展观”,“维稳”这些关键词。到了习近平时代,大家就在替习近平想他的“关键词”该是什么?他的时代该怎样定性,但现在还找不到词了。就是说他的语言已经穷途末路无话可说了。广东提出“幸福广东”后,北京可以提出“幸福北京”,别的省也可以提出类似的东西,可连“当家做主人”的投票权都没有,你有、我没有,怎么“站起来”?

  中共63年来一直马克思、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近30多年来,中共提出的一系列政治口号并进行分类:从“两个凡是”到“五不搞”,完全是庸俗化的语言;从“不争论”到“不折腾”是家长式的劝告;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一心一意谋发展”是机会主义、混淆视听的实用思维;从“三个代表”(共产党和什么法?凭什么代表人民,人民举你的手了吗?授权给你、让你代表了吗?)到“科学发展观”(你说科学就科学,你说不科学就不科学?),是极力回避普世价值、人人平等的权力——人人的投票权,你有、我为什么没有?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表示国家对财富的崇拜,你有财富、我就为什么没有,你叫嚣什么“人人平等”?从“四项基本原则”到“稳定压倒一切”,其实都是一种强盗逻辑,你根源都“不合法”,怎样让绝大多数人稳定?凡此,林林总总的来说,所有这些口号都回避了人类共有(超过全球70%以上的人口认定)的“普世价值观”。一个执政党,一不主张正义(全人类的意愿),二不倡导民主(60多年最高统治者从来不用他的人民来举手),三不坚持最高宪法(游戏规则之乱,零宪法执行),而这些本是表现执政党元素的承诺,全被回避掉了,只是有时作为点缀才出现在一些文本当中,完全是淡化的。政治家最应该追求的是价值,但被他们环顾左右而言它。63年来,毛泽东就是“法治国家”宗源的祸根。“暴力革命”绝顶尖最强势的秦始皇,如此天下杀戮,不过也只玩了16年。


90岁中共党员的心声

  在“18大”召开前前夕,中共原总书记、总理赵紫阳政府的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在其89岁生日会上说:“十八大上,中共执政党新领导班子将亮相,会以什么面貌出现,人们普遍有期盼。我总体上的想法是重新凝聚党心民心,收拾涣散的党心和一失再失的民心。共产党继续执政的机会不多了,百姓不能再长期容忍下去,目前社会矛盾已到临界点”。杜导正提出七条希望:

  第一、对遵守宪法的公民要给予免去恐惧的基本人身自由,任何机构绝不可对遵守宪法的公民个人,实行监听、跟踪、监视、拘留、审讯。
  第二、废除新闻出版的审批制度,开放媒体。
  第三、依据宪法,给予人民结社自由,结社自由的潜台词是为未来多党制打基础。
  第四、加大党内民主建设速度,列宁主张的监察委员会,与中央委员会是平行权利机构,它的责任首先是监察中委。
  第五、作出给1957年“右派”彻底平反的正式书面决定,给胡耀邦正式平反的书面决定。
  第六、考虑给六四事件分阶段平反,第一阶段不用评述对错,先缓和矛盾,做些实事,妥善安置现仍在家中的赵紫阳骨灰,为因事件而定罪的“反革命分子”摘帽,给予赔偿,让当年出走海外的那些人士回家,由此最终达致为六四正式平反。
  第七、对外继续保持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总方针,不必那麽“张牙舞爪”、“耀武扬威”。

  而杜导正表示,十八大往前走,才能给人一点信心。希望积极稳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最终建立民主宪政社会。但“18大”让杜老无法看到中国的希望,这种希望一如63年都一直没有……


“合法化”与中国零《宪法》

  今天63年中国的这种“党国”乱象,与前60年“中华民国”蒋介石时期如出一辙。中国将离任总理温家宝于是2011年9月14日,出席参见2011年“夏季大连达沃斯论坛”的回答大会主席施瓦布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时说:“坚持依法治国。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早已超越中国《宪法》之外,中国《宪法》原本就是零《宪法》,没有任何执法一次,一直都没有任何人民性(公民)可言。《中国宪法》是零宪法的根源无能,所以才导致中国63年来十数次“路线斗争”、“政变”“王薄事件”的变数根源之乱。

  中国《宪法》是全球最无能的零《宪法》,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法治国家的《宪法》象中国《宪法》如此无能。中国《宪法》无能表现在:自中共1949年10月1日开国,到2012年末从来没有审理一例宪法案件,63年至今没有裁判过一单宪法案件。作为一个强大国家的一部根本大法——《宪法》,63年至今中共党也好、中共国家上千万公务员也好,没有任何人表示“忠于《宪法》”,《宪法》被束之高阁到九霄云外,却要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誓死效忠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六条,入党宣誓誓词如下: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而国家《宪法》却不用宣誓、也空空运转60多年,这是什么样的国家?国家处于什么位置?

  中共90多年至今有两大世纪“黑洞”:(一)是从中共中央到各级中共委员会、中共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等序列,党组、党支部、党小组的运行,长期用国家的政治资源和财政资源,63年至今从来没有将财政开支、运行从来没有“阳光化”过;中共倡导“阳光政府”,但与各级政府并行、在政府至上的共产党党委系却从来不敢“阳光化”——“阳光各级党组织”财政开支;(二)是中共党员所缴党费,从1921年至今90多年,现在是8200万党员(其中有各级5000多万党政军官员、知识分子与大学教授、报纸电视杂志、互联网传媒界管理者),2012年一年的党费就超过十数亿人民币之巨(仅2008年“汶川大地震”党员救灾捐款就近100亿元人民币),90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党费”一项就有超过30-50万亿之巨。而全球各国各种各样的政党都没有这样的天量财富财产,而100多年的“中华民国”国民党已将“党产”清零,今日中共正演义着60年前中华民国完全一致的“党国利益”,靠“枪杆子里出政权”“暴力执政”在维系着这个摇摇欲坠苏共苏维埃完全一致的共产帝国。

  中国共产党真要在这个国家“合法化”、实施“法治国家”:(1)、就要发展7亿以上的中共党员、取得占中国国民总数51%以上的人口支持;(2)、不给、不让中国12.7亿中国人民(公民)“民主选举”公民选择性“举手”权力,就中共8200万党员自己“举手”成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这显然是不合这个国家法律的,更不符合这个国家12.7亿人利益;(3)、中共“18大”“人大”都60多年如出一辙,可以“暴力执政”一时,但长此以往何以100年、200年、500年……象5000年的中华民族那样延续下去?没有人民(公民)的举手、站队支持,是中共、以至苏共苏维埃无法绕过的国家“合法化”的根源问题,也是苏共的前车之鉴。中国共产党90多年至今,在13.5亿中国人面前,没有得到绝大多数12.7亿中国人“举手”、站队或支持,你到底合什么法?中国共产党员只占中国人口约6.8%,而将12.7亿人被排除在绝对“权力”之外,召开党代会、人代会就绝对“党领导中国一切”,没有全国93%以上人民的“举手”、站队支持或反对,共产党究竟合什么法?

  没有最后:今天63年中国的这种党国之乱象,与前60年“中华民国”蒋介石(是“辛亥革命”政府合法、当然的竞争获胜者)时期如出一辙。中国将离任总理温家宝于是2011年9月14日,出席参见2011年“夏季大连达沃斯论坛”的回答大会主席施瓦布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时说:“坚持依法治国。一个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并且严格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就需要改变以党代政,把权力绝对化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为此,必须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国共产党早已超越中国《宪法》之外,中国《宪法》原本就是零宪法,没有任何执法一次,一直都没有任何人民性(公民)可言。《中国宪法》是零宪法的无能,是未来中国永远充满十数次“路线斗争”一样的无穷变数。

  中共90年至今“两大黑洞”:(一)是从中共中央到各级中共委员会、中共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等序列,党组、党支部、党小组的运行,是用国家的政治资源和财政资源,63年至今从来没有将财政开支、运行从来没有公开过;中共倡导“阳光政府”,但与各级政府并行、在政府至上的共产党党委系却从来不敢“阳光化”;(二)是中共党员所缴党费,从1921年至今90多年,现在是8200万党员(其中有各级5000多万党政官员、知识分子与大学教授、报纸电视杂志、互联网传媒界管理者),2012年一年的党费就超过十数亿人民币之巨(仅2008年“汶川大地震”党员救灾款就近100亿元人民币),90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党费”一项就有超过30-50万亿之巨。而全球各国各种各样的政党都没有这样的天量财富财产,而100多年的“中华民国”国民党已将“党产”清零,今日中共正演义着60年前中华民国完全一致的“党国利益”,靠“枪杆子里出政权”“暴力执政”在维系着这个摇摇欲坠苏共苏维埃完全一致的共产帝国。

  中国共产党真要在这个国家“合法化”、实施“法治国家”人类游戏规则:(1)、就要发展7亿以上的中共党员、取得占中国国民总数51%以上的人口支持;(2)、不给、不让中国12.7亿中国人民(公民)“民主选举”公民选择性“举手”权力,就中共8200万党员自己“举手”成为这个国家的“执政党”,这显然不合这个国家法律,更不符合这个国家12.7亿人民的利益;(3)、中共“18大”、“人大”都60多年如出一辙,可以“暴力执政”一时,但长此以往何以100年、200年、500年……象5000年的中华民族那样延续下去?否则,苏共苏维埃就是无法绕过的前车之鉴。

2012年11月27日
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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