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转型呼声式微的成因探微

李咏胜



改革转型呼声式微,革命转型呼声鹊起

  最近一年多以来,由于中共把所有心机都扑在18大的权力纷争和高压维稳这两件大事情上,而置眼前日趋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于不顾,由此使得社会积压已久的不满情绪,不断升温起来。尤其是王立军叛逃美领馆事件所引出的一系列政治丑闻,更是使得那些对现实还抱有幻想的人,也进一步认清了社会的腐败和黑暗,对未来失去了信心。由此,面对当前社会出现的这一严峻形势,迫使许多长期无视国是民瘼的知识分子开始醒悟过来,并相继发出了自己不同的声音。随之在海内外知识界,顿时形成了一个“改革转型呼声式微,革命转型呼声鹊起”的舆论态势——“改革陷入困境,不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是很困难的。即使是顶层设计的改革,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也很难推进、实施。”(注一)

  我认为中国的一个前景是:革命的可能性大于改革的可能性。因为它宣布了“五不搞”之后,等于拒绝了某种改革,就是没有宪政的善意了。这个至少现在是这样的,新上任的人会不会有什么变化,我不敢指望,反正革命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注二)

  “我们以‘改革已死’拒绝党内民主派的绝望立场,来迫使他们背水一战,彰显在人民面前。现在中国需要的,并不是各种共识,或者方向感,而是对底层民众的帮助。不要说真话,不要主义,而要金钱道义支持。请精英支援维权运动。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改革也是死路一条。(注三

  “中国共产党‘改革’的实际,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改革’的另一条腿——‘政治改革’的腿始终迈不出去,邓小平的‘改革’始终上不了岸。铁的事实也同时告诉我们,它没有这条真腿。中国未来之路只能是‘革命’。中国的‘改革’会比‘革命’会流更多的血。中国现在没有什么‘左派’和‘右派’,而只有专制派和民主派。”(注四)

  甚至,还有不少人在网上公开放言说,现在国内的政治气候是左、中、右都认同只有革命,才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正确道路。显然这些,已经从社会不同层面反映出了人们对于政治改革的绝望情绪,或者说是使改革开放32年来所形成的“改革共识”逐渐走向破裂,失去了它作为转型动力的社会基础和民心向背。从而使未来的中国社会像一艘失去了目标和方向的大船,茫然漂浮在惊涛骇浪之中。

  由此,似乎可以这样进而言之:当前国内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确实已经到了知识界不能不作出正面回应,并寻找出理性应对之策的时候了。而这一理性应对之策的获得,又集中反映在如下两个问题的认识上:即“改革转型” 是否真的已经彻底破产?“革命转型”是否真的已经势在必行?只是笔者认为这一理性应对之策,不能简单地在现实社会中去找,而只能转身过去,对近23年来中国社会思潮中“致命的自负”,进行深刻反思之后才能得到。


改革转型呼声何以走向式微?

  本来改革转型已经是一个人心所向,众望所归的社会共识,但在国内社会矛盾和危机日趋尖锐、激烈的今天,这个共识不但没有得到增强,却反而日趋走向式微了。当然对此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推诿说,中国自89之后这23年来的政治改革之路,之所以会越走越窄,甚至出现了诸多明显的倒退、停滞状况,是由于统治集团在强大既得利益的趋势下,已经由胡耀邦、赵紫阳时代领导改革的动力,蜕化变质成了深化改革的阻力。或者说是今日的统治集团,尽管在口头上还在不时鼓噪改革,但他们实际的所作所为,则不过是以改革的名誉,合法地侵吞和掠夺更多的国家资财和百姓利益而已。

  当然,致使“改革转型呼声式微”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由多种因素交织形成的。而这中间,可以说最为直接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这23年来,统治集团在“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发展才是硬道理”等伪真理指导下,一心只管“闷声发大财”,而根本不把政治改革当成是一件事关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故而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了引领国家走出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机会。由此,才使整个社会显露出今天这样的乱局:几乎所有大大小小的公权部门都像脱缰的野马,失去了任何的约束和监督,可以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资财,可以任意损害百姓利益和人身权力,甚至可以公然践踏公平、公正的社会原则。从而使各级政府官员的贪污和腐败,演化成了一种见惯不惊的社会常态,或者叫做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态。

  但统治集团面对这种黑恶状态,不是采取积极有效的救治措施去进行铲除和遏制,而是反过来,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和代价,去竭力堵塞民声众议的通道,拼命打压社会的不满情绪。进而使官与民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日趋尖锐对立和激化,形成一个水火不容之势。因此,只要我们睁眼面对这一极为严峻的局面,就不会对“革命转型呼声鹊起”感到什么意外了。只不过由此发展下去,当革命的躁动情绪吞没了改革的理性守望之后,那么中国社会,其中包括统治集团自身的安全在内,都处在一种危险的境地中了。而这对每一个不希望看到国家和民族再次陷入治乱循环的人来说,无疑是不愿看到的。因此,对于“革命转型呼声鹊起”这一社会思潮,必须引起全社会的广泛重视和警觉,并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想方设法把它引导和化解为改革转型的动力支持,才是最为重要和紧迫的。

  然而,认真反思致使改革转型走向式微的深刻原因,除了统治集团的贪婪和冥顽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依我看是有的。对此,只要我们适当变换一下自己的思维惯性和视角,进而把它和知识分子在其中有无作为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许多令人铭心刻骨的东西:这即是知识分子在这漫长的23年中,几乎没有,即便有,也极少对政治改革产生过什么实质性的引导和推动作用。而这种状况,即便是在公共网络空间不断被扩展,话语霸权被极大解构的今天,也依然长进不大。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并没有像世界第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知识分子那样,发挥出它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我觉得有必要从如下两个具体问题开始反思。


一、渐进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危害

  众所周知,1989年那场燎原于中国大地的民主运动,最后是以历史的悲剧惨痛收场的。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自5.4运动以来,第一次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运动,而遭受到的溃败性打击。随之而后的知识界,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沉溺在一种普遍绝望情绪中无力自拔。再随后,是随着捷克作家米兰.昆德作品《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被热捧走红,一股犬儒主义之风骤然在知识分子群中兴起,并很快形成一种社会病态——这,即是对道德理想价值的贬斥和否定。而将这种病态演化成社会思潮的人物,是李泽厚、刘再复这两位“89民运”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在那本《告别革命——二十世纪中国对谈录》的小书中,公然以时代觉醒者的口吻宣布,要告别一切形式的革命。由此拉开了反对激进革命,张扬渐进改革的序幕。

  而将这一思潮系统化的人物则是朱学勤,他是这样表述他的“渐进主义”言路的:“它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要求。它的哲学观是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相对而立;它的历史观是试错演进理论,与各种形式的历史决定论相对而立;它的变革观是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与激进主义的人为建构相对而立。它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与计划体制相对而立;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法治,既反对个人或少数人专制,也反对多数人以‘公意’的名义实行群众专政;在伦理上它要求保障个人价值,认为各种价值化约到最后,个人不能化约,不能被牺牲为任何抽象目的的工具”。(注五)——这,即是中国知识精英在痛定思痛之后,而作出的所谓理性反思和应对之策。

  由此伊始,“渐进主义”逐渐在整个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并成为一种制约和左右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理论模式。根据这一模式,任何社会进步都只能以积寸为尺,小步快跑的方式逐步推进,才能最后实现整体变革的大目标。并认定唯有渐进改革,才是通往中国民主化的必由之路。随之而后的知识界,除了在新权威主义、新左派、自由主义的理论迷宫中转圈圈之外,便再也没有找不到其他对当下社会变革有引领作用和价值的精神资源了。而中国这23年来的所谓改革,就是在这种“渐进主义”发挥影响和作用的背景下展开的。

  但如今,无情的事实证明“渐进主义”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对此,海外著名政治学者王天成在他新近出版的《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一书中,对这种被他称为“伪渐进主义”的影响和危害,进行了理论上的的批判和学理上的拨乱反正。可以说他这本大书的及时问世,不仅对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论”已降所形成的“渐进主义”,是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颠覆,而且对未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也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理论建构,因而很值得所有关心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们深思和重视。

  他在这本书中开宗明义指出:“当代中国的渐进主义,不论其主张者内心的真实想法如何,客观上不是一种关于民主转型的战略,毋宁说,是一种在头脑中想象为以实现民主为导向、实际上乃是回避甚至反对民主转型的言说。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因此陷入了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一方面热情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为政治变革迟迟不能开始而焦虑,另一方面,在论及如何实现政治变革时,却后退了回去,有意无意支持那种延缓或者说其实是反对民主转型的立场,参与塑造了一种不利于大变革的舆论、文化环境。而更严重的是,迄今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种自相矛盾,依然对一种伪渐进主义深信不疑,任何反对意见都有可能被贴上“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的标签”。(注六)

  而对于知识界始终在政治上不作为,妄图等待“被民主化”的认知心态,他甚而痛切直陈:“倘若知识精英——舆论和精神氛围的主要塑造者之一——都不能走出这种自相矛盾,没有面对、要求整体性大变革的勇气与魄力,中国民主转型发生的可能性将是渺茫的。不少人也许在内心并不排斥甚至渴望经由大规模民众抗议引起快速变革,但他们出于复杂的原因选择的伪渐进主义表述妨碍了有助于大变革发生的舆论、文化氛围的形成。因此,这种渐进改革思路其实更有利于维持现状不利于开创未来”。 (注七)

  此外在我看来,“渐进主义”的影响和危害还有它更为致命的一面:即它在张扬自己的同时,割裂了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的区别和联系,从而将社会的变革和进步粗暴地纳入到一个非此即彼的发展模式之中,进而同样否定了其他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这在学理上,无疑是一种新的历史决定论。再则“渐进”这个语意慨念本身,其实并不是表述主动进取状态的,而是表述被动无为状态的。它在统治者看来,就是“慢慢来,不要着急”,而在普通人看来,就是“走一步是一步”。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改革转型走向式微的深层原因,是在统治者失去了引领改革的胆识和襟怀之后,知识分子也同样失去了参与和引导改革的进取心态与积极力量。


二、知识分子群体知行不一、行为伦理缺失的不良后果

  当然,致使改革转型之路陷人绝境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由许多互为因果的内在矛盾交织在一起使然的。而这其中,知识分子群体知行不一、行为伦理缺失,也是使它失去内在凝结力和向心力的原因之一。在此,如果我们坦言:1979——1989,是改革开放的黄金时代的话,那么就可以说这个时期和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知行合一的群体。或者说他们和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样,是一个道德伦理和行为伦理皆为楷模的群体。随之而后的这个群体,由于在“渐进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危害下,已经完全蜕化变质,变成了一个知行不一,对社会变革和进步没有具体作为和贡献的群体。

  话题至此,自然让人想起辛亥革命的历史。世人皆知,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之年。由此海内外知识界,纷纷从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对辛亥革命的成败得失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但极少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即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说,是那个时期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大多都选择了“流亡国内”而救国救民的道路。从而,他们不仅在思想、文化、舆论等方面为革命的到来,做好了精神上的准备。当革命到来之后,又以其令人敬佩和尊崇的道德勇气和人格力量,亲身参与了这一伟大的社会变革运动。甚至,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等被迫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也无例外。故在这里,我委实无意贬损任何一个被迫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抑或矮化他们在国外为社会的变革和进步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和贡献及其外部力量支持。而仅此只是说明“89”一代知识分子群体,是传承了辛亥革命时期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精神的一个群体。故而,很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缅怀和借鉴。

  知识分子群体知行不一、行为伦理缺失之处究竟何在呢?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极为简单。那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甚至包括不少普通人在内,对于眼前这个日趋腐败和黑暗的极权体制,对于眼前日趋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危机,甚至对于统治集团玩弄的各种改革伎俩和骗局,不是没有感受或认识不到,而是早就心知肚明,认识很清楚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甚至足以堪称是这个时代的觉悟者,早醒者。故而,如果与他们私下平等对话交流,有时他们说出的心里话,往往会比那些所谓的“颠覆罪”言论还要激进和“反动”。但当他们具体面对那些发生在身边的不公平和不正义之事时,俨然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对世间所发生的任何苦难都不往心里去的局外人。自然,也就不会去关心和参与那些政治上有风险的事情了。而现实中这种被戏称为“良知不发热的人”,又以知识分子为甚。

  本来对知识分子群体知行不一、行为伦理缺失这一社会疑难病,按理应由社会学家去深入研究,找出其中何以如此的病因和症结,才能达到“治病救人”的功效。故而我不便多言,只能就事论事说说而已。于是,又想起了朱学勤这位“渐进主义”的领军人物。记得他当年在悟出“激进主义”的大恶之后,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恨恨不已的话:“宁可十年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可是事到如今,他竟连“棋”都干脆不下了,又谈何去“拱卒”?更谈何去“将军”了?至于其他的知识精英,是否都像他一样藏进书斋“躲革命”去了,尚不敢断言。但有一点则是肯定无疑的:即在这23年多来发生的所有历史性事件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参与其中并发挥影响和作用的极少,抑或是没有。这对正处于大转型前夜的中国社会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历史的缺憾。

  不过客观地看,近二十年来国内的政治生态环境与改革开放的头十年相比,不是大好,而是大不好。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正在权力和利益的裹挟下,不断被挤压和蚕食,失去了任何自由言说和写作的话语权。甚至,还处在人身自由不时时受到干扰和损害的绝境之中。虽然,这正好说明改革转型所遭遇到的逆流险阻,但反过来看,知识分子知行不一、行为伦理缺失又何尝不是这些逆流险阻能够畅通无阻的一个原因。倘若现今的知识分子群体,能够像改辛亥革命时期和革开放头十年中的知识分子群体那样,做到知行合一,既有道德伦理又有行为伦理的话,那么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的暴虐贪婪,也就不至于肆无忌惮到今天这个程度,而改革转型之声也就不会走向式微了。

  为此,我想不妨这样试想如下:当“5.12豆腐渣工程”被揭露之时;当“三聚氰胺事件”曝光之时;当慈安事件爆发之时;当钱会云被碾压之时;当陈光诚被自由之时……假若知识分子群体能够公开站出来呼吁呐喊,并以此为突破口,逐步推进改革转型的话,那么今天的社会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再者,当温家宝多次公开谈政改之后,假若知识分子群体能够形成一股合力呼应,层层助战的社会力量(比如召开研讨会、学术报告会等等),展示出一个上面开一个门缝,下面就破门而入的发展态势,进而不断撕裂旧体制和反改革势力的铁幕,而不是采取等待“被改革”态度,抑或进行质疑责斥态度的话,那么真正的党内改革派,或许真的会被激化后分裂出来,从而使改革转型成为现实也未可知?但这一切之所以没有出现,又无不与知识分子群体知行不一、行为伦理缺失关系极大。而所有这些,又怎能说不是改革之声日趋式微的原因之一。


大压力大转型——重铸知识分子精神

  当前,国内的政治局势在薄熙来案件引起的政治地震震荡下,正发生着极为神奇吊诡的变化。而从最近多个主流媒体传出的信息看,中共18大将会有一出关系中国未来走向的大戏登台。其中,由习近平直接领导的中共中央党校校刊透出的信息,更是大词惊人,称18大之后开启的变革,将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0月22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后,新华社报导“政治局会议对中共十八大定调的任务是:要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针对现阶段大陆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就大陆民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改革发展作出规划和部署”。而从以上迹象猜测,中共高层似乎已经有人具有“不改革只有等死”的危机意识了。似乎中共18大之后,或许会出现一个变三千年未有之大乱局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但对此,也有不少人不以为然。他们从一切专制极权体制都是死不认错的反动本性出发,从中共这23来所谓改革的客观后果出发,从当今社会形成的利益结构和格局出发,认为现在的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已经结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共同体。在此情形之下,倘若要他们自己带头改革 ,其实就是要他们自己动刀子割自己的肉。由此回想当初的89民运,就是因为反腐败反到邓小平头上了,才遭到了如此残酷的镇压。故此,任何期望他们放弃已经入囊的既得利益,积极领导改革,推进社会民主化转型,都是痴人说梦,与虎谋皮。

  有人甚至把胡耀邦、赵紫阳与即将入主中共领导集团的一代人,作了这样一个比较:胡耀邦、赵紫阳之所以能够无私无畏地领导改革,是由于他们都在文革中受过打击和迫害,对这个旧体制之恶有过切肤之痛。所以,他们所领导的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不适宜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整个生产关系及其利益分配结构。而现在这些即将进入统治集团的人,大多都是在文革中整人害人的一代人,他们对这个旧体制的危害,没有切身的认识和感受,再加上受到各种利益的左右和裹挟,因而要他们担当起革故鼎新的历史重任,俨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对于以上两种对18大截然不同的认识和态度,究竟应该怎样评判和应对呢?对此问题,上月初由海外知识分子发起成立的“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在纽约召开了一个专题研究胡赵精神与中国宪政转型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既有流亡海外各国的著名知识分子,又有来自体制内的著名知识分子,是海内外知识分子自89民运之后的第一次大集结。这次会议目的和主旨是,为当前国内日趋严峻的社会危机和矛盾寻求理性应对之策,为推进改革转型探索理论支撑和动力支持。虽然,这次会议最终并没有形成一个具体的文本共识,但有一点则是一致的:当前的国内形势已经到了非转型无路可走的关键时刻,因而无论统治集团有无领导改革转型的胆识和善意,知识分子都将秉承先辈“铁肩担道义”的担当精神,携手合力把国家和民族推向宪政民主的生路上去。

  这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虽然在经过8964血与火的洗礼之后,在渐进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危害之下,这20年来确实是“有人落伍,有人逃荒,有人背叛”,成了一个于国家和民族的民主化进程担当不大的群体。但这次召开的“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则是它开始由沉沦走向觉醒、抗争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尤其它的召开,是在中共18大即将召开这一大背景下,故而就格外令人瞩目。因为它至少向社会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并给统治集团造成这样一个压力:实现社会转型已经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必然选择,只有民主宪政才能救中国,而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间社会压力集团,正在逆难绝境中一步步形成。

  但前两天,曾被知识界寄以善愿的中共18大,在一阵热身、秀场、造势的喧嚣之后,终于落下了帷幕。也就是说,这次会议并不像会前透露出来的信息那样,将会成为重新启动政治改革,逐步实现社会转型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而与之相反的则是,我们从18大的政治报告读到18大1中全会的公报,几乎从其中读不出任何一点有关政治改革的启示和含义。这就不难见出,中国知识分子从“胡温新政”开始做起的“好皇帝梦”和“好政府梦”,到今天已经是无梦可以再做下去了。由此,摆在我们面前的当务之急,只能是进一步加强知识分子自身力量的整合与集结,进而正面张开鼓动社会民主转型的舆论大旗,以影响和引导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投入到只有宪政民主才能救中国的宏伟大业中来,才能把国家和民族推向世界民主化的发展潮流中去。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重铸中国知识分子精神。

注:
注一:孙立平《阶层固化,改革和革命赛跑》原载《共识网》2012.2.4
注二:李伟东《思潮、时局、未来》原载《共识网》 2012-2-15
注三:陈永苗《(陈永苗:改革已死,民国当归)( 议报2012-5-17)
注四:苏元真《关于“革命”和“改革”的思考——及中国社会形态的变更》、《北京之春》2012年7月号
注五:朱学勤《书斋李的革命》381页
注六:王天成《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中国人权双周刊》
注七:同上

2012.9.10 于四川成都,改于2012.11.16
首发于《民主中国》网刊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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