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的谜面与谜底

李昌玉



  所谓谜面,就是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所谓谜底就是把资产阶级搞臭,边缘化,反动化,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一举达到“控制”资产阶级的预期目的。


(一)由“三反”运动,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

  1952年1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的指示》。

  其实,“三反”运动已经开始,现在是要“抓紧”。在“三反”运动中,根据北京市委的报告,揭发出工商界贿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用“回扣”、“送礼”等方式来勾引工作人员贪污的问题。

  毛泽东抓到了发射糖衣炮弹的资产阶级,因此,第二天,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云:“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工商业者,坦白或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借此给资产阶级三年以来在此问题上对于我党的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以一个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争取在两个月至三个月内基本上完成此项任务。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1]

  其实,我们凭情理可以想到,全国解放才两三年,无论是公家还是私家,当时买卖双方涉及到的都是极少数的工厂商店和人员,这极少数的人中,真正有问题的更是极其少数的人。再者,问题刚刚才揭露,就认定资产阶级是“猖狂进攻”,“这种进攻比战争还要危险和严重”,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岌岌可危,要“坚决的反攻,给以重大的打击”。“请各级党委对于此事进行严密的部署,将此项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这种夸大其辞,添油渲染,危言耸听的手法成了毛泽东动员开展每一次政治运动的诀窍与法宝。

  兵法曰:师出有名。又曰:哀兵必胜。毛泽东发动每一次政治运动的时候,都是采用这种手法,使自己站在道德与法理的制高点上,动员全党全国,向他的假想敌开火。

  我记得,在反映苏联建立初期的影片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号召:苏维埃处在危急中!保卫苏维埃!毛泽东其实就是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共和国处在危急中!保卫新生的共和国!

  当时作为群众的我们就是这样理解的。


(二)怎样迈过《共同纲领》这道坎

  这时,《共同纲领》的墨迹还在散发出余香。这样一场对“民族资产阶级”开刀的运动,毛泽东大概根本没有考虑在程序上是否需要在政协讨论通过,不过大概他考虑过需要找到法理的依据,使师出有名。因此,同一天,周恩来在政协常委会上作《‘三反’运动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他首先分析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他说:“今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长期受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他们中间一部分代表人物,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参加过或同情过人民解放斗争。解放后,他们逐渐参加了人民中国的建设,并在国家的领导下,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由于他们与帝国主义的、封建的、官僚买办的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同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一样,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2]周恩来的分析逻辑是非常具有分寸感的。谈到民族资产阶级“积极进步的一面”时,用的都是特称肯定判断,分析其“黑暗腐朽的一面”时用的是全称肯定判断。

  由此,周恩来得出结论:“因此,解放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贿、欺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犯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遂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这种分析,就推理而言,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不过严重性果真如此吗?

  由两面性的分析,周恩来为资产阶级的地位和出路划出了一条楚河汉界:“他们在国家、社会和经济生活中是有可为的方面,亦有不可为的方面;有被容许发展的方面,亦有被禁止发展的方面的。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容许发展;凡不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经济事业,就不容许发展;凡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经济事业,就应由国家统一经营。这是《共同纲领》规定了的。”[3]

  这样既落实到《共同纲领》上,却又意味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蜜月从此结束。原来自以为占据了国旗上四颗星之一位置的资产阶级,如今只好徒唤奈何了!三年以后的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不过是春种秋收,瓜熟蒂落。

  再者,《共同纲领》就是临时宪法。资产阶级在名义上是参与制定并举手通过的。现在关系到资产阶级命运的大事,竟然不需要通过全国政协讨论通过,不需要征得资产阶级的同意,共产党可以君临天下,连民主协商都没有。这就叫做统一战线吗?这就叫做人民民主吗?这不是破坏《共同纲领》的行为吗?

  我不知道发动五反运动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反映,但是读一下上海市长陈毅3月25日在上海市、区增产节约委员会扩大联系会议上的报告,可以感受到已经有人意识到还存在着《共同纲领》这道坎,所以陈毅的报告如同中共习惯的手法,就是主动出击,倒打一扒,先下手为强,指斥作为全国资产阶级最集中的上海的资产阶级,他们中的“不法分子在国家经济建设中所进行的破坏,是五毒俱全,是毒气熏大,其猖狂进攻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有他一套办法,业已走上破坏共同纲领的严重地步”[4]。既然是资产阶级破坏《共同纲领》在先,所以共产党就不必遵守《共同纲领》了。

  其实,开展五反运动,用不着讲什么程序或法理。毛泽东如同发动其它的运动,在党内是君临全党,不必通过什么决议,在党外就更没有这个习惯了。可怜的是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的几个所谓民主党派的党魁们,他们这才实际体会到,在国民党治下,还只是自由的多或少所问题,在共产党却是自由的有或无的问题。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唯一的功能就是表态拥护。

  有意思的是,就是那个早先断定民主自由多少,后来又以“党天下”一言戴上右派帽子的储安平先生,远在1949年10月,即开国大典刚过,就按奈不住激情写出《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一文。关于《共同纲领》,他带着良好的期望写到:“这个‘共同纲领’在日后当然会因社会本身的发展而需要适当地修改,但这种修改的工作也必然是在统一战线事前协商的精神下进行的;因之,这也就保证了我们政府的政治纲领的连续性,一贯性,以及各党派各分子忠实遵守的一致性。在行政方面说,由于政府的组织是在统一战线之下进行的,由于参加制订‘共同纲领’的各党派共同参加了政府的各个部门,因之,这就避免了将政府的工作人员分为政务人员和事务人员两类,使政策的制订者及政策的执行者分裂为二;在新成立的政府中,由于统一战线的确立,执行政策的人和制订政策的人是贯通的,一气的,在一个总的政治认识下推进行政工作的。[5]这种一厢情愿的浪漫主义是出于对中共许诺的民主的误读误判。《共同纲领》也好,《宪法》也好,都是高挂在门前的“三碗不过岗”的店招。


(三)道是无辙却有辙

  开始,这场针对资产阶级的“大规模地阶级斗争”还是放在“三反”的框架内进行。21天后,就明确提出了“五反运动”的称谓。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6],要求在全国大中城市,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到1952年夏,这场闹得神州天震地动影响远远超过城市“解放”的“五反”运动宣布结束。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胜利地结束“五反”运动》算是结束的标志。

  三反和五反是分别在内部(各机关、学校、部队和公营企业)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基本上是同时进行而略有先后的两场政治运动。

  上述1月5日发出的《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就举出了重庆。那么,当时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所在地的重庆,能够不闻风响应吗?作为重庆市赫赫有名的私营企业——其实是中国最早实行了公私合营的民生轮船公司能够不雷厉风行吗?

  这就是1952年2月8日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59岁的卢作孚自杀的背景。时间在下达《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之后13天,该公司开展运动的第一天。

  有一种传说,作为中国“船王”卢作孚的自杀,是对毛泽东发动五反运动的“死谏”,那大概只是一种猜测,并没有任何根据。也许这是因为卢作孚在工商界具有特殊的地位,他和毛周之间又有非同寻常的友谊。大家猜想他以死相谏可能会使毛泽东有所收敛。其实对于开展政治运动,毛泽东是无所顾忌的。开展五反运动是他的既定方针,也是他得意的大手笔。他认为这是他创造的,有别于苏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的手段。凭了一个卢作孚哪里阻挡得了已经起锚的航船!

  毛泽东在进北京的时候,据说自称为进京赶考。这当然是一则美丽的佳话,正是作起居注的秀才们难得的素材。可是他在中南海里,哪里有一点点做学生的态度。就以五反而言,搜罗一筐资产阶级“五毒”的罪行材料还不容易吗?那时的报纸上,天天是连篇累赘的报道,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至于真伪如何,事后是谁也不敢不能去核实了。谁如果仅仅根据当时的报道来研究五反运动,肯定会走进迷魂阵。笔者现在手头有一篇3月1日《东北日报》的综合文章《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铁证》[7]大量综合了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材料,其中有一例非常有意思:

  请看看资产阶级又是如何人向科学、文化事业进攻。沈阳有一家自然科学仪器馆(私商),经理叫张铭,在他无数罪行中有这样三件罪行:一是把全国一百三十处厂矿、科学研究所的地址及负责人编号,准备有计划地打入内部。一是偷窃了某些厂矿和文化教育机关购买仪器的材料目录,并派遣内奸按照目录从国家机关中偷窃出来或从他处贩运去,转手高价卖给国家。还有一件,就是他制定了一个‘十年计划’,从一九五O年十一月起,准备在十年内,用各种非法手段扩大他的事业,计成立八个部,三个工厂,十余处办事处,企图以此全部或大部控制中国科学仪器的进口和制造工作。

  虽然我们可以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但是这位名叫张铭的资本家只不过是想大干一场而已,他采取的都是市场经济的通行手法。我们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正面的例证,说明在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来临的时候,资产阶级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这算什么罪行啊!

  毛泽东对于市场经验中出现的新问题,他分不清是真问题还是伪问题。假若是真问题,他有点惊惶失措,除了搞政治运动,他不懂得对症下药,经济问题用法制手段解决。这叫作道是无辙却有辙。

  1957年,毛泽东愤怒地指责《文汇报》的检讨犯了“个别性的前提得到了一个普遍性的结论”的逻辑错误,可是他发动的每一场政治运动,却都是由一个典型事例引伸出具有全国性的普遍结论,查出几例偷税漏税问题,就断言资产阶级发起了猖狂进攻,从而祸及全国,其后果就十分可怕了。


(四)毛泽东领导五反运动的硬指标:反动资本家5%

  至于“五反”的打击目标也是有比例数字的。毛泽东将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因此每家商店,每个工厂的老板,毫无例外地要交代问题,接受批斗,反覆过筛子。远在3月5日,运动还方兴未艾,他就给北京的五万工商户的分类定下了比例,分别为百分之10、60、25、4、1。即使1%的完全违法户,也有500家,至于后来是关还是罚,还是兼而有之,就不知道了。按照毛泽东的分类,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合计占5%,这正符合以后他每次运动都要重点打击5%的比例。他把这5%的资本家称做“反动资本家”,并且要“惩治这些反动资本家”。[8]他还把1%的完全违法户称为“最反动的资本家”。[9]如果加上25%的半守法半违法户,那么,资本家中的30%都要打击。他指示“北京天津拟共只杀10人左右,并且不要杀得太早。各地杀资本家要得中央批准才能执行。因为杀资本家和杀反革命不同,必须慎重,否则不利。”[10]

  问题还在于,“五反”要反的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因此,对于5%的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称为“反动资本家”、“最反动的资本家”就把问题的性质混淆了。

  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的同盟者,按照这种估算和预案,却是这么一群妖魔鬼怪。毛泽东的目的就是要丑化、妖魔化资产阶级。

  陈毅在上海把指标作了修改,分别为15%,50%,30%,最后两类为“估计不会超过”5%。[11]

  笔者手头有一部《常州市志》第一册。该书称,常州市五反运动最后审定共有守法户2716户,基本守法户2797户,半守法半违法户1326户,严重违法户129户,完全违法户23户。[12]各占比例为38•8%,40%,19%,1•8%,0•3%。这个比例和毛泽东规定的10、60、25、4、1相比,实际情况相差很大很大,完全违法户只及指标的三十分之一,而守法户则为指标的三倍加上基本守法户占到五分之一。在工商业方面常州大概算得上中等城市,应该有代表性。

  毛泽东在他主政的28年间,总是被严重的“敌情”困扰,总是看到“八公山上,草木皆兵”,似乎他难得睡一个安稳觉。

  问题是,毛泽东提出的指标都是运动中要达到的目标,而不是说实事求是有多少整多少。毛泽东的确多次指示“强调要材料,要证据”,“严禁逼供信”,但是步步升高的“打虎预算”,不依靠“逼供信”怎么能够完成任务?有多少人七斗八斗,交待不出问题,只好信口胡说,你想要我交代多少,我就交代多少,或者被逼自杀。因此冤假错案,无计其数。

  不过,据说,“三反、五反”运动整人的时候虽然宁左勿右,但是后来还接受“申诉”,不以“翻案”论罪,错案大多得到甄别。这大概就是常州市“五反”的结果和毛泽东提出的指标相差甚远的原因。几年后,反右运动时,运动还没有开锣,毛泽东就规定了打右派的比例,而且在他生前,禁绝翻案。

  反右运动时,有个别好心而无奈的领导人,根据三反五反运动的经验,以为运动过后也会“甄别”的,于是打打打,要打多少打多少,更有个别心地善良的领导人实在不忍心再打了,为了完成指标,不惜把自己报上去凑数,以为随后可以甄别,结果他们都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领导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从互助组到初级社,到高级社,到人民公社,领导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公私合营,都是把目标化解为数字比例。搞大跃进,大炼钢铁,也是如法炮制。

  在毛泽东手上,他把计划经济的手法玩弄得八面玲珑,得心应手。人们称之为“领导艺术”。如此的“领导艺术”,令人叹为观止!


(五)“五反”运动的要害是经济问题政治化

  “五反”运动的任务是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些都是属于经济领域的问题,本来就应该也只能用法制手段经济手段来解决。可是毛泽东把这些问题上纲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共和国命运的阶级斗争高度来认识,采用“打土豪、分田地”的办法解决。他说:五反之后,“那些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就会陷于孤立,国家就能很有理由地和顺利地给他们以各种必要的惩处,例如逮捕、徒刑、枪决、没收、罚款等等”。[13]这就是毛泽东“控制资产阶级”的秘诀。不过,据我所知,五反运动后,受到“逮捕、徒刑、枪决”的资本家并不多。到了1957年,颇有一批资本家划了右派,他们成了名符其实的“反动资本家”,遂了毛泽东的心愿。

  我有个一位同事,他的父亲是医药商。40年代给胶东解放区偷送了大量急需的医药用品,那可是玩命的买卖啊!因此成了名副其实的红色资本家,革命的有功之臣,解放后受到报答,被委任为山东省商业厅的科长,但是反右的时候就落了马。至于一般的商人打右派的就比比皆是,无计其数了,在上海哪个弄堂里没有一拨?

  “五反”的时候,我住在南京市的军队大院里,只能知道一点街面上的情况。当时,主要街道的每根电线杆上,都安装了由全市统一播音的高音大喇叭,每天不间断地播音,除了高唱战歌,不是呼喊口号,宣读文件,就是指名道姓地点名某某资本家,说你的职工已经揭发了你,你要立刻到某某地点交代问题。抗拒交代,死路一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类口号声充满了空气的每一个分子。只要喇叭一响,那些大小商店的老板,无不侧身站在店门口,胆战心惊地竖起耳朵,专心静听。他们时时刻刻准备被点名。他们只图侥幸度过每一个白天,即使听到点名点的是别人,也没有了幸灾乐祸的轻松或窃笑。

  至于大幅的漫画,招贴,标语,当然是随处可见。

  当时的报纸,我在南京每天必读的有上海的《解放日报》南京的《新华日报》,天天都报道资本家的五毒罪行,如上海的王康年,连篇累牍,夸大其辞,就不在话下了。

  网上看到一张“五反”照片,拍的是上海沪光电影院的大门顶上,贴了巨大的通栏标语:“自动彻底坦白并能带罪立功者,从宽处理;抗拒坦白,威胁职工者,一定严惩。”在张贴电影海报的墙壁上,换上了大幅的漫画,一个工人模样的人,严肃地伸手向前逼问:你坦白了没有?

  这样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成了空前的奇观,直到十几年之后的文革才后来居上。

  “五反”过后,每家商店、工厂都要评定类别,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五类,写在类似于现在的营业执照上,张挂在店堂或办公室的显著位置,使每一个顾客进门就看到。上海经历过满清时代、军阀时代、租界时代、日伪时代、民国时代,上海人见多识广,但是他们没有料想到从来还没有一个执政者把资本家治得如此服服帖帖,俯首低眉。许多资本家犯了一个常识错误,就是对于中共的来临,他们根据经验推想:共产党来了也不能不叫做生意呀!因此那些本来还有条件走香港去美国的人,留了下来。

  我们可以回忆,中共建国的政治基础是《共同纲领》。这是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制定的一个相当于宪法的政治纲领。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说:“这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他表示中国共产党将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的一切重要问题”,并“当完全遵守它的一切规定”,为《共同纲领》的“彻底实现而奋斗”。[14]

  据薄一波回忆:由于我们正确地贯彻《共同纲领》精神,组建政务院的工作进展顺利。4位副总理,党外人士占两位;20位政务院领导成员,党外人士占11位(1950年4月增加李富春为政务院委员);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正职中民主人士占15位。10月20日,周总理召开了第一次政务院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那时,党内党外,和衷共济,真可谓政通人和。[15]

  但是,这不是毛泽东心目中的新中国政治蓝图。这只是统一战线的策略,权宜之计。一当战线“统一”,共济就不必和衷,所谓“民主人士”请你们“下野”吧!

  作为“阳谋”大师的毛泽东,就跟川剧演变脸一样,变起脸来,只是一瞬之间。川剧演变脸是显示技巧的高超,毛泽东的变脸则显示政治家的道德低下。毛泽东交相玩弄阳谋与阴谋,永远是得心应手,堪称一绝。

  6月6日,五反基本结束,毛泽东《对“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的批语》写道:“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6]中国资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政治蜜月,由毛泽东不宣而告走向终结。

  从这时开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名义上在国旗上占有四分之一的位置,即四颗星中有一颗星,实际上已经成了要打倒的敌对阶级。

  非常有趣的是上海《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先生于2月9日在他主编的报纸上,发表了《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一文。毛泽东读后于12日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写信,要他予以转载。不过,毛泽东亲自删去了王芸生文章最后一句话。这句话是:“如此,我们人民民主政权的‘四友’就团结得更为亲密,共同胜利走向社会主义前途。”[17]毛泽东为什么要删去最后这句话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或许这里正好泄露了天机,他对于“四友”之说不喜欢!资产阶级已经不是“朋友”了。


(六)五反运动的协奏曲:自杀、自杀、还是自杀

  中共在几十年的每一场政治运动中,每次都有大量的人自杀,从而形成了一套哲学理念叫做“畏罪自杀”。新华社《内参》的题目谓《卢作孚畏罪自杀》就是中共几十年锤炼出来的哲学理念。[18]这个哲学是由这样一个逻辑推演出来的:凡自杀,就是自我证明是“畏罪”。你要是无罪,不“畏罪”,还用得着自杀了?

  凡政治运动搞的总是逼供信,打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从精神到人格到身体到活动,实行有罪推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百般羞辱,使你尊严丧尽,精神崩溃,最后以自杀求解脱,但是谁自杀谁就留下了“畏罪”的恶名,死了以后立即宣布你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使你死也死得卑污,跳进黄河洗不清,而且上自父母,旁及妻子兄弟姐妹,下及儿孙,都要受到株连。因此,在“自杀”的最后刹那间,不是贪图生的留恋,而是害怕死的卑污。这就是许多自杀者临别之际还要写下“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的根本原因。他们害怕死了以后被羞辱,想以此证明自己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这是足以写出一部“政治运动自杀心理学”的题材。这就是中共奉行了几十年的一套构思巧妙的整人哲学,连周恩来躺在手术床上,被推进手术室前也要大声吆喝“我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可见这个哲学真是诛心入髓。

  谢泳的文章《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说:“自杀者的遗书有一个普遍的特点,为了死后不要再给家属以任何的麻烦,总是痛骂自己一顿,然后再歌颂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正是这种自杀哲学的现象:连自杀也要叫你恐惧!”

  五反运动的自杀还有一个特殊的背景,就是逼迫交代“五毒”的钱数。每个资本家当然心知肚明,交代之后是要如数“退赔”的。你并没有偷税,没有偷那么多税,为了“过关”,你交代了多少多少,以后怎么办?那只有一死了之。

  据谢泳引述《内参》的材料,卢作孚的自杀并没有使中共心慈手软,“五反”运动在重庆依然如故地如火如荼地进行,所以在卢作孚之后,自杀者仍然是前仆后继,不绝于途。反之,既然连中国这位重量级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卢作孚都自杀了,别的等而下之的人物,也就不抱任何幻想和希望了。

  《内参》1952年82号133页,《重庆“五反”转入处理阶段以来自杀案件增多》记载:重庆市“五反”运动转入处理中小户,复查四、五类违法户以来,自杀案增多。截至九日止,自杀总数达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其中除一部分为情节严重的大盗窃犯外,有一部分系中小工商业者,本身违法不大,有的才几十万元,有的还是职员。一般多是问题严重或与政治问题有联系的畏罪自杀;个别的是由于检查人员逼供;造成中小户自杀者多是由于检查人员工作方式简单,政策交代不够,未安定其情绪;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坏分子恐吓,造成自杀。二、三区均发现有中小户为“大虎”逼死的严重事件,群众影响极不好,对死者多表同情,坏分子并乘机造谣,情节恶劣的奸商甚至借此反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集体自杀的现象出现。牙刷业有几个奸商被管制后,互相递条子商量自杀。大美绸布店股东之一的翟大庆四月八日晚与妻子、母亲一同自杀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对此问题有的单位已引起注意。

  “五反”运动自杀的规模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上海当然要更上一层楼。据谢泳写道: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恶噩频传,仅上海一处,自杀、中风、与发神经者,即不下万人。自杀方式,以跳楼、跃江、触电、吊颈者为最多,毒烈药品,尤其是安眠药片,早已禁止发售,故欲求安卧而死,亦不可得。法国公园与兆丰花园楼丛中,经常悬死三五人不等,马路之上,常见有人自高楼跳下,跳黄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扫而空,中共为节约木料,以”反浪费”为名,禁止添制棺木,遂大开火葬场,而亦时常客满。

  其它天津、北京、武汉、重庆、沈阳、广州各处商阜,以及凡有工商业之全国大小市镇,无不有同样事,四月间有人自广州逃出,谓赶早车于晨五时经西关多宝路,见马路上横尸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轮车,乃不禁向车夫叹息而道:车夫遂四面瞻顾,见左右无人,乃低声凄然道:“两个算什么!我经过惠爱路时,怕不躺着有十几个?“上海当局眼看自杀的人日益增多,为防止蔓延,影响其预定计划起见,乃采取紧急措施:一、公园及辟静之处,均派兵梭巡,不准行游之人逗留。二、黄浦江岸口偏僻之处,筑是竹芭,要冲之地,均有解放军站岗防守,黄昏以后即不准人行近江边。三、各马路高楼顶上均站岗防守,又因有从四层楼以上楼窗跳下者,乃严令三层以上楼窗均须装置木栏与铁丝网。四、凡以自杀逃避“五反“运动者之公司行号,器物财产一律充公,丝毫不留,藉以胁迫其家属为之监视。除此,更加紧发动群众,鼓励员工,一面积极予以训练,一面督令严密防范,凡重要目标,派人跟随,寸步不离,虽寝食便溲,亦不放松。

  上海工商界自杀的,以三月底四月初为最多,因为那时除“五反”之外,还要催逼一九五一年度所得税。跑马厅(今人民公园——李)七层楼公寓,那一对夫妇同时跳楼自杀,就是为着欠税。自杀也有一种风气,“五反”的自杀方式,以跳楼为最风行,服毒次之。像华成烟草公司姓沈的副总经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数。跳楼所以风行,也是由于这种自杀方式较简单,而且不易被防范。上海流行这样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妇人牵着一个孩子打霞飞路(今淮海路——李)经过,后面不知哪个熟人喊了她一声,她刚立定脚跟回过头来看时,离开她两步路外,楼上忽跌下一个人来。如果那个人不招呼她一声,她和她的小孩岂不都被压碎了吗?有一个时期,高楼大厦之下,经过的人确都有戒心。跳黄浦是最不聪明,不仅黄浦江边防备森严,就是有机会跳进,遇救的机会也比较多,而且尸首漂失了只以为失踪,家属还有帮助隐匿或纵逃的嫌疑。自杀一定要达到自杀的目的,万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胆敢拿死来威胁政府和人民”!

  面对如此情景,有一次陈毅在广播里说:“我不懂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愿意跳楼自杀而不肯坦白。”他当然不知道像殷纪常这种人(前金城银行沪行经理,实际在金城银行的的作用是在徐国懋之上,周作民之下。)在金城大楼七楼穿着单的短衫裤,当严寒的初春时候,跪了五天五夜,受着职工疲劳的审问,单是生理上已是忍受不了。那样的人,不一定思想搞得通,但上海解放后,他是第一个把大西路那家他私有的,中国最大有脚踏车零件厂送出去“合营”的,在银行界,他也是最早去请范长江到行里向职工演讲的,这种人他自不想死,但终于受尽折磨还是不免跳楼一死。当时广州的五反高潮,较上海稍迟一点,四五月间最厉害,自杀的也最多。

  关于自杀规模的主要材料是避难者的叙述,据周鲸文《风暴十年:中国红色政权的真面貌》一书估计,在镇压反革命时期有五十万以上的人自杀,三反五反运动又有二十万人自杀。虽然这些数字可能是夸大的,但是根据官方材料,自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现象。

  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听完汇报悠闲的问:“今天又有多少降落伞部队?”即是指跳楼商人。


  谢泳到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抄录了大量新华社“内参”上的自杀资料,也勉强可以算得上“出口转内销”。上面转引的只是“五反”运动中自杀的部分。


(七)开展“五反”运动的八大目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开展这场“五反“运动呢?3月23日毛泽东下达了《中央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其中第一条就是“彻底查明私人工商业的情况,以利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这个目的,如果只是为了“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对于掌握了政权的中共来说,用行政的方法调查核实就不能达到吗?为了这么一个目的,要大张旗鼓地搞一个运动,值得吗?所以,醉翁之意不在酒,“控制资产阶级”才是真正的目的。所谓“控制”,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全国大中小百分之一百的工商业主,都被敲打了一遍,从此谁还不是服服贴贴俯首贴耳?这个目的是圆满达到,所以随后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简直是顺风顺水,一蹴而就。

  其中第五条“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这难道需要来一次“五反”运动吗?

  其中的七条“从补、退、罚、没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这个任务也可以不必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但是七斗八斗就可以逼出大把的银子了。这对于当时处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财政结据的政府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

  毛泽东说:“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十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四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19]一向倡导实事求是的毛泽东,在逼资本家“补退”金额上,却提出一个全国一致的“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的标准,实在是不实事求是。

  其实,所有“五反”运动要达到的八个目的,没有任何一项是需要来一次“五反”运动才能达到的。

  “五反“过后,所谓“补退”的那一部分钱,大多转为“公私合营”公方的投资,像荣毅仁的申新厂,就是这样实现了“公私合营”。资本家没有掏兜“补退”,国家没有掏兜入股,双方两全其美。这成了最早一批“公私合营”企业的由来。一大批规模比较大的私营企业,就率先实现了“公私合营”。

  “五反”运动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一举达到“控制”资产阶级的预期目的。

  紧接着卢作孚的自杀,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局兼税务局局长顾准(1927——1974],就是因为主张用“查账征税”的方法收税,违背了上头的“民主评议”的方法收税,被视为“一贯存在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政策方针,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抗”,而在2月29日被突然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定为“恶劣分子”。这件事我印象很深,当时在《解放日报》头版刊登,用的是通栏大标题。而在早前一天,顾准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作关于开展“五反”运动大关波讲话,因为他是“受谭震林委托,暂时负责‘五反’运动的领导”人。[20]一个如此负责的干部,采取如此突然袭击的方式给予打击,实在是匪夷所思。

  顾准是30年代的老党员,12岁进入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从一个练习生成长为会计专家、教授,1940年以后进入延安,以后在江苏、山东解放区从事财经工作,渡江前他是山东省的财政厅长,解放上海时他是接收财经口的总负责人。1952年我在上海陕西南路体育馆听过他的报告,是共产党内少有的一位非常有学识有口才的经济专家。

  关于顾准受到这种莫名的处分,现在所能知道的是税收方法之争,实际上恐怕也涉及到“五反”运动的观点。毛泽东这种用大张旗鼓的政治运动解决经济问题的做法,顾准显然是不赞成的。

  这是在卢作孚自杀后20天的事情。

  在管理现代经济方面,当时一些领导人还是习惯于“打土豪、分田地”那套做法。毛泽东不懂得经济问题如何用经济办法法制办法解决。

  在经历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洗礼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五毒”问题是市场经济中司空见惯的现象。毛泽东,一个出身湖南农家的青年,靠武装夺取了政权,但是他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是绷紧了神经,时时观察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只觉得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所以只要见到资本家逃税漏税,就惊惶失措,以“资产阶级猖狂进攻”视之,于是发动了一场“五反”击退战。不过,他的最终目的则是全面控制资产阶级。这就是“五反”运动的荒唐荒诞之处。

  这就叫做马上得之,马上治之。


(八)被评为“守法户”的“工商钜子”、“纺织大亨”刘国钧的五反检查

  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之一就是分化瓦解树立典型。江苏省作为当时经济第一的大省,树立了一个资本家的典型刘国钧。刘国钧(1887——1978)是江苏省常州市大成纺织染公司的创始人,白手起家,惨淡经营,艰苦创业,最后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界声望卓著的钜子。在五反最后,大成公司被评为“守法户”。刘国钧以后被任命为江苏省副省长。

  从刘国钧的情况看,所谓“守法户”并不是有无违法的事项,而是看你是否低头交代,此外还要看你是属于哪类人物,像刘国钧这样的头面人物,本来就是样板、旗帜,只要他们自己老实交代,那当然就会平安无事了。这一年,刘国钧65岁。

  现在还可以读到他的《“五反”运动中在民建的检查》。全文大约两万字左右。我摘录如下:

  我是大成纺织染公司的总负责人。自从解放以来,我个人和企业负责人犯了很多错误和罪行,还有解放前逃避到国外去的公司资金,应全部作一个交代,我现在要向各位检查。

  “五反”的当中,除了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还没有检查出来外,其他的错误都犯过的。因为我们有三个厂,检查出来的事情很多,有的很琐碎,今天只能着眼于重点,次要的都写在我的检查书内。

  一、我和我企业中其他负责人都犯过各种行贿的罪行(选两例)

  我在上海曾经私人借给总公司工会干部许宝骢人民币600万元,因为他要搬家,而且母病需要医药费。我对其他职工没有借给过这样多的钱,这是会影响其他工会干部的立场的。

  在常州各厂及办事处,行贿的事情也不少,最严重的是二厂对驻厂税务长张泗春,为了退税以及退税时计算方面的帮忙,向他行贿了500万元。在1950年6月,二厂误缴了两笔存货税,其后经上级税局解释,应退回l亿6450万元。7月份即请求退税,经过3个月左右,未曾退下来,曾托驻厂员张泗春至城里税局催促,至11月份退到了,二厂送他500万元谢意。这显然是要腐蚀税干,要他拿了这笔钱,以后继续帮忙。这是很严重的行贿行为。

  二、关于本公司所有外汇及台湾资产的情况(略)

  三、暴利和盗窃国家财富方面(略)

  四、偷税漏税方面(略)

  五、偷工减料方面(略)

  六、我对自己思想的检查和批判

  (一)我承认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很强的人,自从跨进社会谋生时起,一直怀着一颗向上爬的雄心。对于我从一个穷小子爬到做了大成纱厂的大股东和总经理的一段发展过程,我感觉十分满意和骄傲。对人说起来,我办纱厂是为了国家社会,是为了振兴实业,但是问问自己的内心,这都是装点门面的话,实际上完全为了自己。我虽然并不想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但是都要别人看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才觉得心满意足。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在我主持的企业中,便发展成为严重的本位主义,不管别人的利益受到怎样的影响,我自己的事业总放在第一位打算。所以解放之后,在业务上,像以前一样还是尽拣利益最高的出品去做。例如:10支纱大成蓝布、士林蓝布等利润率高,我们业务领导上就毫不放松地去多做。解放后织制的A字蝶球细布利润比原有的蓝蝶球还要多,业务上就尽量争取多做,宁可以白坯出售,不愿送交自己的染厂加工,以致减少了染厂的工作。染厂职工提意见,业务领导上硬说色布滞销,为了整个公司的利益,应该出售白坯。这是旧资本主义作风的延续,是严重的本位主义和暴利思想的具体表现。这种本位主义和暴利思想的发展到如此地步,简直就是重走旧资本主义的恶路,是向无产阶级的进攻。这种思想的危险性,在这“五反”运动中,我已深刻地体会到了。

  (二)(三)略

  1952年2月19日

  附件一:个人在国外的资产(略)

  附件二:其它错误行为(略)

  附件三:我的思想批判和转变(节选)

  我检查了过去的非法行为,自己像大梦初觉,认识了这么多的罪恶,方才相信资产阶级的本质有腐朽的一面,这真是千真万确。追究起根源来,是我先有腐朽的思想存在,所以才有这些行为和事实,因此,我得检查一下过去的思想。

  我思想中,首先横在当前的,一是金钱万能,以为钱是一切事业之母,所以多办工厂,无满足地希望增加财富,这是我的一套独得之秘。有了钱,一切困难都能战胜过来,从几十台木机,可以扩充到纺织染厂,即使沦陷时遭受了破坏,还可以在短期内恢复过来,真是百战百胜。人家以此恭维我,我亦以此自信,从来没有想到这种成功,是建筑在工人阶级的血汗上的,更没有想到大半是从反人民利益中取得的。我的老一套是:一方面鼓励工人,起早磨夜,毫无保留地努力工作,以增加生产量;另一方面,学透了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的生意经,以获取更大利润;再一方面,是随着时代,应付环境,以保障我的事业基础不受损害。从这样一步步进展,我有更大的野心,所以做过1500万锭的计划书。又亲自到欧美看过了,学回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皮毛,从而发觉了企业的缺点,是新技术的不够,所以赶快送两个儿子出国去学纺织,弥补这缺点,从此希望可以成为永久不败之事业。在香港大病时,和听信反动派的恶意宣传时,固然也灰心过一时期,但是病好了之后,并证实了新民主主义还是容许发展生产、保持民族资本的之后,我就回来了。

  刘国钧亲笔1952年2月23日[21]


  今天读刘国钧的检查,实在是令人唏嘘不已。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是1月26日,刘国钧的朋友、远在重庆的卢作孚在民生公司的动员大会的当天自杀是2月8日。如此重大的事件虽然新闻封锁得极为严密,直到2月22日,上海《大公报》才刊登了一条题为《卢作孚在渝病逝》的消息,但是,像刘国钧,他应当是很快就得到消息,因为他们是朋友。

  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国钧何去何从?他写出《“五反”运动中在民建的检查》是2月19日,附件完成于23日,这里面罗列了大量的数字,例如在国外每家银行的存款,尾数一直小到英镑的“先令”,不但回忆需要时间,而且公司管理人员查账统计更需要时间,每一个数字都是绝对不能有丝毫差错的,因为每一个数字都是要“兑现”的,此其一;再说,像刘国钧这样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头面人物,他何曾在大庭广众之前,承认自己的错误,低三下四地作过检查,此其二;因此,刘国钧在这些天中就完全沉浸在交代、检查当中了。至于他个人想了一些什么,他的家人宽解劝说了一些什么,他的职工对他的态度方式,中共官方对他如何诱导,这些情况,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洗心涤肺”的。几年后,他作《自述》,回忆道:

  “五反”运动初自己坦白交代期间,我的爱人听到外面许多传闻,特别是一些经不起考验的人自寻绝路,很怕,为我的安全而担忧,并且担心我可能会吃官司,于是把家中的绸被面换成布被面,铺盖都准备好,准备一旦真的吃官司,可以派用场。而我本人却是很乐观,抱定宗旨,处处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五反”运动,任何事情不夸大、不缩小,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如果没有的要我承认,我就力争,宁可杀头,我决不瞎承认,决不像一部分同业者冀图为了当时过关,无中生有地瞎坦白,反而混淆是非,给政府带来了许多麻烦。

  经过将近半年的反覆检查,在染织业同业公会参加了同业互助小组,相互揭发检查,又在马山埠状元第“五反”指挥部开展同业互助互评,最后由指挥部和增产节约委员会批准核定,大成公司为第一类型——守法户。[22]


  刘国钧,一个声名显赫、像模像样的大老板,终于顺利过了“五反”运动关。

  但是,读了刘国钧的检查,笔者忽发奇想:刘国钧可谓生不逢时。你看,他说的这些话多么像现在那些荣登亿万富豪榜的民营企业家们,站在人民大会堂的讲坛上,豪情满怀地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宣布自己的伟大奋斗目标。请容许我再引述如下:“我从一个穷小子爬到做了大成纱厂的大股东和总经理的一段发展过程,我感觉十分满意和骄傲。对人说起来,我办纱厂是为了国家社会,是为了振兴实业,……我虽然并不想过穷奢极欲的生活,但是都要别人看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才觉得心满意足。”“我思想中,首先横在当前的,一是金钱万能,以为钱是一切事业之母,所以多办工厂,无满足地希望增加财富,这是我的一套独得之秘。有了钱,一切困难都能战胜过来,从几十台木机,可以扩充到纺织染厂,即使沦陷时遭受了破坏,还可以在短期内恢复过来,真是百战百胜。人家以此恭维我,我亦以此自信……从这样一步步进展,我有更大的野心,所以做过1500万锭的计划书。又亲自到欧美看过了,学回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皮毛,从而发觉了企业的缺点,是新技术的不够,所以赶快送两个儿子出国去学纺织,弥补这缺点,从此希望可以成为永久不败之事业。”遗憾的是刘国钧早生了半个世纪,使他成就的事业反而变成了沉重的包袱枷锁。据《自述》道,当时,有一次,刘国钧在工厂饭厅吃饭,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跑到他的面前,高声问道:“刘国钧,你吃谁的饭?”刘国钧板板眼眼地回答道:“我吃的是工人的饭。”今天,走遍全中国,能够找得到这样的问答吗?有哪一个打工仔敢于对老板直呼其名,问“你吃谁的饭?”

  刘国钧是真心实意地服膺了共产党。他说:“思想改造不能如唱戏那样改头换面,如果真心诚意,就应该脱胎换骨、洗心涤肺地改造。”[23]不过,如果刘国钧不是死在1978年,而是推后死在1988年、1998年,再多活十年,二十年,他会作何感想呢?

  但刘国钧比卢作孚幸运,他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面旗帜,戴上了副省长的乌纱帽,享得八九高寿。

  江苏省工商联主任钱孙卿发表了“谬论”就打了右派。积极动员刘国钧参加民主建国会、并且以延安的“窑洞对”而和毛泽东友谊颇深的黄炎培,据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的回忆介绍,只是因为毛泽东的施恩才没有划为右派。

  古人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还有甲子轮回六十年之说。中共建政57年了,社会先是天翻地覆,而后是地覆天翻,六十年还不到,我们这些枉活到七十以上的人,不期而然的收获就是见识了这不可思议的轮回。难道这就是冥冥之中那唯物论和辩证法的两只并驾齐驱的巨轮在推动历史的火车头前进?!

  世上没有活神仙,世上没有王铁嘴,能够预测吉凶六十年,但是一个人独断乾纲,闭塞眼睛捉麻雀,为了一个乌托邦王国,处心积虑走火入魔不择手段地“共产共产”,可是给历史留下的却是一本不堪回首的空白!笔者为了写作本文,到网上和图书馆寻找资料,结果,关于曾经轰轰烈烈的“五反”运动,竟然被历史学家遗忘,没有专著,没有论文,主流的,非主流的,正面的,侧面的,反面的,成了一片白茫茫大地。我希望这篇一万八千字的文章能够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弥补其万一。


(九)五反运动的谜面和谜底

  中共夺取政权,打的旗号是推翻三座大山。所谓三座大山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势力宣告结束。消灭封建主义,中共的处方就是在经济上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在政治上对地主实施清算与专政的土地改革。然后就是没收官僚资本即国民党政府的国有资本,转化为中共的国有资本,其本质仍然是官僚资本,仅仅是姓“国”,还是姓“共”的不同。

  现在我们有幸从《毛泽东文集》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读到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五反运动的一系列指示,因而对于他开展这个政治运动的谜面和谜底有了准确的了解。所谓谜面,就是向违法的资本家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所谓谜底就是把资产阶级搞臭,边缘化,反动化,从而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一举达到“控制”资产阶级的预期目的。

(2006-6-18于山东大学附中)

注释

[1][2][3][6]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4][11]陈毅《为争取“五反”运动完全的彻底的胜利而斗争》,《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林蕴晖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储安平着《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见《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林蕴晖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原载《观察》六卷二期,《新华月报》1949年10月号

[7]人民共和国春秋实录,林蕴晖等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48页

[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98页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213页

[12]《常州市志》第一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3]《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93页

[14]刘少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加强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

[15]薄一波《回忆新中国政务院的组建为民主人士安排职务》,据《北京日报》2004年5月31日报道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第458页

[1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卷第203页

[18]本节引用文字,均直接或间接出自谢泳《1949—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的自杀问题》

[19]《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中央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

[20]陈敏之、丁东编《顾准日记》中,陈敏之写的《我所知道的顾准与“三反”》,贵州人民出版社

[21]刘国钧文集•传记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2]刘国钧文集•函电与其他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3]刘国钧文集•卷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原载于作者文集
http://blog.boxun.com/hero/2006/lichangyu/31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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