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争鸣——“何为正路,何为邪路”讨论】
怎一个“权”字了得!

吴润生



  中共十八大所言“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说白了就是决不“禅让”权力,决不改变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

  中共九大当选的中央副主席林彪有一句名言:“有了权就有了一切,失去权就失去一切。”林彪当年讲这番话的本义可能是指“政治”。我们今天引用来说明,谁掌握了“权”,谁就有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等全部的巨大的利益。

  当代大陆盛行一句顺口溜:“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士’不如一个‘仕’!”这个“仕”便是当代执政的共产党,无论官衔大小高低,只要进入仕途,全都享有“四大特权”:


一、社会地位

  中华民族数千年“官为贵,民为贱”之风,在今日大陆愈演愈烈,风糜神州每一个角落,随时随处可见。顺手捡来几则:小、中、大学的校友聚会,无不自觉地把官衔高低放在首位,将现任官衔最高者奉为上宾。清华大学有位当年负责65届、66届学生分配工作的教授,撰写回忆文章时,情不自禁地披露,经他当年分配的毕业生中有胡锦涛、吴邦国、吴官正……以此为自豪。至于学术界名人,对不起,一字未提。(见《炎黄春秋》2009年7期28页)据传,著名作家刘心武每每接到请帖,首先要问:有无高官出席?若回答有,立马婉辞。他的解释是:决不是针对官员本人,实在是看见“攀龙附凤”的众生相,心里不舒服!

  盛世修谱修志,如今算是盛世了,修谱修志成风。无论家谱族谱,无论县志市志,都以有无官衔、官衔大小论英雄、排座次。与封建社会修的谱志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说这些属民间自发“排座次”,官方的正式排位同样未能免俗。笔者的高中母校是赫赫有名的百年名校扬州中学,百年来虽然培养了近百位两院院士,好多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领军人物。但是,无论是校史陈列馆,还是校史纪念册,排于首位的都是江泽民,排在第二位的都是胡乔木,尽管朱自清的文学成就远在胡乔木之上,但朱无官位,只能退居其后。至于那些两院院士,更是后之又后了。笔者初中母校是一所农村中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校,五十几年历史。四十年校庆时,最高官员是一位省级宣传部副部长,校史陈列室内无疑占头把交椅。可惜好景不长,此君酒桌旁不幸猝死。到五十周年校庆时,此人不便再提。另有一位校友当上更大的正厅级官员,马上占据了猝死高官留下的头把交椅。毫无疑问,建校六十周年、七十周年时,校史室的第一把交椅仍然可能更换新的高官。

  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总是把官员尊称为“大老爷”、“父母官”,平民见官必须叩首跪拜,当代大陆没有丝毫的改变。二十三年前的“六•四”运动中,莘莘学子在人民大会堂向总理李鹏大人叩拜,被定为“颠覆国家政权”罪,遭武装镇压;这样的悲剧不时地在大陆上演,最新一幕是 2012年9月8日,总理温家宝视察云南省彝良县地震灾区,发界村的梁永兰等数十名村民拦路告状,跪拜“温青天”,公安部门以“扰乱公共秩序”罪,将村妇梁永兰行政拘留七天。

  毫不夸张,当代中国无论以什么名义“排座次”,“官员”都是稳坐“第一把交椅”,可见大陆执政的共产党无与伦比的天下第一的社会地位!


二、经济收入

  国家发改委离休干部余孚披露:我国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的28年中增长了140倍。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4%增长到24%。现在接近四分之一的年财政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一百万美元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中国是39人,美国是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是美国的17倍,是日本的28倍。这是不是日本迅速从战败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秘笈之一?而刚刚执政的民主党还在批判自民党60多年执政期间国家机关臃肿、官僚作风泛滥。与当代中国相比,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啊!

  江泽民高中读的是扬州中学的“工部”,按现在的分类,不属“普高”,而应称为“中专生”。大学读的是机电系。很显然他在旧中国是想走科学救国之路的。如果不是大学毕业后即迎来了新中国解放,他自己奋发努力,此生最大的成果是成为全国著名的机电专家。即使梦想成真了,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能和现在相提并论吗?江泽民多亏“与时俱进”,及时转换人生奋斗方向,以业务为平台,努力朝官场迈进,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职时的风光不提,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接班人胡锦涛为了感恩戴德,将他在职时由秘书班子代笔的文章、报告、批示、文件等等,统统搜集起来,出版了厚厚三本《江泽民文选》,不仅得到“著作等身”的青史留名,更有数百万元的版税。

  记得数年前有位境外记者问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官员的个人财产为什么不能公示?这位常委说:我最近十年内曾经在三地工作,每到一地都按规定买了自住房,总共花费了三十几万元。这三处住房如今的市场价格至少五百万元以上,我是申报三十万元的房产呢,还是申报五百万元的房产?他强调的是,中国官员情况特殊,无法准确申报个人财产。不过这也让我们弄清了一个事实,即使十分廉洁的高官,从正常渠道依法取得的房产,数年前的价值已经超过五百万元,今天又增值了多少?值不值一千万?这还仅是房产一项!难道别的财产一样没有吗?凡政府机关中的党员干部,虽然不在领导岗位,百万富翁不是少数,而是大多数。这还只算党员干部本人,还有他们的配偶、他们的子女,哪一个家庭没有带头致富呢?即使农村中的党员干部,象江苏华西村的党支部书记吴仁宝,自己干到老再交给儿子当,他们也早已是百万富翁了。按共产党的党纲党章党法党纪,这些皆是合法的正当的收入!

  相同年龄,相同工龄,共产党官员的离退休金,比非官员的退休金高出决不止一二倍。当代大陆女白领中掀起了一股“嫁‘碗’族”风潮。此“碗”即铁饭碗。如今大陆能称“铁饭碗”的惟有公务员。二十一世纪初,女白领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曾流行“嫁‘钱’潮”,谁有车有房,谁有店有厂,不管是二奶是填房,不管是博士是文盲。她们风趣地说白毛女为什么不嫁黄世仁,真是傻到家了!到2008年,观念彻底变了,自己没有考取公务员,自己端不上“铁饭碗”,决心这辈子当“嫁‘碗’族”:只要他是公务员,当然有官帽更好;只要他没有正式夫人,当然元配更好;只要他没有到退休年龄,当然年轻更好。她们重新评价白毛女了,称赞白毛女目光远大:不嫁黄世仁,誓嫁大春哥。黄世仁遇到“劫富济贫”,马上一文不名;遇到金融危机,马上一贫如洗!大春哥多好——参军、入党、当官,捧上了“铁饭碗”,老了是“离休干部”。白毛女真是我们“嫁‘碗’族”的祖奶奶啊!


三、“三公”消费

  深圳有关部门披露:深圳市要招聘一位教育局长,报名者中竟然有十五位著名大学教授。虽然这位官员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是确确实实的现状,决不是虚构,也没有夸张。十五个大学教授争抢一个市级教育局长的新闻很快在网上流传。有人跟帖称:“简直不可理喻”、“百思不得其解”。笔者倒以为这很好理解。根本原因是教授与局长的经济收入不在一个档次。当然,若仅计算工资,局长的工资不算太高,教授的工资不算太低。据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工资还低于旧社会留用的某些高级知识分子。但这仅是阳光下的收入,这笔收入对于教授来说,几乎是收入的全部。而对于官员则是合法收入中的很小一部分。更大更多的收入来自“月光下的收入”,又称作“灰色收入”,主要体现在“三公消费”加“小金库”。所谓“三公消费”即公费出国、公款吃喝、公车私用。所谓“小金库”,说小一点属领导人的“私房钱”,说大一点是领导者的“私人银行”。这“三公消费”每人每年平均花多少,执政党不会公布,外部人当然无法准确统计。不过有一些数字可参考。东北一位区委书记(地级市的区,相当于县团级),因为公车制度改革,他一人每年可得“车补”八万元。小小区委书记,月工资绝对不可能超过五千元吧,那就是说,“三公消费”中的一项——公车费,已经超过本人工资收入。以均衡计算法类推,得出每个官员的“三公消费”至少是工资的三倍以上。按国家公布的有关数字测算,二千万公务员每年的“三公消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超过一万亿元,平均每人一年消费五万元。远远高于全国工人的年薪。是贫困地区一个农民一辈子的生活费用。这是个什么概念?至于“小金库”,那是自己给自己发“奖金”的,每人每月每年到底发多少?所谓“小金库”都是带“长”字号领导人掌管的,全国带“长”字的领导到底有多少?以100人中一个公务员,50个公务员中一个“长”,粗略计算下来应该不超过80万人。据国家审计署官员透露,经测算,全国的“小金库”每年至少在827亿元以上,80万带“长”字的人物平均摊派,每人可得十万元。审计署官员承认:“全国到底有多少小金库,每个小金库有多大规模,谁也说不清楚,谁也查不清楚。”既然国家审计署都说不清弄不明,那只有神仙知道了!小小的县委书记,甚至乡党委书记,只要他东窗事发,不包括受贿的“红色收入”(即“红包”),仅来历不明的财产(即“灰色收入),几十万元的比比皆是,几百万元的不乏其人。一位因买官卖官而落马的中共县委书记曾在法庭上公开宣称:“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官员以外的任何人,无论你干什么,无论你作出多大的贡献,有这种机遇吗?有这种可能吗?举一个当代的极端事例:上海海事大学在读女研究生杨元元,2009年11月26日在宿舍卫生间用长筒袜自缢身亡。自杀原因是贫穷!她6岁丧父,寡母含辛茹苦将姐弟二人拉扯大。她2002年武汉大学毕业当了七年教师,用自己的工资供弟弟读博,自己又离职考取上海的研究生。她把母亲接到上海治病,住不起医院,住不起宾馆,本想让母亲住进自己的宿舍,但学校规定家属不准住学生宿舍。无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房里连一张床都没有!自杀前夜,她陪母亲睡在出租房的地上,半夜里愧对母亲说:“地上好冷啊!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和弟弟学了这么多知识,我们家的命运怎么就不能改变呢!”早晨回校后就上吊自杀了。杨元元身前的考问很容易回答:因为她家只有知识没有权,这就是“三个‘士’不如一个‘仕’”的大悲剧!


四、权力寻租

  2009年9月3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则“小新闻”:广州某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报到时,老师问一位新生:“长大了想做什么?”新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想做官。”老师又问:“做什么样的官呢?”老师提这个问题的本意很可能是希望新生回答“做个好官”,或者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官”,可是让老师大跌眼镜的是,新生竟然大大方方地回答:“做贪官。”老师肯定生气了,责问该生:“为什么要做贪官?”新生毫不避讳地答道:“贪官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家没有。”老师摇头不止,惊诧不已!

  网上流传,某地民众给机关大院贴了一副对联:“朝里看——全是贪污犯;朝外看——全是穷光蛋!”还有一首《冤枉与漏网》的民谣:“一个接着一个抓,可能有个把冤枉的;一个隔着一个抓,肯定有大批漏网的!”仅举十几年来三个政治局委员陈希同、陈良宇、薄熙来先后落马的事实为证:十年前江泽民扳倒了陈希同,认定的贪污受贿额是五十万元。老百姓笑称:“江泽民挖出个大贪官,共产党挖出个大廉吏。”老百姓认定,共产党内象陈希同这样的大官,仅仅受贿五十万元,不应是贪官而应是当今“天下第一廉吏”;数年后,胡锦涛挖出了陈良宇,认定的受贿额是二百万元,按官方的数字已经是陈希同的四倍了。谁都清楚,陈良宇不过是代黄菊收钱的大管家,暗中克扣了一点而已。“管家”倒了,“东家”更该倒。偏偏这时候共产党学习封建王朝“刑不上大夫”的经验,内部作出了“刑不上常委”的决定,让政治局常委享受封建社会“王爷”的特权。黄菊赶上“头班车”,“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最近这次挖出的薄熙来,所受贿赂不会是二三百万元吧?据可靠消息,涉及金额至少百万英镑。这是几年前陈良宇的五倍,是十年前陈希同的二十倍!先后落马的三个政治局委员受贿金额一个比一个翻番若干倍,还不足以证明共产党反腐败是越反越腐越反越败吗?根本原因是一党专政,“上下如父子,左右如兄弟”,“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无论上级反下级,还是同级反同级,实在下不了狠手啊。遑论下级反上级,更是不忠不孝了!再说查处别人的官员自己同样不干不净,当然手下留情,为自己留条“后路”。“一党专政”的体制,贪腐的收益太大太大,防腐的机制太宽太宽,不败的手法太易太易,败露的代价太小太小,完全不成比例。官场私下流传一首《蛋》字谣,戏言:“贿赂是天上下金蛋,贪腐不要怕完蛋;清正廉洁是大傻蛋,腐败落马是大笨蛋;反腐倡廉是乌龟王八蛋,防腐防贪统统滚他妈的蛋!”

  不掌权,能有“天下第一”的地位吗?不掌权,能有数倍于其它岗位的“合法”收入吗?不掌权,能有每人每年五万元以上的“三公消费”吗?不掌权,能有数百万、数千万甚至数亿的“红包”吗?故此共产党的“党旗”在大陆政坛不能摇、不能倒、不能换,共产党绝对不允许“城头变幻大王旗”!他们坚信,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永运不可能垮台的。笔者以为,这只是“一厢情愿”。越反越多的腐败越来越失去民心,不依法办事引起的上访上告越来越普遍,因土地矛盾引发的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从量变到质变确有个过程,只要有量变,质变将是不可避免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仅是个时间的长短而已。不错,我们承认,共产党如今仍然掌握着忠诚的强大的军队,党完全可以指挥枪,可以镇压政治反对派,保卫共产党政权。但是,军队只能镇压于一事,镇压于一时,决不能长久地永远地镇压下去!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便是统治者长期镇压的后果,辛亥革命用枪杆子彻底消灭了“一家专政”的封建主义制度;共产党又用枪杆子打倒了国民党的独裁政权。历史的经验值得学习继承,历史的教训应该吸取鉴戒,我们相信共产党决不是“一个糊涂的人”!

2012年12月10日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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