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之法”也是因时制冝可变的——夜读偶记之一

晓 明



  近日偶翻晩清史料,读到了一则康有为在光绪23年(1897年)冬给光绪皇帝的上书,提出“大集群臣而谋变政”,设立“国会”等主张。这是康有为从光绪14年(1888年)以来的第五次上书了。前四次上书,从最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建议,是为初步想学习西方议会制度的设想;到其后提出“设议郎”的建议,主张“富国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国政之法”等四方面的变法,是比较完整的仿照西方议会制度的实施方案。但这些上书或者未能上达朝廷,或者有的虽上达了却没有下文。唯这第五次上书呈到了光绪帝手中。皇帝本来想接见康有为面谈,但按清律“四品以下不得召见”的规定,光绪帝只好命王大臣代为召见问询。光绪24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得以到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西花厅接受召见。在此次召见中,代表光绪帝出面的是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刑部尚书廖寿恒、户部左侍郎张荫桓等五位大人,这对康有为来说也是髙规格之礼遇了。

  康有为到达西花厅后,受到了五位大人“待以宾礼”的召见。接着讨论“变法之宜”时,想不到荣禄劈头一句就给康有为来了个下马威:”祖宗之法不能变!”

  祖宗之法真的不可以变吗?就在此次的召见会上,康有为回答得好:“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地为外交之署,亦非祖宗之法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已!”在荣禄的汹汹气势面前,康有为不怯场,沉着勇敢地回答,表现了这位改革派政治家的非凡才干。

  其后康有为又有两次上书,十年间总计上书七次,呼吁变法,最终得到了光绪帝的支持。光绪24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诏书,实行变法,引起了守旧派的忌恨。同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康有为、梁啓超被逼流亡海外,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弟、康广仁等六君子被杀于北京市口,徐致靖、张荫恒被流放,光绪皇帝则被囚禁于瀛台。这就是史称的“戊戍政变”,慈禧重新垂帘训政,她親自审讯光绪帝,疾言厉色地责问光绪: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聩不肖乃尔!”

  “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聩至此!”

  “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

  纵观慈禧的这番话,它的核心就是荣禄那句“祖宗之法不能变”的最好註解。

  其实祖宗之法定是有好有坏的,也是因时制宜而可变的。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例如在古代的汉、唐时代,特别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中国的国力強大,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那时的中国人被世人称为“汉人”和“唐人”,一定是有那时好的法治。再如清代的康、乾之世,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统一、強大和繁荣,那时的法一定也有相当好的部分。但是,正如清代诗人龚自珍所言,“一祖之法无不蔽”,再好的法,在历史的演变中也会或衰败,亦或过时,不能再用。到了康有为上书要求变法的年代,中国人已经几次被西洋人和东洋人打败,被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丢尽了中国人的脸面。这一切都足以说明,“祖宗之法”已不能保障“祖宗之地”,“变法图強”是时代的要求。荣禄和慈禧之类的保守派、顽固派死抱“祖宗之法”不能变,是不合时代潮流,注定要失败的。

  荣禄和慈禧太后这样的顽固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并不惜动用屠刀镇压变法派,但,他们绝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戊戌变法被镇压下去后,不到两年即犮生拳匪暴乱并引发八国联军侵占北京之战事,使国家和民族再次蒙受苦难;十二年后即爆发辛亥革命,导致清皇朝的最终覆灭,一个新兴的共和国降临神州大地,那套长期统治中国人民的封建之法终于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在康有为和荣禄辩论之时,康有为曾提出了一个原则:“因时制冝”,这是何等正确而必要的一个原则。从古至今,所谓的“法”,不管它的正确与否,那都是特定时代和社会环境下的产物,目的在于解决当时当地的问题。但,历史的发展总是不断前进的,时代不同了,环境变化了,“法”也应有相应的变化。任何一个领导集团或它的领导者,绝不能顽固地坚持“执古方以药今病”,死抱“祖宗之法”不变,那对国家和民族是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

  就以当今的中国来说,在今年3月的“两会”期间,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报告中大谈什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等所谓的“六不搞”。在11月8日召开的中共18大上,总书记胡锦涛的报告中虽然对反腐败,重环保,惠及民生,2020年建成小康社会------等等方面有相当精彩的论述,得到了国人的好评,人民希望这不是空话,期望这些动人的言论真的能夠兑现;但,对报告中所称的一定要“坚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等等的说词,却是不为人称道,并广受质疑和令人不解的。

  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毛泽东思想?什么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些问题谁说得清楚?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会证明,这些对世界人类是有害无益的,起马也是应当可以总结和讨论的。从近代史中可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主张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他们在世的时候,只在1871年3月18日有过法国巴黎爆发暴力革命,并在短时间内夺得了政权,但仅两个月时间即以失败而告终。除此而外,马、恩并无其它的暴力共产革命实践。1883年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即改变了暴力革命的作法,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到了20世纪初,先是列宁,后是斯大林重新举起暴力共产革命的旗帜,虽然建立了共产极权的政权,但过了70年这个共产极权终于彻底垮台,连同东欧的整个共产集团都全面垮掉,走上了宪政民主的道路。

  其实马克思自己就从来不承认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曾称他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是“污秽之书”,称无产阶级为“蠢蛋、恶棍及屁股”。他早就是一个基督徒,其后又加入了魔鬼撒旦教,并与之签了契约。他曾大行魔鬼所为之事,诅咒全人类下地狱,包括工人和那些为共产主义而战的人。如此的马克思主义能有丝毫的革命意义么?又何来其后的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和世界所带来的灾难是罄竹难书的,它所造成的一桩桩罪恶早已载入了史册,成了世人的遗恨与嗤笑,也早已为世人所彻底抛弃。试问当今的世界还有多少人在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还有多少人在相信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恐怕连那些髙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信仰”、“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自己未必就真的相信。他们只不过是为着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为着维护独裁专制的政权并延续下去,而在继续玩弄骗人的把戏罢了。

  共产党老祖宗立下的法也是可变的。恩格斯就改变了他自己和马克思开创的“共产暴力革命”那一套;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就改掉了列宁、斯大林那一套。在中国,华国锋在叶剑英等共产党元老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毛泽东的余党江青、张春桥等“四人帮”,邓小平又接着否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改掉了他的“社会主义”,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才有了其后的经济发展,人民才不至于受饥挨饿。如果不改掉毛泽东那一套,能有中国的今天吗?

  然而,在今天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贫富两极的悬殊分化,贪腐横行蔓延,环境的严重破坏,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社会不公、不义,群体性骚乱事件屡屡发生,各种刑事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屡禁不止,假冒伪劣产品坑害人民------等等,无一不在破坏着社会的和谐,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这一切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都说明了什么呢?

  它起马说明了我们这个社会制度存在着严重的弊端,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有问题。当前,必须在继续坚持经济改革开放的同时,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如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有可能得而复失,这是为许多改革派的领导者和许多专家学者们所共同得出的结论。

  在当今的世界上,“人权、民主、自由”这些普世价值,应是全人类共有的,它绝不会因为国情、国家和民族的不同而有所取舍。而要真正兑现这些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唯有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才能达到的,任何独裁专制的政体都是与之背道而驰的。

  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它的宣传媒体,在过去尚未取得政权的候,在倡导革命夺权的年代,曾不遗余力的髙喊“人权、自由和民主”这些普世价值,髙喊“反对一党独裁专制”,要求“军队国家化”,要求“民主选举国家各级领导人”------等等。如笑蜀先生编的《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中,搜集了当年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大量讲话,以及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和评论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真是字字如箭,句句如刀,干净利落地把“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报纸”的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本质解剖得个彻底,让人一目了然地看清它。

  翻开笑蜀先生选编的这本书,展现在人们眼前的,尽是些令人心跳加速的字眼:“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一切光荣归于民主”,“民主的才是合法的”,“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主吗?”“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党员犯法应加重治罪”,“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等等,真是举不胜举的。

  这真是历史的先声!任何人读了这些都会深受感动,都会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当今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可惜这本书竟被封杀了,共产党当年说过的话,当年的正确主张却害怕现在的人们知道,这实在是令人无法理解的。

  这只有一种解析,那就是这些少数既得利益者们要维持和巩固他们“打天下,坐天下”的农民造反者本色,“天下是老子的父辈、祖辈打下来的,只能由自己的后代来坐江山,岂能容他人来占位”。这是典型的农民造反者嘴脸,是世袭的独裁专制,这一套显然是与时代潮流相悖的。

  当今的世界是宪政民主的共和时代,任何独裁专制的政体都必须在扫荡清除之列。改旗易帜绝不是什么邪路,而是一条光明大道。一百多年来中国人追求的复兴之路,就是宪政民主的共和之路。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人在毛泽东的逼迫下走了一段共产邪路,吃尽了苦头;现在中国人已经猛醒了,毛式共产主义这一套早就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那些大喊“五不搞”和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信仰”、“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人也该是清醒的时候了,不要再迷恋共产党老祖宗的一套,不要和荣禄与慈禧太后那样的顽固派、守旧派一样,应该做一个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改革派,立即投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洪流中来,为国家和民族做些实事、好事,自己也才会在历史中留下好名声;如若顽固坚持错误的思想和主张,到时定会遭到国人的痛骂,并且会是遗臭万年的。

2012年11月下旬作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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