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迫害感是一种暧昧不明的方向
——评南周社论事件


陈永苗



  看着微博上关于《南方周末》社论事件抗争的差异评价,我觉得官方措施在公共舆论中会要求统一,害怕反对。我观察到的民间的抗争需要争议和对立,冲突,才能把事件各个维度彰显出来,做到发酵影响最大,参与最多,颇为奇妙的是,民间冲突再多也不影响大是大非,舆论效果更大,因为都受制于官民矛盾的磁场。

  新浪微博“左春和”说,任何关于一种先天不具有权力合法性的改革都是在帮助抢劫,因其改革的目标并不是放弃非法拥有的资源,而是想在稳控之后掌握更多的资源。罗素在评价马基雅维利时说,古代的改革者可能是一个仁慈的神话,而现在的改革者可能要创造一个骇人的真实。

  就民间而言,当我们面对改革时代所谓先进正面之物,都呈现暧昧不明,到底是帮敌人还是帮我们 ,到底是促成还是欺骗延缓,改革改革派等一切事物包括《南方周末》,丧失了清晰的自明性,成了一团浆糊。来自民间的督察,争议会组挡他们被自己的道德高度压得邪恶,帮助他们从不确定性的泥沼中出来洗干净。

  刘军宁一直和我们说要做一个体制外的强者。若干年前李和平律师被黑暗人士殴打公布,我提醒说会降低在客户面前威信。我受政治迫害十年以来,从几乎不炒作自己受迫害的情形,这一种暧昧不明的倾向,能扩大别人的同情,同样会扩大他人的恐惧。我给自己一个任务是:一个刚强超越受挫折受压迫的抵抗者形象,铁疙瘩铜豌豆,不哭不闹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当《南方周末》与《炎黄春秋》一样,不是能通过自己力量的生长,而通过被迫害被掐断被伤害,获得来自自己之外的同情做为影响力,自己变弱没有力量就被民众轻视,从而减弱了呼召力。一庹屎放在《南方周末》上,自然民众捏上鼻子远离你。

  燃烧过自己过去储蓄的道义脂肪,就会让自己变瘦变为弱小。喋喋不休的受迫害,用弱势受害来打击瓦解专制的正当,无助于让民众相信我们是强者,不是可以依靠的人,可以坚固他人软弱的手,也同样让我们去攻击更弱者,如公知欺辱民众。只有依赖民众和未来的能量强过体制,才能屈服体制内的人,让他们归顺折服。

  我们的民间前进过于依赖悲剧,依赖受害,做为弱者面目出现在更弱者面前,后者会把我们当一根葱。我们太需要胜利,成就感。但民间主流对维权运动中的微小胜利极为忽视,而沉沦于一次又一次抱着悲剧制造悲剧吃人血馒头中。既然是弱者,更弱者跟着你有啥意义。受害带来的极大影响是会促成南周进一步衰弱。   

  少谈主义,多维权。《南方周末》做起维权,就是一个强有力者。例如《南方周末》和《财经》都是群体性或者体制性案件的维权,而威震华夏,并不是其阐述改革理念。应该从单纯关心新闻言论自由,退一步回到关心民生生存权,这样渴望越多的新闻言论自由,就会有更有效的维权运动,能撑开更大的公民社会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时代初步言论自由的形成,并不是通过言论自由本身的诉求和抗争,而是通过维权运动所带动的,例如89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运动,就造成当时一段特别放开的新闻言论自由时期。

  追求新闻言论自由的媒体力量,可以用来辅助于维权。只有将越多的新闻言论自由,服务于维权运动,才能反过来保障新闻言论自由。这二者互相帮忙,越帮越“忙”,于是前景就开阔起来。

  近十年来,我一直维权运动理论背书。泛政治化的,诉诸于悲剧悲情诉苦的手法,固然启蒙了可以启蒙的人,阻挡了不可以启蒙的一般人。这手法制造了一个个没有结局和收益的新闻泡沫,挖了无数个坑不出泉水。更需要获益的维权,非悲剧。

  我个人倾向于做一些有可能获得利益和微小胜利的维权,尽管胜利不如悲剧轰动,吸引眼球。法律的维权,就像律师谈判,首要得最大可能获取利益,民众需要利益不需启蒙。法律维权,降低维权运动的敏感性的门槛,让害怕政治的人能参与。

  吴庸在《如何评价《改革共识倡议书》》中说封杀举措激起了学者陈永苗极大的义愤。吴庸胡说八道,我没有任何义愤。封杀得好,让呼吁影响更大。我们现在的行动,要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要把维稳封杀当作我们实现目的的一个步骤,以前“十年砍柴”出《闲看水浒》,卖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一直捣鼓他要弄得被禁。

  “求封杀” ,“求开除”,“求维稳”,“求喝茶”,“求转世”等等,都是当下的好诉求。当民间不是想混入体制掌握资源推动改革,而是在体制外获得更多荣耀,资源,可以投机倒把的时候,就差不多了。九鼎在野,否认体制内改革派的道义性,妖魔化公知,把体制的封杀做为封神授勋,是当务之急。

2013年1月3日
转载自《参与》网刊
http://canyu.org/n65941c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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