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阶层的危机、转型和未来

任协华



自我吞噬和被动消费的危机

  当一种制度开始寻求变革的时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制度对于社会现实的促进作用具有当时代的意义,这是因为对于制度的制定和执行者来说,他们自身并不存在对制度的需求和应用,因此,在我们谈论到中国中产阶层的状况时,我们会发现,这种由于制度缺失所引起的灾难性后果,已经到了令人不安的程度,有一些人认为对中产阶层来说,首先存在的就是中产身份的原罪,而另一些则认为,这是来自于弱势群体对中产阶层的“仇富意识”,我很奇怪这些论调的产生以及所指向的含义,我同时并不认为这就是来自已经存在的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要危机,这是因为在一开始他们就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相比于“原罪论” 和“仇富论”,更多的问题则来自于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定义和具体倾向,他们似乎成为了一群“无处不在的人”,但又同时,当我们开始注意并需要考察他们的时候,中国中产阶层又变成了一群“毫无踪迹的人”,这种离奇荒唐的状况构成了中国中产阶层在现实和制度下的灰色形象,当人们谈论起他们的时候,他们则又变成了“爱国(党)主义”的典范,但又同时具有着“无政府”的慈善倾向,而实际上,却又或多或少的、几乎难以避免的、他们被认为是和公权力走得最为密切的一种群体。

  而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当代中国的中产阶层所包含的在民主转型和制度变革时期特有的,既区别于权贵既得利益集团,又区别于底层弱势群体的这样一种身份和角色,在这种既尴尬又相对自由的空间之下,他们的危机,却正是来自于一种叫做“法外之地”的说法,而这种法外之地却又并不等同于专制体系对追求民主的自由人士所捏造的罪名和指控,这是因为中国中产阶层虽然是和权力走得最近的群体,但也同时,他们有可能更是被权力制约的最深重的一群,在他们的世界中,极有可能在已经拥有了财富、资产、社会身份、地位和资源之后,也同时丧失或者说被消除了对未来的拥有,这种只追求当下刺激的消费性人生无疑成为了专制体系继续横行的强有力保障(从“思想信仰”的角度考察他们,他们具有着同类生物的特征),尤其是当高消费、奢侈品追求、肉体娱乐开始成为中产阶层的主要爱好时,我们就能够看到,一种由于缺乏担当所造成的后果,那就是,他们也同时丧失了和我们一起进行对话、交流的机会,甚至于在他们的眼里,我们反而成为了被同情的一群,但他们却恰恰又忘记了,这正是他们的一切悲剧的开始。


内在贫穷的困境

  因而,要在一个群体信仰缺乏甚至扭曲的状况下,面对中产阶层在制度变革时期所需要强调并针对的诸多问题,就必需要在理清他们的形态之后去寻找和他们对等、平行的路径,而这就是民主转型所要针对的关键问题,是在于中产阶层极其容易成为“历史陷阱”的一个构成部分,中产阶层对于自身身份和角色的转换缺乏相对应的条件和契机,也就理所当然地造成了作为一个共同的构成体在事实形态上的缺失,当中产阶层无法追塑自身的历史时,同样地,他们就不可能担负起应该和底层民众一样所要承担的在转型时期的重要任务,也即对权贵集团的制衡和对底层民众的呼应,而当中产阶层无力去触及“社会底线”的时候,他们也就同时放弃了在历史形态下所要担负的角色,变成与底层民众分离的一种群体,成为不在历史现场的人,尽管这种中产身份帮助他们成为了货币资源最特别的拥有者,但令人遗憾的是,中产阶层由于其与生俱来的“内在性贫穷”,必然会导致他们仅仅是在消费娱乐的层面中得以延续自身的形象,而这也就是现代中国经过一系列的变革所形成的较为尴尬的群体,他们的危机在于,未来对于他们而言,不仅没有成为一种希望,反而成为了难以面对的困境。

  同时,中产阶层所特有的在文化传统上的畸形,迫使他们不得不卷入一种历史的恶循环之中,他们无法成为现代文明的继续和再造者,反而成为了中庸的虚无文化的牺牲品,一些在表面上看起来富有哲理的动人辞藻或虚假言说洗刷了他们在面对当下的勇气,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一群躲避当下的人,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大陆复杂的社会现状,他们又成为了连续数十年“土地掠夺和转换”的主要得益者,这种畸形而变态的境遇造就了他们在人格上的分裂,也即他们既是不平等的得益者,也更是不平等的受害者,而历史,则自会安排他们的来路和去路。

  但是当然,也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被误解了的中产阶层并没有丧失他们和底层民众一样所能激发出来的惊人勇气,尽管这种勇气随时有可能被无情的现实所消解,因而中产阶层如何在民主转型时期,以真实的姿态正视自身群体的危机,并且寻找到一条融合的共同道路,以此塑造这个阶层的形象,对于中产群体和阶层来说,已经到了重要的和不可忽视的状况,这种急切的要求,尤其是对于受资本庇护、从中产阶层中成长起来的、业已声名狼藉的“富二代”而言,所具有的意义,更显得紧迫而重要,这不仅仅是因为扭转并完善自身群体的形象,将有助于一个走向民主的中国,同时也有助于他们在应对下一个危机时,能够成为民主阵营中一种重要而积极的力量,而当财富和地位已经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时,那么必然地,中产阶层如何突破自身的瓶颈,尤其是对于共同身处一个独裁专制的反向宪政格局的制度而言,所能够催发的力量,一定要大于仅仅是来自被孤立的底层民众的要求和呼声,也即中产阶层不能够否认他们通过长期以来寄生于一个政治和经济的灰色地带,并以此获得部分不合法或者间接不合法的利益这样一种真实的状况,因而,正是在这种危机之下,中国中产阶层必然地难以不被卷入到资本及人格的泡沫之中,并最终成为货币体系之下的失重者,相比于他们的“内在性贫穷”,他们在无形中承担了贫富差距主要制造者的恶名,而经由虚假的长达数十年的经济剥离和“(黑)黄金十年”的累积之后,中产阶层已经达到了崩溃的最边缘。


在崩溃的最边缘转型

  当我们在面对民主浪潮的席卷之时,中产阶层由于其群体的复杂形态,必然地处在了一种较难梳理的位置上,尽管我们已经知道,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事实倾向于中产阶层中的某一部分正在成为底层民众的一员这样一种状况,但毫无疑问的是,要追塑它的源头我们必然会发现而且是不会惊讶地发现,其实对于中国而言,并不存在中产阶层和底层民众之间那一道明确的界线和标记,在共同身处于极端专制的政治格局中时,中产阶层也和弱势群体一样并不能够保障自身生命和财产的安全,他们有重新沦落的可能,也有在一夜之中再度贫穷的事例,而这就为中产阶层如何在民主浪潮中实现自身的正义转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可能,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不值得信任的群体,相反,他们是我们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争取民主自由时可以获得力量的必要来源,也是我们必须要加以支持的群体。

  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呼声也正在改变中产阶层在社会现实中的地位和角色,他们同样要面对残酷的政治体系对他们所采取的不间断的掠夺和压制,尤其是在宪法无效、法律虚假、道义荒芜的今天,中产阶层和底层民众一样都不能享有生命和财产的保障,大部分人成为了这个制度的短暂获利者后被专制体系迅速抛弃和消解,最终成为没有踪迹的人,这种状况也同样为这一个较为特别的中间阶层提供了必要的转变契机,那就是,他们已经并且正在开始明白,他们目前所拥有的,不过是暂时由他们支配和享有而已,因而,这就构成了当代视野下的中产阶层进行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及其多样要素,在这一点上,并不存在特别的阶层对立和阶层疏离论,虽然必然地在中产阶层和普通民众此两种群体之间存在着某些障碍,但是我们知道,大多数中产阶层并不一定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部分,相反,他们很可能已经被驱逐出既得利益这个集团之外,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并不享有思想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的权利,而这也同时应当是他们所要享有的和不缺失的基本权利,但是,要想获得中产阶层进行民主转型的动力和资源,则需要来自于此一群体对于中国现状的主动要求和积极参与,而不是仅仅依靠某种外在的趋势迫使他们进行思想和行动的变革,尤其是在当制度严重缺失并正在接近失控、濒临崩溃的政治格局之时,这种转型的难度将远远高于我们已经认识到的部分因素和对此群体的期望,这是因为,公权力所形成的障碍既是明显嚣张的,也同样是灰色暧昧、不可掌握的,而私有公权力时代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它并不保障每个人和某些人,而只保障属于它自己的利益最大格局。


脱身资本泡沫和政治骗局

  在由一般中产阶层和大中产阶层所主导的金融及经济格局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的一种资源体系时,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他们来说,思想及道德格局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体现,却反而比过去显得更为狭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来自于一个世界性的和大陆区域的共同困境,因而,当中产阶层的未来这一命题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这其实并不意味着一种明朗的状况,新的不平等不断滋生的重要原因在于,资源的缺失对于我们来说是共同的而不是相对的,在没有足够保障的前提下,资源并不会成为推动民主转型的有效力量,明确来说,虚假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得到拓展相反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不可信赖,旧的制度和恶的政治不可能给他们带来真实的希望,一部分觉醒起来的中产阶层开始介入政治空间以期望得到平等的对待,但却又不可避免地在陷入“资本泡沫”之后也同时深陷于“政治骗局”的危险之中,这种区域性的性质成为了他们走向未来及过渡转型时的一个重要特征,以及由此而来的另一种中产特征,也即“语言贫乏”的迷失和“情感枯竭”的空虚,当中产阶层离开底层民众而成为他们自身的孤立群体时,他们正在失去的就不再仅仅是前行的动力,而更可能失去的是在政治体系中的被歧视的平等关系,与此同时,中产阶层还要回答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政治权利共同缺失的状况下,是否能辨别真实存在和虚假伪善的界限,而这种检验的形成又必须依靠于在中产阶层与公民运动之间相互支撑的关系,当中产阶层开始明确自身的职责时,他们首先将会比过去更加明确真实存在的力量和对于制度变革、民主转型的积极作用,除非他们已经主动放弃这种对他们自身而言极其有益的开端,而倘若如此,那么我们也就需要看到,当人治时代还在继续时,这种不可避免的危险倾向将会产生的后果只能是,越来越多的异议者从中产阶层的队伍中脱身而出,最终,他们会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人参与到民主的公民运动中来,这是因为,政治骗局之下,一定会影响到作为个人的命运和遭遇,而这就是中产阶层如何实现他们在新的时代中获得未来空间的可能路径。


“新政”下的重压

  当一个以表面上实行反腐败但却在实际上其实仅仅是进行内部清洗的作秀式“新政”开启之时,我们必须要警惕来自于这一特定群体他们的反应、表现和动向,这是因为对于未来的中国而言,要实现民主的道路其实远非想象得那样容易简单,尤其是在经济格局表面繁荣实际破产的虚拟泡沫时代这一状况之下,我们既缺乏有效的用于推动和建设的民主环境(打压依然存在,并且日益收紧),在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共识早已破裂,尽管中产阶层不等于精英阶层,然而,复杂的疏离和全球性危机必然会成为中产阶层进行消极观望的理由和借口,而要想实现自身群体的合法存在,中产阶层又必须要担负起为民主浪潮进行资源整合的重任,这种分裂的、难以衔接的状况必定会带给他们难以承受的重大压力。


提炼普世价值、开启未来之门

  而中产阶层对于未来的期望,也必然会导致并推动在政治制度及民主变革层面上的变化和作用,这不仅是因为在人权及自由上,他们和底层民众一样都有着迫切而必要的需求,同时也因为,当中产阶层介入到具体的公民运动之中时,我们也一样地需要对自身的权利作出回应,尤其是在“新政”、“党内民主”、“摸着石头过河”和“反腐败”已经对于目前的政治格局毫无作用时,这种困境也将预示着对于中产阶层而言的一种前景,也即对那些依旧沉浸并幻想靠着“休眠疗法”进行政治欺骗的状况,中产阶层首先就要面对一个政治生态越来越糟糕的局面,当民主环境严重缺失时,谁能够保障中产阶层的社会和生活权利呢,同时,不仅如此,当文艺复兴和民族复兴同时被验证为仅仅是一种虚伪、劣质的噱头之后,中产阶层必然会经由痛苦的反思和倍加愤怒的状态卷入到民主阵营的广阔阵线中来,从而,他们也将会因为他们即将要面对和所承担的一切职责,成为民主浪潮的依托性力量,成为并且成就制度变革的基础前景,并由此真火的锤炼,去除原罪、回返信仰、抛弃感官刺激功能的病态而又变质的“极端唯物主义”,甄别并彰显人格的群体力量,使资本财富、社会地位转化为推动民主进程的有益资源,参与制度革命,依托底层民众,用理性智慧首先缩短贫富差距,继而恢复理性的科学建设。

  这就是在一个表面新政其实腐朽的专制独裁时代,我们对于那些正在觉醒过来的中国中产阶层所抱有的期许,我们丝毫没有认为他们不是来自中国民众阵线中具有民主思维的群体,相反,在他们之中仍然存在着真实的人格和坚持的信念,他们应当和我们一样,依靠对于共同信念的理解,从普世价值中提炼出平等广泛的人格意识,尽管无论对于哪一方,都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和思想的冲突,但是,只要他们愿意从历史陷阱的内在性贫穷中觉醒过来,那么,中产阶层的未来就不会成为一个幻影,更不会成为来自权力集团继续恶意掠夺的对象,反而能够成为打造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人格及社会底线”最活跃、强大的一群,同时,我也相信,在此一个复杂变化的时代,没有人愿意去成为和这个时代相背离的群体,如果有一天,我们开始听到民主的声音,那么在这种声音中,也一定有着他们的一份。

  因而,从政治学原理到现实性状态,中产阶层对于民主转型和制度变革所具有的时代性含义,都将需要通过对自身群体的思考及突破,才能够起到在现实中的重要跨越,除非他们认识不到自我存在的必要主张,但无论如何,作为一种期望和要求,这种认识将会贯穿在他们的时代进程之中,没有人能够无视这个时代的原因在于,我们都包含在一起,而外在的差别仅仅是一种可以被消除的、微小的和细弱的障碍,对于制度变革的这种愿望,不会就此消失,相反,正是因为存在着中产阶层这样一种事实上的群体,也就同时存在着相关联的和不可分割的诉求,这既是对现状的梳理,也是对权利的愿望,直到最终实现,并成为相融、互助、平等的社会格局,而这就是中产阶层最终能够获得未来的一个重大的和必须具备的良好开端。尤其是在制度变革的钟声快要被我们敲响之时,更是如此。

(关键词:中产阶层 民主转型)

2013年1月9日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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