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共不改,中国会发生革命吗?”

彭涛



  自去年初薄王事件爆发以来,在中国大陆朝野两个层面发生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政治事件和社会变化。为此,海内外学界和媒体对中国政治及社会形态的转型问题则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诸如“中国当今是否会发生革命”或“中国民主转型离破局还有多远”等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此同时,为促进中国社会的转型,一些学者和知名人士还向中共高层提出了推行宪政改革的倡议。最近在中国发生的《南方周末》及《新京报》等媒体反政府管制新闻的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包括传媒界在内的各界人士和网民的强烈反应,激起了一个反对新闻检查和要求媒体自由的浪潮。在这次“南周事件”中,一些党媒或官媒也纷纷参与了抵制转发中宣部指令的《环球时报》社论的活动,官民双方最后几乎打了个“平手”,政府被迫以妥协而“平息了”这场风波。这个“罕见”的结局,给中国媒体人士争取新闻独立与自由增加了筹码,将人们对中国未来政治走向的期望重新给予了定位,也为再次讨论“中国是否会发生新的革命”或“中共不改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等课题提供了新的养料。为回应近期中国政坛和民间的诸多动态和讨论,笔者试图在此对上述提出的问题作一个简略的讨论和表述。


不同的观点和见解

  一般来讲,要讨论一场政治或社会革命是否发生,首先得弄清楚产生一场革命应具备的一些基本和可能的条件(或曰必要的和充要的条件)。中国目前已经具备了发生一场新的革命的条件了吗?对此,在学界和媒体的一些讨论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表述:一种认为,中国目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临界点,如果执政党不主动推进宪政改革,中国当前或不远的未来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一场政治或社会革命;另外一种则认为,虽然中国目前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面问题重重,但离发生一场政治或社会革命还比较遥远,革命所应具备的条件还尚未成熟,云云。前一种观点多从媒体或经验的视角来表述,而后一种则通常依据学界的理论分析而得出。下面,笔者就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看法在此简单地介绍一下。

  美国学者赵鼎新在他的一篇题为“当今中国会不会发生革命?”的文章中借助西方的有关理论对中共统治的稳定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与革命发生的可能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合法性”是事关一个政权稳定与否的关键。在文章中,他认为,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大都建立在“三种理想状态”基础上,即“意识形态型”(“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是基于一个被民众广为信仰的价值体系”)、“绩效型”(“一个国家统治的正当性来源于国家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和“程序型”(“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是通过一个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程序而产生”),并指出,国家的合法性一般都不会只建立在其中的一种理想类型上,“都是这些理想类型的一个混合体”。“但是,在某一历史时期内,某一理想类型往往会成为一个国家统治最为重要的基础。”在对中国合法性问题及其前途进行分析之后,赵鼎新得出结论,“中国并没有马上就爆发一场革命的危险”,主要原因是:一、中共的“绩效合法性”(如经济发展仍然迅速和百姓生活水平保持快速提高等)“还能维持一定的效力”;二、“一个人们广为接受的反体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被降低,因为“中国知识份子在近年来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幷且他们发表言论的渠道也大大增加”,“他们不会急于鼓动革命”;三、在中国经常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不会成为“革命性事件的可能促发因素”,“中国大规模爆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阈值因此较低,社会矛盾也不容易有大规模的堆积”,“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从而大大缓解了中国群体性事件走向政治化的倾向”,等等;四、中国“国家领导每届五年”和“每任不超过两届的做法”,“送走了人们已经厌烦了的领导”,“给了人们一种新的想象和希望,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赵鼎新对中共现政权在意识形态、绩效和程序三个方面的合法性作出了一个较为肯定的结论,即:中国政府的合法性目前还没有受到摧毁性的挑战,现存体制还能长此以往(即使中共“不改”也不大可能发生革命)。

  与这种观点相近,研究转型问题的学者张博树在其《中国民主转型离“破局”还有多远?》一文中推断:“未来中国的演变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党国体制苟延残喘,死而不僵,只要它还有腾挪余地,把对臣民的安抚和对公民觉醒、反抗的压制尽可能处理得‘说得过去’,又把党内权斗限制在不至于‘翻车’的范围”。另外,他在其文章中还提到美国中国学家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的《韧性威权还能维持多久?》一文,并援引了黎安友的观点。他写道,在黎安友看来,由于“中国共产党执政集团充分汲取了前苏东共产主义政权垮台的教训,有效地改进了统治方式,实现了最高执政权的相对顺利的接替,保持了党的形式上的团结,又在收买精英阶层、打压异见方面颇见成效,这个体制并没有迅速衰落的迹象”,等等。

  另外一种看法则与之相对,认为,中共如果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就将面临革命和动乱的危险。李伟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直接表示,中共新领导层“你不改,那就是革命了”,其理由是:“信息屏蔽已经被颠覆了”,中共的极权统治模式到了一个革命发生的临界点,“以信息屏蔽为手段的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在经济方面,中国“3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已经走到尽头”,分配不公,“基尼系数达到了0.5”,经济遇到了拐点,“随时随地可能爆发问题”;另外,“这30年,民权的压力纍积之后逐渐到了一个临界点”,民权运动高涨已成为普遍现象,等等。

  很多中国大陆的著名知识分子也支持或持有类似的看法。包括张千帆等人在内的七十多位中国著名学者在其发表的《改革共识倡议书》中阐明,中国的改革现在再次处于十字路口,中国急需在改革的总体方向上(如在民主、法治、尊重人权等宪政原则上)达成共识,并认为,如果中国在政治上不及时进行宪政改革,官员腐败、民怨与各种社会矛盾将达到危险的临界点,中国则可能重新陷入“暴力革命的动荡和混乱之中”。

  卢麒元在其《明亡的教训--兼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文中也指出,中国现实的状况与明朝末期惊人的相似,士大夫阶层(特殊利益集团)“把持舆论、操纵行政、兼并土地、控制工商业,为维护贵族和大地主利益(利益集团私利),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他看来,“明亡于税政”,明朝的经济体制改革(即张居正的变法)始终没有得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最后不得不以失败告终,跟中国现实的改革状况很相近。中国当今的政客甚至还不如明朝的张居正,张居正尚“可以重新清查土地”和“可以以资产为课税依据”,而今天的中国领导层“太可悲了,竟然不敢公开个人收入和个人财产,竟然无法以资产和资本作为课税依据”。卢麒元认为,“张居正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变法局限于经济政策变通,而未能升级为系统的政治体制改革”,以致“未能在权贵与平民之间建立起稳固的利益平衡机制”,皇权专政失去昌明税政的支撑,“民权衰微,则官权横行霸道,以至于最后官逼民反”。也就是说,跟明亡前期一样,中国现在如果不改变其严重失衡的政治和权力结构,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一个公平高效的税政”,就会面临政权垮台和革命爆发的结局。


多种可能性和因素

  这两类观点从各自和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我不改,你怎么办?”这一问题,都有其在理论和经验上的强势,都在不同层面和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目前的状况,为认识和判断中国社会的状况及走向提供了借鉴和帮助。但是,这两种看法却都不能被看作是对中国现实状况的“准确”(或精准)的写真与描述,都有被今后发展的事实“证伪”的可能。也就是说,不管通过什么样的认知方法(理论式的或经验式的分析和观察等途径),都不可能绝对而精确地预估中国未来的发展情况。因此,“中共不改,中国是否会发生革命”这一问题就不能简单地用“会”还是“不会”来回答。这一问题的提法涉及到一个多意或不严格的假定或预设。人们可以提问:“不改”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绝对的或一点都不改,还是指不按照反对派所要求的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那样去改(不改的程度问题),或者改的速度不够或太慢?另外,“发生革命”的条件和时间也非常难以(或无法)得到准确的限定和把握。从这个考虑出发,并为保险和可信性起见,一些(持较为保守观点的)学者和分析人士则将其否定“发生革命”的判断在时间上作了一个限定,也就是称:中国“马上”、“近期”或“短期内”(如五年或十年之内)没有爆发革命的可能,等等。实际上,这个限定就等于是对“中国总有一天会发生革命(如果中共不改或阻挠改革的话)”的断言的一种变相的肯定。中国今后发不发生革命和什么时候会发生革命,谁也不能断然下一个明确的结论。中国即可能十年二十年乃至更久都不会发生革命,但也可能下个月或者明年就会发生革命。阿拉伯之春 “茉莉花革命”的爆发,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它说来就来了,甚至连像中国近年来频繁出现的“群体性事件”般的“前奏”或“预演”都未曾有过革命就发生了。茉莉花革命爆发前的突尼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状况(与其相邻的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尚处于“较好”或比较“正常”的状况,并没有要发生一场将改变整个阿拉伯地区乃至影响世界政治的“民主革命”的迹象。

  也就是说,在中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和具体由何种因素而引发却是不能确定的。在中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首先取决于国家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即: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相冲突、执政绩效低劣和政权产生及行使方式的不民主,等等。如上所述,在对中共政权合法性的讨论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中共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否与社会“公知”和一般百姓的价值观(如民权意识等)相融合?中国经济是否还能继续保持稳定和良性的发展?中共的一党专制政体是否还能让大多数国民继续所接受?对这些问题,不同的看法和观点有着不同的回答,且各自都有各自认为可信的依据和理由。其次,决定在中国可能发生革命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国家对社会在各方面的控制和管理能力的失败和衰减。中共有没有能力继续全面控制社会和是否能不断地适应各种变化而提高其治理能力?中国不断发生的突发性群体事件是否最终会走向政治化而形成全国性运动?针对这些问题,坊间也有着不同的回答和栓释。另外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则是,精英阶层(有实力或影响力的上层阶级)的态度与抉择。也就是说,精英阶层在政治上的蜕变和反动是决定中国能否最终发生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外历史上,大多数革命的发生都与精英阶层的参与和推动有关,如法国大革命、台湾的和平转型(也算是一种革命)、前苏联的崩溃、埃及的民主革命等。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其基本原因是这之前的“三级会议”的三个有实力和影响力的最高社会等级(即僧侣、贵族和民营企业家)对路易十六王权的削减和反动。台湾政治民主的和平转型的最后成功与蒋经国在这之前的开放党禁报禁密不可分。戈尔巴乔夫推动的改革亦是前苏联崩溃的必要前提。埃及军队的倒戈是决定最后结束穆巴拉克专制统治的重要一环。一般来说,革命都是精英阶层的事,没有精英参与和推动的革命大多数都很难最终成功,正如在中国发生的大多数大规模群体事件最终都未能形成全国性政治运动一样。

  在笔者看来,一个(在专制体制下发生的)政治或社会革命的孕育一般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一、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等出现严重问题和危机;二、随着危机的深化,精英阶层在价值取向和制度认同上与国家统治思想出现裂痕与分歧;三、部分或相当数量的实力精英参与或投身制度性的变革运动。而第一和第二阶段则往往几乎是同时出现的,第三个阶段是前两个阶段发展成熟后的一个突变阶段(即精英阶层在观念和态度上的急剧转变),它可以随时出现和形成。就目前状况来看,中国现在正处于第二个阶段,即精英阶层(官僚权贵阶层、民营企业家阶层和知识精英与社会名流阶层)开始出现分化和对现存体制持怀疑或不满的态度。薄熙来事件亦是执政党权贵阶层内部在思想与行为上出现分裂与公开翻盘的一个事例。薄熙来被外界指控企图搞“政变”以篡夺中共最高权力。如果薄熙来果真有此意图和准备,并将其付诸实践,如挟天子以令诸侯,或割据一方以分庭抗礼,势必从根本上动摇中共政权,引发一场全国性政治运动或革命。前不久在中国发生的“南周事件”已明显表明,知识精英和社会知名人士乃至官僚阶层部分成员对《南方周末》编采人员反抗中共广东省宣传部新闻审查行动的同情、支持或参与,导致了一场全国性声讨和声援运动,最终致使中共高层不得不采取妥协和折中的办法来解决和淡化该事件。这次“南周事件”后全国一些党刊拒绝刊登环球时报社论和《新京报》社长“辞职”以示反抗,以及前不久一些著名知识精英发出的“改革共识呼吁书”和《炎黄春秋》的“宪政”呼声,均是中国知识精英在意识形态上与国家统治思想决裂的表现,也是中共党内媒体部门与中央宣传政策的之间的公开冲突。

  今后,在中国是否会发生(暴力的或和平的、政治的或社会的)革命取决于多种因素和条件(如上所述),但最富于影响的因素应该是:一、中共执政党内部的变化,如:某权力人物和派系推动政改(像当年台湾的蒋经国和李登辉),执政党内部派系争斗公开化和激化(如薄熙来似的极端人物发起政变等活动);二、中共统治理念和行为与民愿和民意的冲突加大;三、中国经济和政府财政危机导致苛政和社会无法接受的税政等执政危机;四、社会各阶层精英们(特别是民营企业家阶层和知识与文化精英阶层)对现政权的背离和反动;等等。因此,中国今后发生革命与否,很大程度上则要看中共权力或权贵阶层的分化程度如何,要看中共高层是否会出现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式的人物(尽管很多分析人士对此不报信心或不将其视为变革的一种必要条件),也还要看中国经济和财政是否得以保持稳定发展或陷入危机。某种体制外反对派推动的革命(如由中国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和由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目前的中国还没有发生的可能,中国现在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和建立独立于中共之外的政党的基础。体制外的反对派在中国大陆尚未能形成有组织的力量,而在海外的异议组织和团体却鞭长莫及,大多只能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体制外反对力量要想主动打破中国变革的僵局,其最有效的途径仍然是,在执政党内寻找或“制造”其代理人和共识者,并与之联手推动政治变革。

  其实,中共愿不愿意“改”已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中国已经处于某种“变革”的状态。从长远来看,“变”是必然的。一旦开了“改”的头,就不可能停下来或在半途打住。不到根本的制度性变革,这个“变”的进程就不会终结。不管执政党愿不愿意继续“改”下去,这个“改”是不会停止的,只是其“改”的方式及其速度或进程具有很大的或然性而已。

  现在,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会不会发生革命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暴力的或和平的)爆发革命的问题。在中国,革命随时都可能发生(如由某一大规模的突发性事件促使精英阶层与反抗民众的联手),多种因素和契机都可能引发革命,一旦某一事态发展到一个极限,就会出现墙倒众人推的局面,革命便不可避免。但是,也可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也不会发生人们所预期的那种政治革命(政治制度的变革)或社会革命(政治及经济等制度的变革)。历史和现实往往跟人的经验和认知能力“开玩笑”,时常让政客、学者和分析家们目瞪口呆和哑口无言。中国新的一场革命何时到来,我们将拭目以待。

2013年1月21日
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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