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义和团”到“文革”中国人应该总结和反思什么?
——夜读偶记(之三)


晓 明



  近读中国的近代历史,1900年发生“义和团”动乱,时隔65年后,1966年又发生了“文革”动乱,两次动乱都是大浩劫,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都是巨大的灾难,是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血的历史教训。事过境迁,回首当年,从这两次巨大的灾难中,国人应该总结和反思什么呢?

  筆者认为,劫后余生的人们、特别是“文革”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回顾和反思这些历史,至少有下列几个问题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一、“义和团”动乱和它所造成的巨大灾难

  从近代历史的记载中人们可知,“义和团”最早来源于“义和拳”,而“义和拳”乃白莲教的一个分支,早在清代咸丰年间就已存在。一开始他们的口号是“反清复明”,这是毫无时代进步意义的复辟倒退。他们最初盛行于黄河流域各省,以崇尚神灵和封建迷信为宗旨,是黑社会龙头老大那样的组织。到了十九世纪末期才发展到山东、河北等省而改称“义和团”,口号也变成了“扶清灭洋”,同样是一个错误的口号。他们始终没有一定的目标和宗旨,完全是一群愚昧无知的暴民,利用封建迷信和鬼神,专干杀人、放火、抢劫、排外的乌合之众。它的产生绝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外国传教士的传教,而是因为中国长期的封建独裁统治,闭关锁国,加上长期的封建迷信落后思想文化的侵蚀所致。因思想意识落后,又长期生活在困苦中的饥民对天灾和人祸有无穷的忧虑。一旦受到某种外来的煽动就很容易演变成愚昧无知的蠢动。正是因为这些,完全迎合了“义和团”这样的民间秘密组织,使其能迅猛发展,吸引许多农民加入其中。另一方面,那时的大清统治者们开始是镇压围剿“义和团”的,而后又转为支持“义和团”,企图利用这群愚民的“扶清灭洋”主张,终于导致了一场屠杀无辜,摧毁文化,盲目排外,并主动对列強宣战,使八国联军找到了入侵的口实,一场大灾难终于不可避免。

  在“义和团”动乱波及的地区,这群愚昧无知的暴民,他们盲目排外,所到之处,乱打乱杀“洋毛子”,也杀“二毛子”,撬铁轨,倒电线杆,毁教堂,大肆抢劫。据史料记载,在“义和团”暴乱期间,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和两万多名信教的中国人被残杀,更有数不胜数的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也被杀害,仅北京及附近地区死于“义和团”之手的就有十数万人,甚至连受国际法保护的外交官如徳国外交官克林德、日本外交官杉山彬等人也被支持“义和团”的清军杀害。

  “义和团”动乱的实质就是反人类、反文明的拳匪暴乱,这是当时朝野上下共同的结论。在那时的历史记载中,“拳匪”一词比比皆是,无论是各级官府的上奏、告示,还是文人的各类著作、新闻报道,乃至一般人的口头议论,“拳匪”这个称乎成了“义和团”的唯一称,从当年大量的史料记载都清楚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如:

  “及拳匪据涿州,朝议剿抚不决……”(引自小横香室主人所辑《清朝史料下卷》的《刚毅导匪入京》一条);

  “拳匪之事,当刚(毅)赵(舒翘)查验时,是一祸福转捩关键。”(引自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

  “迨奉命抚拳匪,一奉命于毅,不敢持异同”(引自费行简撰写的《现代名人小传》);

  “拳匪入京时,太监在孝钦左右为之先容……。拳匪偃旗收械……拳匪气焰不稍退步,转加厉也。”(引自王守恂撰写《杭居杂记》);

  “拳匪起于山东,而祸大之发,乃在直隶,……试拳厞妖述不验,斩之以循。……缉办拳匪为务……。匪于山东不能驻足,则尽循而至直隶。”(引自柴萼所著《梵天芦丛录》卷二《庚辛记事》);

  “拳匪于右安门內教民居,无老幼妇女皆杀之……”(引自李悉圣的《庚子国变记》);

  当时的许多地方志中亦几乎盖以“拳匪”称之:

  直隶《迁安县志•坛庙》:“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匪盘踞庙内……”

  直隶《沙河县志•兵事》:“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起,以仇教为名,大肆焚掠。”

  山西《新绛县志》:“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自沃以来,称得异人传授……”;

  山东《清平县志•记事》:“拳匪暴动,境内电杆悉毁”;

  辽宁《辽阳县志•卷首》:“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祸,拆铁路,焚教堂”;

  辽宁《开原县志•兵事》:“光绪二十六年,因拳匪之乱,俄人入境。“

  当年的《中外日报》、上海《申报》等对拳匪动乱亦有颇多的报道。根据这些报道资料,1901年所编撰的《拳匪记略》,刘孟扬撰写的《天津拳匪变乱记》,1907年出版的清政府直隶官员及清军镇压“义和团”的电文资料汇集《直东剿匪电存》,1911年出版的天津一带“义和团”目击事实记录《拳匪闻见录》等等,该以“拳匪”称之。

  从以上所引述的史料可知,“拳匪”一词在“义和团”事件的记述中使用的普遍性,说明当时中国社会对“义和团”之“匪徒”性质是普遍认同的。就连被国民党称为“国父”、被共产党称为“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先生,也把“义和团”称之为“拳匪”;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先生1918年在《克林德碑》一文中也痛骂“义和团何等可恶!”是“国耻”,是“专制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的产物。这些都是何等正确的结论啊!

  然而,到了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大陆夺权建政后,“拳匪”这一称谓被否定了,“义和团”动乱变成了“伟大的农民运动”,变成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在当今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义和团”的记述仍然继承了这一思想;甚至某些报刊和学者也不时发文,对“义和团”运动倍加颂扬……等等,极大地搞乱了国人的思想,毒害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使神州大地灾难连连,这是我们必须首先要认识和反思的问题。


二、“文革”动乱更是艮古未有的历史性大灾难

  1966年5月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发出后,标志着“文革”动乱的正式开始。可以说这是对当年“义和团”动乱的继承和发展,并有所创新,给国家和民族所带来的巨大灾难更要远远超过了当年的“义和团”动乱,这是国之不幸,民族之不幸,是国人早就有的共识。

  “文革”动乱的发端始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那是毛泽东指示他的妻子江青和上海市委组织的,这是“文革”动乱的舆论准备阶段。从1966年初开始,在毛泽东的导演下,全国开展了对《海瑞罢官》及“三家村”和其它一些文艺作品、哲学、史学领域的所谓“革命大批判”,这是“文革”动乱最初的表现。随着大批判的深入,“文革”中的“红卫兵”组织于1966年的5月下旬开始出现。这是由于那时整个社会着力宣传毛泽东的舆论影响下,特别是在6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出来后,遭到了北京新市委的压力;然而这张神秘的大字报是有来头的,大字报的作者面对压力不但毫无退缩,反而敢于以傲慢的神采四处宣扬“过几天你就会知道了”,使这张大字报出现的背景显得更为神秘。此时一些中学生(特别是那些出身于髙干家庭的子弟)似乎敏感地领悟到中国的最髙领导人毛泽东与大字报有关。如是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分析形势,先后有清华附中、北大附中、北京地质学院附中……等等几所中学的学生,先后秘密地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一类的学生组织,即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宣称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髙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就是这么一批由狼奶哺育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秘密组织,在文革开始深入发展时受到了刘少奇所派出工作组的压抑,被指为“非法的反革命组织”。但,这些学生们在“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思想指导下,清华附中红卫兵于1966年6月24日贴出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宣称要“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髙喊“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7月4日又贴出了《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重申了他们的“造反理论”。7月27日又再次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引用了毛泽东的“最髙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表示要“无限忠于毛主席,最坚决、最勇敢、最忠实地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髙指示。”

  8月1日,毛泽东不寻常地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表示热烈地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公布了毛泽东的这封信,这就等于将毛泽东与刘少奇对待红卫兵根本对立的态度公诸于世了。支持红卫兵是鼓起青年人对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这正是毛泽东要把文革深入发展下去所需要的。伴随着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全面展开,毛泽东语录被用来作为一种特殊武器,被排印在报刊上。所有的宣传媒体都在大张旗鼓地宣传毛泽东思想,号召人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资本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旧文化、旧思想,破“四旧”,立“四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等等,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疯狂地步。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学生、教师几近上千万人。从此,“红卫兵”动乱就像一场前所未有的大瘟疫一样在神州大地流行开来,大串联,红色恐怖,使全国处在一遍混乱之中。抄家成风,砸庙宇,无数的文物古籍被毁;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一场随意乱抓人、打人,随意对人批斗、遊斗,逼人自杀、甚至把人活活打死的事件在各地屡见不鲜。首当其害的是那些名作家、名演员、学者、专家、学校的领导者、教师以及那些被戴帽的所谓“地、富、反、坏、右”份子。仅以北京地区为例,在1966年8月的红色恐怖中就有1700多人被活活打死(有的是被逼自杀而亡)。其中崇文区死139人,东城区死116人,西城区死333人,海淀区死124人,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仅六天时间,在全县十三个公社的四十八个大队,先后杀害了“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被杀者中年龄最大的84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有22戶人家全被杀绝,这些都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凶杀大案。再如北师大女附中校长汴仲耘之惨遭打死,著名作家老舍被逼投湖自杀;著名翻译家傅雷夫妇被逼双双自缢身亡;髙中学生王光华仅因对“血统论”提出辩解就被非法关押,最后被打死;八十多岁的退休老工人徐霈田惨遭“红烧”、“勒死”……等等,都是令人震惊的凶杀血案;全国各地类似这样的恐怖残杀事件几乎到处都有,数不胜数。

  到了1967年,自上海的所谓“一月革命”开始,“文革”的发展已进入到全面“夺权”和“反夺权”阶段,在毛泽东、江青等的挑动下,这时单纯的“红卫兵”组织已经为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所替代,他们谁都声称自己一派是“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而攻击对方的组织是“保守派”,从而开始了两派的长期斗争,甚至发展到动刀、动枪的武斗,给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两派的斗争实际上后面都有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在支持的,否则这种斗争是不可能深入持久的。伴随着这种斗争的深入发展,从1967年秋冬开始,在一些地方出现了随意抓人、杀人的惨案。最典型的是湖南的道县、卲阳等地,无辜被惨杀的群众(尤以“四类分子”为主)几近万人。在1967到1968年间,内蒙有一万多人惨遭杀害,云南则有两万三千多人被非法杀害。更为严重的是广西,1968年发生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各地革委会和武装部的组织,或者是支持、默许下,就有近十万无辜的羣众惨遭杀害,是全国乱打、乱杀人最多的省区。

  除了上述这种在毛泽东邪恶思想指导下,由各级掌权者组织、挑动凶手们的乱打、乱杀而残害无数之生灵而外,更有共产党夺权建政的开国元勋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及一批中、髙级干部如李立三、张霖之、田家英、邓拓、阎红彦、张学思、陶勇;作家赵树理、杨朔、闻捷、李广田;学界名流吴晗夫妇、剪伯赞夫妇;文艺界名流严凤英、舒秀文、上官云珠……等等,都惨遭迫害至死,或含冤自杀而死;还有那些因反对文革,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是经法院正式判决处死的,实际上是毫无法治可言的一桩桩天大的冤案,如林昭、遇罗克、陆洪恩、史云峰、刘凤翔、张志新、李久莲……等等一批知识精英被非法处死。这些都是国之不幸,是民族的悲痛。

  “文革”中所遭受的惨重损失,按照已故中共领导人叶剑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人,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而按已故领导人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说法,“文革”期间国民收入损失五千亿元人民币,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元人民币。

  这些数字虽不一定准确,但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却是确定无疑的。尽管至今尚没有官方公布的大灾难统计数字,“文革”动乱是一场对“人”的革命,是对“文化”的革命,是对“文明”的反动,是比“义和团”更为恐怖残忍的反人类、反文明的暴力动乱,这无疑是当今中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共同结论。


三、“文革”动乱所造成的一切灾难其源盖出于毛泽东

  “文革”中的一切罪孽都是令人发指的,是历史罕见的。而这些累累罪恶的造成,其根源就在于毛泽东,在于他親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为非作歹的疯狂动乱,在于他那邪教式的思想自始至终之巨大毒害。

  毛泽东自己曾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其实他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造反者,和历史上那些农民造反者如李自成、洪秀全……等等一类的人一样,“打江山,坐江山,当皇帝”是自己终身追求的奋斗目标。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如果用二十八个字来概括,“残害生灵,误国害民,翻云覆雨,出尓反尓,荒唐无比,荒淫无耻,自我标榜”,可说是恰如其分的。他绝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而是在中国上千年才出现的一颗“大灾星”。

  正是这么一个中国有史以来罕见的魔鬼式的人物,在他夺得政权后,从1950年开始,他不是领导人民建设自己的家园,让人民过上和平安宁的幸福生活;而是一次次的折腾中国人民。从剿匪、反霸、土改斗地主开始,到其后的“三反”、“五反”,统购统销,肃反,对手工业、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反冒进,“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反右倾,反瞞产,“四清”等等一系列的所谓“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把个好端端的中国搞得满目凄凉,哀鸿遍野。仅仅十多年的时间,无数的人遭到迫害,被批斗;近百万人被打成“右派”,被劳教,被抓捕入狱;数以百万的人被杀害;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反瞞产等等荒唐之举而带来的大饥荒使近四千万人被活活饿死,这都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所有这些罪恶,都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

  毛泽东的这些罪过必然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和抵制,如刘少奇等一些髙层领导人就不认同毛泽东的一套。因大跃进而造成的大饥荒,近四千万人被饿死,刘少奇就曾当面对毛泽东说:“饿死人那是要上书的”。从1960年开始,作为那时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国内的经济建设上实行了“调整鞏固,充实提髙”的方针,并在农村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策;在外交上实行“三和一少”的政策。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在农村)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广大的农民才免遭继续被饿死,这是功载史册的。就是那时的许多学者、文人,此时也出现了不少学术上的新观点,出现了针贬时弊的杂文、戏剧、小说之类的作品,隐晦地暗指毛泽东的一套胡作非为。

  然而这些正确的东西毛泽东非旦不满意,并且恨之入骨,不能容忍。虽然在1962年的中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也曾作了几句不痛不痒的所谓“检讨”,事实说明那是假的。很快他就开始了反击,“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阶级敌人的翻案和反攻倒算”,“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等等,就是此时提出来的,并且立即付诸实施,在全国开展了大搞阶级斗争的“四清”运动。

  毛泽东为了他的罪恶不被人清算,为了在他死后不被人鞭尸,像前苏联独裁者、迫害狂斯大林死后被赫魯晓夫彻底清算那样,他想到单有“四清”运动是不夠的。他必须要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来达到他的目的,既搞掉他的反对者,又使他可信任的人在他死后能继承他执掌大权,永远按他的思想和方式来统治中国。经过反复思考,这种方法他终于找到了,这就是全面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关于“文革”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发生发展的过程,许多学者们已多有论术,在此不必重述。筆者仅想说的是“文革”中的一切罪孽,那都是和毛泽东有关的。

  在“文革”运动初起之时,毛泽东就看到青年学生之可利用,他全力支持“红卫兵”。那时忠于毛泽东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取代了中央书记处,成了代理毛泽东行使一切权力的最髙机构,所控制的新闻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和文章,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把毛泽东推上了神坛;特别是忠于毛泽东的最髙层领导人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的领导人陈伯达、康生、江靑……等等,配合媒体的宣传,到处发表讲话,极度赞扬毛泽东,声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要人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经这种邪教式奴化教育的洗脑后,全国就出现了“红卫兵”疯狂“造反”的狂潮,“破四旧”,“批资”、“批修”,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一切“阶级敌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脚”;与此同时,到处张贴的是红油漆、红纸写的毛主席语录和标语口号,加上人人手拿的所谓毛主席的“红宝书”,成了一遍“红色的海洋”;由此全国到处是混乱不堪的局面,打着“革命”的旗号,什么坏事、丑事都可以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随处可见的抄家,毁文物,到处戴髙帽遊斗,批斗,乱打人,甚至逼人自杀,把人活活打死,整个国家成了一个“红色恐怖”的世界,是艮古以来闻所未闻的。

  面对这一切,毛泽东是无比地髙兴。对“红卫兵”的随意打人,毛泽东竟说是“好人打坏人,活该”;1966年8月21、22日,毛泽东给部队和公安部门下达命令,不准他们制止学生,并说“北京乱得不夠,北京太文明了”;毛泽东的忠实爪牙谢富治对红卫兵打死人之事竟说“我看打死了就打死了,我们根本不管”,“不能按常规办事,不能按刑事案件办,过去规定的东西,不要受约束,民警要和红卫兵站在一边”。对各地胡作非为的所谓“造反”,毛和他的支持者们则认为是“敢闯、敢想、敢干、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毛并指示说:“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到了1967年由“红卫兵”运动而演变成两派之争而出现大规模武斗之时,特别是7、9、9三个月全国形势已坏到了极点,毛泽东却在视察各地后得出结论说:“7、8、9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羣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羣众运动都沒有象这次发动淂这么广泛,这么深入。”“有些地方前一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羣众。”由于这一系列的颠倒黑白、信口开河的胡说八道,给那些形形色色的犯罪是火上浇油,是对国家和人民都是极大的伤害。

  到了1967年、1968年一些地方出现的反人类屠杀,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乱批、乱斗,甚至把人整死、打死,毛泽东却大喊“加強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文革’运动的实质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给种种为非作歹的狂潮推波助浪。正是在他的这些魔鬼式说教的煽动下,才出现了草菅人命的种种罪孽。

  文革中毛泽东制造的罪恶是太多太多了,可说是罄竹难书的。仅从上列的简单记叙,人们就可以完全清楚,毛泽东是“文革”罪孽的根源,是整个文革动乱中各种罪恶的始作俑者,这是绝对明白无误的。


四、中国人自己也有值得反思之处

  不论是“义和团”动乱还是“文革”动乱,所有的罪孽都是由毛泽东邪恶思想的毒害、影响,由领导者和组织者们挑动造成的,他们是一切罪恶的始作俑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各种罪恶的产生是由具体的人的直接参与才能完成的,如各种形式打人、直至把人打死,是由形形色色的凶手们完成的。像北京十多岁的中学生“红卫兵”活活打死自己的校长和老师;像内蒙、云南、湖南、广西……等等省区出现的反人类大屠杀,特别是像广西一些地方把人打死后,吃人肉,挖人的心肝来煮食,这种原始时代才有的现象出现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的中国,确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所有的种种打人、杀人等凶杀惨案,都是由具体的人来完成的,有的甚至是十多岁的中学生也成了打人、杀人的凶手,这不能不使我们会想到:中国人怎么了?这个民族怎么了?中国人自己确是值得深入反思的。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都是以勤劳、朴实、勇敢、富于创新而著称于世的,有优良的品质和悠久的文化传统,出现过许多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人、学者,为世界人类作出过巨大的贡献,这是不容否定的。这当然是我们这个民族好的方面,是值得继续发扬光大的。但;同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不足之处一样,中华民族自身也会有不足之处的。

  筆者认为,像魯迅先生所指出的我们这个民族有“劣根性”,即我们这个民族有它自身的缺点,这是不足为怪的。所谓“劣根性”,指的就是“长期养成的、根深蒂固的不良习性”。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揭了我们民族的老底。我们民族中的许多人,不同程度的存在着自私、缺少自侓、排外、欺软怕硬、奴性、读书少、缺乏休养、随大流、好冲动、盲从、容易一轰而起、嫉贤妒能、窝里斗、表里不一、虛荣心强、爱面子……等等,一些人更是贪婪、凶恶、残忍。这些都是长期以来在中国人身上挥之不去之丑陋劣迹,在许多人身上都是不同程度存在的,那怕是在某些领导者或者是名人们的身上也是概莫能外的。正是由于存在这样的“劣根性”,在历史发展演变的长河中,在某种邪恶思想的教梭下,当出现一定的环境和气候条件时,这些“劣根性”必然会自我暴露,找到它表演的场合与时机,成为挑动者、组织者罪恶目的的使用工具,一宗宗罪恶就会连续不断地发生。几千年来的历史演变,屡屡有此等丑恶的事件发生,中国人正是这么一代代走过来的。

  为什么一些人会屡屡成为各种罪恶组织者、挑动者的帮凶,而且表现得是那么的凶恶、残忍、没有人性,不正是这种“劣根性”的存在、并发酵起作用的结果么?假如沒有这些凶残的凶手们的参与,不管那些幕后策划者、组织者如何挑动,许多凶杀惨案也是不会发生的。现在该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深入反思自身“劣根性”的时候了。


五、独裁专制的制度下人的“劣根性”更能充分发挥与表演

  在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中国人之“劣根性”屡屡会淋漓尽致表现出来,除了与为非作歹组织者的挑动、与某种邪恶思想的毒害有关而外,更是和各个时期的社会制度密不可分的。在一个独裁专制的政体下,人的“劣根性”会得到肆无忌惮地充分发挥与表演,这已为许多时代的历史事实所证实。太久远时代的事我们姑且不论,就从上述近世以来的“义和团”和“文革”两次动乱来说,就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

  如“义和团”动乱,从表面上看,它有成千上万民众的热烈响应和参与,实际上它背后的真正策划者与鼓动者则是各地的封建会道门与官绅甚至封建文人。因为当时大清的朝野上下在中国传统文化和独裁的封建政体下,缺乏宽容和自由,愚昧自大的“天朝心态”意识紧紧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如人们看到的在19世纪中叶时,大清的朝野还在为外国公使能否驻京,出任驻外公使是否成了卖国贼,办同文馆学外国语、修铁路、架电线……等等是否有损天朝尊严还在辩论不休。为这些蠢行辩护的所谓“清流”或“大儒”的“清议”们更是振振有辝,简直他们就成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化身。这些官员和“大儒”们在背后支持“义和团”,连大清的最髙统治者慈禧也最终支持“义和团”,使中国人的“劣根性”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个社会没有不乱之理。

  再说“文革”之动乱所出现的种种罪孽,除了与毛泽东邪魔思想的影响、毒害有关而外,独裁专制的政体则是其根本之原因。在这种政体下,毛泽东的话就是“金口玉言”,就是皇帝的聖旨,他的一句信口开河的话,就会把全国搞的天翻地覆;而他在各地的那些代理人、那些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就成了一个个土皇帝。人民不能有自由的思想,没有发言的权利。在“无产阶级专政”、“群众专政”、“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的指导下,对“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各类“阶级敌人”的打击、镇压,就成了迫切的头等政治任务。在这种情势下,打着“革命”的旗号,一些丧失了人性的人,什么伤天害理的坏事、丑事都可以做得出来。疯狂、残忍的打人、乃至杀人,整个社会处在恐怖之中,人人自危,即使敢怒也不敢言,就因为是独裁专制政体之故。

  就是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一些官员的腐化堕落,贪得无厌;一些人的制假、贩假;黄、赌、毒泛滥成灾;各种刑事犯罪居髙不下;各种领域和行业都有潜规则;诚信缺失,道德滑波……等等,这些各色各样的种种丑恶罪孽,可以说都是中国人“劣根性”在新形势下的延续与发展的表现。而这些都是与现行独裁专制的社会制度有关的,如果是一个宪政民主的社会制度,如像英、美、加拿大……等西方的民主国家,或是亚洲的韩国、日本、新加坡,我国的台湾地区那样,虽然也会有种种犯罪的出现,但其发生的普遍性和其数量、特别是它的严重程度是远远不能和中国相比的。可见中国人的“劣根性”能屡屡表现出来成为国家民族的祸害,与我们长期以来的独裁专制政体都是密不可分的。


结束语

  在认真总结、深入反思“义和团”和“文革”两次大动乱历史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条是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指导我们的未来,避免类似事件的重演。像近年来在重庆发生的“唱红打黑”事件,那可以说是复辟倒退、冤案频发之灾难,是“文革”之再现。虽然仅是发生在个别地区之事,如若不是因为王立军与薄熙来反目逃进美国驻成都总领馆而使薄熙来及其他后面血债帮阴谋集团败露,他们极有可能成功的篡夺最髙领导权,重庆“唱红打黒”这样类似“文革”之事就会在全国蔓延,“文革”那样的灾难真有可能在中国重演,这是一个多么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啊!

  在一个宪政民主的体制下,“义和团”与“文革”这样的大灾难是绝对不会发生的;就是像重庆“唱红打黑”这样的事件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总结和反思“义和团”、“文革”的历史教训就显得特别重要。在此基础上,当前最重要的是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祛除党治和人治,建立真正的宪政民主体制。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深入揭毛批毛,把毛泽东批倒批臭,彻底清除他的余毒和影响,中国的前途才是有希望的。如若不彻底的去毛批毛,中国的政改是不可能完成的;既使在某些方面会有些许改正与进步,那也达不到真正政改之目的,充其量也只是治标而不能治本吧了。

  当今之中国新的领导者上台执政,从他们的就职演说开始,他们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如制定党风廉政建设的“八项规定”,动真格的髙调反腐,強调要继续深化经济的改革开放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深入基层体察民情……等等,比起过去的领导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大的进步,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开端,中国人民似乎从中看到了希望,是颇令国人髙兴的。

  人民多么希望新执政者们的这些言论和行动能持之以恆的坚持并深入下去。在当前的反腐行动中,不但要把眼睛注意中、低层的贪腐官员,更要特别要重视髙层的反腐。与此同时,必须立即着手进行公布各级官员财产的工作,这项喊了18年至今仍未能通过的规定,这是世间少有的。只有立即实行这一条,才有利于反腐工作的全面展开。

  在髙调反腐的同时,要认真兑现中国人的“宪法梦”,建立真正的法治,一切依宪依法办事;要开放言论,允许民间办报,建立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要坚决祛除以言治罪,释放因言获罪或其冤假错案被关押的人……。在做好了这些的基础上,开放党禁,由多党竞争执政,由全体公民用民主选举的方法来决定各级官员的人选。这些都做到了,中国的宪政民主体制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人的“劣根性”就会找不到发挥与表演的环境与时机,幸福和谐的社会才能真正建成。这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苦苦追求,更是当今14亿中国人的夙願,但願在这一代执政者的任期内能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就是中国人民之大幸了。

2012年12月下旬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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