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转型的实现途径

罗茜



  随着中国各地近期对政治异见人士、维权者和访民风暴式的打压,新一届中国政府以它的实际行动明确告知社会,它不是在“超越邓小平”而是在“回到毛泽东”。然而,面对这次打压,中国社会的反抗力量也超乎寻常的顽强,不但不见丝毫不见衰落的迹象,反而呈燎原之势,出现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局面。一个民不畏抓、民不畏打、民不畏死的成熟的公民社会在中国出现了。根据社会转型规律,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就是社会转型的开端。按一位著名学者的研究结果说,“现在不是中国社会需要政治转型反映整个社会人心所向”的时期,而是实际上“中国踏上社会转型的征途中”。中国社会转型的方向无疑是从目前的专制政治向西方民主制度转化。这是人们的共识——执政者,包括利益集团也都会用认同这种观点。那么,把西方民主制度作为目标政治转型究竟怎么转?走什么途径?

  当然,社会转型如果能得到有执政当局的配合,主动地转型,那当然是最理想的转型方式,应该是中国的大幸,但是如果实现了西方民主制方式转型,中共首先就会落到非常被动的状态——胜负的格局实际上事先早已经决定了,它已经无法通过主动转型掌握胜负,让自己成为赢家,而是只要按照这个途径转型,它天然已经成为输者。习惯于寄生虫式的生活的中共权贵集团绝对不会这样干。也许有人提出疑问,台湾、南韩、菲律宾和印尼在转型前不也是专制政权吗,不也是由执政当局主动成功地完成民主转型吗?

  中国目前的执政力量和台湾、南韩、菲律宾,甚至和印尼等当年的执政力量都不一样,那些尽管也是专制、独裁的,但是从说法上、理念上,它们总体上还是接受西方民主制的,以西方民主制的理念为意识形态,尽管是口是心非的,挂羊头卖狗肉,像国民党标榜自己从军政、训政到宪政,但是它可以走下去,最终接受了西方民主制并不意味自己失败,甚至可以夸耀就是按照自己原来制定的步骤,走完军政,走完训政,最后又是自己主动走向宪政,但是,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不一样的,从共产党开始建党、开始夺取政权那一天,就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为敌的,是要彻底否定的。如果有一天他们要全盘采纳原来他们一直视为敌对的西方民主制,只能说是它已经成为输家,它承认自己失败,那么多年的斗争、所作所为成为徒劳,绕了一大圈,回到起点,向一生斗争的敌对力量投降,不管采取什么变通方式,这一点都是掩盖不了的。这是他们很难接受的。

  这种失败不仅仅是面子问题,不仅仅是主义和信仰的问题,对目前的中共,主义和信仰已经是骗人的口号,有很多实用主义,甚至是机会主义,它可以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去做。但是既然承认失败,全盘接受了过去认为是错误和敌对那些东西,就意味着你这么多年所作所为是错的,是欠了帐的,你的改造社会,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历史的事件,你就都要负责任。过去可以在冠冕堂皇,义正词严的意识形态旗帜之下把那些都摆脱掉,你可以说为了建设一个共产主义天堂,为了让三分之二人民翻身解放,去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中,所以你要消灭一些人,要一些阶级失败一些阶级胜利,因为阶级敌人人还在心不死,搞各种运动都有理,但是你现在的道理是什么呢?大量的历史的旧帐会翻出来,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就知道,历史的陈帐太多了,没有解决的问题太多了,如果有一天所涉及的人们都起来要一个说法的话,中共承担得起吗?他们会非常不愿意面对的那样的状况。

  还有一个“六四”问题,如果按照西方民主制进行转型,首先遇到问题就是怎样对待“六四”,如何评价“六四”。无论国际社会还是国内民主变革的力量,都认为这是衡量是不是进行政治改革基本的标准?中共按照西方民主制道路转型,“六四”就是第一道槛,绕不过去。但是它如果给“六四”平反,它就会发现,政治改革的旗帜绝对不会在他的手里,而是会在包括“六四”成员在内的民主人士的手里头。因为这些人就是以西方民主制为基本追求的。他们才是正宗,是理所当然的民主运动代表人物。当局永远比不过这些人,在民主的诉求方面也不可能再超过他们的,他们的激进永远会超越当局的步伐,当局只能显得亦步亦趋地跟随,是被逼着、被拉着往前走,不会有功,只会有过,我想中共是不会情愿这样做的。面对已经定下来的胜负格局,他们会拼命抵制这种转型。

  另外,在胜负定局中,历史欠帐这么多,清算就是躲不过去。即使不按照历史来论断谁对、谁错、谁有罪、谁无罪,就是按照现行法律,当前权力集团中也有大量权力持有者涉及贪污腐败等犯罪。这些犯罪在目前体制内是可以受到保护的,他用各种各样方式保护逃避,各种各样的网络保护自己,而一旦发生民主转型,所有人都会暴露在民主审判前。

  目前的官员不说是每个人,但是有相当比例都有各种问题存在。一旦到了可以进行清算的时候,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清算,一条路是赎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除了少量老干部对“三种人”的清算,大量的受害者,知识分子也好,广大基层干部也好,还有出身不好的,株连上千万人基本上都没有进行清算的。就是因为那时实行了一种赎买方式,例如对干部恢复官职,给孩子安排工作,给房子、给车子。对于知识分子平反,提高地位,补发工资,重新安排工作,右派重新摘帽翻案,工人、农民在文革中不是受害者,但是在文革后也得到土地承包、发奖金等实惠,这种赎买方式有效地把社会矛盾消解掉,达到所谓的“水落石不出”——这是文革之后处理问题时的说法。但是现在再用赎买,一是手段已经非常少了,不像当年,一个大包干,几亿农民的问题立刻可以摆平,一个工厂实行奖金制,按劳计酬制,工厂很多矛盾可以摆平,官职、房子、车子,当时国家都有能力做,但是现在这种手段已经很少了。而受害者比那时候增加了很多。例如文革时期的工人是“领导阶级”,现在则沦落底层。你说现在能给上亿不满的工人什么,才能摆平呢?

  所以在无力赎买的情况下,就只能用清算方式解决,加害者必须要得到惩罚,才能够让那些得不到其他补偿的受害者感到平衡。这种清算可能会在民主化过程当中会大面积出现,甚至可能群众私刑的方式。比如现在农民和乡村政权对立关系是非常强的,如果突然有一天民主化了,旧政权被推翻,第一个被冲击就会是乡镇干部,平时的仇恨就会变成群众暴烈的行为。那种清算有可能像土改和文化大革命一样,游斗、私刑、株连、抄家等都会出现。

  中国的民主转型还要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民族问题。这个问题目前不太进入在内地长期生活的人的视野。但是在新疆和西藏等地,隐患实际上是很大的。在国家控制力强时,尤其这些年镇压强硬,所以基本能保持稳定,看不出太多的问题。但是别忘记这些年那些发生在民族地区的所谓“暴乱”,“骚乱”,现在问题并没有解决。而那些被压制下去的问题,都在等着一个时刻,就是国家控制力衰落之时。在那个时刻,新疆和西藏一定会问题。

  在九十年代苏联和东欧转型当中,民族主义爆发基本上和民主转型是同时存在的,在不少国家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如苏联解体,先不评价是好是坏,但确实解体了;波黑战争打了那么多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分手了,印尼也是种族间的冲突造成社会大混乱。将来对于中国。新疆和西藏虽然与我们相距遥远,平时也很少接触,但是那两个地方占中国领土的40%多,中国的民族问题不能像苏联那样用解体方式解决,原因就在这里。苏联之所以能够和平分手,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占50%几的俄罗斯人,在分家的过程当中分得70%几的领土,分得了更多的经济和军事方面的财产、遗产。当时很多俄罗斯人认为,把周边的国家不要了是甩包袱。不过仍然有很多人非常痛心,现在更多的人觉得后悔。俄罗斯人不可能跟中国真正站在一起,这是很大的原因,他们那么多年帝国的经营,他们的帝国梦,帝国意识非常强烈,根深蒂固根植于每个俄罗斯人的心中,是普希金之流的文学作品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他们认为苏联解体是中国和美国联合的背后捅刀,使得辉煌光荣的帝国落到今天地步,这种仇恨深埋在心里,表面跟你的合作都是临时的、战术性的,归根结蒂肯定把你当作敌人,这个且不说了。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来讲,一旦发生民族分裂,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域大概占中国近60%领土面积,有些民族没有能力分裂,或者不求分裂,但至少一个新疆一个西藏,40%的领土,从中国割裂出去的话,占91%多的汉族人口,只剩一半多的领土。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也是不可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民主绝不意味着民族问题的解决,有时恰恰是民族问题或民族冲突的开始。因为在非民主化时,国家可以用专制的力量控制,一旦民主化,有了一个宽松空间,多年受到的压抑能够释放,也必然释放,而那时恰恰又是控制力松驰,那时就可能发生谁都不愿意见到的情况。

  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清算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他们这么多年确实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从文化上被破坏。西藏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死人,不是说正常死亡,是非正常的死亡,在“平叛”、“民主改革”、文革,每家都有,有的一家死五六个,真是每家都有一本血泪帐。一旦有了民主的环境,人们在广场效应下进行趋于极端的互动,最能够得到大众情绪支持的就是诉说民族迫害,揭开历史的黑箱,然后在新闻自由的状况之下,蓬勃而出的自由媒体跑马圈地,为了获得最大的读者群,诉诸人们的感情争取读者,互动关系很快会把民族情绪煽到非常强烈的程度。

  上述原因决定了中共不可能有台湾的国民党站在整个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胸襟来主动进行社会转型,实行宪政民主。从这点,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新一届政府只提“中国梦”而不提“宪政梦”的原因。总的说来,中共政权与中东、北非独裁统治是穿同一条裤子的,民众不能指望这类政府主动实现进行民主转型,只能靠民众自己的努力去结束这类独裁统治。

  当然,执政党的消极行为并不能使民主的脚步踯躅不前。因为民主的表达方式必然是一种得寸进尺的,只要给它开了一个口子,就必然会不停地扩张,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这个规律一点不奇怪,并不是说民主是暴烈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民主制度的整体框架没有形成时,民主的元素之间不会形成平衡和制约,不会出现一种约定和一种共谋,那些单独的因素是多元的,互动的,互动结果是每个元素不断地要表达自己,而且是各自表达。就会形成得寸进尺。 专制权力有时是可以企图利用民主的,比如说历史上可以看到,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到民主墙,到“六四”,都会有看到这种现象,专制当局出于内部斗争需要也好,或者处于某种想法也好,或者是想从别的角度达到某种目的。然而只要它开了口子,最后就会变成挡不住的,而不是它开放多少,民主的步伐就到那儿为止,民主必然要不停地往前走。最后就会变成这样一种选择--要么就是专制,专制到底,要么就会抵挡不住的民主的勃发。因此我们看到每一次结局都是反复,从专制者开始企图做出的开明姿态和让步,最终都要重新收回,甚至进行镇压,有时镇压会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

  把专制权力比作大坝,中国的大坝是没有闸门的,水位涨高的时候,只能不停地继续垒坝,严防死守。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只筑坝堵河不疏流是很危险的,因为水流是无限的,而坝的高度和强度是有限的。如果这个大坝出现一个小的缝隙或者水流漫过坝顶,挡不住就会越冲越大,最后一溃千里。今天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成熟就是专制大坝的裂解。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各国民主转型的实例可以看到,大多数国家都是快速革命,或是一种短时剧变,从苏联和东欧各国、菲律宾、印尼的革命,到近几年发生的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所以,中共专制政权的大坝不管是何等坚固,何等严防死守,迟早会被世界第四波民主浪潮在一夜间轰然推倒,这是不依统治者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2013年5月30日
转载自《民主中国》网刊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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