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引号里做标题的这句话,是古龙的。穷极无聊的时候,打开一本古龙的书,这句话跳进眼里,让我的心怦然一动,就用它作标题了。

2009年的夏天,我在美国呆了将近九年之后,第一次回到了国内。因为时差,睡觉自然不会很好,第二天一早五点来钟就醒了,把老婆孩子暂抛宾馆房间内,我自己出门走走。清晨的北京,路上有几个稀少的行人,有的公共汽车似乎还没有开出首班,我随意地乱走,看路边摆小吃摊的人开始架起桌子,锅灶。我使劲呼吸,觉得说北京空气不好的人是不对的,我觉得很好,更重要的是,确实有某种气息,是我所熟悉的。白天到了,我跑到北大,去旁听北大历史系今年关于五四运动的研讨会,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不知是谁说过,“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从五四开始的”。五四在这个国家,从事件变成历史地标,又从历史地标变成神话,又从神话变成被祛魅的对象,今天在它在它的发源地将如何被讨论呢?在北大,我发现,对五四的讨论已经很细化了,也就是说,宣读的论文进入了很微观和具体的一些问题,但是对五四作为整体如何定性呢?似乎钱理群写了一篇文章,然而我没有读过,会上的学者们在对话中偶然也涉及对五四的总体评价问题,但很快,就有人提到,最高层已经宣布,“五四运动的本质是爱国主义。”一锤定音,学者就无需饶舌了。其实,很多年以前的最高层毛泽东,早将五四定位为“反帝反封建”,不过放到今天,“反帝”让人听来觉得时代错乱,“反封建”有点底气不足,确乎不如“爱国主义”这样永远正确。有时候,与会学者们居然也会几次提到1989年的运动,这令我有点始料未及,但看周围人都表情泰然,我猜想,这种学术讨论上,偶尔提到1989大概也不是什么禁忌。不过我觉得这些教授的礼貌修养其实是不够的,在别人宣读论文的时候,听的人会接听电话,交头接耳非常厉害,研究生要提出一个问题,看得出是很小心翼翼,而教授只对同事的问题认真一点,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根本不放在眼里。休息的时候,听到一个北大历史系的80后硕士研究生正在和中央党校的一个年轻的副教授讨论赵紫阳,副教授对他的提问也回答得很认真。后来蒙会议组织者之邀,我也混迹在与会者中参加了午宴。邀请虽不很盛情,午宴却正中我下怀,自然从命了。席间我正坐在那位副教授旁边,就顺便问他是不是读过一些海外出版的关于党史的书以及他的评价,他对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评价很高,对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也觉得相当不错,我问起《中国六四真相》,他说没有听说过,后来我才想到,我说的是英文版的标题《天安门文件》,如果说《中国六四真相》,也许他是知道的。

北京的变化就不用说了。可是十多年前那个我时常出没的五道口,没有了。那时的老式百货商店,新华书店,外文书店,那些烤红薯的,烤羊腿的,卖菜的,都不见了,变成了很现代的大商场,只有五道口工人俱乐部和东升派出所还在,提醒我地方到了。新的变化当然好,但我还真是比较怀念过去的那个五道口。我在美国的时候,收到一个国内的图书公司的邮件,是专门把书卖到国外图书馆和研究者手中的,其中一个销售代表,替我找到了几本旧书,还愿意和我们一家见一面,于是我们在所住的一家大学交流中心和他们见面。说到这里,想讲讲住宿,我订的原本是速8,不料房间奇小,转身都困难,开空调也得请求服务员,因为伊控制了遥控器,而我们实在不愿意因为空调的开开关关去麻烦伊。速8的房间里还公然地放着避孕套,总台那儿总是有一些不像夫妻的年轻伴侣打听价格,看来是服务还是比较体贴的。图书销售代表带来了她的男朋友,一个在“央视”工作的年轻人,我们四人加一小孩去了大名鼎鼎的万圣书店喝咖啡,然后他们领我们去了一个连锁素餐馆,我们聊得还是挺好,那些菜倒不太记得,况且我也不算喜欢形荤实素的菜。现在想起这对住在一起而又没有结婚,一起在北京奋斗的外地人,充满梦想,也有沮丧,不禁想起《蜗居》,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被房子困扰。

老婆的朋友全家请我们在东来顺分店吃火锅,这里的经历和接下来的银行经历,让我感觉国内的服务比较形式主义,其实并不算好。在东来顺,去的时候正逢开门,女服务员们列队鼓掌朗声背诵“东来顺,是我家,XXXX靠大家……稀里哗啦!”吃饭时每人发一快热毛巾,这本来是比较人性化的,但后来老婆想找服务员再要一块的时候,就被告知要加1元钱,加1元自然可以,但那种很好的感觉被破坏了,不知为什么一个大店会计较这一块钱。我在国外也端过盘子,觉得再用一次需加一块钱真是不可想象的,不如直接要小费爽快。我们在住的交流中心餐厅点京酱肉丝,提供的豆腐皮显然只够包一半的肉丝,找服务员要,又被告知,加1元钱。在北大的图书馆,有些资料你是不能自己去查的,要工作人员替你从库里拿出来,这也要收1元钱,开架的资料,如果你用数码相机拍,也明码标价的。去银行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吃了一惊,因为该银行竟然派一两个小伙子站在进门处,对顾客说反反复复地鞠躬,说,“欢迎光临”,不知是劳力过剩还是热情过剩。但等到真正兑换的时候,里边的职员就开始刁难了:必须要用身份证——我没有带,只有护照——护照是外国护照吗——不是,是中国护照——中国护照只能是国外的领事馆发的;或者是外国护照——我的护照是省公安厅发的——不行——为什么——外汇管理局的规定。结论:外汇管理局只接受外国护照和中国领事馆发的护照,以及身份证,各省公安厅签发的护照等于废纸。于是换人,老婆是外籍,符合外国护照的规定,但是要填一个表格,表格上要填在中国的电话号码(不知道游客怎么办),中文姓名(不知没有中文名的老外又怎么办)于是只能把北京那个朋友的电话号码充数填上去。老婆犯了一个错误,和银行职员说中文,于是反反复复纠缠不清,甚而至于要质问你名字为什么是这个字,但一旦你用英语和银行机场职员打交道,态度立即好得多,效率高得多。老婆的结论:在中国办事,要尽量说英语。带着一肚子气出门的时候,小伙子照例地鞠躬:“欢迎下次光临!”

我回到了自己长大的某省会城市,见到了一些以前的同学和同事。以往我常常读到的回国记中,总记载有作者以前的同学如何发达,腰缠万贯亿贯,招待自己以香车宝马,山珍海味,按摩洗脚,环肥燕瘦,令在海外多年的作者们惭愧不已,自责连连,感叹半生蹉跎,一世蹭蹬,恨不能立即回国报效,投入火热的生活……然而我既不牛,同学也没发,同学无从炫富,我也没有自卑。有一个高中同学A,当年是很理想主义的,他曾经有三个理想:开一个工厂,办一所学校,拍一部电影。第一个理想,他实践过,生产纸巾,后来关门了,我没有问过为什么;办学校,我和他一道折腾过,后来没有做成;拍电影,他自己中文系毕业以后确实跑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了一小段,但既没有成为剧作家,也没有当上演员。他又折腾开酒吧,但酒吧开着开着,那一片被政府拆了,事先也没有什么通知,他又下岗了。大概这个经历让他觉得还是政府厉害,就咸与维新,加入了政府。他现在是一个公务员,任职市政府办公厅,还有点小职位,虽然确实没有什么家庭背景,当然,没有背景可能会让他继续升迁有点困难,他自己也明白。回国前,我常常和他在网上聊天,他经常看海外网站,如多维,万维等,还和我讨论一些政治话题,不过,屁股决定脑袋,我发现他现在越来越站在政府的角度说话,而且倾向于从行政,而非政治角度看问题,虽然这令我有点不满,但我又发现,政府对于他来说,主要还是一个饭碗,人总不能跟饭碗过不去。他也知道政府就那么回事,所以和一些朋友做了一个志愿者小组织,定期捐款帮助贫困山区的儿童。后一点,让我觉得他还有一点点残存的理想主义。他现在仍然没有住房,居然带着老婆和4岁女儿跟父母挤在一起住我中学时去过的那个房子。不过今年买了政府的经济适用房,明年搬迁。他在本市一家高级餐馆的包房招待我们吃饭,自带了两瓶茅台,还声称自己现在只喝茅台,因为茅台即使醉了也不会头痛。他也开车,我问他公车还是私车,他就笑说,不要问了吧……总的来说,我感觉他是在一点一滴地奋斗生存,揩油也就揩了那么一点点。另一次我们约了另一个同学吃饭,才发现这位秘书同学已经成了素食者,而且有很强的佛教的倾向,他说的话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现在的社会里,他只能“救自己”,然后“救家人”,好像他生活在一艘正在慢慢进水下沉的船上。

这里的另一个同学B,在省电视台做专题片的编导,还曾经得过一次什么星光奖,在央视也混过一阵子,至今未婚。他的父母多年一直经营一家小公司,所以他一向过得不错,现在工作以外最大的兴趣是听音乐,读佛教的书,练瑜伽,游泳,他没有房子也没有车,和父母住在一起,常常在很好的餐馆吃饭,有点单身贵族的味道。酒他是不喜欢的,喜欢喝普洱茶。我回去和所有人都是避免谈政治的,但偶尔还是会提到,这两个同学不知怎么提到了那时刚刚传到网上的赵紫阳口述实录,都对赵紫阳表示同情和尊敬。令我有些吃惊的是,这位在我看来最不关心政治,最有公子哥儿气的同学B居然说,1989年把那些有理想和良知的人赶尽杀绝,所以现在的社会才变成这样堕落。我调侃他说,1989年的时候,我在街上,你在家里,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区别,他淡淡一笑,说,其实是一样的。但在另一次聚会中,他又摇头说,中国只有靠共产党才能管好,这个“管”字使得我老婆非常反感,后来我想,除了最激进的中国人,大概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多多少少有这种想法,这也是某种民意基础,更何况同学A和B都是党员,但仔细看,这种论调里边多少也包含了一种无奈,它既不是反对,也不是支持,只是一种对现状的被动承认而已。

还有一个中学同学C,过得很一般,一直在车间作技术人员,很无奈,不到40的人居然在念叨退休,也没有小孩,说以后想去开一间乡村客栈,因为他最近迷上了旅行;另一个同学D,在电力部门,有房有车,但头发掉得厉害,很显老态,他的玩法也比较疯狂,不是喝咖啡也不是普洱茶,而是叫来一瓶瓶葡萄酒,在KTV包房里鬼哭狼嚎,本来是几个男同学去聚,但C的老婆也坚持跟来,大概是怕C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图谋不轨。KTV虽然疯狂,但唱起齐秦王杰罗大佑的老歌,也让我找回了一点点很多年前青春碎片,包房里专有一名女服务员殷勤服务,我们唱到凌晨两点多,外面服务员敲门告知要打烊才走,我们开玩笑说,下了楼会看见一辆救护车准备接我们去疯人院。D现在关心的是将来把孩子送出国读书,D的父母都是省医的医生,姐姐在卫生厅,但说起医疗制度和医生不负责任,也是一肚子苦水。大学同学F,专程从另一个城市来看我,他现在在一所大学当副教授,气色很好,穿着也比十多年前讲究得多,以至于我老婆怀疑他有二奶。说起大学里的事,他说,还是要入党,混个一官半职。提到入党,我和他在大学里的时候,曾经一起参加入党学习班,正正经经地写过入党申请书,当然,以我们的表现,被党拒之门外是理所当然的,而当时大学里入党似乎特别难。后来我看到一本研究台湾民主化的书,才恍然发现共产党限制大学生入党其实是不明智的,只会把大学生推倒党的对立面,而国民党做法相反,就是要从大学生,文化精英中发展党员。我问起他现在的政治面貌,他说也写了入党申请书,结果不小心弄丢了,就没去入了。这种不严肃,不成器的态度让我无话可说,回美国以后,收到他的一封邮件,居然想请我捉刀代笔,替他写论文在核心期刊发表以应付评职称,这种无理要求令我瞠目结舌,理所当然地遭到我的拒绝,后来他思想通了,发来邮件进行自我批评,让我不必放在心上,但我也从中看见了国内高校的一点侧面。

我在老家逗留期间,也“蹿访”了另一些城市,在另一个大城市,当地一个曾托我买辛子陵的《红太阳的陨落》的教授(他也跟我提到要下载网上赵紫阳的回忆录)邀请我去听当地省社科院的五四研讨会,这里存在和北大类似的情形,有一个研究生被导师带着也参加了会,但当这个研究生读论文的时候,所有的其他人一概不听,马上开始交头接耳,研究生只能在一片嘈杂声中自说自话。这让我觉得很讽刺:他们讨论五四,但恰恰没有继承五四尊重青年的平等精神。负责组织会的是社科院党委书记,年龄看来不大,但排场比起一般教授就不同了,有专车和司机,难怪学者都愿意做官。这中间有一个几乎与我同龄的副教授和大学里的副院长,邀请我去给他所在学校的同事和学生讲讲国外的五四研究,我确实想了解一下这个话题在当下如何交流,就欣然而厚颜地同意了。他开着别克车来招待所接我,路上吃了一顿简餐,直奔会场。他因为经常举办这类活动,又高效率地在网上发了通知,所以也还来了一些人,于是我正襟危坐,觉得自己像方鸿渐回乡一样硬着头皮做起了报告。因为一开始就说好,是交流性质,所以问题比较多,交流也比较顺畅,有人问的是对五四的评价,对中国民主化和基层选举的看法,有人问的是联邦制,有人问的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比较,感觉他们想知道我对这些问题的个人观点,而且大多数人关注的,其实还不是五四,而是现阶段的问题。但我当然不敢放肆,因为邀请我的人已经说过,他此前举办这类对话活动后,被某部门上门约谈了解情况,他自己也是党员干部,就反问某部门:我有什么问题吗?某部门人云:你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谈话就不是这样进行了。意即,我们上门找你,是对你客气。我谈完后,他又力邀一群同事陪我去一家餐馆宵夜聊天,这些中青年教师不乏颇有思想和学问的人,我随口讲到老子,稍有疏漏,马上被指出,只能连声诺诺不已。道别的时候,我笑说,希望你这次不要被约去谈话啊。

在老家的这座城市里,我还意外地闯进了另一个圈子,这是一个读书会,参加者是一些35-40岁之间的企业家,大学教师,记者,政府官员,他们似乎属于那个正在成型的中产阶级,但这群人的共同特点是,事业成功,经济实力不错,对于文化,思想,历史问题有兴趣和独立的看法,他们定期聚在一起讨论新书,还计划请本地大学的教授讲解四书五经,发展一个类似书院的机构。在一个家宴上见到我,他们也有意让我去讲点什么,我只得又把上一个城市的谈过的五四话题搬出来,再加整理,把杨念群新出的《五四九十周年祭》作为推荐读物。这次聚会比较小和私人化,谈完五四,被问到的问题却是,现在这样的中国,究竟会朝什么方向发展这样一个预测性的问题,然而我并非未来学家,也不知这种问题是不是一个陷阱,毕竟这些人中大多数我并不认识。我的回答是,不管将来如何发展,现在发展经济总是好的,会为未来的社会变革奠定一个物质基础。这次的对话中,我的感觉是,他们对于激进主义普遍持怀疑态度,而主张稳健温和的社会改良,其实这符合这些中产阶级的气质,与此相应,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在重新认识胡适,而对鲁迅持批评态度,尽管我自己仍然是在倾向鲁迅的前提下,部分接受胡适,但也不得不反思这种趋向,这或许也是鲁迅被赶出教科书的一个思想基础,但鲁迅的被赶出教科书,确实是一件可悲的事。

后来我去一个年龄介于我和我父亲之间的一个人,G,家里做客,G是地方报纸的高级编辑和作协领导,对于海外的政治信息有异乎寻常的关心,这或许是这整整一代人的特点。他的母亲曾经是一个大学教授,被划成右派折磨了二十多年,他当过知青,一步步从生活的底层爬到有一点点社会地位。在谈话中,我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母亲所受的磨难始终耿耿于心,他的内心非常反感现行官僚体制。通过网络,他读到了辛灏年的《谁是新中国》,并被完全折服。我说,辛灏年的思想是彻底否定的,可能是最激进和最不妥协的,而其他一些人其实是在寻求某种妥协,追求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你觉得,我追问道,你更赞同哪一种思想?他想了想说,恐怕还是辛灏年的。那你是党员吗?我又追问,他有些尴尬地回答,是的。从他的尴尬中,我发现,即便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下,党籍仍然是一个通向名利地位和政治保护的通行证,不论一个人的内心有多么反叛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在现实当中,如果政府,新闻机构,教育机关的“组织”有意“发展”一个人,而他也知道被“发展”意味着被信任,意味着可以获得相应的种种好处,他是无力拒绝这种诱惑的。他会隐藏自己的思想,在组织上入党,而当局,其实也看准这一点,用这种手段收买相当一部人去维持局面。过去,“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革命”是用来批判倒霉了的革命者的重要武器,而今天,则连入股都不需要了,只要把头低一低,就会过那道门,然后参加分一片肉吃,但是,这样的后果,必然是大批的人过着人格分裂的双重生活。这,正是前苏联社会的精神痼疾。我提到我参加了读书会的活动,他马上警觉起来,读书会?你要注意不要随便乱说话。我说我知道。其实我没有说的是,就连G本人,我也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后来我又被约去见一对中年夫妇,他们也请我们一家去吃素餐——又是素餐!吃饭的目的,是因为他们很想知道孩子出国留学的事。这对夫妇应该算是中上阶层了,妻子开了几个公司,丈夫居然专心在家教11岁的儿子。他实行的是美国常见的Home Education,即不送孩子去正规学校,而是自己教育和把他送进各种补习班去学不同的内容。然而不得不说,在我回国期间见到的好几个孩子中,这个男孩是最聪明,最礼貌的,他非常喜欢读书,既可以用中文背孟子又可以用英文背莎士比亚,而且反应极为机敏。他的爸爸特别想把他尽早送到国外接受教育,言谈中不但对国内的应试教育不满,对整个国家的未来也非常没有信心,不敢想象到孩子长大的时候会面临什么样的社会,因此一直谈论的都是移民国外和送孩子出国。

假期结束了,我匆匆返回美国。将近十年的域外漂泊,过客一般的浮光掠影,不可能把握变化中的中国于万一。这些人和事和话都是真的,他们有代表性吗?我不知道。但我想,我确实看见和听见了一点有意思的东西。
(《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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