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的记者采访了麻雀行动

丁华



  2013年7月17日上午,纽约时间10:20—12:50,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s女记者采访了我。开始听说环球时报的记者要采访我,我感到有些犹豫。因为她不同与境外的一些媒体,据说她的前身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是纯属的国内官方媒体,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她是官方的喉舌,能帮我们说话吗!

  没想到整个谈话都在轻松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将近3个小时的访谈不知不觉的就在指缝中溜走。她问了我很多问题,问了什么叫麻雀行动?它是一个组织吗?有哪些人参加?我对她讲了”麻雀行动”的起源,讲了杨建利博士,讲了我们的中访会,向她讲了我们的会长杭浩东怎样成立这个中访会的经过,我们是一个跨国的在美国注册的NGO组织。她对杭浩东的被拆迁遭遇深表同情,这给了我好感,我感到她是体制内有良知的记者,并给她看了我们近期的文章。我又介绍了我们中访会的每个成员人权受害的故事。我讲了艾福荣是如何逃出魔爪克服千难万阻来到联合国维权抗争两年的事…..我也讲了他爱人在中国海关检查受阻的事,她详细的问了我什么是黑名单?……

  接着她又问了我一个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关注的问题就是:你们在联合国前的维权有用吗?我说有用没用要从两方面看问题,第一就是中央对老百姓民生的关注程度,要脚踏实地的做些事,督促上海帮解决问题,如果对俞正声和韩正在上海的违法乱纪不追究责任,不降反升,那就是鼓励他们的胡作非为!这就要说民主的好处了,如果他们的升迁由我们老百姓手里的选票决定,那我们在联合国前的维权是绝对有用的!!我也希望习近平少做些“梦“多关注些民生!

2013年7月21日
原载于《博讯》网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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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麻雀行动”的介绍——答《环球日报》记者问

杨建利



  你好。谢谢你的采访邀请。很乐意接受你的采访,我会在skype上联络,我的手机号码是857-472-9039。 你驻纽约还是华盛顿?

  我首先给你提供有关麻雀行动的有关资料(在下面),请你采访前一定阅读。前几天的媒体报道有些不够准确的地方,比如说南华早报的报道,正好在你采访的时候,我可以更正。

  另外,目前每天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抗议的麻雀行动的参与者是马永田女士,我建议你采访她,她有很多故事告诉你。她的电话号码是626-283-2175.

杨建利
2013年7月22日


1. 采访:杨建利博士与麻雀行动

  麻雀行动开始与2010年3月。在那之前,我们公民力量也是帮助了国内的一些拆迁的访民。公民力量办的《议报》主编杨宽兴他在国内跑拆迁跑了十年,对拆迁特别熟悉。他是个维权人士,他就一直给我介绍,他说,拆迁的问题,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将是未来中国一个逾越不过的难题。因为在未来的中国,没有一寸土地的所有权没有争议。在中国,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访民都是跟土地、拆迁、房屋所有权有关系的。一句话就是财产权。所以说是一个很大的社会议题。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把财产公有,后来又用改革的名义分到自己的口袋里。这个议题是民主化过程中很大的、无法逾越的一个议题,所以也成为我们公民力量一个很关注的议题。乌坎就是这样一个很大的例子,这种例子多着呢,集体的、个人的维权,未来还会非常多。2010年,上海有个访民,名叫胡燕,她来到美国,就来找我们,因为她知道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她希望我们帮助她。当时我们说,我们在海外,怎么帮你呢?她的案情是这样,上海办世博,拆迁了一万多户,她是其中一户。她的房子呢,正好就是世博会联合国展厅下,是上海免费提供给联合国使用的。我们一想,那好吧,既然联合国免费使用这块被迫拆迁的地方,联合国还有居住署,那这个责任就是你的了,要不然在海外,这个责任挂到哪里呢?那我们就说,那就到联合国上访吧,这是把上访案例首次带到联合国、带到国际社会。当时我们问她有多大的决心,她说她每天都可以来。那就开始在联合国对面开始每天的抗议活动,把所有的资料、图片准备好,发放给别人。在这之前,她有五年的上访史。他和他老公上访了五年。像绝大多数的中国访民一样,上访是第二次、第三次受害,上方的过程中不仅把家里的财产消耗光,借钱上访,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受到政府的迫害,比如任意关押、甚至被劳教。她的老公几次被关押。她自己也被短期关押过,总之她有与其他访民同样的历史。她上访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土地有两类,一是集体所有,一是国家所有,国家所有的土地的价格要比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价格贵很多。她那块是国家所有,按市场价很高,对她的补偿是按集体土地价格补偿的,差很多,差几十倍。所谓的集体所有土地,就是农村土地;所谓的国家所有土地,就是城市土地。大多数人家就算了,忍了,但他们有几十户人家咽不下这口气,一直在闹,她是其中一个。

  好我说那就进行这个行动吧。我以前学习政治运动的时候,也有一些朋友,他们说任何一个好的运动,要有一个好的名字,容易传播和辨别。在此之前,我们有东京空运这个行动。当时冯正虎在东京机场抗议,没吃的没喝的,怎么办呢?其实有吃有喝,只是少些,日用品缺乏,那我们就用一个概念把媒体调动起来。那我们干脆就叫空运,给他送食品、日用品等,一共飞了十趟。每一趟都有新闻,比如东京空运第三飞等等。实际上就是一个人专门去找他,或者路过去找他,给他送物资,照上像,贴出来,当时声势很大。这次我就想,我来起个好名字。我说叫麻雀行动吧,全名是麻雀护巢行动。我们这一代的人都看过《乌鸦与麻雀》这个电影吧,就是上海的小老百姓反对权势的,胡燕正好又是上海的。小麻雀,那么小,那么卑微,但它也要护它的巢。而在中国这个地方,权势随便就能把你的房子给扒了。

  她一听很高兴,大家也都赞成。这是第一个把中国拆迁的案子带到国家社会来的例子,在世界媒体中引起了很大注意。我就借这个机会给她筹款,办研讨会,给联合国居住署写信等等。后来武汉一个叫陈绪兴的,他的房子被拆了,还被打断了几根肋骨,他还有录像记录,他也加入了。他在抗议的地方放录像。后来杨海涵代表他母亲也加入了。那时受到了很大关注,包括《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这三个人每天定时前往抗议地点,风雨无阻。胡燕非常聪明伶俐,给她理几个头绪出来,她可以讲得头头是道。胡燕76年出生的人。他们在那里一站,各种人都接触他们,包括共产党的间谍。那时候我跟她说,你每天把收集来的名片给我看一下,我都把它们复印下来了,可以借此了解一些动向。

  后来我们就考虑把这个发展成一个更大的行动,想把它打成一个旗号。所以我们就要把它理一下,到底是什么概念,想干什么。后来我们发布了一个麻雀行动宣言,提出了一个土地革命的概念,它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

  我们还派了一个人回国,到世博上去抗议,穿着麻雀行动的T恤衫,他被抓了,然后又被扔出来了,因为他是澳大利亚公民。就是张晓刚。我们还两次进入联合国,作为游客进去,在联合国内扯出大条幅。我还被联合国警察抓过一次,把我摁到地上,胳膊上的皮都戳破了。我们在采取各种行动的过程中又把概念理出来,帮国内的人把概念理出来。总之我们花了很大精力,策划、行动。

  后来麻雀行动的主角胡燕有一天不加解释,突然发表声明,宣布退出了,我们从各种信息判断共产党给她补偿了,这个行动成功了。我亲自写了一个声明,祝贺和祝福胡燕和她的家人。

  之后上海很多访民给我们写信。过了一段时间,陈绪兴也得到了补偿。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帮助维权者在国内或国外找到解决办法。这期间还有一对广东的王姓父子,他们也断断续续有参加,他们也得到了补偿。唯一还没有解决的就是代表母亲维权的杨海涵。因为有这样一个很好的结果,我们就在2011年宣布麻雀行动第一阶段结束。这前后大约是一年的时间。

  自从麻雀行动以来,联合国每天都有中国访民抗议,效仿我们的行动,但已经很少有媒体关注。

  这次杨海涵的母亲来以后,向我们求助,我说我们需要换思路,我建议他们到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行动。这就是第二轮麻雀行动,七月一日在中国驻美大使馆对面展开。

  麻雀行动在国内的拆迁访民中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力。

  现在李克强要继续搞城镇化,他把城镇化看作中国未来增长的动力。我看了个资料,中国在未来5-10年将要把两点五亿农村人口变成城镇人口。换句话讲,这两点五亿人将失去以前生活的方式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现在宅基地也开始抢了。在中国的现状下,没有法治,老百姓的任何冤屈都没办法得到伸张,现在没有一个法院愿意为拆迁立案。拆迁补偿是没有任何程序的,就是一个文件一句话。我就给你补这么多,要不要吧。两点五亿的人,共产党就生抢,这是什么概念啊,二点五亿是美国的人口。可以想象,土地拆迁将是个多大的问题。通过这次的麻雀的行动,我们也希望继续考虑这个问题,看我们能做些什么。


2.还我土地、护我家园——麻雀行动宣言

  在基本人权缺乏制度保障的中国,土地征收、房屋拆迁领域官权侵犯民众权益的问题愈来愈加严重和泛滥,近年来,与土地剥夺、强制拆迁相关的严重暴力事件随处可见,由此而引起的致死人命案频频发生,严重的事态表明:目前中国的土地征收、房屋拆迁问题必须从法律和政治上得到梳理和解决,非此,民众的生命、财产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为有效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最终推动中国社会人权、民主的进步,我们发起麻雀护巢行动(简称麻雀行动),喊出“还我土地、护我家园”的呼声。麻雀行动首先在联合国广场展开,经过一段时间的尝试,我们认为有必要向更广泛的领域推进,为此,麻雀行动对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问题的根源、维权行动的策略和计划做如下表述:

  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建立国家的过程中,曾经对土地问题有过清晰而明确的承诺。尽管我们反对中共在土改中大规模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但其“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历史承诺表明农民是农村土地的所有者,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1954年宪法也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直到农村合作社高级社阶段和人民公社出现后,中共才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将农民的土地无偿地收归“集体”所有。而在城市地区,中共在建政后的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全面赎买或没收居民土地归国家所有,1950年政务院公布的《契税暂行条例》规定“保证人民土地房屋所有权”,“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这一产权上的乾坤大挪移,直到1982年修订宪法时才突然出现,在此之前,法律从未从产权角度对此作出规定,当时仍有部分土地属于私人所有,这种对法律的修改实际上是一种抢夺行为。很显然,中共政权通过种种暴力和欺骗手段将土地变为国家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形式违背了其最初的政治承诺,也没有通过有效的全民公决,于法无据,因而是无效的。

  麻雀行动认为:土地应属于具体产权人而不是抽象的国家和集体,必须依法厘清中国土地产权沿革混乱的历史遗留,从根本上解决土地产权归属问题,将土地还给人民。而在这一问题得到最终解决之前,应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在现实生活中,起码要确保公民对于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等。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我们认为:房屋作为民众的主要财产形式之一,除少数情况下确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并经法院判决实施,不得实施强拆,更不应遭受非法侵害——在此,我们要求全国人大或最高人民法院必须尽快就“公共利益”做出明确而清晰的法律解释;在此,我们要求司法独立,党委、政府、政法委不得干预司法。

  一个严重的问题是:在拆迁中,政府纵容甚至组织黑社会人员对被拆迁人进行恐吓、殴打(有时是政府工作人员直接介入),采取断水断电、株连亲属等种种非法手段进行逼迁,可以说,近年来非法拆迁与拆迁维权的对立已成为中国社会官民矛盾最为尖锐的领域之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体公民无力保护自己的家园,以政府暴力为后盾的予取予夺的非法拆迁导致大量民众死亡、伤残、流离失所,其危害不亚于一场政治浩劫,这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政府对于私有财产权利的漠视和对暴力的信仰,法律的尊严受到严重嘲弄。

  我们认为,虽然中国宪法及法律仍带有共产主义革命的色彩,需要尽快启动修法,“删除现行宪法中不符合主权在民原则的条文”(《零八宪章》),但从法律条文的角度讲,经过多年的立法、修法工作,现行宪法及法律体系可以在最低标准上为涉及土地征收、房屋拆迁领域的维权行动提供最基本的法律依据,因此,麻雀行动首先立足于中国现行法律来进行维权,支持拆迁受害人的法律诉讼等行为,同时,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中国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纸空文,由于缺少有效的制度保障,由于党权大于法权,由于司法无法独立、公正地运作,仅限于刻板的司法程序难以改变目前土地、拆迁领域侵权问题大量发生的现实,因此,诉诸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等宪法权利,约束政府强权,并推动修改宪法和有关法律,也是土地、拆迁维权工作的需要。

  为有效地推展有关维权工作,麻雀行动将采取如下行动:

  1,加强信息沟通和收集,广泛联系国内外受害人,建立土地侵占和非法拆迁个案资料库,公开被拆迁人生命、财产等权利受到侵害的案件的真实状况;
2,与世界范围内关注财产权、居住权的人权团体和机构广泛建立合作关系,增强要求中国政府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压力;

  3,继续通过在联合国及世界各地的中国使领馆的抗议行动,促使国际社会及中国民众意识到中国土地、拆迁领域违法犯罪问题的严重性和广泛性,动员最大可能的力量来反对一切非法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

  4,持续调查、跟踪、公布麻雀行动参与者的受害和维权进展情况,揭露和谴责各级官员对维权者的种种非法打压之举;

  5,建立维权者互助网络,为土地、拆迁受害人提供法律及人道援助,推动建立相关民众的联盟。

  我们还认为,团结协作和组织化是民权制约官权的有效途径,在法律程序无法保护民众基本权益的情况下,民众有权通过政治行动表达对当权者的不信任和反对,但政治行动的前提是广泛的联络和动员,麻雀行动将通过扎实细致的工作,建立土地、拆迁侵权的档案资料,广泛联络维权者,为政治解决有关侵权问题准备和创造条件。

  麻雀行动力求切实维护土地、拆迁受害人的利益,不主张脱离现实的行动,低成本和稳妥有效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自由不是免费的,我们从道义上支持一切依法维权的行动。我们的根本目标是促进公民社会的成长,推进宪政民主的建设,以法治保障民众的各种合法权益。我们深信,维权运动、民主运动的力量和智慧来自于每一个参与者,公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只有当更多的公民行动起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时,政府才不得不收回贪婪、霸道的手,对所有的维权者来说:我们行动,我们受益。

  麻雀行动将根据需要,陆续公布进一步的行动计划。希望关注中国非法土地征收、房屋拆迁的人士与我们联系,大家一起努力,来终结血淋淋的暴力拆迁,争取一个所有中国人共同享有的公平合理、和平稳定、自由民主的生存环境。

公民力量
2010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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