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联合抗战的局限与结局

一文



  网络上刊出某种纪念国、共联合抗战、“还原历史真相”之纪念活动和书籍出版。主持者邀众甚多,媒体人大肆鼓噪(见读《浩气长流》画卷感言 ),遗老和太子纷纷出席。好像一时间共党子弟和蒋系后人,皆可以跨越某种不可跨越的鸿沟而大谈和解主义于今天、这个社会分裂,派系横成之社会。这是主张无原则和解者和绥靖主张者,以抗战牌,支撑的最后一个场景。这个和平演变或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做法(打着国民党抗战主战场之旗——鼓吹共产党也跟随之之主张),是不是有些真实,有些意味和有些史感?不。首先,国、共合作的历史,是一部绝对失败的历史。第二,共产党在抗日期间保存实力,虚以尾蛇,他们的主要力量并不是抗日而是破坏之(如中条山战役之旁观——见《大公报》)。第三,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以后,希图带着刀枪、大炮参加议会,保存军力,另起炉灶……加之马歇尔主义发明的,由史迪威实施的“共产党民主论”,使得毛等实力渐次做大;而蒋被逼迫放弃东北战略要冲,痛失战机,加之苏联和日本武器(人员)为源,故而三年内打,变旗在即。

  这里,把历史切割成为一小段“共产党还是抗日的”——这个主张,使得后人对于这段历史误解错读;因为,主持这些活动的人,排除了一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即便在共产党所谓抗日时期,其主要的战略还是要打击政府,保存实力——至于后来时日,共产党和国民党如何斗法,如何反美(蒋反台独),也都是人所共知之事实——而蒋经国民主变革的前提,和他的坚决反共逻辑,本来就是一致的(虽然,这里有用专制主义反共之嫌);那就是,首先要让毛觊觎台湾的企图不能得逞而拒共;这个前提不成立,一切改革都会夭折。现在的人们谈论很多和平演变和和解共生伎俩,但是,他们忽略了政治改革的拒共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政治改革就会泡汤。所以,在此意义上讲,蒋介石迫于前之“西安事变”而容共与之,才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策和失败——这个失败和马歇尔逼迫他后来让出东北,一样成为蒋介石政治失败的根本。所以,在此意义上讲,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联合共产党走向所谓的抗日和后来彻底失败的关键一环。此番融合的局限与结局之历史业已众所周知。

  故而,把某个历史阶段的“联合”和所谓“抗战”拿出来示众和宣传,这样做的人在理论和实际上,犯下了根本性的错误。一个错误是,现在大谈国、共合作者,都是一些在国内国际问题上枉顾左右而言他者——这是一批机会主义分子。之所以这样看法,是因为他们玷污了历史。真实的历史一如前言,正好是国民党在抗日时期奠定了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也许,这个说法有些欠妥,但是,历史的真实就是如此。我们的意思是,在抗战环境下,不管是重庆,还是昆明,不管是西南联大,还是西北联大,国民党文化主张和环境现实,使得战时民主-专制的非极权主义,在蒋介石文化认同观的主持下,得以艰苦卓绝,玉成那时的知识分子之抗战良知和文化存续之坚持——而在延安,“百合花”和王石味事件,让国统区乃至世界的人们,懂得了极权主义政府萌芽时期的所作所为——那是纪德等人访问苏联回来后撰写真相的史迹的再现(纪德的斯大林和王石味之毛等。)

  所以,在不分青红皂白地吹捧共产党(-国民党)一致抗日的歌德文字中,那种无视和故意抹煞延安主义的机会主义风格,被掩藏到台子后面去了。从理论上讲,斯大林也好,毛也罢,以及后来其“联合政府”(斯大林主张的东欧共产党人政权和战时所谓资产阶级政府短暂联合——很快就消亡和消失了——被镇压了),都是对世界之人们和中国之人们似是而非的策略和欺枉之举——这同样是马歇尔和史迪威主义(好一些说)看不清共产党政治的要害所在。

  所以,第二,在所谓全民抗战的日子里,共产党割据一方,示范国人,以共产主义组织后来社会的端倪,业已暴露。这样的主义之争,在那个时候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那是因为整个社会主义思潮,在所谓根据地区域表现得十分活跃而以政治正确为其蛊惑。在所谓减租减息后面的共产主义觊觎:土改,更是他们并不全部掩饰的心计。

  三,这是一种庶民运动和痞子运动的继续——这个痞子运动造成的北伐时期共产党军队荼毒上层家庭而致使北伐本身陷于动乱,危险,故而导致四一二清算……——人们也许还不清楚(看看蔡元培等人力主“清党”之主张即可);这也同样证明,国、共之间的并非合乎逻辑的表现,一以贯之。

  四,抗战时期,在军事上,就像他们先是消灭韩德勤部万余人一样——他们以“江南一叶,同室操戈……”(周恩来语),来比喻后来的“皖南事变”—— 一如他们先前发动西安事变一样,硬是要蒋介石政权容纳国中之国和军中之军。

  所以,在强调国、共共同抗战的理据和事实中,20世纪的人们,由于不懂得其中的原委,以为只要对外宣示民族主义,中国的事情就会做好,昨完。可是,人们看到,民族主义并不能让中国人看到任何前途;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政治选择之迥异,才是保障民族前途的根本。这一点,蒋介石做到一半,蒋经国后来做到另一半,而半半为整。故此,在整个国际背景下,国人一方面要看到抗日之举的全民性和超然性;但是,根据普世原理,国人更应该看到,在从民族主义走向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国、共两择、两选的那种致命不同——而不是一味的叫嚷早已过时的国共合作——这个合作的虚妄性是非常明确的。

  首先,他来自那个时期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运动——这一运动中的共产党尚未完全彻底干净地分化成为后来的社会党、工党、乃至布尔什维克……——那时的孙文联共,你不好说他是不是要完全彻底干净地反对社会民主主义而采纳列宁主义。

  第二,后来,作为第三国际共产党员(而非中共党员)的李大钊等人的卖国和暴动(未遂),也使得共产党政治的国内合法性荡然不存(见国内小报全载)。(张家反对“中东路”的义举,遭致共产党的坚决反对而凸现了他们容苏的卖国嘴脸。)

  第三,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以后容纳共产党,和孙文容共不一样;但是,作为专制主义者类,老蒋起码在理论上彻底反对共产主义。而在专制主义反对者中间,他们的理据,也许,并不是民主主义,而是极权主义——但是,老蒋那时不是民主主义,也是事实。所以,以极权主义代替和包装的民主,也就是“德莫克拉贼”,出现在痞子运动之政治、军事行为上。

  最后,我们之所以强调抗日时期国、共之间价值取向的迥异,根本之处,就是指出:在任何一个政治时期,国、共之间的政治选择的不同和他们实施的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取向不同,才是决定中国大政治,大历史截然不同之所在——因为,这是无法在价值取向上媾和的某种原则课题。

  故此,与其以所谓民族大义,价值枉顾和体制朦胧,取向于子虚乌有的国、共合作,不如正本清源,还元价值,区分体制,乃至坚守文化,传统根据的根本不同;正是因为这个根据的不足,导致国、共合作屡屡失败。(赘言之。如果说,以后台湾民进党反对国民党,是以自由反对专制(含缺陷民主),乃是正确的——可是,如果有一天,他以反对专制(甚至民主)为借口而赞成极权,那么,他的倒退和堕落也是毫无疑问的——同样,国民党如果始终搞不清楚他们一百年来和共产党的价值区分,体制迥异和文化区隔,他们的民主缺陷,也会最后陷于“狼与狈”之处境。是否如此,人可拭目以待。)

  现在,去和未来,都不是不该谈论主义(价值取向)的时候;只有主义(民主自由宪政法治)确定下来,问题才会迎刃而解。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看到,在20世纪初叶,当国人不想涉及主义之时,正确一方,是拒绝采纳社会主义主义倾向——错误的举措,却是无法像日本明治时期以来一样,先是把普世主义,价值采纳和体制建设(三权分立等等)确立下来,再论其他“问题”……——这是主义和问题悖项选择的负面历史。不赘。)

2013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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