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郭玉闪和张雪忠最近就政治转型路径的争论

法广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在许志永因“新公民”运动而被刑事拘留后,中国的社会运动界纷纷发起援救声援的声音。但围绕着所谓中间社会与政治反对话题,几位公民社会运动者笑蜀、郭玉闪,和张雪忠等发生了争论。

  大致的过程是,笑蜀在声援被捕入狱的新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的过程中,发表了《中间社会站出来》的文章,几天后张雪忠发表《中间社会可以休矣》,对其中的观点予以反驳,作为回应,笑蜀发表《公民社会运动与政治反对提纲》,张雪忠又发出《条条大道通罗马?——就近期政治论争与友人的一次对话》。期间,郭玉闪作为笑蜀一方,也参与了辩论。

  所谓争论,自然免不了意气口舌,派别圈子的畛域,但此次讨论的议题严肃,虽然免不了意气和抹黑,但总的来说,讨论的高质量近年来社会运动界少有。

  笑蜀本名陈敏,长期供职媒体界,近年来,他与评论人莫之许就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争论影响很大。他对所谓推特“口炮党”的批评,让许多激进社会运动者深感愤怒,难以接受,而他的“中间社会”理念,团结了不少同道,也备受批评。

  许志永被抓后,笑蜀与王功权一道发起营救运动,此后被国保警察控制,并未出具手续地遣返至广东。在此前后,笑蜀在网上发表长文《中间社会站出来》,呼吁声援许志永。

  笑蜀文章提出,中国转型需要超越所有转型国家既有经验之上的大战略。尤其是超越单一阶级推动论,超越政治社会两极对抗,最大限度地向体制内外开放,最大限度地争取体制内外一切可以推动转型的资源,尤其向处于体制内外结合部的、兼具了体制内外双重优势的中间社会开放。

  由此,笑蜀提出的自己的“中间道路”,即在政治社会之外,更凝聚整个中间社会的共识,集结整个中间社会的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国转型。

  他以此解读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他认为,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概括地说,无非是以自由、公义、爱为共同价值,实现中间社会各阶级的互动互助,在此基础上推进跨阶级、跨行业的公民合作,尤其是同城公民合作,最终以公民合作的集体力量,走向公民社会,推动和平转型。

  笑蜀也将许志永被抓后,民间发起的抗议联署,作为印证其理论的样板。在他看来,这次联署几乎遍及所有的阶级、所有的行业,尤其遍及中产和底层,活生生一个中间社会的投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间社会对新公民运动、对公民社会建设的广泛认同,折射了当下中国最重要的趋势,即中间社会崛起的趋势,即普通人勇气下限提升的趋势。

  对此,上海华东政法大学的教师张雪忠却很不赞同。在他看来,许志永等人所从事的新公民运动,本身就是堂堂正正的政治反对活动,而不是在政治社会之外,建设公民社会的“海市蜃楼,笑蜀对新公民运动的诠释,完全是对他们的矮化和阉割。

  张雪忠认为,在一党专政体制结束之前,企图在政治社会之外建设公民社会,完全是不切实际和徒劳无功的。公民社会得不到发育和成长,的确是国家的不幸,但这一不幸就像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一样,都是一党专制体制的必然结果,如果要改变这种不幸的现状,必须看清这一因果关系,也必须明确意识到,要追求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人们首先需要有明确的政治反对意识,并通过坚定和持续的政治反对,谋求一党体制的终结。

  在另一篇《我为什么要批评笑蜀?》的文章中,张进一步解释了自己的立场。

  张雪忠认为,笑蜀在谈及自己的政治主张时,除了阐述他的中间路线,还总是喜欢对政治反对进行歪曲的解读。例如,没有他所谓“润物细无声”的公民建设过程,政治转型就不可能是理性的,甚至还将产生巨大而持续的动荡;而政治反对者也只是在追求改朝换代,只是为了把权力攫取到自己手中而已。

  在他看来,专政者为了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总是极力想使人们形成如下看法:如果没有他们的专制统治,国家就将动荡不安,永无宁日,因此他们的统治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不去努力改变人们的这种错误看法,也不应该在无意中强化这种看法。

  在张雪忠文章发表后,北京传知行的负责人郭玉闪也连发几篇文章,对张雪忠进行回应,语带暗讽,郭自称“逻辑自洽,事实准确”,但这一争议已经超越了商榷和讨论的范畴,本文不拟引述。

  张雪忠在《条条大路通罗马——就近期政治论争与友人的一次对话》一文分析了这次辩论的意义。

  他说,辩论不在于让我们消除分歧(我们可能永远也说服不了对方),而在于把各种不同的路线摆在公众面前,让公众来决定那一条路线是最合理的。只有经过这样的辩论,让不同的观点和路线在公众面前竞争,才有可能让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某一特定的路线,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基于这一判断采取相应的行动。

  在人民试图结束专制,促进政治转型时,应该让尽可能多的人认同某一特定的路径,才能形成有利于变革的社会心理和氛围,从而增加政治转型的合力。晚清史,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的意义即在于此。

  北京学者王江松认为,张雪忠和笑蜀的争议,其实也是多年来笑(蜀)莫(之许)之争的继续。他撰文对这一争执做出分析和判断。

  王江松认为,公民运动,只要它是以民间为主体的,即使是慈善公益这样看上去非常去政治化的行动,在党国一体化并试图保持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环境中,都客观上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即使你主观上真的没有任何政治考量,当局也会像盯贼一样紧盯着你。

  在一定条件下,把政治色彩不太强烈的那部分公民运动与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直接的政治反对区别开来也是可以的,但绝不能割断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王反对激进派的观点,即把前者斥之为制造虚假希望并且延长了专政体制的寿命,而把后者视之为推墙的唯一方式和唯一力量,并且认为只有在推墙成功后才能大举建设公民社会。

  王提出,同意张雪忠对政治反对的重视和强调,但反对他把政治反对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对立起来,相反,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正应该也只能建立在公民社会发育的基础之上。

  他希望,追求宪政民主的各种社会力量应当进行广泛的交流并寻求共识,如能求同存异、分工合作,是最善,如不能分工合作,尽可以各做各的,至少尽量做到守望相助道义声援。

2013年8月9日
转载自《法广中文网》
http://www.chinese.rfi.fr/中国/20130809-笑蜀、郭玉闪和张雪忠最近就政治转型路径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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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中间社会站出来

笑蜀



  7月26日,天则经济研究所20周年庆典上,企业家任志强大声疾呼:许多人工的堤坝阻挡了鱼类洄游,威胁到鱼类的生存。必须拆除那些堤坝,让江河自由,让江河奔向海洋,不单自然界如此。这话刚落脚,马上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早在十天前,即7月16日,企业家王石也有一段慷慨之辞。那天刚刚披露湖南企业家曾成杰的死讯。举国震惊。王石第一时间在微博上发声,承认在重庆企业家遭薄熙来黑打时自己“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承认这是“懦弱错误的行为”。并宣示:对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生命的权力部门,要明确说不!

  而更早之前,当柳传志提醒“正和岛”同仁在商言商勿涉时政时,企业家王瑛就忍无可忍,不仅退岛以示抗议,而且发表了措辞强硬的声明,批评柳传志助长恐惧。她认为,恐惧没有道理,事实上企业家跟权力勾兑的风险才最高,相比之下,关心时政的风险低很多。王瑛的声明一经曝光,立即震动江湖,“在商言商”之争成了一个重大公共事件,而为媒体频频聚焦。

  另一位重量级企业家王功权,则站出来力挺王瑛。他以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态度:个体有选择自由,群体应承担更多责任。希望企业界同仁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显然,上述个案没有一个是孤立的,它们是一连串事件。这一连串事件构成了一个趋势,那就是素来以懦弱、隐忍乃至犬儒著称的中国企业家,终于按捺不住了,终于要站出来说话了——站出来说话,以一个公民的姿态。

  这是一个信号,中间社会觉醒的信号,处于体制内外结合部的中间地带崛起的信号。


转型需大战略

  必须承认,中国的确是一个过于复杂的国家。它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国家,而是超国家体。而它之为超国家体,不是因为人口之众,也不是因为地域之广,主要就因为它之复杂。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第三波第四波民主化摧枯拉朽,却都到中国的门口戛然而止。

  第三波第四波让很多人有幻觉。他们眼里,中国巨变指日可待,因为苏东和北非提供了可复制的模式。但事实证明,这判断太乐观了。除了强化世界潮流浩浩汤汤的大叙事,在具体操作即战术层面,第三波第四波于中国转型而言,恰恰负面意义大于正面意义。因为苏东之变,对党内强化了反戈巴机制,以堵死内部变革之路。因为北非之变,对社会强化了反“颜色革命”尤其强化了网格化维稳,以堵死民间倒逼之路。而且不能不承认,这两方面的努力并非徒劳,党内反戈巴机制尤其大见成效,而令九零年代以来的每一届领导人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就是历史的吊诡。别的转型国家每闯出一片天,即等于在中国关上了一扇门。我们刚刚还为别的国家的人民欢呼,回头却悲哀地发现自己脚下又少一条路。环球不同凉热,人家的节日,往往是我们自己的悲剧。竟有如斯结局,原因之一,是当局强大的反向学习能力。别的国家的每一次巨变,对当局都是一次难得的预警,让当局可以亡羊补牢。所以,第三波第四波往往不是动摇、而往往是固化了中国的专政体制。

  既有三十年高增长所强化的国家财政能力,镇压和收买能力特别强大;更有史上罕见的特殊利益,保卫专政体制的动力特别强大;还有强大的反向学习能力,赋予专政体制特殊的柔韧性。同时拥有这三个层面的优势,是其他转型国家都不具备的。中国的复杂性可以多角度解读,但这三个层面的综合优势,则是所有复杂性中最重要的元素。

  这就注定了中国的转型之路特别复杂、特别艰巨。突尼斯的一个小贩之死,马上延烧为全国性抗议,可中国有过多少比小贩之死严重百倍的人权惨案?台湾的一个美丽岛镇压,马上激怒整个社会,社会用选票把美丽岛受难者的太太、律师顶起来,形成新的抗争集群。但中国有过多少次美丽岛镇压?所有威权国家对转型的抵抗,相比中国都太小儿科了。所以,所有其他国家的转型经验,固然可以而且必须借鉴,但的确不可复制,不可照搬。在别的国家管用的办法,到中国的确往往失灵。

  最典型的失灵,是中产阶级理论的失灵。通常认为,中产阶级崛起之后,将成为转型的主力。但在当下中国知识界,抨击“中产阶级”却成为时尚,主要就因为对中产阶级的失望,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像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那样,承担其推动转型的历史责任。这抨击不无道理,中国中产阶级的局限性确实太大。但问题是,中国的水土注定长不出符合国际标准的中产阶级,因而用国际标准来套,来责之中国的中产阶级,其方法论本来就是错误的。中国的中产阶级注定负荷不了那样沉重的期待。

  中产阶级不行,哪个阶级行?工人阶级么?早在90年代国企改革时就整个解体了,成建制的工人阶级早就子虚乌有。农民阶级么?当代中国从来不存在完整的农民阶级,因为城市化尤其因为2.5亿农民工进城,农民阶级更无从谈起。农民工阶级么?原子化的农民工只有数量没有质量,根本就不构成一个阶级。资本家阶级么?大资本家早被权贵同化,中小资本家也在权力的宰制下支离破碎。

  不独中产阶级无力,其实被统治者中的任何一个阶级,都是无力的,依靠任何一个单一的阶级,都是不靠谱的。如果没有社会各阶级的支撑,单单政治社会的两极对抗,则更不靠谱,因为政治社会的两极对比更不对等。

  中国转型因此需要大战略,超越所有转型国家既有经验之上的大战略。尤其是超越单一阶级推动论,超越政治社会两极对抗,超越政治社会两极对抗基础上的推倒重来你死我活。它最重要的元素应该是开放和兼容。即最大限度地向体制内外开放,最大限度地争取体制内外一切可以推动转型的资源,尤其向处于体制内外结合部的、兼具了体制内外双重优势的中间社会开放。

  这就是中间道路,即在政治社会之外,更凝聚整个中间社会的共识,集结整个中间社会的力量,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国转型。如前所述,中国转型的阻力是空前的,推动转型的力量也必须是空前的。惟有集结空前的力量、形成空前大格局的转型战略,才谈得上大战略。如果中间社会缺位,所谓空前的力量、所谓空前大格局就都徒托空言。如何调动中间社会,因而是转型大战略应当致力的关键突破。


中间社会崛起

 
许志永发起新公民运动

  这正是许志永们的意义,也正是新公民运动的意义。

  许志永发起的新公民运动,概括地说,无非是以自由、公义、爱为共同价值,实现中间社会各阶级的互动互助,在此基础上推进跨阶级、跨行业的公民合作,尤其是同城公民合作,最终以公民合作的集体力量,走向公民社会,推动和平转型。

  这也正是“新公民运动”尤其是许志永获咎之由。因为,中间社会的聚集、公民合作的扩大,给了不受制约的权力以巨大压力。反弹是必然的,“新公民运动”注定要遭遇劫难。

  但我们不可因此沮丧。许志永们固然求仁得仁,以身伺虎。但他们的自我牺牲并不是没有价值。中间社会的坚决抗议就印证了他们的价值,也印证了新公民运动的力量。在相继抓捕15名新公民运动的参与者之后,有关当局最后朝许志永下手,显然是有备而来,要将新公民运动一网打尽,杀一儆百。有关当局的这个如意算盘,并非没有根据,通常情况下,镇压是起作用的。但这次不能不让他们意外和失望。当镇压的钢鞭高高举起,民间并没有如通常那样望风而逃,噤若寒蝉,反而一批一批公民迎着钢鞭勇敢地挺身而出,大声说不。新公民运动并没有被镇压下去,她的核心理念自由、公义、爱,反而因为镇压像闪电一样传遍全国,镇压反而成了新公民运动的活广告,成了新公民运动的反向推手。

  最生动的例子,莫过于茅于轼等五人第一时间发起的联署抗议。尽管联署遭有关当局彻底封杀,所有网络通道都被掐断,只能依靠最原始的方式即口口相传的方式来传播,但仅仅一周时间,即已征集到两千多个公民的签名。这中间固然少不了王功权、王瑛等企业家,以及何方、郑渊洁等知识界名流,但占最大比例的还是普通人,他们抗风险能力低,却能在危难时站出来,这才是最感人的。他们中有厨师、酿酒师、理发师、设计师、工程师、会计师,有医生、程序员、销售员,有农民工、农民、个体户、的士司机、建筑工人、家庭主妇,有军人、警察、公务员,甚至有道人、僧人。几乎遍及所有的阶级、所有的行业,尤其遍及中产和底层,活生生一个中间社会的投影。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间社会对新公民运动、对公民社会建设的广泛认同。这种广泛认同,和本文开篇记录的任志强、王石等工商巨子的公民宣示,恰成呼应,折射了当下中国最重要的趋势,即中间社会崛起的趋势,即普通人勇气下限提升的趋势。

  为自己的理念受难,是幸运的。当此中间社会崛起之际、普通人勇气下限提升之际受难,则更幸运,因为这时受难,能把受难者的光和热发挥到最大限度,辐射整个社会。于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志永们的一帧帧铁窗小影,都面带微笑。他们的心底是阳光的,他们的未来也是阳光的。可笑的只是有关当局:民不畏死,乃何以死惧之?呼啸而起的钢鞭再吓不住人了,一拨又一拨公民成长起来了,他们不怕了。许志永们将前赴后继。

  本文作者笑蜀,真实姓名陈敏,前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现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编委,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文内小标题由BBC中文网责任编辑添加)

2013年7月31日
原载于《BBC中文网》
http://www.bbc.co.uk/zhongwen/simp/china/2013/07/130731_china_middle_societ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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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道路可以休矣!

张雪忠



  在许志永、丁家喜、赵常青、刘萍等人,因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和教育平权而陆续被当局拘捕后,笑蜀先生曾多次就此发表评论,继续倡导其所谓的“中间道路”,亦 即“在政治社会之外,努力培养公民社会,集结整个中间阶级的力量,从而形成最大限度的合力,倒逼中国转型”。他甚至把许志永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 动,诠释为对他的中间道路的实践。

  我写作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为了向人们表明:(1)笑蜀先生对中间道路的论述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样的中间道路也是完全行不通的;(2)许志永等人从事的新 公民运动,本身就是堂堂正正的政治反对活动,而不是在政治社会之外,建设公民社会的海市蜃楼,笑蜀先生对新公民运动的诠释,完全是对该运动的矮化 与阉割。

  首先,一党专政体制和公民社会互不相容,在结束一党专政体制之前,企图在政治社会之外建设公民社会,完全是不切实际和徒劳无功的。

  我相信,任何明了公民概念含义的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公民不仅仅是自然和生理意义上的个人,而是指作为一个国家的成员,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管理 的个人。公民首先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概念,享有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管理的政治权利,是公民身份的基本内涵。因此,“在政治社会之外培育公民意识、 建设公民社会”的说法,就像是在没有水的场所学习游泳一样可笑。

  在一党专政体制下,政治权力被少数人完全垄断,其他人则被完全剥夺了政治权利,并因此失去了参与公共事务和国家管理的资格。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实 际上被禁止以公民身份,从事公民活动,任何人若要违反当权者的意志去行使公民权利(哪怕是法律白纸黑字地规定了这些权利),都会受到来自当权者迅 速而残酷的报复。因此,在结束一党专政体制之前,奢谈什么公民社会建设,完全是不切实际的。

  其次,中间道路的论述颠倒了事物本身的因果关系,因而是站不住脚的,但它似是而非的表象,却可能产生一定的误导作用,并使人们无视问题的根源所 在,从而低估了政治反对的意义。

  公民社会得不到发育与成长,确实是一个国家的不幸,但这一不幸就像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一样,都是一党专政的必然结果。新闻不自由致使各种社会 弊端得不到揭露与纠正,司法不独立导致普遍的司法不公;但若要改变这种不幸的现状,人们必须看清一党专政和新闻不自由、司法不独立之间的因果关 系,也必须明确意识到:若要追求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人们首先需要有明确的政治反对意识,并通过坚定和持续的政治反对,谋求一党专政体制的终结。

  相反,如果那些向往公民社会、新闻自由或司法独立的意见领袖,不是明确提出结束一党专政的政治主张,而是试图在一党专政体制下企求,或者哪怕是争 取这些东西,都很有可能对公众产生误导,使公众错误地认为,在一党专政体制下,这些东西仍是有可能争取到手的。这样一来,不但公民社会、新闻自由 和司法独立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还将使人们无法充分认识到一党专政的危害性和非法性,从而无意中为专政者做了维稳工作。

  再次,笑蜀先生在阐述其中间道路的主张时,还对政治反对进行了不经意的歪曲。

  在笑蜀先生看来,只有经由他的中间道路,中国的政治转型才有可能避开改朝换代的怪圈,而那些主张政治反对的人,只不过是想把专政权力攫取到自己手 中罢了。但这种看法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今天,那些明确主张政治反对的人,他们所反对的并不是某个政党的专政统治,而是专政统治本身。他们反对一 党专政的目的,并不是用一个不同的政治组织,去取代专政者的位置,而是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宪政体制,去取代当前的专政体制。在宪政体制下,人们 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政党执政和轮替,都是人们自由行使政治权利的结果,并不允许存在固定的政治权力垄断者。也只有在宪政体制下,才有可能真正实 现公民社会、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

  最后,许志永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无论是公开呼吁官员公示财产,还是共同争取平等的教育权利,都是在实际行使公民权利。在一党专政体制下,违反 专政者的意志,公开行使公民权利,本身就是对专政强权的直接挑战,因而是一种极富勇气的政治反对活动。但如果把这种堂堂正正的政治反对运动,诠释 成不伦不类的所谓“建设公民社会”的中间路线,那就不但贬低了许志永等人的勇气,而且也有损他们牺牲的价值。

2013年8月6日
原载于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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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张之争引发的若干思考

王江松



  笑蜀在声援被捕入狱的新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的过程中,发表了《中间社会站出来》的文章,几天后张雪忠发表《中间社会可以休矣》,对其中的观点予以严词反驳,作为回应,笑蜀发表《公民社会运动与政治反对提纲》,昨日又见到张雪忠的《条条大道通罗马?——就近期政治论争与友人的一次对话》。这两个我都很尊重的人所发生的这一争执,其实也是多年来笑(蜀)莫(之许)之争的继续。本文试图对这一争执做出自己的一些分析和判断。


一、中间社会与新公民运动

  笑蜀的“中间社会”理论存在很大的问题:1、概念模糊不清,一方面重视中产阶级以及体制内外的结合部,另一方面又倡导中间社会各阶级的联合,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农民工阶级都打包放进中间社会,如此一来,这个下面没有底层社会的中间社会就不复成其为中间社会了;2、最重要的是,假定中国有所谓中间社会,那么它现在还非常弱小,至少等到30年以后才有中产阶级的壮大并成为社会的主流阶级,在此之前,中间力量至多是一个在强大的上层和庞大的底层之间挣扎求存的阶层。

  可见,中间社会不能成为新公民运动的中坚力量。如果我们把新公民运动定义为争取公民权利和宪政民主的民间社会运动的话,那么所有被权贵资产阶级及其专政机器压迫的民众,全部都是新公民运动的主体,由此也可以把新公民运动相对划分为工人公民运动、农民公民运动、知识分子公民运动、民营企业家公民运动、白领和业主公民运动等等。各个分支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主题,也有像反腐、选举、教育、社会保障、新闻言论自由、司法公正、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环保、男女平等等等共同的主题。

  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是从国家所有制和计划经济出发的,这一总体背景决定民间先富起来的所谓中产阶级(其实就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对于权贵阶级具有先天的依附性,在相当长时间内,其中大部分人还会像以前一样通过钱权交易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机会和安全,而不会挺身争取独立自主的公民权利,更不会挑战权贵阶级的政治统治,因此,他们难以成为在公民运动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坚力量。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知识分子和白领中产。

  于是在数十年改开过程中受损最深的底层民众的维权运动自然而然地成为新公民运动的发动机和主体部分。如果新公民运动的倡导者们只局限在所谓中间社会下功夫,而不与底层民众的维权运动相结合,固然也能取得一些可观的成就,但完全不足以形成足以推倒极权专制并为宪政民主奠定坚实基础的社会力量。只有在底层维权运动的推动下,中间社会阶层才能迅速摆脱其对于垄断、专政、维稳体制的依附性而确立自己的民间主体性和政治独立性。至于体制内,正如笑蜀自己所言,目前或许有健康因素,但没有所谓现实的健康力量,只有在强大民间社会的压力之下,他们才会倒戈、易帜、起义。


二、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

  有网友把笑张之争概括为先有公民社会还是先有宪政民主的鸡/蛋之争,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简化。

  首先,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的区分是相对的,世上未见有脱离宪政民主的公民社会,也未见有脱离公民社会的宪政民主。任何不包含宪政民主基本原则和精神的公民运动,就不能叫做公民运动,比如,以个人自由和权利为本位、选举和监督、把权力关进笼子、三权分立,本身就是健康的、真正的公民运动的基本要素,否则,公民运动就与农民起义和帮会没有什么区别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社会实际上就是微观的、局部的、基层的宪政民主。另一方面,任何不以坚实的公民运动和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宪政民主,即使因缘际会地建立起来了,也只是一个形式框架,由于其基础仍然是臣民社会,蜕变为极权专制是迟早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宪政民主,实际上就是宏观的、全局的、高层的公民社会。

  以上是对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相互关系的一种静态的、同时态的、结构学的分析,这个分析是定性的、比较抽象的,因此应当有一种定量的、比较具体的分析,也就是动态的、历时态的、发生学的分析予以充实。

  当我们进入到后一种分析时,发现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的二分法就显得不够了,很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淆,比如,张雪忠等人认为在一党执政下不可能有公民社会、只有先建立宪政才会有真正的公民社会,如果他们所说的是完整的公民社会,那是可以成立的。但问题是,完整的公民社会,与其说是由宪政民主一举构建的,不如说是由不完整的公民社会演化而来的,当然,宪政民主的建立无疑会极大地保障和推动公民社会的建设。反之,如果有人说,我们只需要埋头做公民社会的建设,不要涉及宪政民主,等到公民社会建成了,宪政民主自然而然就有了,这种观点也是有害的,要知道,宪政民主与其说是由公民社会一举建成的,不如说是在建设公民社会的过程中分阶段建成的。

  于是,我们不得不把公民社会这个概念分解为准公民社会与完整公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发育与公民社会的建成;与此同时,把宪政民主分解为初级的宪政民主与高级的宪政民主。依照这样的划分,我们可以把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的同步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1、第一阶段:发育、扩大公民社会的领域,同时提出宪政民主的政治要求和目标。的确,这就是在臣民社会的夹缝中和极权专制的笼罩下扩展公民社会的空间。不要说这是不可能啊,不要说人家分分钟会把你搞死啊,我们以经验事实说话:这些年各种民间公益组织是不是在发育成长啊?各种集体抗争和群体维权事件是不是此起彼伏啊?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普通人的政治觉悟和宪政民主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网络舆论才能奋起反击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宪政民主的浪潮。

  2、第二阶段:初步建立宪政民主,保障和强有力地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壮大。毫无疑问,在宪政民主之下,各种公民组织将会得到蓬勃的发展,公民的各项权利将得到有力的保护和提高。公民社会的发展,既是宪政民主的前提和条件,也是宪政民主的目标、使命和结果。

  3、第三阶段:在公民社会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更完备的宪政民主。宪政民主不会一蹴而就,初具构架和规模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这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公民社会发展一步,宪政民主就提高一步。前些日子台湾的公民行动表明,台湾人民已经不再满足于两党轮流执政了,他们要求更高的民主,他们正在形成两党之外的“第三党-白衫党”,永远行使对两党的监督权。

  我相信,这样一种连贯的发生学叙事能够破除某些人的公民社会在先还是宪政民主在先的二元化思维。


三、公民运动与政治反对

  如果理顺了公民社会与宪政民主的关系,那么,在路径选择上,就不会发生公民运动还是政治反对二选一的难题。

  公民运动,只要它是以民间为主体的,即使是慈善公益这样看上去非常去政治化的行动,在党国一体化并试图保持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环境中,都客观上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即使你主观上真的没有任何政治考量,当局也会像盯贼一样紧盯着你。公益组织及其活动,在刚起步的时候,出于策略考虑,坚决不涉及政治,不挑战当局的政治正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归根到底,在没有得到宪政民主的制度化保障之前,不论哪一种民间公益都一定会走向政治化:或者因为屈服而被收编,或者因为追求独立自主的公民权利而与当局发生冲突。

  在臣民社会中和极权专制之下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必然带有政治性质,必然内在地包含政治反对:思想启蒙、政治批判以及对宪政民主的向往,就是最初的政治反对;自发的集会和结社、未经批准的游行示威罢工罢课罢市,是进一步的政治反对;最后,成立政党组织,是公开的和最高的政治反对。需要说明的是,政党活动,在没有通过一定程序掌握国家权力之前,本身就属于民间-公民社会的范畴。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我们可以把比较局部的、分散的公民运动称之为较低的政治反对,而把比较全局的、统一的政党活动称之为最高的公民运动,怎么能够把公民运动与政治反对一分为二呢?

  当然,在一定条件下,把政治色彩不太强烈的那部分公民运动与政治色彩非常强烈的、直接的政治反对区别开来也是可以的,但绝不能割断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把前者斥之为制造虚假希望并且延长了专政体制的寿命,而把后者视之为推墙的唯一方式和唯一力量,并且认为只有在推墙成功后才能大举建设公民社会。人们有理由提出两点质疑:第一,未经公民运动组织和训练的臣民能否成为推墙的主体力量?如果不能,那就只能由一支天纵英才、由特殊材料制成的先锋队霸王硬上弓自己来干了;第二,即算这支先锋队能够像布尔什维克一样侥幸成功,在一个臣民社会的基础上,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带来宪政民主呢?我们可以不怀疑他们的良好动机,我们可以相信他们的品德和人格(比如我对张雪忠就是非常尊敬的),但是,形势比人强,一种政治制度向何处变化,不取决于其始作俑者的个人理想和政治品质,而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我觉得张雪忠在其反驳笑蜀文章的倒数第二段的那段论述,只能看做是他的个人承诺,不能认真地看做是严肃的政治分析。


四、渐进革命与激进革命

  长期以来人们都在用改良与革命二分的叙事模式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去年启东事件发生时,我提出了改良、渐进革命与激进革命三分的叙事模式。

  改良或者改革,不是我关心的事情,我跟很多人一样,赞成改革已死的说法。我最关心的事情是,中国社会转型是走渐进革命还是激进革命的道路?

  我把公民社会的发育称之为渐进革命。许多人把公民运动或公民社会的发育混同于自上而下的改良,这是对其性质的严重误判,完全忽视了其民间主体性,忽视了它对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改造,忽视了其中包含着宪政民主的诸多要素,忽视了其自下而上的行动路线。当然,如果当局作出一些让步,松绑,开放一定的空间,这是好事,但这并不影响公民运动的主体性和革命性。渐进革命通常都是非暴力的,但不排除在特定情况下的武装自卫或武装抵抗,比如乌坎村民把数千军警封堵在村子之外,也不排除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采取一定的军事行动,不过,这和激进革命即发动大规模武装斗争还是有区别的。除此以外,渐进革命的手段和方法是丰富多彩的,争取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推进基层选举和社区自治,建立劳资集体谈判制度和产业民主,通过不间断的尝试,使那些被官方承诺而事实上一直加以禁止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的公民权利得以经常化和事实上的“合法化”,直至建立政党。

  激进革命当然就是暴力革命,那是在统治者不仅不主动改良而且用尽一切手段打击来自民间社会一切渐进革命活动时必然发生的事情。面对统治者的疯狂和残暴,民众永远保留武装抵抗和暴力革命的天赋人权,这一点无论是中国的儒家还是英国的洛克,无论是法国的人权宣言还是美国的独立宣言,都予以承认的。

  从公民运动或渐进革命与现代宪政民主的“亲缘性”或“家族相似性”,以及激进革命对于整个社会国家民族弊大于利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个人当然是倾向于渐进革命的。至于激进革命究竟会不会来,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五、思想与方法

  据说李登辉对来访的戈尔巴乔夫说,你有思想,但没有方法,因此现在你什么也没有得到。的确,有了思想以后,方法就是决定一切的了。公民运动也好,政治反对也好,激进革命也好,暴力革命也好,方法问题,技术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宪政民主,是一种复杂性和技术含量最高的社会治理模式。

  政治是力量之争,如何获得和凝聚力量是最重要的政治方法和技术。争论各方都应该拿出自己具体的路线图和可行性方案供公众选择,并且进而把公众的力量组织起来。我经常在微博上呼吁追求宪政民主的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的维权运动相结合,可以说,合则双赢,离则两伤。当然我自己至今也做得很不好,但的确感到一种焦虑,一种软弱无力。我在这里也就是提出这个其实已经应当置于议事议程之首的问题,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


六、结语

  1、同意笑蜀关于公民运动或发育公民社会的基本主张,但不同意他把重点放在中间社会,相反,只有在底层社会的公民运动普遍发展起来时,中间社会才能真正站出来。

  2、同意张雪忠对政治反对的重视和强调,但反对他把政治反对和公民社会的发育对立起来,相反,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正应该也只能建立在公民社会发育的基础之上。

  3、追求宪政民主的各种社会力量应当进行广泛的交流并寻求共识,如能求同存异、分工合作,乃上策也;如不能分工合作,尽可以各做各的,必要的时候能够守望相助道义声援,乃中策也;彼此用阴谋论丑化对方,互相诋毁攻讦,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乃下策也,徒令亲痛仇快,其智不足哂,其愚不可及也。

  4、本文与此前发表的《劳工维权运动是撬动中国政治民主化的阿基米德支点》、《宪政民主、企业家前途与劳工运动的方向》、《左右各派与宪政民主》等文章具有逻辑上的一贯性,有兴趣的朋友可参照阅读并批评指正。

2013年8月9日
转载自《公法评论》
http://www.gongfa.com/html/gongfashiping/201308/10-23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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