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行动打开政治立场的城门

陈永苗



  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警察上门做思想政治工作,其中一位说的我铭刻在心,他说刘晓波要是直接为底层民众说话而获奖,那就有用了。

  官员公开财产这样的举动,给民众带来的是抽象的制度的长远利益,遥不可及,甚至还不如反腐败有影响力。民众需要的是直接的可享受的,当下就可得的利益。为了自由理念的举牌行动,意义不大。那是一段盲肠,没有出路的。只有最短板底层民众处,才是最大的生产力之处。

  对于上街要求政改这种表达的行动,也是放空炮,有胜于无,哪比得上为具体维权事件而做出的表达行动,如香港数万人为李旺洋。对这种表达的行动,我认为比公知的公车上书高一点,也高不到哪里去。基本上支持其行动,否定其内容:不管扛着什么上街都好,即使抗着毛像。

  这是一种公知化的泡沫。贵族化的道路,并不向底层民众打开。固然需要这种泡沫化的浮在水面,作为广告,可是水底没东西,不肯往下构,向下延伸。只有泡沫,一个一个泡沫,破了一个再搞一个,无止境的泡沫。对于外面的朋友,干泡沫的事情很好,可是我们自己不能老是泡沫。

  我几年前写过《维权与维稳的对撞已成时代主轴》,这不是左右之争的时代,否定了左派右派思想路线斗争共享的思想决定路线的虚拟原则,不再是想要什么而是能做什么作为主导原则,行动作为王道。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那又有什么用。 没用的地方下苦功夫,该醒醒了。这种公车上书,只有作为维权的广告形式,才有积极意义。那也是政治上暧昧,效果不确定的或者或者有副作用,需要抛弃的维权广告。不是宣传或者启蒙,而是能够为民众争得一点小利益,才是最佳形式。除了爱启蒙和宣传还在梦游的人之外,其他人都已经觉醒。

  微博与过去的论坛或者报纸比较,完完全全是行动与事件的平台,而不是什么知识或者言论自由的行动与事件通过微博这个互联网技术手段,瞬间就能光速般发酵。

  因互联网与央地矛盾,言论的自由度已经够用,言论绝对不是战场,更不是前沿阵地,而是大后方。说真话喊口炮而自我感动自我神话,以为自己牛逼的,是脑残傻逼,如启蒙派和光头党人是狼狈为奸。边界是由行动和力量界定的,知识和思想有个但用。我所做的,是行动的主义,为行动服务的主义,行动的扶手。边界已经清楚,是上街和组党。言论随便说。这种边界的突破,是实力与实力的对决而决定的,与嘴皮子相碰无关。

  现在维权人士丢工作的危险是很大的,弄得很穷的概率是很大的,喝茶的机会是很多的。但是要坐牢,门缝是窄,没有足够的资格,还甭想。只要基本生活有保障,维权和言论活动空间是很大的。现在的高电压线在于组党和街头运动,除此之外爱干嘛就干嘛,没啥事。我常说,我们干的活那是要那个家伙的命,自己不付出代价,没有对价,收获的民主,肯定是不可靠稳定。没有祭祀牺牲,哪有占有。

  其实不管你是改革派,还是革命派,最令人恶心厌恶的,就是非垄断不可,把自己做当做真理化身,说的说的,私有化就成了他家的,他们家的。意识形态带来的罪恶与迫害,并不是其本身带来的,而是其中参与的主体,垄断代表权的内斗,把私人渴望化装为宏大叙事造成。并不是歪理邪说问题,而是“邪”人的问题。“邪人”就是真理感上升的人。

  非暴力与暴力的主张,因为仅仅是主张,是抽象原理,以为是普遍路径,要强迫别人相同,都有着格式化一切的渴望。没有政治经验给其限制边界,并不是作为行动的价值观,而仅仅是压倒别人获取话语权的不当手段。不管暴力非暴力,只有进入行动才知道如何做更合适一些。局外人持有对已有的进行辩护立场更好。


别骂你家党妈了

  知识分子总是谴责民众不抵抗没勇气,其实只有知识分子患得患失,没血气没勇气最犬儒,最像猪,然后因为憎恨民众不跟随他们陷入泥潭假装勇敢,于是破口大骂民众。

  他们还是找党妈控诉,或者民众瞧都不瞧的控诉党妈。对党妈进行质疑批判话语体系之内,不管是对世界说话,还是对官方说话,还是对民间舆论说话,都属于控诉范畴。

  官方不能行宪政,并不等于不知道宪政,也许他们懂得比我们更多。把不能行宪政,当作不懂宪政,把政治问题转化为简化为知识问题,妄图通过知识来把握征服修复克服整体状态,是一种乌托邦的迷思。知识分子对政治毫无体验,又好文人议政,这个毛病危害很大。

  己做。判定政府不做,自己做才重要,别骂你党妈了。

  民间都是受害者,官方是有左右的,更复杂的是民间曾经从属于官方,并且现在还没摆脱,故有左右的诱惑。

  高官们当自己是高高在上的神,不会在泥腿子中间说话。他们的权势,并不依赖于话语权,就能存在,不需要说话隐藏在泥腿子看不到的高台之上。会到微博中说话的,都是其中极端边缘的,可有可无的货色。所以我对司马南戴旭等五毛报以很大的同情。微博上有话语权的,不要认为皇帝就吃你们渴望的馍馍。

  八十年代,以媒体舆论媒介,知识分子与官僚集团之间,上通下达,可对话可交流,自然视为改革共同体。今天若非私人关系,知识分子想瞧见官僚的看门大伯都难。已经断裂有了鸿沟,虽然知识分子在民众面前假装还是海里的人。

  改革是个考古工程,盗梦活动了。改革已死,所渴慕的不过是防守或者原地踏步,护住我们的心脉,不要被专政或者改革的震荡所震断。如今再迷信司法独立可能或者权力走向法治,围观改变中国这仅描述一种对政改的希望和乐观,就相当于你挣到五美元,就想以后形势大好挣下去,十年以后把整个美国买下来。

  希望和乐观,解决不了什么政治问题。我们已有的民间政治能力,用来推动政改,纯粹是鸡蛋碰铁墙,无用功,不如用来推动维权和民生,用来重建公民社会。放弃政改,重建公民社会。以知识分子的特权,对抗地方政府违法进行维权的时候,还有一点意义。想用来促进政改司法独立,属于白日梦。

  加强民主法治是推不动的,加强党的领导也是干不了的,朝左是嘴巴的,朝右也是嘴巴,不走鞋路,是因为根本没有脚。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维权重建公民社会,才是王道。其他是中国白日梦。

  每逢聚会,总有很多人在推演民主转型的未来进程,好像我们必然取得胜利,我就说,多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资格进入历史,手上有多少牌打,有没有入门券,别以为看着电视机前看球赛指手画脚,就是主教练。我们需要想一想,我们手上只有一只公鸡,如何成为大富翁,凭着我们已有微薄资源 ,如何作为杠杆撬动。

  人民忽悠不了,当他们不搞暴炸的时候。人民不用忽悠,当他们要搞暴炸的时候。你们想搞的,当局绝对不会怕,不让你搞是因为因为不让你搞,而不是怕。事情可以去做,但不要想乡愿。你们所设想通天大道,根本就是一段盲肠。渴望会让人变为近视眼,看不远,远处矗立的是自己渴望幻化的乌托邦。最为关键的事情,并不是压倒民众,要到暴力途径,而是帮助民众,帮助暴力途径通往宪政。难道美国独立,英国光荣,辛亥没有暴力?

  本来就没什么好期待的,我们的抗争,只在于不要输得死得那么惨,对民生对政改,都不要希望变好,政治只会变坏,看到刑诉法修正案没有。民生你说的不错,会好一点。我们要的就是会好一点,不会死得那么惨,所以什么政改是民生的前提,民生维权促成政改,统统是扯淡。


共同行动高于共识

  不等猫头鹰在黄昏起飞,维权运动的教母汉娜.阿伦特指示说,政治理解自己生存世界里正在发生的。身处庐山不知真面目,正在发生的和就在自己世界里的,其实灯下黑最不好理解。揭露历史真相,其实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我对公民社会两个奠基石的理解,与汪晖雄文《现代性的几个问题》大致吻合。我这是所谓天安门之子的视角。

  我不把公民社会的雏形,“奠基于”八十年代及其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之上,这基本是权贵官僚-知识分子的专制体制内框架。我认为有两个奠基石,那是在拔灸之后90年代的私有产权,以及二十一世纪之初获得自觉的维权运动,市场经济严重被体制扭曲,而我希望维权运动不要被体制的延伸部分扭曲。人心革命之路径依赖,这是市场经济与维权运动所做的二十世纪历史路径的突破。

  2003年的维权运动概念的提出,也是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种救赎,一种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的风险分担。就从学问知识的吸引力和西化的接轨程度,远远不如新左派,故引入维权运动,以底层民众来拉近教育产业化后大学生与农民工,免得他们被左翼拉走。与市场经济同,再次用人海战术搞掂。

  骂党妈的公知为什么是不下蛋的公鸡,而不是母鸡,因为只有自喻公鸡鸣晓的话语权,几乎毫无政治力量,没有其他社会资源,还有专制病毒在身。我想并不是90年代的市场经济化,而二十一世纪的维权运动使公鸡能成为母鸡,把话语权和道义资源下移而变为发酵膨胀,就像酒曲入水做酒。维权算四两拨千斤。

  若抵抗还以人心为战场,则必在专制之内,推翻旧专制,则极高概率建立更甚的专制 。其必然是极权主义心理的抵抗运动,如改革。人心启蒙之共识,唯有建立在大规模苦难之消费,就像日本打进来了搞三光了,整个就团结了。共识必须隐秘地扩大苦难,或者阴谋论地放大苦难。本来是为了减少,结果却要增加。

  八十年代的人心启蒙,被90年代的利益激励取向所替代,因此趋于多元,形成公民社会雏形,这是维权运动的先声,好大的进步。如今一些反公知的公知,还是以人心为战场,争夺话语权,其结果将是重复改革一代对文革一代的话语权战胜,专制框架延续,也就是进了专制之城掌权。奴隶成了有权的奴才。督察还是警察,作为公知的督察,还是公知,想取而代之的公知,所有公知的病毒都有,公知致力于回避的病毒,你们更有。反而更毒更狠更下作更卑劣。

  有动作么,实际行动么,没有嘴巴激进有什么用。不要从知识言论上牛逼嘚瑟,多从现实条件下行动的可能性上考虑。一个激进的认识,即使多正确,还是一口唾沫而已。

  共同行动高于共识,形成共识。人心深处闹不了革命,人心并不是战场。启蒙与维权之间,行动与认识之间的冲突与张力,我在2006年《站在启蒙巨人肩膀上》写作以来,一直致力于处理的。突破专制,必须突破我从没有把我在微博上说的,当做重要的,我写的文章,也不过是我挣稿费生存的。我引以为傲的,是我干过的行动,做过的事情。虽然被上榜十年,我还是干了一些事情。

  我在《别在党妈肚里装宫外孕》中说,要为赶不上的,有困境的,打开方便之门,如去政治化运动。去政治化,意味着我们为城,打开城门,邀请民众参与加入,入城来。而行动则为自己的立场,不管是改良好还是革命,打开城门。

  我们命名维权的概念,驱赶知识分子与改革派精英去参与维权,而不是苦巴巴地去公车上书,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自我赎罪的机会。这就是说,要有永远的反对党精神,而不是参与党内路线斗争,不管是共党的,还是国共合作的。反对党精神才是独立的体现,它没有公知寻找主子,非在党内寻救赎的毛病,吐尽了狼奶。

  左派对公知批判是一种道德批判,吃体制饭不应骂体制,诉诸于儒家忠诚。隐藏着对公知的话语权抢夺。左翼批判话语是道德话语,缺乏对批判的反思:前提是不成立的。来自由派内部对公知的批判是政治批判,从政治效果出来的批判。吃皇粮的良心,别拿出公知身份和自我夸耀,多维权,以民众的立场为立场。

  放弃公知身份,让自己特殊位置造就的话语优势免于压迫他人,而是服务于民众维权,这时候就是对自己话语权的巩固,向下向下再向下延伸,把跟扎在民众大地深处。凡是做事维权的都不容易摧毁,凡是只谈主义的公知只收获仇恨。我看到很多左派等为底层说话,在维权和民生层面,此处有共同行动。

  但是仅仅在微博上发泄对拥有话语权的公知怨恨妒忌,进行瓦解,是建立不起新的话语权,也夺取不了他们的。光关重构与公知的精英替代关系,陷在弑父情结的人事纠纷,对个体或者其群体的道德问题进行道德批判,而没有把这种重构附属于行动,在目的和手段中保证手段的合目的性,是城外的叫嘛,还是那个城的人。

  反公知的战争,由想成为公知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和受迫害受压迫的民众发动。前者是主要为了夺权,后者主要为了生存。若由前者主导,则必然如改革一代群魔乱舞,代际替代,以长时间超大规模和大数量人数在场,新陈代谢缓慢地“不战而胜”。不能再重复,要目标在场,话语权不是先锋,更不是统帅,且不能仅靠自然规律。

  行动能使身份承认的心理危机和焦虑缓解,并成为行动的动力。行动无能所以内斗,道德批判抹黑妖魔化,互相争老大,为空白的匾上以为写的东西争个你死我活,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怨毒。维权提出,就能为无数精神危机的民主人士,找到出口。


维权是大树干

  曾记得,王俊秀在微博兴起之际搞了一个“我推中国”,我做了第一届访谈“改革已死与后改革”,我认为维权应该往下走,从一线城市扩展到二三线城市,知识分子与底层抗争精英结盟。如今通过微博,有了二三线城市同城聚会和反拆迁等斗争。根基于生活,扎根于大地的,是灭不掉的,饭醉与维权都这样。

  有天去范亚峰家闲扯,聊起维权运动兴盛之后,维权这个词的流行程度,说起“08宪章”前后至今不少主义试图盖在维权之上,攫取变为下属,如宪章运动,新公民运动。当年我就是嘿嘿笑,稳坐钓鱼台。从地下涌出的,是有生命力的,并且无视任何“天外飞仙”。维权就像一个大树的树干,上面爱有什么分支与花朵不管。

  海内外民运圈子里面,很多人想做了整合工作,都是扯淡。知识分子之间注定冲突,也无关紧要。有点奶,就抱成团,然后在互相撕咬,凡是有知识分子的地方,必定如此。维权好一些,就在于像知识分子外面延伸。公知劝也没用。站在民众一边,利用央地矛盾,参与地方维权还有一点用。

  未来会走什么路径,总在我们之外,即使如我们预测,也并不在我们手中。预测并不能主宰什么,还是局外人。即使未来发生革命,现在持革命立场的还在局外,除非有资格参与再次洗牌。真理不在任何人们身上,真理感上身的人,我相信这路已经被毛走绝,后人无此路可走了,除了证明你是蠢猪之外,啥也干不出。

  革命已经发生无数次,只是烟尘处处,知识分子不看在眼里,也不提供帮助。精英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民众的行动的巨人,语言的矮子,你的眼里,只有嘴巴,肯定如此认识,米有革命。革命成为比改革成本更小的选择。我们在共党手上吃得苦头,外国人人类有历史以来,全部加起来,都没有我们多。尤其是改革三十年。

  固然维权运动的权利话语涓涓细流,但当下还能做一些什么,政治反对对于当下太空洞。就对当下而言,更不靠谱。且如我十来年与所极力强调的,维权是革命的预备,如果政治反对也预备的话,那因为是主义,更弱。 这一些在维权兴起的时候,已经讨论过透彻。老原地踏步。重大的问题,诚然需要宏大叙述,加上更重要的行动才能解决。权利话语确实只能止损,不能解决,尤其是不能在改革时期内完成政改,而可以说是放弃为前提。但政治反对之说,革命之说,当下毫无行动,当下能做一些什么,能行动。说大话赶不上做小事。

  如果预测判定革命会在几年内随着经济危机而爆发,那么从现在开始需要预备兴起大规模的革命理论与言说,提前几年造势,这个说的也很对。当然也需要革命的舆论势头盖过改革改良的,但也不应该因为维权与公民社会被改良派利用,就否定维权公民社会,相反,这两个必然是为革命预备。改革已死,利用不了这。

  2002年我在天涯社区关天茶舍当过一阵子版主,当时湖南岳阳李尚平老师被杀,一个网友要我把他的帖子飘红,被我以思想讨论宗旨名义拒绝,被他辱骂。此事对我维权与启蒙冲突的思考有所触动。为什么维权一定要思想论坛才能被关注,因为话语权实在被启蒙占据的太多了,需要把启蒙的话语权,下沉给维权分享。

  如乌坎抗争,任何公共事件都是多维度,参与的人都带有自己的维度。没有民主的单纯利益诉求,就没有公共性,很大部分知识分子是不会去关注的。韦伯说底层权利的保护最后要政治解决。去关注,是要“为之服务”,而不要毕其功于一役的心态。

  不用启蒙,受害就会绕过启蒙,自动维权。启蒙是收费站,是设关卡的强盗是土匪。受迫害就起来维权了。启蒙了,就装知识分子,就欺负百姓。公知们只想指导民众,其他的都不想,与共党不顾任何代价,坚持其领导权之间,是一致的,无条件的领导权。

  启蒙迫使民众参加进来,站在我们这一边,这是一种用五毛钱想制造五个亿的大市场的渴望。而维权是看中了一个,已有的被启蒙选择性忽视或者抹黑的五十亿大市场,因为国内殖民征收掠夺和不断指定制造敌人,已经因为利益受损而觉醒的民众,我们只要投入五毛钱,就能卤水点豆腐。通过维权律师这个符号参与。

  启蒙是政治革命内含社会革命,极有可能有着阿伦特《论革命》中说的自由被民生所拖累,而维权是社会革命顺带完成政治革命,在已经有的反抗大市场上,以两层民众与知识精英身份呈现,知识精英作为维权律师,背书与辩护,是非垄断代表的帮助者,商业交换,是皮上毛,使民众不再是知识精英的奴隶。

  利用启蒙,从而压倒启蒙。利用启蒙的话语权,获取知识精英的支持,站在启蒙巨人肩膀上维权,让启蒙之猫养维权这只革命的幼狐虎,让他们误以为维权是改革的民间助推,于是维权在这十年内飙升,借鸡生蛋,终于要到新辛亥革命了。其实维权也拯救了自由主义,启蒙,民间改良派,否则早就被左派妖魔化了。

  现在的群众基础很好,只是抵抗成本太高,不敢行动而已。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清楚,但是在现有无比可怕的统治机器面前,无法凝聚政治意识,无法表达政治意志。他们老觉得底层民众犬儒,需要启蒙。其实相反,现在除了他们之外,其他人都不需要启蒙。我提出的口号是启蒙启蒙者。底层民众之所以表面看起来冷漠,是因为抵抗成本太大,让他们无法承受,其灵魂深处没有被奴役。民众抗争越来越多了,风生水起。被灵魂奴役的只有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不把二者分开来看,无法把握其特殊性。

  一种来自旷野的呼喊:90年代之后专制在政治精神上已经出局,抓起钱袋子,这时民间就有能力在旷野上建起自己的城,不需要在敌人的城内巷战,通过改造公知,就摧毁敌人城门,进一步建设自己的城。钱袋子一瘪,就剩下枪杆子了。

  在坚持改良与非暴力立场中,确实有一种想超越治乱循环的渴望,把当下就宪政化,自我限制化,让目的直接在场提灯自照的渴望,这点必须继承光大之。当不得不革命时,就要当下维权为革命预备与立法,实行宪政化革命。法律下革命或民国当归的复国革命,就有足够崇高和大家都坚守的头顶星空,这样就不敢自义。

  无政府主义与弑父情结的发作,是不愿意有自我限制加身的,这就是他们反对民国当归的原因之一。而他们持有的空洞的目标性名词如“如公义,爱,正义”,因为空洞,可以在他们需要用来要求别人要求别人,豁免自己时豁免自己,不好施加于自身故喜欢。这不足压倒他的自义,自我为义正是极权主义的起源。


民独

  台湾有台独,香港有港独,大陆民间也要讲民间主体性,自己为城,不陪专制者玩主奴之间的各种改革调情,叫做民独(民国或民间)。还有疆藏独。荷兰美国辛亥革命都是先独立,从专制者那里独立出去,然后再合成联邦。这是联邦制的必由之路。分者在于合。

  “民独”之最小讨论党妈原则:民间主体性必须扬弃和躲开这样一种嫌疑,以反对的方式延续专制小骂大帮忙。于是首先以民国人自认,当下参与对民国要求法定权利。当不得不讨论土狗时,就基于防守反击,基于自我保存,自我捍卫的维权和重建公民社会,捏着鼻子说,尽可能不去说他。这就是最小讨论党妈原则。

  维权产生的效果不在于你自己说什么,坚持什么立场,而在于维权与党国的博弈当中。只要不单独是启蒙,是为了维权,什么样的道德立场并不重要,人心并不是战场。坚持什么暴力非暴力,都没啥意思。理性或者不理性抗争,在碰到维稳的高压电时,都归于灰烬。

  出路在于没有出路。只有相信没有出路,才能放弃对改革的期待,不在那里浪费人力,而去参加维权运动,去护住底盘,让未来损失尽可能最小。

  独裁者自己倒。几乎所有的在总体瓦解之前努力都是无用功,即使如珊瑚般长期发生了最后总体爆发,对于个人或者部分人而言,没法确定其有着决定性或者导火索作用,我们只能够推断出,爆发点和炸药在我们之外。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假装推倒独裁者同时,构建未来秩序中共同体关系,是宪政化的。 已经没有人能担保自己的路,是转型可行的路径。都在悬崖外和黑暗中。政治反对,同样是对专制的美化,暗示还有党妈的宫外孕,具有暧昧性。我们都在历史与命运的赌盘上下不确定结果的赌注,不知道具体的赢家。去政治化,不外乎是增加被俘的难度。我们所做的是保守,保守公民社会,也就是不滑入悬崖。

  新浪微博“宪法之眼”说:在极权尚未瓦解之时,便已开始建构后极权时代的共同体及其秩序。这在战略上,是一种藐视态度,这会使得极权者感到很失落滴。 这种作法,至少也是一种未雨绸缪,将来也会省却不少时间和争论的苦恼。


需要微小胜利

  我个人倾向于做一些有可能获得利益和微小胜利的维权,尽管胜利不如悲剧轰动,吸引眼球。法律维权,降低维权运动的敏感性的门槛,让害怕政治的人能参与。当下的维权努力,可以阻挡法律的进一步溃烂,好歹维系现在与未来的最稀薄联系,可以藕断丝连。至于执行法律的人,政府官员们,就需要彻底司法清算了。

  改革之死让政治司法化的意图已经宣告破产,也就是法律人确立了这个目标,但这个目标不可能在现体制内实现。司法独立只能是个梦想,但是颇为奇怪的,他们的姿势还是不变,老在公车上书,还不如加入民众推动维权,也许还能反馈于法律,挽救一点最后残余。

  波普尔有个著名悖论,就是讨论,争到底整体进步先于个体进步,还是个体进步先于整体进步。争论哪一个绝对优先于另外一个,有一层意思,就是作为抬高某一群体的意识形态建构。整体先于个体,就是抬高民众整体。个体先于整体,就是抬高“先知先觉“的”精英”。

  我个人倾向于法律化的,可以变为司法化的,民生的。维权运动泛政治化的立场,我个人不支持,我也不反对他人去做。有了十个鸡蛋,以为自己是钢弹,铁墙就可以砸破,为什么不用来孵小鸡呢。不是追求完美的,一步实现,而是最不坏的利益。

  法律维权,与泛政治化维权都有一种暧昧性,同时有体制修复和为将来预备二性,但是由于维权直接指向民众权利(政治的最终目标),体制修复性逐渐消失。这是一个动态的民间主体性独立过程。泛政治化沉沦于当局制造话题,民间应对,使对抗成为延续专制的手段,例如会制造了大多数人的恐惧。

2013年8月18日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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