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乱社会罪”是官方贬低民间的新战术

陈永苗



  大规模粉红色恐怖时代法西斯主义光临。

  粉红色法西斯恐怖是习李新政送给中国人民的见面礼,各种理由抓了很多人了。之所有说成是粉红色,是又红又白,有毛泽东的血腥红,又有邓小平的残酷白。

  配合打击同城饭醉与街头政治的崛起,最高检出台了关于扰乱社会秩序的解释。7月出台的最高法院有出台寻衅滋事司法解释。最近有司又宣布网络也是公共场所。

  从记者刘虎举报贪官被抓来看,以动机和思想定罪,再次从国家安全犯罪,延伸到社会经济领域。维稳体制看来不仅要对维权行为下手,而且要从“灵魂深处闹革命”,掐掉念想。文革的对人心的专政,如温水煮青蛙那样,暗地里潜伏慢慢在维稳机制中已经很强大。不同的是这是官员专政,官僚体系对民众的专政。

  刘虎举报贪官被抓,意味着宪法规定的控告检举揭发的宪法权利被取缔,即使刘虎心怀寻衅滋事的心思,追风捕影,都是宪法保护的范围。以寻衅滋事来定罪,任何行使控告检举揭发的宪法权利,都可能是寻衅滋事,或者很容易认定为寻衅滋事。


不定“政治罪”

  中共对外国从来否认有政治犯的存在。著名维权人士李质英说,不愿意用政治罪名定罪,就是不愿意给我们抬轿子,用政治罪名给我们“封神”增值。我深以为然。社会性罪名,就是把我们当做社会地痞流氓,不安定因素,而不是把我们当做政治对手。这是一种贬低的战术。

  新浪微博“涂全鑫二世”问说,那么如何走出或者破解这种贬低术呢?我认为,两个方面的配合,一个当局不断把分赃者,被统战者甩出来,当敌人,那么,中间阶层只能怀着怨气另寻出路,有了异心。另外一方面,民间政治占据历史的道义至高点,如民国当归,赋予抵抗者与受迫害者意义,顺便带着被当局抛弃的怨妇玩。

  这种贬低战术肯定破产,因为除了五百家,其他都是专制明显和潜在的敌人了,身在曹营心在汉,把民间政治定性为流氓,这只有民众站在专制一边时才奏效,当民众与被甩出分赃体系,被迫害和被牺牲,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或者自己人,例如薛蛮子嫖娼受到政府的道德批判就引起了极大同情。继过去政治罪打击,如今社会罪打击,一样封神。

  胡折腾胜于不折腾。当权者有了末日症状,总是慢上几节拍,其任何措施,结果都与意图南辕北辙,社会罪定罪本来想去政治化,结果带动了更多社会因素的政治化,因为经过90年代市场经济和21世纪维权,社会精英对政治参与嗷嗷待哺,各种来自官方的打击,提供了庙堂外的民间政治参与,插花不成柳成荫。

  民间政治更需要进一步去政治化,进一步下沉,进一步加强与民众的结盟,就像游击战。民间维权做好人去政治化,让官方做坏人主动塑造政治化,迫使其动手绞杀自己。维权运动命名十年间,我一直坚持去政治化立场,加强与民众联盟立场,帮助民众,专制经不起一次刮骨剃肉的自我治疗。镇压维权就是自杀

  在专制瓦解之前,镇压是必然的牺牲是必然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一旦被镇压,最大的形成对专制的反噬力,或反坐力,让其措施都是七伤拳,伤我们一万自伤八千,带动他自身的内伤暗伤。在微博上意识形态的战争,已经达到目标,下一步就是通过维权帮助他们花维稳的钱,钱袋子瘪下去,再下一步就是枪杆子了。

  著名维权人士北风温云超说,“宪章”签署者大范围被喝茶加速了民众对喝茶的脱敏,这次当局政治运动式打击网络谣言相信也会有同样的效果——当一个人不清楚自己正常的言论会不会踩红线的时候,就往往不会把红线当回事。民众对抗恐惧的阀值提高了,当局的维稳成本自然要上升。


为网络谣言辩护

  我没有那么排斥民意的阴谋论。阴谋论是弱者的武器,可以快速凝聚民意,可是除了凝聚民意之外,阴谋论并不能作为制裁行动,制裁行动有着另外一套法律规则,例如法庭审判。法律人要本能的区分极端性言论和极端性行动,两码事。

  在共同体内,总是要有一个阶层要被不那么公正对待的。如果不是对官员不公正,则必然是对百姓不公正。对官员不公正,官员有退路,对百姓不公正,百姓毫无退路。级别越高,应该承受越不公正。古代皇帝上生杀大权,那是对官员的,动不动就杀官员,有利于民。害怕被杀,就别当官。

  民众的非理性,妒忌与怨恨,只要限定在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游行示威自由,或者组党等法律之下的自由形式之中,就是无害的,甚至在广场之上,也并不一定会带来有害的结果,只有没有诉诸于直接的暴力,对于官员和政府而言,都没有直接损害。

  谣言和阴谋论是弱者的武器,来自官方的积极作为和信息公开才能阻止,民众有了信心,就不会猜疑,除此之外毫无办法。在话语权不对等,和信息严格垄断的条件之下,“造谣”首先对官方实行“有罪推定”,然后等待官方辟谣,举证证明清白。这样才是公平的。

  即使是谣言,我也支持。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之下。

  谣言是弱者最后的武器,对政府而言,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明清对官员的纠察,可以闻风而奏,也就是不需要真实证据,御史就可以参奏官员。谣言在针对强势者的时候,能起很大作用。对英国的无边恐惧,造就了美国独立,而没有谣言,就没有今天的美国。

  为什么打击“网络谣言”,必须放到央地关系中讨论,过去十年正是央地矛盾中央出于制衡地方,才“纵容”,如今一个网络反腐败已经升级剑指中央,逼近中南海,觉得引火烧身养虎为患,另外一个习李时期比对地方更弱,地方有了自选动作和放大有利地方政策的集会,利用中央整顿大V之机会,反扑,一个地方一抓几十上百号“造谣者”。

  “非法集会罪”,“扰乱社会秩序罪”,“寻衅滋事罪”等等去政治化的社会性罪名,启用起来,就不像妨碍国家安全罪那样需要高层决定,如此肯定受地方政府欢迎,他们打压民间政治活动与维权,就有了自主权。

  例如地方武警,过去调动需要中央军委的批准,如今地方也有了一定的紧急调动权。打击网络谣言等社会罪定罪,喻示再次的分权,八十年代至今是经济权力在地方的分权集中再分权再集中的恶性循环,如今是政治权力,尤其是镇压维稳的权力下放和分权,不会陷入经济分权那般的恶性循环,而是地方撕裂的不归路。

  著名维权人士屠夫说,有了尚方宝剑后,各地再也不怕网络了,因为可以以传谣罪名任意抓人,它们不但滥用公权力报复,而且可以明目张胆的陷害,这对胆小的网民和大V恐吓作用已经有了。薛蛮子等人例子告诉大家,不要以为你不碰G点,不关注那些正志犯,搞自我切割就能有安全空间,错了,他们被抓完就要抓你!


来自政府的道德批判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政治自由方面根本没有进步,而且以政治为根本评价标准,中国根本没有进步。改革时代政治宽松化,就在于放弃对人心道德的控制,或以替代性的办法,如金钱侵蚀等,但是这是专制在财运滚滚的时候,到了钱袋子瘪下去的时候,又开始对人心道德进行威胁性控制了。打击整肃大v,对薛蛮子的手法,就是如此。

  通过批判薛蛮子的不堪,这样就暗示自己的伟大,且禁止他人批判自己的不堪。共党是一个启蒙专政的政党,也就是主张哲学政治的政党,其预设人人都是哲学家,或者批判者作为自然正当的生活方式,陷在“爱国青年”的精神状态中,也就是当局不断指定敌人,转移民众对自己的聚焦和痛恨。他自己经不起关注,经不起围观,即使是“爱国青年”的围观,也会使外争主权,枪口朝内变为内惩国贼。让自己处在黑暗神秘当中,不承受阳光的审视,这样才能保持政治的巫术。让自己极度炫目而民众只能仰视,就像太阳。

  新浪微博“曾小普2”说:政治蛊术依赖于大众的愚昧才得以施展,这愚昧的核心是对权力的慑服与膜拜。当作秀及其宣传带来的不再是廉价的感动泪水,而是普遍的质疑与嘲弄,我们可以清晰的认识到中国社会对于权力的祛魅基本完成,对于极权的死刑判决已经在大部分人的心头宣读,接下来就是以行动祛除恐惧的阶段了。

  如中共批判美国宪政那般这般不好,可是从来不拿这一些来自我审视,看自己是否符合标准。自己在铁笼子吃屎,就能批判别人树荫下乘凉不够阳光。

  腾讯微博“就是我怀仁人-广文廿武巾”说,拉低对手是最浅近的选项,也是最笨的选项。而对一个自奉为全民代表的政府而言,采用这种方法摒弃个体的同时,也便意味着自身根基在一点点被掏空。

  专制政府行罪恶之事,必然打着美好的名义,如果我们不借给美好的名义,就会迫使他现出原形,乖乖变好一些。往往好心办坏事,坏心办好事。对专制政府持有妒忌和痛恨之心,往往促成其做更好的事情。

2013年8月30日
转载自《参与》网刊
http://canyu.org/n79494c6.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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