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已死”后十字路口:“习特勒”或民国当归

陈永苗



  进入终末时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一切需要加速度,才能损失最小。“改革已死”针对四五一代与体制内开明改革派的屁股下手,专门踹他们屁股,推他们到河水中,断他们后路,给他们施加未来的历史道义压力,迫使他们背水一战,急迫地行动,搞点小动作也好。

  改革派泰斗吴敬琏与黄浦平都被记者询问如何看待“改革已死”,他们做了不知道说什么的回答。改革之死的提出,把改革派置于举证责任倒置的位置,除非拿出真金白银实质性的举措,否则都被当做巫师神汉,如此迫使改革派背水一战。也使民间和8090后站在历史道义的制高点,可将改革派当死棋弃子掉。

  在官僚政治这个无物之阵中,思想舆论无法决定政治格局,思想革命无法引导政治革命。基本上是厅级以上,都支持这个模式,但是一退休,立刻大骂共党腐败。实质就是一个分赃体系,能分到好处了,就举手赞成,分不到了,就大骂。因为大家心里,都清楚现在是个什么体制。

  如果红色权贵官僚是在执行一个泰坦尼克号计划呢。船沉了,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等我们有能力挤他们清算他们的时候,他们早在远洋彼岸了。沦陷区可以简单区分为两个阶层,一个可以移民,一个没法移民。可移民性意味着改革已死,一切改良的可能,成为黑洞。一定要有紧迫感,在紧迫感的支配下,想问题和发言。时不我待!

  春江水暖鸭先知,大船将沉鼠先跑。已经到了改革已死,沉船炸船的紧急时刻了,处在高位的人,是考虑沉船炸船的事情,不是考虑换发动机或铁钉的事情,醒醒吧,那一些假装清醒实际上睡着的人们,一定把把思考的立足点放在沉船炸船上,不要想铁钉而自信满满了。

  沦陷区的启蒙公知,只是猫手中的老鼠,却一直欺骗自己是领路的老虎,永远没有49猪圈原罪幽暗意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畏惧,明明只能是走在最后方队的落伍者,却把自己当做先锋队,如微博上的大v。能说的,都是当局者愿意让你说的。

  49是个猪圈,包括78,也就是在这里内在于49秩序的弹性空间和政治能动性,虽然是一个欲通天的巴别塔,却是一个通往自然状态地狱的,改革对于改革派很美好,对于中国已经是和即将是无比惨重代价的地狱。任何美好的目标都可能在此实验,但都不会实现,一点点的实现,肯定以未来惨重代价为条件。认为49秩序或者78改革之内,有足够的弹性空间可以抵达宪政目标,那是不可能的,我就预设的前提和条件批评之。

  一个政治共同体与成员之间,有着庇护与服从的关系,所以能要求成员无限牺牲,没有世间回报的,只有耶稣对其使徒,平信徒都不如此要求。即使如49年之内毛左毛右中保,长远目标可以实现,叫我们耐心等待安心牺牲,没有此世性的回报,肯定破灭。且这些使徒把自己义务转嫁,牟得神般特权。那49或者78根本没有改良为宪政的可能性。

  在二十世纪中,知识分子与工人都是启蒙起来的同一种人、分赃者,被“科举”的人上人。从他们的身份滋生的反抗意识,都是对成为单位人的爱与恨,都是对49体制的弑父与归顺,超不出毛泽东如来掌心,左右之争是对毛顶礼膜拜。故毛身上的农民与进城后的小资之争,是49后民国与毛的枢纽。毛的掌权也是另外一种进城。

  改革就是法西斯主义。中共官僚集团已经把经济与改革当做合法性基础,而把社会主义当镇痛剂或者鸦片,也就是改革完全成为党内运动,成为民间需要不惜一切代价,才能找到一点改革希望影子的残酷战争,于党内,法西斯主义就是吞噬窒息民间的冲动,消灭立宪行动;于民间,就是在无法行动渴望的极权主义心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没拯救没出路,不管是文革还是改革,还是内在于中华人民共国的超越性因素,也就是其隐秘的法西斯主义或者道德原教旨主义复归运动,都是死路一条,道德运动会不会变为法治的,党治与法治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会把法律的基础变为道德的,体制内的法治倾向,还是法律的道德化运动。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在斯土斯地的挣扎生长,幻觉着走出让入宪政,可怜得惨兮兮的。习近平的原教旨整顿,是针对权贵知识分子官僚集团中的修正主义者,也就是他认为内部的敌人,内贼是首要要防范的。这是毛泽东人民痛恨叛徒甚至于敌人的延续。

  一个体制内的人再也不能相信依赖改革,来获取人生意义和世俗救赎,要么移民,要么摧毁与他们人身紧密不可分的体制,也就是沉船,补天已很荒诞荒谬。习近平为首的太子党上台执政法西斯也站在于“改革已死”之上。

  历史很奇怪,我们民间同时也对这一些修正主义这下手,要民独和民间主体性,抛弃他们,否定民间作为体制内改革派官场的延伸。这种无意识的合作,会造成转型由改革时代,跳跃为改革已死的后改革.“改革已死”之后,必须抛弃改革与革命范式,抛弃胡赵改革范式,抛弃寻找改革希望的范式,已经由欧式几何跳跃到相对论。


八九坦克作为习近平法西斯起点

  习近平的“互不否定前后三十年”,是为了自我证明中共有超越历史泥沼的能力,入得历史出得历史,继续前行。习的前后不否定,是说文革与改革仅仅是党的两个历史阶段,党不会陷在两个阶段中窒息的,是更高者,是会犯错误但是会摆脱错误前行的领导者。多难兴邦哪,过去的浩劫与代价,是将来成功之母,坚持党的领导,一定行。“法西斯”在意大利语中的核心含义是;“人民团结在领袖周围,一切听从领袖指挥”。

  我认为,太子党执政复兴毛神像是建立在89年天安门广场上,八九之后坦克面前的合法性重建。虽然在他们的身上还有78年四五运动的天安门广场,但是这是他们的“良知”方面的,在酒桌和私下场合的,一旦上台坐上中南海办公桌,就在八九的坦克和血腥之上,进行合法性重建。被革命者继承了革命者的遗志,在革命者的遗志之上,进行合法性重建。合法性重建,是基于将错就错。

  如果从朴素道德感,一正直的毛左派的眼光出发来看49秩序,好的就是坚持革命理想和在人民中获取同一质,当把农民作为国内被殖民者与政治贱民排除在外的时候,这种好还是看得见的,坏的就是党内体制内把权力私有化,在革命理想阴影包装下的特权潜规则成为人们艳羡的标的,权力占有全民,就是全民加入腐败。

  我相信太子党当政会逐渐让过去潜伏于他们身上的潜规则,进一步成为显规则。因为身份承认的心理危机,到底是什么人,是首先利用权力显明的,而他们的父亲们,是缔造者,不那么迫切需要权力来摆明身份,潜规则暗中满足私欲就行。他们则需要公开,就像李天一,通过公开犯罪,来显摆特权,不锦衣夜行。腾讯微博“影子”说:希腊的众神,通奸、乱伦、杀戮、谎言等等,倒也和组织做过的差不多!而且也是重血统不重信仰。

  今天争论的是,用何种方式对付坦克。公知说温和方法,反公知的说激进办法。但是焦点都在坦克,这点必须明白。89之后唯一需要面对的问题,笔杆子已经是我们的,钱袋子没有枪杆子那么是决定性因素。

  只要用枪树立在你的周围,民众什么立场都会被代表,持枪者爱说什么主义,就随便说什么主义,也就是暴力统治,使民众在政治中失踪,或者说民众除了生存和为生存而奋斗之外,就没有立场,他唯一会干的就是保卫自己的生存。

  枪很重要,你不怕枪?那么只有两个阶层,掌握枪支的,和在刺刀下的。农民在刺刀下的同意。而掌权者的掌权,同样是曹操那样的不可一日无权,否则肆无噪声之地,也就是其掌权与自我保存二位一体。其掌权则一定要无限扩张,在无限扩张才有安全感与稳定,以农民为国内殖民。保障掌权者的生存,与保障民众的生存是敌对的,也就如施密特说的,敌人使我们的生存成为问题。这是没法苟活的苟活。

  二十世纪至今,刺刀下生存的总体性状态,是一致的。敌我之分,因为处于弱势。我还可以说,从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以来,士大夫传统的继承人,都成了欲望暴徒的化身。这个词是借用阿伦特的,是被抛弃出秩序,又以公共利益的担当为己任的人。49之后,军功阶层立即被“科举”阶层替代,当年的革命也不外乎科举而不得的替代物,另一种武举,与反智的毛之间有着冲突,为文革。

  知识分子成为49内历史的主体,于是剥掉刺刀下生存这一真相,否定阶级斗争与暴力,好像已经是事实,于是就用道德知识做评价一切的尺度。给点宽松就飘飘然,就以为升天了。毛泽东说,三天不打屁股,就升天了。这样的公共利益,实在是欲望和激情,身体并非灵魂。其中以左翼底层知识分子最为明显,乡绅的继承人。不动神色的自命道统,尤其在新精英替代旧精英,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的,有一定骗取余地的。

  49年之后,农民拥共是一种刺刀下的苟活与很快就拿走的小面包分赃,是被伪造出来的民意,谁来统治都要活着。而且如民间学者罗玉所揭发的,农民有着巨大的反抗,被镇压下去。农民的生存状态,揭示沦陷区的性质。而知识分子是主动投奔的,裹挟农民拥共的,就是他们,掩盖了沦陷区本质。

  八九的坦克造成断裂,中共作为被美化的內敌,变为明显的外敌。刺刀下的做官,与白色恐怖坦克的利益受收买。八九之后都在刺刀下的体制内鬼混,党只与恐惧感相关,正如哈维尔说的小酒馆里面挂政治正确的标语,刘志军再遇到生死存亡的时候,才呼吁自己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这已经和平时生命不深的基督徒痛苦中呼吁上帝一样了。也就是党在精神上,已经退出现实性。所以党是中国梦,仅仅是鸦片,而不会转化为超越改革与现实的政治措施。

  当白色恐惧与利益收买的环境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价格,有的人的价格是负数,如老百姓,有的人是零,有的人很高。但是心中都个歌德笔下魔鬼,想屈从参与分赃,有人扛住了,有人没扛住。

  恐惧中自己趴下并不可耻,甚至可以为趴下辩护,例如可以用个人主义及“保存生命乃是第一要务”来为自己辩护,可是不能将之当作普世价值。自己趴下,就不要论证别人也应该趴下,乃至把别人也拉趴下,以遮蔽自己的丑陋和恐惧。即使出于恐惧,大部分人都趴下了,但人们的心中还是必须以“站立”作为标准。

  八九之后,党与这一些体制内健康力量精神分裂了,没有人像左派那样,或者刘志军一样,以自己是党的人为荣耀,把自己当做为了伟大目的,如潜伏,或者渺小目的,如为了生存家小,而被迫呆在里面的。每一个人,如果心理上不是美国人的话,也绝不是党的人。身在曹营心在汉,精神与组织分裂了割裂了。

  在阉割和预设很多不影响当下的条件下,封闭体系可以自足自立,在加上对比更糟的情形,以及为了自我保存和发展妥协叛变,也就是卧底潜伏的正当性辩护。只是潜伏久了,到底是哪一边的人呢。

  八九之后,与体制有关的自己认为不是党的人,而别人认为是。民众认为公知是党的人,公知认为自己不是,是独立的。而公知认为处在党内权力中心的是党的人,而这一些高官认为自己不是,他们知道自己是美国人。地位更低的,总是默认党是权力与话语权的来源,洋葱的外围,肯定认为内围就是党的。离心力与向心力并在,向心是为了自己和离心力,并不是为了党,利用党为自己服务。

  太子党五百家与附属的知识分子官僚集团,是人上人组成的国中国,它基于军功到知识的门槛,形成一种特殊的种族主义。明显证据如八九的背叛者,认为被吸纳参与分赃就是纵向民主,中国已是民主宪政国家。所渴望的特权目标已经内涵于中保于党之内,“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


小资产阶级的毛主义

  习近平的执政结构如下,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各搞各的,政治与经济南辕北辙;意识形态红色化,丝毫不影响政治,保持原有格局巍然不动,经济还是沿着过去轨迹走过去,驶入悬崖。不同的就是火车上的喇叭染红了,其他的外甥打灯笼照旧,只是文革受害者惊弓之鸟一惊一乍了,其实薄说的对,不要怕不搞文革。

  毛时代暴雨欲来风满楼,人民日报等出社论,是政治行动的喇叭,有声音就有行动,有行动就有声音。如今二者已断裂了,有声音,不会有行动,无声音,更没有行动。所以官方猴蛇反不反宪政有个蛋关系,即使把宪政写入党章,也做不出任何事来。不是不走邪路,而是没脚走路。

  习近平重属塑毛金身,乃是一石二鸟之计,第一,通过洗澡提醒右翼太子党,知识分子,官僚是同一贼船的,别搞沉。第二,用毛来欺骗底层民众是同一家人。也就是把毛作为官僚机制的横捆的绳子,统治机器还在,就好办,没了都没果子吃了,同时把毛作为国内殖民掠夺的麻醉药。

  拿破仑与侄子路易三世都是凯撒,可是差距大了去,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小资产阶级平庸的骗子。毛与他的精神养子们差距也类似,太子党也是小资产阶级,只是管不住他官僚系统要动小资奶酪,因为要维持,他们才看不上小资那点资产。薄屡屡说,不是文革。习近平也会依赖小资产的,他的复兴毛主义与“洗澡”是不会动小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的。

  习近平依赖小资,为啥还不怕小资骂他,屡屡用疑似文革手段,让小资成为惊弓之鸟,这是小资并不是政治力量,仅仅是一团非政治的情绪,他的资产才是他的本质,他的资产就在被劫持的中国中,资产在就会听话,害怕他们也大部分走不掉。所以只要不抢或者约束官僚不抢,洗大大就能成功依赖小资。所以不抢或者约束官僚集团不抢小资,是习近平要努力做到的关键。反腐败,对付官僚集团,但是这对习近平来说,是太不可能的任务了。毛发动文革都对付不了那几百万人,习近平权柄弱小近于零,怎么对付近一个亿的权贵官僚集团呢。

  毛在世的时候,毛本人对权贵官僚体系有一定的制衡能力,毛死了,所有毛的遗产都服务于权贵,其革命理想和打破权贵的渴望,都会变为民众对权贵官僚体系自我修复的期待。此时洗大大复兴毛,是为了刺激民众这种期待,不是为了打破,而是为了维持权贵官僚的统治。毛死后,民间的毛主义就是被收割的韭菜。

  我曾频频对官方和民间的毛主义者说,毛是否在世,对毛主义和毛政体能否撑起来,以及维持曾经的历史高度,是至关重要的。毛一死,这一些就只能变为历史回忆了,没有毛本人,复兴毛主义及其政体是极为有害的。这里都预设着毛主义着想成为毛那样的至高权柄者,这样的过程就需要极大的杀戮与恐惧。

  所以我说,1949年是毛一个人的政体,只有一个毛才值得我们在政治思想认真对待,当做敌人。只有毛,才堪与民国对视。49年之内唯一值得正面对党的是毛,唯一能当作对手的是毛。毛构成49秩序内一切事物的肯定,没有他的奠基,就没有1949,同时也对被纳入1949年秩序具体事务,自我肯定自我维持的,不肯自我否定的,进行否定。

  前十五年,越改革,越远离毛主义。后十五年,越改革,越复兴毛主义。回归前三十年反而成为底层民众的虚无主义暗示。深渊就是希望“所在”,黑暗反而成为“光明”之处,这种“生不如死”的念头,开始崭露头角。因为改革时代的生存,已经无法长期忍受,只要不是改革的,都比现在的好。这是替罪羊与救世主一体双面的道理,过去把毛泽东当作救世主的,现在就当作替罪羊,现在当作替罪羊的,就隐含着对于毛过高的期待与投射:救世主。

  我在《2009十大后改革人物》或者《改革之内的文革》中评价薄熙来的重庆模式,为超越改革的尝试。它们的“改革”已死成为共识,但以它们的资质能力,在当下时代潮流里回或达到毛的路线和高度都是做梦。

  习近平中国梦的出现,确实是站在改革三十年已经形成整个世界,而且文革遗留的,已经被当作其中一小部分有机组成,面对着改革塑造的世界如何出发,如何走中国之路的问题。之所以薄与习冒小资产阶级天下的之大不韪,就在于改革路径甚至作为意识形态早就破产不得人心,故连邓小平的共同富裕都弃之不用,也就是不肯在邓小平的高度下提出统治意识形态,而是要在高于邓小平的毛泽东,在1949年以来的最高点毛泽东处生成超越当下的“可能性”路径。也就是薄与习同样承认改革已死。

  邓小平的改革时代是刺激民众欲望的时代,今日习李的中国梦时代则是刺激民众希望的时代,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梦成为国策。全社会可分为有希望的人和绝望的人,有希望的,刺激绝望的人希望起来,如官方的反贪污,公知的改革启蒙考古求雨。而底层的改革已死,则对此处绝望,希望寄托于别处,如带路党,如民国当归。置之死地而后生。

  梦与现实之间,就像一个人的死亡与生存,有着巨大的鸿沟。也就是中国梦的政治处境是默认改革已死,然后提出一个高于改革与文革,实际上又处在改革与文革之中的一种超越性宗教人心方案。这是对过去六十年有利方面的抽象与综合,对其中不利方面的抛弃与遗忘,越发自我肯定有利方面,就意味着越发遗忘不利方面。这就像百拉图与基督教对过去希腊罗马文明的抽象,把它放在未来历史的前头,来加速度的牵引当下,就像上帝之手来一下一整盘棋一样,每一个当下都是恰当的下发,因此有了自觉的历史,有了有组织有序的历史进程。

  越发想超越过去历史,就会自动形成“多难兴邦”思维,在美好的动机之前,心像火焰一样燃烧,于是相信过去的浩劫和牺牲是必要的,至少是可以忍受的,不重要的。有一种原教旨主义的心理运动机制,造成伟大的动机中产生一种能容难一切苦难的博爱,来抹掉浩劫和牺牲带来的仇恨。这里写着十诫之新约版本,把毛泽东与共产党当作上帝那么来爱,来奉献,比获得来世的报酬。

  中国梦就是你听党话,就给或者将来肯定给你果子吃,还是49分赃模式的延续和催眠性放大,而复活毛神就是许诺。洗大大的毛,并不是文革鼓励打倒官僚的毛,而是权贵官僚因毛让他们掌权感恩戴德的毛。毛是作为加入体制参与分赃,成为人上人的救世主。强调同床不要异梦,搞乱了大家都没果子吃。

  没法如毛本人获得精神上的效忠,精神上的,是无价的,需要付出社会成本最小,就用中国梦与分赃获取肉体上的服从。左派痛恨邓小平的改革,有理由。历史上最强大的敌基督政体,一定死倒塌在于被刺激的无止境的肉体欲望上,从内部烂透,只剩下一层薄薄的人皮面具。所以越折腾,死的越快。不折腾等死,折腾找死。

  内在于49的法西斯主义,是不会通过更换政府来平息民众永不满足的道德批判渴望,那么就要补偿以无限的幸福的许诺,和有限的欲望满足,这就是中国梦与分赃。就像一个人心脏坏了不换,老吃补药。饮鸩止渴,杀鸡取蛋,过一天是一天。

  极权主义精神以及原教旨主义道德运动,并不会内化于1949年政治秩序。因为毛泽东与1949年政治秩序更多的是冲突,而不是一致。就从毛泽东本身本身而言,不在乎1949年政治秩序,而是时不时渴望打破它。肯定1949年政治秩序,表面上是为了拯救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更大了驱除了社会主义。毛泽东处被太子党们认为可以,必须体外生成新体制。

  与纳粹德国一样,习近平把毛泽东从教皇抬到东方基督的政治宗教重建,只通过强迫别人进来的方式,解决身份承认的心理危机,而没有对社会和政治革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加以解决。希特勒不是通过财富再分配,而是通过发展经济与掠夺犹太人,回避缓和了社会革命。与任何非政治的道德意识形态建立起来的伪政治宗教一样,它提供了一个充满陷阱的虚幻共同体,给你身份,就要夺你权利。

  民族国家需要遏制权贵,帮助底层民众,所谓主权与统一,最大的妨碍就是权贵,而重抬毛神只为这提供了圣旨,却没有任何执行力。强迫他人也造成了巨大问题,因为国门的打开,已经汇入全球化大潮中,毛崇拜已经成为身份上耻辱奴役的象征,因此只有极端边缘的一小撮在现实生活把毛泽东崇拜当作自己的身份,而且这种一小撮也是在渴望改变身份获得承认的激情支配下,是想成为毛右的毛左,给他分脏就立即是右派。

  对组织动员和效率的崇拜,塑造共同体的渴望,是政治宗教和共同富裕。,用《圣经》中的语言,可以说成是对金牛犊的崇拜,在于对奠基和天选民,以及原初性没有信心,也就是远处目标很快就失落,归于无,认为和旧的一样。这是因为无政府主义和极端自我中心的小资产阶级认识:我好整体就好,我不好整体就不好。

  我觉得掌权太子党在继承毛泽东高蹈而且受制于历史条件而没有实施或者没有展开的政治实验幻想:把党的领导当做历史真理本身,从而走向了人类政治历史的新篇章,站在世界历史的绝对高度。当跨出党规就是国法的一步之后,党的一切就是国的各种强制性规定,就会跟随而出。我的预测是对毛泽东的原教旨回归可以扭一下那车的钥匙,但启动不来,但更开不了。

  薄熙来与习近平复兴毛泽东,是用来试图解决改革所诞生的自然状态和巨大政治危机的。他所面对的,是改革产生的,与文革断裂开来的新世界。所以复兴毛泽东与民国当归是并列的选择项,法西斯主义与民国是并列的选择项,也说明重新回到1949年进入死胡同口的那个时刻。

  毛和民国宪政都是被视为对当下的超越。例如新浪微博“木子老龙”讲了一个段子,挺能说明问题。他说与一商人吃饭,是舌吐莲花无所不晓那种。先跟我大吹关系很硬,多少领导是他兄弟。突然话锋一转,开始批判官场太乱,痛骂王八蛋祸国殃民。接着,商人深情的缅怀毛主席时代政清人和。最后,作为总结,他说,中国还是非搞宪政不可,不然迟早完蛋。

  超越改革的渴望,以怀念文革与毛神复活为表达形式,这是非政治的,没法变为有力的政治实践,也就是海洛因之梦境。

  习近平的道德原教旨运动,还在于在49内解决49内的问题,这是试图用政体之力解决国体缺失的问题,所以民国当归以国体之高度,吸纳这种渴望,改革已死民国当归。以国体冲涮腐烂的政体。

  这是一个终末的时刻,从开端到终结本来轮流登上舞台的各种原则都一齐在混战,诸神从坟墓中复活,开战诸神之混战,时间之矢指向历史之外的无历史性,故改革已死的时期里,毛神复活,民国当归,改革与革命本身只剩下泡沫话语权争夺,知行断裂,行动无能,必须从外来与黑暗处重新生成新秩序,原局面不行。

  不是只有“要么文革,要么改革”二选一,49是个死胡同,进了去死路一条,不折腾是等死,折腾是找死。文革是官僚知识分子的思路,改革是整个民族的死路。站在民国当归的高度上,就可以看到回到49年在胡同口徘徊时刻的重要性,习近平等在徘徊,民国当归埋个炸弹把整个死胡同给摧毁了。

  社会主义从革命精神来说,是对民族国家原教旨精神的道德性忠诚,它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发生偏离与撕裂。那么民族国家的左右两翼目标,以道德性形式存在,49秩序之内都有或者都许诺肯定要实现,如果仅仅以言论和道德方式进行抗争,永远在49之内,结果是49的无线延伸。必须以行动和律法,也就是犹太基督教式。

  毛泽东与49不仅仅是民族国家之权力政治路径,马基雅维里之诱惑,分赃体系把金钱与权力欲之无限膨胀当做解放的象征,还是把道德化革命之极致。他虽然反对小资,但为小资之世界历史精神的化身。毛与民国,就是道德革命与律法革命的对立。这个对立,嵌入世界历史精神的最前沿。要么基督教共和国,要么法西斯主义,当前的分叉口。


毛泽东与民国宪政的黑暗根基

  改革之路,赋予部分人特权,当做自由,改革时代所获取的自由,都是特许,不高兴就收回去,如土地70年。注定是法西斯主义,而且是大部分人被转嫁承受特权的成本,宪政并不是特权者的。传销注定有巨大的受害者垫底。你们上天堂,我们下地狱,还要呆在一个国家,一个屋子,怎么改革出宪政。小资产阶级与政府的维稳思维方式是同构的,都是别乱动不然大家都没好果子吃。习近平登基之后,其对官僚集团以及知识分子进行道德原教旨洗澡,这一些人本是党的人,同样遭受他们的维稳:回到毛时代大家都没有好果子吃。互相维稳都好说,但是别说这种武装传销金字塔集团的改革秩序,能导向宪政。

  我在美国宪政和德国立宪过程中看到宪政有一个黑暗根基的问题,就像卡尔.施密特说,宪政必须依赖于它自己不能保障的条件。也就是宪政的黑暗根基,是不能动用政治强制和法权力量去促成的。我在毛泽东身上看到,民国宪政的黑暗根基,正是动用了政治强制和法权力量去促成培养,而有了后面的政治灾难。国民教育与民生问题,就是这样的,不能用政治强制解决。所以对民国宪政的黑暗根基与毛关系的再次审理,就意味着正确对待“宪政必须依赖于它自己不能保障的条件”这个难题。

  毛泽东文革实验结果是,自己一个人刻入世界历史的显著位置,而让政党与国家炸开。这是尼采炸药不惜毁灭全世界。王朝末期皇帝与官僚集团是冲突对立的,皇帝倾向于与民众结盟。我这里分析,已是相对论,超出日常世界欧式几何,不是论证其为开明君主。洗大大法西斯所做所为,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后果,摧毁官僚体制,剩下他自己,他就不再是官僚总头目,从而有溢出49的可能,其主张毛,毛神复活中毛内在摧毁,成就了民国。

  非意图结果,更加重要。改革与革命范式沉沦在意图伦理当中,陷在49猪圈,没去审视意料不到的结果。社会主义革命理想,49年之内所宣扬的美好目标,都在民国奠基时具足,不过就是被宣传欺骗为49独家垄断,党外无救恩。毛是民国之乱臣贼子。要包揽习近平复兴毛泽东的非意图结果,就要民国当归。

  敌基督总为基督做工,我挺乐见习近平活折腾体制内的人,他的道德原教旨运动,不动员体制外老百姓,还挺不错,而且是对1949政体僭越1911国体矛盾的进一步暴露。折腾活动越多,就越暴露毛泽东与现代性与民国之间的张力,当下的局面是:越有毛,猪肉就越不能吃,民国回归就越强。不回归民国,洗大大只能吹毛。

  觉得前后三十年断裂开来,1978年是远离毛的新纪元,可以由经济自由徒步到月球的邓主义者,肯定不承认只有毛复兴与民国当归的对决,他们实际没看到1978乃是更大的,猪圈里面的一眼看不到边的猪圈,走到尽头,是带着粉红色法西斯主义高潮的死亡,高潮处死去,正是敌基督的特征。邓还在毛的大手中当小弟。

  处在严重焦虑中的大陆,金钱消费与色欲沉沦已经无法部分安慰人心,邓主义没有任何超越性的宗教色彩,故民间走向行动官方走向迷信,民间走向民国官方复归毛。在超越当下日常性和走出当下困境的渴望中,只有民国和毛这两个选项才是进行决斗的,其他的要么没资格,要么就是小啰啰。宪政与专政的最后决战。

  小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意识,从来是被塑造的,被赋予的,被决定,被抛掷入的特定封闭系统所反应出来的。习近平鼓吹毛,会将他们提到民国与毛道路的1949分叉口,当年被毛洗脑的社会主义革命理想,在改革时代被邓主义覆盖压下去,但没有被删除,这一些激情燃烧或者自我感动都翻出来,迫使小资产阶级从毛右派升级换代到民国。

2013年9月23日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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