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听则瞑,自取灭王
——马英九撤销王金平党籍风暴的震荡与影响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曾建元



立马灭王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一日,台湾政坛的九一一事件爆发,中国国民党考核纪律委员会依党主席马英九的移送,并在马英九的全程监看下认定党籍全国不分区立法委员兼立法院长王金平从事不当司法关说,而以共识决通过撤销王金平党籍。王金平紧急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假处分,暂停国民党撤销党籍处分的生效,国民党抗告,为台湾台北高等法院驳回。

  当王金平丧失国民党籍,他也就失去了代表国民党担任全国不分区立法委员的资格,而当王金平不再具有立委身分,他也就无法继续担任立法院长。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国会议长突然要被总统罢黜,理由都是总统说的。

  马英九自称除王的理由,是经由监听民主进步党籍立委柯建铭,发现王金平涉嫌为其所涉司法案件对曾勇夫等人关说,而移送国民党考纪会要求撤销王金平党籍。马英九利用王金平在马来西亚嫁女儿的时机,以总统身分召开记者会对舆论和人民公开指控王金平,让王金平一时之间百口莫辩,接着考纪会的召开,亦从未通知当事人王金平,并要求其出席说明。此一过程,完全不欲给予王金平有抗辩的机会,明显不顾正当法律程序和给予国会议长必要的尊重,且欲在短时间内达成目标,其除王司马昭之心,溢于言表,人人皆知。

  马英九急切地要换掉王金平,我们不愿去揣测其动机,可是其手段的粗残,偏见之固执,让人不寒而栗。然而其手法之拙劣,思虑之浅薄,又让人不禁为他领导下的台湾而担心。


正当法律程序与人心

  正当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是渊源自英国《大宪章》之《美国联邦宪法》中重要概念,也为我国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四八八号解释》所继受,而成为台湾的宪法原则,身为美国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的马英九对此不可能不知道。简而言之,正当法律程序在美国法上的一般理解是“在公民被控告之前,必须给予公民通知,同时必须维护公民反驳控告的权利”。因而这是一个与程序法有关的原则,是程序正义的底线。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生活里,正当法律程序也成为了一般的社会规范,其涵义即“指控他人过失者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而被告则有公平辩护的权利”。

  中国自古有天道、国法、人情的正义观,《慎子.佚文》云:“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正当法律程序不是什么大道理,就只是让被告有为自己澄清的机会,以免控方的妄断造成误会或任何无可弥补的损失而已,纵使不论法,也是人情义理。马英九指控王金平以及同案当事人法务部长曾勇夫、台湾高等法院高等检察署检察长陈守煌涉及司法关说,只凭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黄世铭涉嫌不法监听所得到的片断译文,不待当事人解释分说,就予以道德审判,不仅有违法理,也违背人情世故,刻薄寡恩,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令人无言。曾勇夫与陈守煌为特任官,当其已不为总统和行政院长所信任,事又涉及国家司法检察之公信力,挂冠求去,是在维护国家官员品位尊严,我们对此表示肯定,但也认为曾勇夫被江宜桦院长要求辞职时才决定去留,时机已晚,难免受辱,而为其感到遗憾。


捞过界?──刑事侦查行政不法?党纪凌驾宪法?

  然而王金平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他是国会议长。如果王金平有不法的关说,则首先他应受司法之调查和诉追,对此黄世铭总长已证实,王金平的行为未涉及刑事不法,所以才予以侦结,但黄世铭认为王金平尚有行政不法之问题,因而向马英九总统报告。总统并不是立法院长的上司,其间并无职务监督的关系,黄世铭之职权在于刑事侦查和起诉,行政不法的问题他有权认定吗?会不会捞过界了?真不解黄世铭为何要向马总统针对个案提出报告,也不解在国家制度中无权处分王金平的马总统要听些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对于国会议员之不法,《宪法》保障国会议员于任期内拥有人身和言论的免责权,其目的在避免行政权借故干预国会议员议事自主,操纵民意,以维护国会监督制衡政府的权能。但这不代表国会议员可以胡作非为,国会有自律机制,立法院的纪律委员会就是我国宪政法制中唯一可以对王金平的“行政不法”实施调查和处分的机制,当然,我们都知道立法院的议事纪律松弛,但如果王金平违反国会议员的专业伦理,马英九也应当基于对于宪政民主的基本信念,尊重国会自律,请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在立法院提案移送纪律处分,马英九不循此途,竟异想天开,欲以国民党“家法”“私刑”伺候国会议长。胥知,纵使王金平国会议员身分的取得是因为国民党安排作为政党比例代表而来,在他宣誓就任立法委员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不再只是国民党的党意代表,而是所有台湾人民的民意代表,何况他更因此而被选举为立法院院长。所有的政党必须了解,如果各该党所推荐的政党比例代表候选人不理想,人民手中的政党票是根本就投不进去的,这就表示不分区立委的当选是有其民意上的直接基础,并不是出于政党的恩赐,所以,尽管《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三百三十一号解释》认为全国不分区“此种民意代表如丧失其所由选出之政党党员资格时,自应丧失其中央民意代表之资格”,在现行制度下,马英九要以撤销党籍的方式根本取消王金平的立委资格,并非于法无据,但总要提供充足的理由,使人民相信其已无法胜任民意代表职务,才足堪出此下策。试想,任何政党要撤换其推荐的政党比例代表,怎么可以不问其原选民的意见?要撤换拥有所属党籍的国会议长,怎可不问所有国会议员的意见?


违法监听,大事大非

  马英九所握王金平关说的情报,系由黄世铭总长所提供者,黄世明并无法定义务为总统搜集情报,他只能从事犯罪侦查,而且他就是最高首长,不需要对总统负责。而当我们再追踪监听的合法性时,我们则发现当中大有玄机。《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二条规定:“通讯监察,除为确保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秩序所必要者外,不得为之。前项监察,不得逾越所欲达成目的之必要限度,且应以侵害最少之适当方法为之。”第五条规定:“有事实足认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下列各款罪嫌之一,并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秩序情节重大,而有相当理由可信其通讯内容与本案有关,且不能或难以其他方法搜集或调查证据者,得发通讯监察书。……”第六条复规定:“违反本条规定进行监听行为情节重大者,所取得之内容或所衍生之证据,于司法侦查、审判或其他程序中,均不得采为证据。”依此来审视特侦组与王金平案有关的监听,则我们认为特侦组违法滥权事实确凿。

  首先,通讯监察之实施,必须符合比例原则。特侦组之监听范围无边无际,即违反了比例原则。倘若监听对象为王金平,或者是柯建铭或甚至是前台南县议会议长吴健保,为什么连立法院中兴大楼总机都在监听范围之内?特侦组监听立法院总机,到底是故意还是过失?

  其次,监听的搜证方法必须是犯罪侦查的最后手段,且该一犯罪是不能或难以其他方法搜集或调查证据者,才能提出申请。如果监听对象是王金平,事实上王金平的关说并未立案,何况,王金平并未涉及刑事不法。如果监听对象是柯建铭或吴健保,则最高法院在核发监听票时,有无就特侦组是否已为一般之搜证进行审查?由此可想而知,监听之对象与目的亦皆违反了明确性原则。

  第三,非法监听所得之资料无证据力,此即所谓的“毒树果实”(Fruit of the poisonous tree)理论。马英九怎么可以用特侦组非法取得的证据指控王金平等人关说,还夸夸其词,声称是为了“大是大非”?

  黄世铭指挥下属,利用职务进行非法监听,其行为则该当《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二十四条之违法监听罪,至于马英九与黄世铭之间有无犯意之联络,其事实和法律责任,则皆有待调查厘清,然其使用特侦组非法监听所得资料,无异于纵容非法监听,为宪政法治的最坏示范。黄世铭将非法监听资料呈报总统,其行为则该当《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第二十五条无故泄漏或交付违法监察通讯所得资料罪。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已经决定着手侦办黄世铭,亦将约询马英九,前法务部长叶盛茂和前总统陈水扁的故事似将重演。我们来看看马英九会不会从证人变成被告,不过可以确信的是,他必须自行承担台湾民主倒退的政治责任和历史骂名就是了。


九二共识,倒阁!

  马英九宣布铡王后,各项民意调查的满意度重掼地上,急速探底,九月十四日年代电视台公布该台所作的民调,马英九的民意满意度创下历史新低,仅有百分之九点二,民间戏称之为“九二共识”,因是台湾人民不分蓝绿真正的共识。在国民党为立法院多数党的情况下,行政院长江宜桦迟迟无法展开施政报告,此事较之当年张俊雄内阁为国民党多数席次的立法院所杯葛而更为严重,意味着立法院对于马江体制的实质不信任,国民党籍立委李庆华撤回其代表国民党政府提案的《你是否同意核四厂停止兴建不得运转?》第四核能发电厂续建公民投票案是另一个指标性事件,显示李庆华不愿将自己的政治生命和马江体制陪葬,他要先跳船了。另一个受到瞩目的议案,则是《两岸服务业贸易协议》的审议,对于这一影响台湾三分之二就业人口的重大政策案,马政府江内阁事前未予社会与业界广泛沟通和宣导,在当前满意度和信任度极低的情况下,则更难获得立法院和民意的支持了,可以预见,马英九目空一切的领导,对其国内外的政治诚信,不仅将造成重大损伤,也将使台湾政府功能就此空转,民心士气益加低迷。

  台湾的国家竞争力在全球名列前矛,何以国家总体表现不佳,原因就出在政府的领导不能带给人民信心。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政党的竞争是必然的,归罪于蓝绿恶斗,是不负责任的说法。但是如果是政党的内斗而影响到行政立法关系,那就不值得原谅了,因为这已经脱离了政党政治的最大容忍幅度。要要求马英九“下诏罪己”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坚持自己是“大是大非”,“朕意即正义”,怎么可以与魔鬼握手,出卖他的道德人格?江宜桦的统治正当性来自总统的任命,当前的政治形势不是他能左右的,我们也不认为他会有智慧到以自请辞职的方式“代君受过”,让马英九藉由和党内重新协调新的政府人事,来化解国民党的统治正当性危机。我们认为民进党应当利用立法院长议事中立以及国民党党团分裂的历史机遇,发动不信任投票来打破僵局,尽管江内阁倒阁了,马英九也可能再任命同党组阁,维持国民党执政地位,至少也帮国民党找到政治僵局的突破口,逼迫马英九面对执政党可能分裂的事实。而如果马英九决定解散立法院,这也民进党扩大立法院版图,甚至成为多数党,或考验马英九一向主张由立法院多数党组阁的“护宪”立场,争取组阁重返执政的大好时刻。

  让《中华民国宪法》解决政治僵局的制度设计启动,给一九九七年当年半总统制的宪政选择一次机会,实际上,就是让马英九不要再独揽政权,让国家和宪政回复应有的功能和秩序,曾经在陈水扁总统宣告“权力下放”时期领导过政府的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举国上下,我们只能期待和依赖你的政治决断了。

作者为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兼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华人民主书院董事、国立新竹教育大学教育学系兼任副教授。1966年生于台北市、台湾苗栗客家籍,祖籍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曾任台湾教授协会法政组召集人

作者供稿
2013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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