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
——马萧政论文集(三)(2)

马萧



  我对毛泽东和他的私人生活知之甚少,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我对共产党和它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真相了解到近乎匮乏的程度,那时的我和现在的许多年轻人一样,盲目的崇拜和轻信某些东西,比如,党的法定电台、刊物和报纸之类的宣传物品,因此,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真实一面,我一无所知,而我接触到美国之音、BBC和自由亚洲电台等这些自由媒体还是在我去北京很久以后的事情。

  共产党的教育、宣传和它的审查制度在我身上发挥了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是作为一个封闭世界里的政治偶像,一种内在的、为大众谋福祉的道德楷模的光辉影像呈现我的内心世界里,在当时,我没有能力戳穿这个精心编造的谎言。而我现在则意识到,即使毛泽东和共产党是为人民、为大众的福祉服务的,一种垄断了所有为他人而奉献和努力的权力其实同样可怕,它将个人的思考和行动排除在通往公共领域的所有路径之外,它让人类的存在看起来像一些庸庸碌碌的白蚁或蝼蛄那样渺小和不足挂齿,换句话说,个人存在的主体性失去了它的根基和意义,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东西有一种本能的抵触心理,而这些东西往往都属于他的理论的核心部分,比如,他对于私人财产(“资本”)的敌视,以及他对历史进程的理论分析,我的认识仅仅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一些思考,而不是出于别的考虑,打个很现实的比方,我现在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写作者,并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因此我并没有多少钱,由于这个原因,我理所当然地属于马克思理论所认定的“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份子,但是,我并不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历史真理赋予我以力量去抢劫银行或者去抢夺某位资本家、土地主的私人财产,以某种崇高的名义去猎杀或者羞辱他们,因为这样的行为本能地会令我的良心不安,而在马克思的眼里这完全是正当的,它被称之为“阶级斗争”。

  事情的荒谬之处在于,倘若有一天我的作品忽然之间获得了成功,受到读者的认同,我成为一名名作家,并籍此获得了应有的地位和财富,显然,由于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我成为一位有产者和所谓的“资产阶级”大家庭中的一员,那么,我是否应该心甘情愿地将自已的财富和生命奉献在共产主义的祭坛上,听任和放纵无法阻挡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的蹂躏和摆布?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接受那些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无情猎杀、抢劫和羞辱,而执行这项历史使命的人物的心理、个人品行和道德如何,我无法作出准确的事实判断,或者说这从根本上是不重要的,问题在于,没有外在力量的监督和约束,作为“历史”的最终和唯一的胜利者,谁能确保证他们拿着这些从“资本家”手头抢夺来的财富不用于个人的消费、嫖妓、贩毒、炫富,甚至用于非正义的战争——总之,以“历史审判者”的名义去干他们先前所反对的那些坏事?依靠他们心中纯洁的道德自律?我认为,这首先是一个道德和伦理上的问题,有些人类行为的底线是不能被逾越的,而并非从一开始就注定从属于政治或者法律的技术范畴,相对来讲,后者更容易获得解决的途径。

  事实上,社会主义除了以暴力和强制的方式消灭了“资产阶级”和它的私人财产制度,几乎没有解决人类面临的其他任何问题,有些问题甚至比马克思生前所痛恨和鄙视的“资本主义社会”更为突出,比如,贫穷和官僚主义的泛滥,社会主义同个人自由的关系,又比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是什么以及人类生活的终极意义,我认为,用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或者劳动者这些冠冕堂皇的简单定义来概括人的本质是远远不够的,那样的话,我们同马克思所描述的那些最原始社会的农奴甚至和“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一条流水生产线上的机器齿轮就相距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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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一位地位显赫的共产党权力精英之言,中国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建立在三千万共产党士兵的生命和牺牲之上,这也许接近于历史的真相,虽然,这个数字或许有些夸张,但是,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它的稳定是建构在对千百万私人财产拥有者的劫掠和羞辱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上,这同样也是对的。通过崇尚和推行暴力主义的极端方式,它成功地摧毁了建立在传统小农经济和私人财产基础上的社会心理结构,那些被裁定为“地主”、“富农”、“资本家”的精英人物在一夜之间沦为新兴体制下的政治贱民,受到无情地清算和政治迫害,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则有机会上升成为新的社会官僚体制的基层管理者。通过对少数“坏人”的专政和充斥民粹主义的政治讹诈,“共产主义的幽灵”和“阶级斗争”理论这样一些深奥难懂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在中国大陆成为时髦和倍受尊崇的东西,在我看来,毛泽东和他一手推行的“文化大革命”是这种社会心理和哲学思维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体现。

  显然,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具有传统社会主义的所有特征,一方面,政府在有条不紊地营造意识形态、文化、政治上的恐怖氛围,对指定的敌人进行羞辱、批判、斗争、猎杀,党内阴谋、权力斗争和大清洗运动,声势浩大的游行和政治集会,“大字报”,检举、揭发、告密,未经审判的逮捕、监禁和处决,另一方面,它还在一个更广泛的领域引发了对党的领袖的个人崇拜,人们手捧“红宝书”高声朗颂,将领袖的话语视作启迪心智的《圣经》,成为亘古不变的金科玉律,一种生活的教条,佩戴革命袖章的红卫兵们敏捷地上窜下跳,他们欢快的跳着“忠”字舞,在广场上、在工地上、在食堂里、在火车上、在旷野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舞蹈在流行,将领袖的意志同自已的灵魂和血液合二为一,事实上,人们内心的信仰真空被一种人为拔高的叫做“毛泽东思想”的东西满满地填充着,这种盲目、轻率、抽象的意识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无政府主义的暴虐行为结合在一起,这是令人称奇的,在这里,除了施暴者和受害人,并没有产生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社会的净化运动同一种无法无天的社会景况达成一个内在的矛盾统一体。

  我认为争论毛泽东是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甚至于——“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称谓到现在看来都是不合时宜的,今天,很少有人再去重视马克思当初写的东西,历史的真实终归会恢复到客观的存在状态,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源于1958年—1961年向共产主义大跃进的试验及其它的失败,还有“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批判,后者被称之为“修正主义”,毛泽东担心自已去世以后他本人的政治声望会受到来自党内同僚的挑战,以及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事业面临背叛的危险,这至少应当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心理动机之一。

  显然,毛泽东和他发动的“文革大革命”对于整个社会的心理震慑作用是立竿见影的,即便是在毛泽东去世多年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呈现出来暴力和疯狂的画面仍然让人们心有余悸,噤若寒蝉,在对共产党这样一个军事化的、自上而下的独裁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本身存在的致命问题的反思中表现得中规中矩,谨小慎微,不敢跨越雷池半步,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成功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如何面对这一糟糕的政治遗产,社会却并没有达成共识,许多人认为它是共产主义犯下的罪行之一,这是对的。然而,仅有这点认识是不够的,不要忘记,人们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对于这样一场覆盖到社会各个角落的政治运动,对于自已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视而不见,一味地将自已推到受害人的位置上,借此来抚慰自已良心的不安,这是一种不成熟的政治态度,也许,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曾经是它的施暴者、直接或间接的同谋者、共犯,因此,将“文化大革命”仅仅视作共产主义犯下的一桩罪行加以鞭笞,或者将它视作当初那些无辜的人们内心深处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疤,一个同自已漠不相干的历史污点,将其淡化和表面化,在人们的脑海和内心深处轻轻地抹掉,这肯定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处理方式。

  无论如何,社会主义的独裁、恐怖和它的强制性如何与个人的自由、平等、幸福和安全协调一致,完美的融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现代的斯芬克斯之谜,相信两种完全对立的绝对价值最终可以和平共处,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想法,可悲的是,居然还有人以为这是一个值得去冒险的尝试,认为共产主义的组织、纪律、舆论一致的生活方式可以为人类生活开创一个自由的典范,更可悲的是,他们认为人们昨天和今天付出的代价会在那一天的到来之时获得丰厚的回报,就好像有人声称两条平行的直线在未来前方的某一点上会彼此相交是不容质疑的真理一样。

2014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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