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认为“社会主义”只是烟雾弹
(原标题为《限权问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解》)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秦晖



【《金融时报》中文网编者按】本文为秦晖先生在天则经济研究所2014“新年期许”论坛上的发言实录,作者授权FT中文网发布。


 

  我觉得去年一年是非常戏剧性的,上半年可以用“七个不讲”来概括,下半年可以用“六十个要改”来概括。这个转折让人晕头转向,因此也引起了无数的猜测。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春天发生的“七不讲”,使春天似乎不像春天;而秋天出现“六十个要改”,使秋天又有点像春天了,于是重新预言中国的未来又成了一大热点。

  其实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不想说是悲观还是乐观,我只是说不确定。应该说这“六十个要改”,比起“七不讲”,不管怎么说总是要更好,或者说给人的想象空间更大。这“六十个要改”的核心就是要发挥市场经济的决定性作用,这也是以前官方没有提到的。很多朋友都说,这是他们做了工作的结果,我相信也的确是这样。

  现在我们要认真分析一下这个话。这个话当然是没错的,但是假如说这句话意味着要让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话,这就有一个这“进一步”究竟该从哪里切入的问题。总体来讲,我们国家的经济改革一直都是以市场化为方向,已经走了30多年的路程,应该说进展还是相当可观的。今天要讲我们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已经是比较难说了。当然,一些西方国家仍然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我觉得这可能和他们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关。


西方国家在福利与自由之间的选择

  那么什么叫做市场经济国家呢?如果说西方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话,西方内部的差异其实是很大的。有像瑞典那样的,几乎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我讲的是社会主义党执政的国家(我们翻译成“社会党”,这个翻译是不对的,你看英文原词,就是“社会主义党”,不是“社会党”),那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当然也有美国这样的,美国是西方到现在为止少数几个没有全民健保的国家,所以奥巴马要改革。当然,这里不涉及全民健保好不好,这个问题有很大争议。我只是说,西方这两者有很大差异。相对于瑞典这种类型,美国一般被认为是比较偏向自由放任或者是自由竞争的典型。

  但如果讲经济体的话,还有比美国更自由的,那就是我们的香港。

  大家知道,这些年国际经济自由度排名中,香港往往是超过美国的,而且我们也知道,用衡量自由竞争的不少指标看,比如说赋税是高还是低,香港是很低税的国家。再比如说一般老百姓对高基尼系数的容忍度,香港也是最高的,香港的基尼系数的确就是很高,但是一般人都不谈这个事。但是,即使是香港这样全世界最市场经济、最自由,或者用我们以前传统讲叫做最资本主义化的地方,其实用大陆中国人的眼光看,它已经很“社会主义”了。我们大家知道,香港已经实行了英国式的全民健保,香港义务教育不但有,而且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比大陆好太多。而且我们知道,现在大陆搞的所谓的保障性住房、廉租房,就是所谓的公屋,也是从香港学来的,当然在我们制度背景下学走样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中国既缺福利,也少自由

  那么有一个现象就很有意思。假如说在改革初年,香港吸引人的地方是它有很多市场机会,很多人跑到香港是去追求资本主义的竞争机会,那么现在香港的资本家宁可跑到大陆来“剥削”工人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常识。反过来讲,中国人现在很愿意跑到香港,香港人觉得就是去和他们抢福利的。最近有两个最典型的例子,一个就是2011年所谓大陆“双非”孕妇大量涌入香港生孩子的事,所谓“双非”就是父母都不是香港人的,纯粹的大陆孕妇要跑到香港生孩子。为什么?这是追求市场竞争?当然不是,香港人说这是在和我们争福利。后来又发生大陆大量的学童跑到香港上学,原因就是香港的义务教育不但不收费,而且教育质量很高,更重要的是不歧视外来人(比比大陆的农民工?)。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一个全世界最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在中国人看来居然是追求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天堂。

  这是不是可以说,中国就是全世界最资本主义、最自由、最市场化的呢?当然也不是。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尽管我们搞了30多年的市场化,但是我们的企业家,我们的有钱人,我们的资本所有者,仍然有非常强烈的不安全感,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他们大量向外移民,向外转移资产,而且他们转移资产目的很奇怪。我刚才讲,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征税很少,但是中国这些富人很少往香港转移资产。原因是什么?香港太近了,他们还觉得不安全。他们愿意去哪些地方呢?愿意去澳大利亚,愿意去加拿大。我们知道,这两个国家是工党长期执政,福利色彩非常浓,都是高福利、高税收的地方。对于这些资本家来讲,高税收对他们是不利,但是至少税后财产是可以有保障的,那些地方没有强制拆迁,那些地方没有以唱红打黑为理由给你抄家没产,那个地方也没有国进民退,那个地方就是高税收,税收以后你的财产是有保障的。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中国资本家到世界上最社会主义的地方保全资产,而中国的老百姓到世界上最资本主义的地方寻找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相对意义上,我们既没有社会主义,也没有市场经济,或者说我们自由也少、福利也少。


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新解——限权问责

  因此,我就想到一个问题。最近我参加好几次会,很多朋友表达了这么一个意见,说既然这“六十条”给了我们很多期待,我们最好是顺着杆爬,不要逆着来,最好用政府能够接受的语言来表述我们的一些期许,不要说一些他们不能接受的话。我们有一位朋友怀着非常支持政府的动机,但是他创造了一个新名词叫做“新权威主义”。按照他的说法,中国是实行“新权威主义”最优秀的典范,而且是一届比一届好,邓小平是1.0版本,后来又有2.0、3.0版本,现在“新权威主义”已经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但是有一位和官方走得比较近的人说,你这个意思上面很喜欢听,但是这个词上面是不会用的,因为这个词和他们习惯用的词不一样。

  我现在就想用一个他们非常喜欢用的词,那就是这“六十条”也讲了的,我们三十年来一直在讲的,那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觉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释有多种多样。对于有些朋友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只是烟幕弹,其实他们只想搞市场经济。对于另外一些朋友来讲,“社会主义”却是一个紧箍咒,或者是一个控制市场的“鸟笼经济”。

  我刚才讲了,中国既缺社会主义——我这里讲的社会主义当然是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社会主义——也缺市场经济,或者具体说,既缺自由也缺福利,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什么不好呢?我觉得,要社会主义就是要加强民众对政府的问责,至少政府责任不能低于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比如香港;要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限制政府权力,政府权力不能大于从摇篮到坟墓的瑞典。如果沿着市场经济的道路不断限制政府权力,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断追问政府责任,中国朝着宪政(宪政的要义就是权责对应、契约政府)道路就不远。

  现在很多人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上面所说的理解却是相反的。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意味着给政府推卸责任,而社会主义意味着扩张政府的权力,这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我们期许就会越来越远。我现在讲,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两者是完全可以结合起来的,这个比例可以是从1%-99%,像香港、美国和瑞典那样,从社会主义很少到社会主义很多,都是可以的。

  但真正的区别就在于我刚才讲的两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这个距离非常之大,而且几乎是对立的。怎么解释呢?就是一些民主国家,老百姓只授予它“市场经济的权力”,却要求他承担“社会主义的责任”。而另一些国家却相反,统治者拥有社会主义甚至“超社会主义的权力”,但却只愿意承担“市场经济的责任”,甚至连市场经济的责任都不愿意承担。一讲责任,他要跟西方比。比如最近我们讲养老,很多人都说西方人要推卸养老责任,我们当然也要推卸。但是,你怎么不讲西方政府是有限政府,而你这个政府是无限政府?西方政府不能承担的责任你也不能承担,那西方政府不能有的权力,你为什么要有?对于无限政府就要无限问责,在我看来就是要这样,这责要问到他负不起为止。

  对于我来讲,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政府只应该有“市场经济的权力”,而我们应该对它进行“社会主义的问责”。当然你可以说这是做不到的,这的确是做不到的。但是这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砝码,是必须有的,没有这个砝码就压不出权责对应这个我们希望的结果来。

  因此,我不认为“社会主义”只是烟雾弹,它是完全可以讲的,而且它可以成为我们对政府进行问责的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我们这个政府以前讲“五不搞”,后来又讲“七不讲”,以后可能还会发出四十个不讲,乃至一千个不讲,但它不可能不讲社会主义吧?既然他还是要讲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不顺着杆子爬呢?就对它进行社会主义问责,要求它承担比“资本主义国家”大得多的责任,承担了理所当然,民众不必“谢恩”,不承担你就没有合法性,承担不起想要卸责,你就必须先限权,这不是顺理成章吗?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希望的。至于是乐观还是悲观?这个事情不是算命能够算出来的,就看我们的努力。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秦晖先生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民史、经济史、改革与现代化等,著有《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共同的底线》等。

2014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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