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专制国家,这在人类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个奇怪的现象。究其原因,根深蒂固的专制文化及其衍生的奴性文化可以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本来,中国文化与世界上其他文化一样都包含着对善的追求和对理想社会的渴望,都涵盖有人类基本的普世价值,例如早在上古时候,中国文化中就产生了“天下为公”的理念,尧舜禹时期的禅让制度就是这种“天下为公”理念的具体实践。“天下为公”,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指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指人民当家作主。这是现代政治学中民主这个核心概念的应有之义。后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最主要的流派儒家和道家都继承了“天下为公”这一理念,在他们的心目中最理想的统治者就是能够贯彻“天下为公”这个理念的人,孟子就曾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孟子这句话的意思概括起来就是指: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与现代民主政治也有相通之处。

不仅如此,先秦儒家中还有许多思想也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原则相一致,例如在《论语》“樊迟问智”这个故事中,孔子就曾说过“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样的话,“举直错诸枉”的意思就是要推选贤能的人来领导和管理这个社会。孟子也曾经说过“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这样的话,其意思也是应当让那些品德高尚、才能优秀的人来治理国家。这种思想与现代民主政治的目标完全一致。更有甚者,孟子还对那些独夫民贼进行了猛烈地攻击,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当齐宣王问他怎样看待商汤诛灭夏桀、周武王诛灭商纣这两件事时,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据说孟子的这种思想后来传播到西方,对法国大革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孟子的这种主张显然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维持自己的统治,因此朱元璋后来读到孟子的这些话时感到非常生气,居然下令把孟子从孔庙中赶出去,并亲自删除了孟子的这些言论。所以,先秦儒家思想中确实含有朴素的民主思想,它们与现代民主理论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然而为什么后来西方文化中发展出了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而中国却在专制集权的泥淖里越陷越深呢?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只对统治者提出了道德约束,却没有设计出相应的制度约束,只是希望统治者自觉做到“天下为公”,却没有相应的制度迫使统治者必须做到“天下为公”。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他们心目中最理想的统治者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圣人”,一部《道德经》讲述的就是圣人治理天下的道理,而一部《论语》讲述的则是辅佐圣人治理天下的君子如何修养自己的德行,因此期待“明君贤相”就成为了几千年来中国人不变的最高理想。毫无疑问,对统治者提出道德约束是很有道理的,但仅此还不够,因为道德约束在权力面前是非常虚弱无力的,一旦统治者获得了绝对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他们就可能腐化变质,他们就可能为了自己的私欲私利而戕害天下人的利益。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王权统治中,真正的“圣人明君”并没有几个,大多数都是平庸无能之辈,有的甚至是荼毒天下的暴君,是孟子所抨击的那种残害天下的独夫民贼。对于这种统治者,中国文化中并没有产生出制度制衡的机制,使得这些昏君暴君能够不受制约地恣意而为,从而使天下人遭受痛苦和磨难,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哀。其实在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孟老庄等人应当对当时各国的统治者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们的眼中,这些统治者都不是他们所期待的那种“圣人明君”,他们根本就无法做到孔孟老庄所提出的道德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孔孟老庄却仍然没有进行制度约束方面的任何思考,这是中国文化之大不幸。

中国文化对道德的过分强调源于儒家的人性善论,先秦儒家认为每个人本来就是善良的,每个人生来都有仁慈、羞耻、是非之心,只是由于后天的环境的影响人们才逐渐走向恶的,因此他们认为通过后天的学习和修养,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正如孟子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由于这个缘故,他们便将理想社会的实现寄托在每个人的道德修养上面,要求人们要坚持不懈地修养自己的道德,尤其要求治理国家的统治者应通过道德修养成为道德高尚的圣人或君子。这与西方文化中的人性恶论完全不同,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中,每个人都被认为是不完美的,即使一个道德人格相当完美的人也有原罪,因此在基督教文明中,一个人再伟大,他也会被看成是一个会犯错误甚至会犯罪的人,因此他居于统治地位时,人们自然就会对他加以提防和制约,从而自然就产生了自由民主和人权宪政理论。不过在先秦时候的战国时期,荀子已经提出对人性善论的质疑,并进而提出了人性恶论,后来法家的各种主张就是基于人性恶论,要求统治者对臣民必须时时提防,必须用一套完备的制度来制约臣民的思想和行为。然而法家有一个重大的失误,那就是没有将人性恶论应用到统治者身上,他们提出的一系列主张都是用来对付臣民的,而没有一条主张是用来制约统治者的,因此法家学说最后反而成为了中国专制制度建立和发展的帮凶。秦朝之后的历代王朝的统治者,虽然表面上推崇儒家学说,但实际上他们在内心里一直都迷恋法家学说的好处,所谓“外儒内法”是也。以儒家的美好言辞来粉饰自己的统治合法性,同时却以法家的严刑峻法来压制臣下和人民,这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主要特征。

因此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它们都没有提出对统治者的制度约束,这是中国文化的重大缺失。在先秦时期,中国社会本来还有一些自由空间,尤其是士大夫阶层还有一些自由权利,例如孔子就曾经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第19节)也就是说,臣下对君主尽忠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君主必须对臣下尊重,如果君主对臣下不够尊重,臣下也可以不对君主尽忠,所以孔子在鲁国受到排挤后就离开了鲁国,齐庄公因为争夺一个女人被杀,晏子也没有为齐庄公死节。孟子也曾经说:“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章句下》)因此在先秦时期,士大夫阶层对统治者并没有必然的依附关系。但是从秦朝开始,当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建立起来以后,士大夫阶层就失去了这种自由,他们再也不能对效忠的对象进行自由的选择,他们的权力、地位甚至生命都失去了根本的保障。按照《周礼》的规定,“刑不上大夫”,但是在秦朝以后的专制集权社会里,专制君主却具有了对臣下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连社会地位较高的士大夫都没有了基本的人权,一般臣民的命运自然可想而知。从此,每一个中国人都匍匐在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之下,本来拥有的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统统丧失殆尽,每个人都变成了专制皇权任意驱使和宰割的奴隶。

在强大的专制皇权的统治下,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有的人都变得怯懦、自私而又狡猾,甚至有时候还被扭曲到了变态的程度,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为了追求利益,每个人都不择手段和无所不用其极,具有浩然之气的君子越来越少,而小人文化和奴性文化则在这个社会里大行其道,儒家的道德说教成为了自欺欺人的道德空谈,成为了粉饰专制皇权的点缀品。奴性文化的泛滥也从另一方面助长了专制主义的巩固发展,专制主义者非常需要人们对他们惟命是从,而且他们也非常善于挑起和掌握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不停内斗,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内斗中逐渐巩固了自己的专制统治。所以,没有尊严和自由的奴性文化也是专制主义得以长期维持的重要条件。我们民族的所有灾难并不完全是专制统治者强加给我们的,我们的民族性格、我们的文化本身也给专制主义的滋生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由于专制皇权不受制约,统治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运用手中的权力,因此他们也不可避免地最后走向腐败,并贪得无厌地压榨和掠夺人民,当人民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们就会铤而走险、奋起反抗,从而造成社会的严重动荡和衰退,经济、社会和文化都会在这种动乱之中受到极大的破坏。所以,不受制约的专制强权是二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一切灾难的总根源,中国社会要想走出灾难—毁灭—重建的怪圈,必须从文化的根基上建立起对权力的不信任和制约机制,必须设定统治者的权力和人民的权利之间的明确界限,必须从西方文明中引入和吸纳宪政民主的理念,必须确保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不受到权力的侵害。只有宪政民主的理念内化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变成所有国民的基本观念,我们才能从根本上铲除专制主义得以滋生的土壤,我们子孙后代的幸福才能得到根本的保障,中国社会才能最终走出东方专制主义的藩篱。

写于2009年12月9日 四川遂宁“百盛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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