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警察令人肃然起敬

野火



  今年二月,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刚刚告一段落,那些曾忠实执行前总统亚努科维奇的镇压手令,对聚集在首都基辅市独立广场的示威者实施血腥清场的防暴警察们突然在世人面前展露出惊人的一幕:

  2014年2月24日,乌克兰利沃夫州约100名别尔库特特种部队官兵在舍普琴科纪念碑广场前,齐刷刷地双膝跪地,以此求得示威民众的原谅和自己心灵上的安慰。毫无疑问,这是昭示人类普世价值的惊天一跪。它无需刻意宣传,却已刻在每个示威者的道德天平上。




  了解一点上世纪苏联轰然解体历史的人都应知道,现存的乌克兰政体是前苏联遗留下来十分接近共产模式的仅存硕果。所以,这作为一直对前苏联独裁体制一直心存怀旧情结的普京总统来说,明显亲苏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自然就成了普京眼中最够哥们的小兄弟。去年,普京对亚努科维奇在他面前表现出的摇尾乞怜已心领神会,马上主动表示将对乌克兰政府提供经济援助,包括技术、金融等紧急援助。

  去年11月,乌克兰拒绝与欧盟签署《欧盟-乌克兰联系协议》,并迅速靠拢俄罗斯之后,终于在其国内激起了声势浩大的街头抗议活动,紧接着潮水般的抗议终于演变成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的直接对抗。

  2月19日,大批防暴警察和内卫部队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露天独立广场开始强行拆除广场周围一些街垒和帐篷,驱散示威者,这种情形简直就是89“六四”时期中国天安门广场的翻版。顿时,数千名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一时间,广场变成了“战场”,满地一片狼藉,数百人受伤。这次惨烈的警民冲突,共造成82人死亡,678人受伤。这被认为是自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22年以来最为血腥的一天。

  所以这次当乌克兰民众愤而发起推翻这位贪腐总统的大规模示威时,眼见大势已去的亚努科维奇,第一个想到的安全保护伞就是邻国的俄罗斯总统——普京。

  但今天在这个普世价值渐已被普遍认同的世界中,强权和独裁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当然,乌克兰的独立广场也不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复制品。所以,当亚努科维奇悍然使用武力“血腥清场”的时候,也就注定了他已把自己弄到落荒而逃的宿命。




  史上最著名的下跪要算“华沙之跪”。

  1970年12月7日,西德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首都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面前,在敬献花圈之后突然惊天一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被杀害的死难者默哀。当天晚上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当时突然感到,仅仅献上一个花圈是绝对不够的”。勃兰特的这一跪,无疑是和平与赎罪之象征,事实上这也成为战后德国与东欧各国逐渐改善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

  对于勃兰特的下跪,德国本国的民众当然也看法不一。《明镜》杂志曾在当年作过民意调查,48%的德国人认为这太出格,41%认为很恰当,11%中立。而在乌克兰防暴部队的新闻评论中,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士兵下跪让人看到民主希望的自然是一种,而还有一种认为,士兵与警察只是执行者,而执行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故也认为他们是不需要下跪的。

  但是,当命令和良知正面冲突的时候,良知才应是最高的准则。如美国西点军校就把“拒绝服从不正当命令”作为一门道德哲学的必修课。在这不妨试举一例:

  1992年东西德统一之后的一天,著名的“柏林围墙守卫案”在柏林法庭开审。法庭上,四个曾经是柏林墙的东德士兵被推上审判席接受审判。但辩护律师声称,这些士兵只是执行命令的人,因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力。

  然而这一辩护并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已有先例。早在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各国政府就达成过共识:凡不道德行为,均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命令干出来的而得到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来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限。

  于是,柏林法庭最终判决:判决开枪射杀平民的士兵三年半徒刑,并且不能假释。为此,主审法官发表了下面一段司法史上至今仍被引为经典的名言:

  “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这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起冲突的时候,良知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法律不是;因为尊重生命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清楚,即使东德国家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

  所以,美国军人誓言里也有这样一句话:“我根据法规和军事审判法典服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和我的长官的命令。”注意,这是指在“法规和军事审判法典”基础上服从总统和长官的命令。说明白一点,就是长官如果命令屠杀平民,军人便有权拒绝执行这个命令。

  因此,这就又有了下面这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1967年越战期间,美国士兵汤普森在一次伏击战中,为使包围圈里的9个越南平民免遭屠杀,他突然把枪口对准了自己身边的战友,他喊道:“你们开枪,我也开枪!”

  这个举动令他的战友们目瞪口呆。事后,汤普森迅速受到了军方调查。

  几十年过去了,大概连汤普森自己也没有想到,当初的这件事,竟使他忽然成了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

  这个结果,可能会让一些人难以理解。的确,按照战争的逻辑,汤普森的举动实在可称为叛国,应当受到军法的严惩。但换一个角度看,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

  试问,战争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和平吗?难道不是为了保护无辜者的生命吗?战争是残酷的,它能使人的心灵麻木,人性泯灭,沦为杀人的机器。惟其如此,战争中的人性才更显得弥足珍贵。

  美国士兵汤普森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在一群杀红了眼的大兵当中,他是最先人性苏醒、良心发现的人。他准确地看到了哪些人并不是敌人,哪些平民是应当受到保护的无辜者。所以,他毅然掉转枪口,阻止自己的战友开枪。汤普森的行为更是人性的觉醒。他阻止的不是一次普通意义上的战斗,而是一场貌似正确的冷血屠杀。




  从那之后,历史的时针经过22年不知不觉的推移,切换到了1989年6月4日的天安门广场。

  广场上全副武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也有身负“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令,任何军人如若违抗,也有接受军事法庭审判的厄运。但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些士兵们当年却忠实地充当了专制政客们无耻的屠杀工具。黑暗的凌晨中,他们齐刷刷地端起冲锋枪,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平民示威者疯狂地扫射。从此,天安门广场震惊世界的大屠杀,揭开了中国近代文明史上最黑暗、也最耻辱的一幕。

  我不知道,时隔25年后的今天,那些爽快扣动扳机的士兵们,在深夜静谧的心灵回忆中,会不会直面自己的良心忏悔,或面对冤死的英灵下跪?那一夜的他们,作为邪恶统治者镇压的工具,一个个竟变成了没有原则和人性良知的杀人机器。他们在那100多位乌克兰下跪的警察面前,只配永远无地自容、后悔终生。

  但在“六四”屠杀的那一夜中,有一位抗命的山东军人、解放军38军前军长——徐勤先将军却是中国军人良知尚存的仅存孤例。他拒绝执行中央军委下达的开枪军令。中共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得悉事件后说:“这件事可开不得玩笑!不执行军令是要依军法论处的!”并告知军委主席邓小平,邓恶狠狠地说:“是军人,谁都不能违抗命令。” 事后,徐勤先军长很快被中共军事法庭判监五年、开除党籍,并在秦城监狱服刑。

  徐军长在事过多年后与朋友谈及这一事件时仍然坚持说:“我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 这在当年的中国军人多数选择了执行中共杀人军令的情况下,他,可堪称是中国军人中唯一当之无愧的良心。

  我想,无论时光怎么流逝,毫无疑问他都会与今年2月24日跪在乌克兰广场的那100多位官兵一样,永远被历史和人民牢牢记取,并永远尊崇。

2014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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