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国民党的反对党精神

宪政学者:陈永苗(推号:@chenyongmiao)



  娶了台湾老婆的公民记者第一人周曙光在太阳花现场打出“沦陷区求解放”牌子。民国与台湾关系还是暧昧不明。我持民国当归立场,容忍和转化台独的怨恨。有朋友说,我如果是台湾人我也台独。首先你得界定你自己的身份,然后再说出你的立场,台湾人持台独立场是合理的。

  大陆沦陷区人持台独立场,就是掏空自己的主体性,掏空自己是什么人的规定性。当我们支持太阳花学运的时候,请把我们的民国当归立场带到现场,把我们的主体性带到现场,对台湾人大声说出我们是沦陷区的,求帮忙。

  对台湾人大声说出我们是沦陷区的,求帮忙,从而把我们与台湾人的敌人国共两党区分开来,与台湾人站在一起,就能抗出我们自己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让我们作为沦陷区人民的身份在场吧,不要让我们的民国身份消失不见,被吸附陷在要么支持国共,要么支持台独,而没有恢复国体和建设公民社会的超党派立场。

  49后黄俄入侵大陆建立政权,试图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民国弑父占母,霸占中华民族代表权,这对于全世界华人以及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来说,都有着魔性的诱惑。我们都成了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王子,心魔发作基于恐惧与利益屈从还是把自己救赎出来,这是精神上生死抉择,身份上属民国还是沦陷的抉择。

  它很清楚地划分出两条路,在旷野受到魔鬼试探诱惑的,投奔拥抱赞美共党,试图摆脱诱惑的,归于民国。看一下《圣经》旷野试探与托福妥耶夫斯基的“宗教大法官”,就明白这种属世身份的征战。属民国的一直在抵制诱惑,我在江西抗战老兵吴春祥等在49后受难与苦苦坚守中,看到这种类基督教含义。

  属民国的,联合起来成为政治教会,守望相助,守护民国国体,这六十年不灭而地火般运行的运动。两岸三地的人,联合起来,建设公民社会守护民国,让我们成为自己人,成为自己人,我们之间的冲突就变小,有着共同的敌人,我们的分歧与矛盾就可以冻结,转化,用投票协商就可以解决。

  民国国体是复数性,是高度超越的,因此就能容忍多元,汪洋大海越多鱼种越好。当下和首要的是,我们必须从家庭和私人走出,必须站在一起,先站在一起再说自己的独特立场。我相信民国与台独之间的不信任,台湾人对民国的怀疑与怨恨,会在两岸三地的建设公民社会中逐渐消除,于共同行动中出共识。

  例如台湾公民运动与香港的共振,一定会彰显出民国旗帜来。我们大陆人不能在没参与的时候,就站在外面,让港台人和我们立场一致,出于征服他人的欲望反对港独台独。没站在一起,别扯什么立场。

  我的民国当归主张,对台独不恐慌也没有敌意。实际上台独仅仅是一种用来团结人的意识形态,而很难进入现实政治,尤其是民主社会,民主会造成社会稳定,意识形态如果想改造社会,动作一大,该意识形态就遭到否定,陈水扁在任八年也搞不了扰动社会与稳定的台独动作。

  意识形态就像谈恋爱,而执政本身就像婚姻,爱情是丰富多彩的,而婚姻是单调的,受制于现实约束性和当下性。只要有共同的敌人与利益,再冲突的意识形态之前都会结婚,在乎油米材盐。不要在乎说什么,而要在乎做什么。美国民主党人杰弗逊在野竞选的时候多激进,执政的时候就是另外一个联邦党人,甜言蜜语得换花样,把如女人一样的权力弄到手了,都差不多。具有趋同效应。

  具有恐慌感的,把台独想成利用选票上台的纳粹的那一些人,是谈恋爱都谈不到的文人,过于崇拜意识形态的力量,认为说了一定导致做。没看到意识形态与行动之间深刻的鸿沟,很多时候情话就是哄人,你还这能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给你老婆。这一些人自己说了不做,就看不到别人也会这样,老是恐惧对他的威胁,只要对他们说两句狠话,就尿裤子,大喊狼来了。

  凡是政治力量,别管他们说什么,而要在乎他们干什么。坏事做绝的时候,再说两句好话,只有这一些只说话不行动的文人才会主动维稳。

  经过国民党六七年执政,以及大陆的渗透,台湾距离大陆沦陷区越来越远,民国国体危机越来越重。大陆倾向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消灭中华民国,台湾人倾向于离开中华民国,同样受制于大陆的强势,一起配合消亡中华民国。结合民初以来的国体建设历史经验,一开始就没有强有力地建立民国对民众的庇护与服从民族国家秩序,而是挪位错裂为教化。如对台独新疆人的教化,立场谴责,只会加重国体危机。还是必须从国体的庇护与服从,索取民国权利的维权运动入手。如我们大陆人可以到美国国会和联合国,要求恢复民国的国际法地位,为台湾人争取国际空间。

  霍布斯在民族国家秩序中坚定地捍卫“庇护与服从”,它极力反对中间社会力量僣越统治权,如党国体系。把国体问题转化为教化问题,是对庇护与服从社会契约的背叛与撕毁,变为民众对中间政治力量的单方道德性义务,总是精英有病百姓吃药。因为国共专制造成的台湾主体危机,不去治国共的病,总谴责台独。在民国框架内的维权运动提出,就是为了避免政治问题的道德解决方案,告别教化,而让精英去帮助老百姓,不说教而帮助,这样就不是撕裂而是站在一起。民国孙文身上,法权与教化并重,结果教化如五权宪法祸害了国体。民国国体之道统教化之毒害,也同样需要维权运动来返动之。当下的庇护与服从之重建,也以为着对民国历史之新文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之沉沦的救赎。

  民国放在世界历史当中,其地位是在议会制和政党政治奔溃,政治权威的瓦解终末世界时期里面,我们不得不捍卫议会制,推崇政党政治。好像是逆潮而慢好几拍,别人快不要了,对我们还是宝贝法宝。我觉得用阿伦特的话,就是权威的奔溃中,我们还是把议会制与政党政治当法宝。当然议会制并没有被抛弃,政党政治需要被超越来纠正,就像今天台湾公民运动对国民党民进党的制衡一样。

  党外运动很好。包括现在的在国民党民进党之外的党外运动。我努力把大陆的维权,也变为沦陷区的,归属于民国的党外运动。 我认为大陆改革已死,绝无出路,只有民国当归,才有希望。我们要把自己归到民国去。

  这次台湾太阳花学运对两岸三地公民社会,对中共以经济控制政治的八九后格局,有根本性改变意义。九二后,专制与人民关系敌我,邓小平用市场经济收买,以经济性无形手段,实现再次政治控制。这次香港人基于切身痛恨,反对服贸协定背后的政治控制。我们的政治高度,不能限于自由的诉求,而需要提升到反对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经济政治压迫,也就是民生革命附带自由革命,这才足以总括两岸三地。香港的普选诉求,我认为是没高度和必定一地鸡毛的。凡是基于中共改革的,如国共合作,如民进党的公知倾向,一定是空炮。只有在改革已死的基础上,才有出路。

  八九后,中共的合法性是靠钱袋子收买的,是写在人民币上的,这对于华人世界与国际社会都一样。所以民间的合法性征战,一定是针对钱袋子的诱惑,是针对改革的,而不是针对文革的。换成圣经话语,要么信上帝,要么信玛门。

  我看到新疆普通人是基于民生而有独立渴望,香港人是受不了经济手段而后至的政治控制而有港独,台湾人台独反对服贸正是害怕钱袋子手套里面的黑手。我提出民间独立性,同样要摆脱因为改革而加入分赃,以自由的名义所求体制给予的特权,如经济自由。独立的诉求更基于把政治控制和经济压迫混成一回,而不是加以区分。单纯政治控制没法提出独立,如美国独立战争的自由散失的恐惧与谣言,与台湾反对服贸一样,更基于经济。

  对民国的怨恨,是台独的核心,在台独转为变相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就等于中国,取消中华民国之前。台独后来变为反共就是反华,反华就是反共,也走向台独就等于要建立”新华人国”这一原初性的反面。等于是对大陆共党对中华民族垄断权的承认,不断”帮助”共党消灭民国,从而吊诡地撤除民国作为国际法主体对台湾的保障。反华来反共,自伤一万毁敌一千。

  台独对民国的怨恨,就像孤儿对父亲。当民国没有庇护好台湾人,没有遏制国民党独裁于台湾,台湾人的怨恨是有正当性的。有怨恨就有爱,需要民国的庇护。民初民国奠基,被赋予新纪元新天新地的万象更新期待,民国没起庇护这种渴望的作用,没三四年转为绝望怨恨,这在梁启超鲁迅的文章中有描述。只有到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人们觉得民国真正庇护了自己,在胜利后觉得新天新地了,全国齐心协力搞47宪法。台独,港独,民独,都是一种哈姆雷特式的刺激,到底要不要认贼作父,中共霸占了民族母亲冒假冒为国家之父,那一些为了参与分赃与他们做生意挣钱的精英们,那一些为了掌握话语权而模糊陆独敌人贼人身份的知识分子们,你们都是认贼作父。哈姆雷特的复仇要不要有。


  我们是民国人
  辛亥革命与台湾转型,都依靠族群冲突的作为心理动力,我们今天在大陆找什么族群冲突作为动力呢。依靠消除官民矛盾,敌我冲突的知识分子路径 ,改革路径,肯定是个骗局了。

  把共党重列黄俄,我认为光有民国历史的记忆恢复不够,49后公知要求真相和说真话更是没用,我认为需要恢复国内殖民的底层奴隶政治贱民本来面目和民国当归的超越49,二者共振。

  我是多么羡慕那一些持有某种政治立场,就能有安全感,并且征服可能征服的对象作为安全感保障的意识形态分子,政治立场成了财产,就像欧洲现代性早期财产拱卫自由那样,保证了他对专制体制之中或者之外的位置。对我来说,政治是大众之事,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政治立场。

  你能移民国外,大部分国人不行,能移民的而持有的世界公民立场,是特殊利益,并不是公共利益。在台湾问题上,你持台独立场或者反台独立场,持拥共与反共立场,都没有解决民初以来的民国国体危机问题。

  我在这一些小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立场的破碎与对立中,看到对民族国家秩序超越的渴望,又爱又恨。二十世纪以来的非欧后发国家与后发展阶级超越民族国家渴望,就像弑父情节,从来没超出民族国家秩序,如台独反民国但还是要台湾建国,维吾尔独立但还是要建国,还在民族国家秩序之内。国际法上根本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中华民国,可以提供一种魔术般吸纳框架,让这一些超越民族国家渴望冲动去摧毁中华人民共和国虚幻秩序,从而巩固强化中华民国国体。台独港独疆独藏独这一些最极端的冲动都百川入海,万流归宗,归于中华民国。只要跳出陆独侵蚀僭越民国的视野,挑战就变为机会。

  要面对专制,要面对民初以来的国体危机,大陆人民就得把自己移情为台湾人,他们的处境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问题,他们身处国共两党的专制,其中共作为台湾的外敌通过家贼而放大,反应出陆独黄俄与外敌的对应关系,没有国民党与台湾人的对立,就没法彰显陆家贼与陆人的敌我,这已经在大陆公知改良叙述中掩盖了。

  大陆人把自己当做台湾人,冲出去还要返回自身的,只能说你去同情地体贴地理解台湾人的语境与处境,用来当做自己的,最后还是要回到自己:你还是大陆沦陷区的,你毕竟不是台湾人。所以这样一来一去,你就是把自己当做了民国人。当你返回不了自己的时候,就迷失了自己,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

  大陆人移情当做台湾人,就是把自己当做民国人忠诚于民国。这种叙述冲进入台湾,就足以打断国民党对中华民国的破坏性垄断,让台湾人与民国的关系趋近于雅尔塔协议与二战后国际法对台湾法律地位规定,台湾需拓展国际空间。台湾人对民国的认同,是民国国体的重大难题,幸好与大陆一样,有着国际法秩序帮助。


  恢复国民党的反对党精神
  雪莱说英国两党在内政中争权夺利,但一致对外。台湾支持通过服务贸易协定的学生上街,打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反服贸的很少打中华民国的旗帜,相反频频出现台独旗帜,可见民国国体危机之深重。只有把台独创造性转化为进攻性台独,把专制抵御在台湾之外,同时把国民党赶下来,让他注入更多反对党精神。要把国民党从中共的魔爪中拯救出来,恢复其原来在晚清,北洋时期的反对党精神,预备2016年下台后的反对党处境,就要打破国共合作的骗局,转变大陆文革时期国民党为反攻大陆而采取的把反攻大陆责任转嫁台湾人头上的做法,转变大陆改革时期相信共党改革的国共合作的公知化。

  国民党在台期间不断在政治上散失主体性,自我贬值,成为中共在台湾的反对党,并且是以权威主义方式反共党,就像西方法西斯反对共产主义。处在两岸关系中国民党是反对党毫无疑问,是要做一个大陆公知化的,沾满公知改良色彩和病毒的,还是要做一个基于改革已死的和基于台湾的重建公民社会民国政治力量。

  国民党做好2016年后反对党处境的准备,以及流亡暂居于台湾这块土地上,如何进一步台湾化然后再谋取全国性的准备了吗?答案是没有。就像大陆维权运动必须首先下沉获得民众根基再寻求组织化反对党化一样。国民党从蒋经国开始注重台湾化,这次的马英九强行通过服贸,也是打着为台湾利益的名义而卖台。但始终是一个世界观历史真理型政党,如果是利益型政党,就会基于囚徒悖论和恐惧感,不与大坏蛋做生意。

  没有走完台湾化,与这种政党属性戚戚相关。美国宪法是基于反对党机制的,而德国魏玛宪法是基于一个世界观执政政党的,二者云泥之别。有人认为台湾民主化后,国民党已经是民主政党,我不认为如此,民主化给国民党带来另外一种形势的真理感,穿着中山装就以为自己是西装,忘了继续脱了。

  民国政府迁台后,还是由于国民党对民国的垄断历史,为了反共,把中华民国贬低为国共两党内斗的工具,让上帝站在魔鬼的对面,从而贬低了上帝。同时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于强势对民国鹊巢鸠占,民国政府话语弱势,又不肯让出对民国的垄断,让民众在场,以彰显国体。后面的修宪,自由区与非自由区的划定,就是一种绥靖。国民党在大陆时期以文化复兴反抗,在改革时期成了大陆公知谈改良,都是精英道统的思维的延续,与民众-民国法权一体的底层底色相背离相搏斗。这是对民国的贬低,和加深国体危机。

  当大陆搞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时候,他找到一个重要的灵感,那就是你们破坏中华文化,那我就要復兴中华文化。始终掌握主动,让对方精英跟着自己的指挥棒起舞。

  退守台湾之后,蒋中正日记中,他痛定思痛地想:我为什么打不过共产党?基督教的上帝不会降到自己和魔鬼对立面的位格中去。当蒋介石以打倒共产党为首要性,以此为中心构建的意识形态和全部体系,就自动降格了。让自己跟着对方的指挥棒起舞,丧失了主体性: 当大陆搞“破四旧”时,他就要復兴中华文化。是为中华民国自我降格自我贬值的肇始。在敌对中,魔鬼经常侵占我们的灵魂,为了战胜一个魔鬼,我们经常变为另外一个魔鬼。民国之于二十世纪之后中国的至高无上地位,就像美国人民理性选择政府那样的政体实验成功之于世界的优越地位。它并不因为1949猪圈内人心的否认和堵塞,就不存在了,也不因为启蒙而再次存在,也就是不以人心为转移,人心并不战场,也不是储存器。也就是它并不是处在于1949猪圈的对立而存在。只有国体与政体的二分,而且国体恒在,而政体循环,才有助于认识到这一点。

  我最近曾见到97岁抗战老兵吴春祥。让我惊讶的是,老爷子完完全全是个民国宪政派,他说他的一生为民国宪法和民国而战。他还说在黄埔的教育,是国家与宪法的认同,不是国民党认同。他致信民国政府,标题非常凸显为宪法而奋斗,要给个历史道义。

  蒋介石在大陆文革时期复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国的自我贬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其滋生的认识和观念,不宜启蒙公开,以至于变为战略上重视敌人,甚至战术上藐视自己。我还可以举一个例子,例如在采访中,杨宪宏说在中华民国宪法当中,自由区与大陆区的区分,就是就大陆强势顺奸的逆来顺受。黑社会再为强大,如意大利黑手党,一定不能赋予合法正当性。

  不认国体认自任道统,就有叛国的极大风险。朱学勤老师写过一个雄文,说儒家当汉奸最容易,无国家认同。我相信如果日本占领中国,儒家一定像元清那样卖国,只要可以参与权力分赃。储安平就自任道统,对1949转移进行天命论证。自任道统者必定罪大恶极。自持道统的儒粪,与毛粪蒋粪,同样秉持历史王道,成为打人的棒子,捉对厮杀,满身污泥粪便。共党就是秉持历史王道之说。自持道统的,就是先锋队。

  道统自认在动荡不安时期,如战国时期就盛行,它是知识分子身份在革命战乱面前的自我辩护和自大,同时抛弃民众的极端自私,道统就意味着放弃当下民众的生存,寄托未来。有道统,就没有维权。道统的在现代性中的重构,是马基雅维利主义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土壤,为了维护道统,可以把专制引入,一切被现代性驱除的恶魔,都会在道统这道暗门引狼入室。道统就是现代革命挫败后的走火入魔,没有它,就没有法西斯与共产主义。

  极权主义民主内在于民主国家内,就像美国优良政体的国家内,一样有着魏玛转向法西斯的可能,居安思危,因为纳粹而流亡于美国的德国政治哲学家给美国带去魏玛式危险的警告。国体不牢靠,再加上政体不好,民国初年与魏玛同。美国宪法依赖于反对党,同时严厉打击世界观政党,贬低限制宗教真理感进入政治。

  而民国初年缺乏这一些,袁世凯因为国体危机而称帝,康有为构建儒教,都如魏玛基于世界观政党而执政,国体危机加深,政体败劣。拿国民党史来看,在宪政精神生死的紧要处,一样有着反对党与执政党道统垄断的搏斗,如黄兴章太炎反对孙文,如维护民国法统运动反对武装统一中国。在民进党与国民党之间,支持民进党,促成国民党反对党精神的复兴,同时帮助民进党更加反对党精神化,排斥民进党的执政党堕落。在台湾的社会运动与民进党之间,支持降民进党的半旗。只有立足于反对党,从而将民国历史宪政化,也继续促成台湾进一步宪政化。这是两岸三地重建公民社会于台湾的政治使命。


  反对党的党建手段
  反对党的自我建设和自我反思,必须考量自己与目标之间的距离,以及自己反对手段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并不能是批判执政党背叛目标,就不断催眠暗示自己与目标二位一体,以魔鬼的方式反对魔鬼,自己距离天堂可能更远。

  你批判专制无能,并不能让民众就相信你就有这种能耐,如果民众相信,那么一定是被你欺骗了成了公知,不再是民众。只有自己的欲望被激励,有心魔的人,如加入体制的知识分子,才是容易上当的。就像被传销和高利贷骗上当的人一样,心中有贪婪。民众需要的是真金白银,需要的是利益。

  民进党反对国民党的当初,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时,没有致力于恢复被国民党扭曲的中华民国。没有政体与国体的区别,把国体送给国家党国民党,而只得自行缔造新国体。这样的举动,都是对中共话语霸权的被迫反应,不自觉把自己陷于困境。

  独裁者或者极权主义所代表的人民,自由、正义、平等,其目标会在手段中消失殆尽,而自我限制和宪政化的阿拉伯之春革命,才是目标的真正实现。所以手段是否符合目的,才是关键的。不要被手段所捕获。

  新浪微博“@rifle76”说:目的当然高于手段,但在真实历史场景下,手段的选择往往决定了目的能否达到。就像孙中山要黄兴打手模,黄兴不肯。行动与主体性同时在政治中在场。必须排斥把说话当作行动。手段决定目标,在特定的当下性中,论述得很好。

  政治手段本身也会滋生观念,围绕着如何达到目的而滋生的观念,或者是退一步如何效率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而滋生的观念,这种观念常以权力政治为中心,会反过来反噬掏空侵蚀腐化扭曲目标本身,所谓用“人的道理,替代了神的道理”。当诉诸于政治行动时,一定受到权力政治的魔鬼诱惑,如何抵制这种诱惑,思考达到目的的观念,排除结果的确定性,遏制对抗命运的专横,那么必须强有力信靠律法。

  政治手段本身也会滋生观念,围绕着如何达到目的而滋生的观念,或者是退一步如何效率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而滋生的观念,这种观念常以权力政治为中心,会反过来反噬掏空侵蚀腐化扭曲目标本身,所谓用“人的道理,替代了神的道理”。当诉诸于政治行动时,一定受到权力政治的魔鬼诱惑,如何抵制这种诱惑,思考达到目的的观念,排除结果的确定性,遏制对抗命运的专横,那么必须强有力信靠律法。

  一个共同体内不同群体之上其共同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因为基于不同群体的特殊条件,就会用不同的手段反过来攫取目标,将目标内置于手段之中,手段成为了目标,或者相信只要手段展开一定能抵达目标。统治阶层和主动或者被迫参与政治的被统治阶层都会如此,这两层力量都会以法律手段和道德手段,只是分量不同,都同样面对着意识形态与政治运作本身的鸿沟。

  并不是目标本身,而是追求目标的不同代计,不同处境的生命体验,也就是目标与其生命本身的关联,需要处理。打扮为宏大叙述后面隐藏的权力意志需要处理。思想共识相同与否并不关键,是处境不同会扭曲出私生子,处境不同,而且都会以自己的为义,因为他们需要从中上升,受身份承认的危机的支配,把自己的特殊性说成普遍性路径。

  民国当然必须是宪政的,但如果是认同民国,但反对三民主义,如保皇主义者,还是必须纳入民国,也就是民国有着不仅仅宪政的超越维度。


《公民议报》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4/4/7 20: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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