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砍头到沟通
——台湾少数民族权利运动启示

上官乱(推号:@shangguanluan)



  沟通出问题导致的“砍头”

  刀砍在脖子上那一声惊悚的“刷”,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会想到魏德圣的《赛得克巴莱》,影片开头与高潮中那些猎头的场景在这个时候似乎格外似曾相识。

  泰雅系民族认为,一切协商不下的事,便可以猎首解决,对象可以是任何侵犯自己的异族。比如早年的来台的汉人,因需要取得土地以便耕种,而土地多掌握在少数民族手中;汉人或以合法手段取得,或以非法手段骗取或强夺,其中后者容易招致少数民族报复,也是猎首的主要动机之一。

  当然,还有针对国外异族入侵的猎首行动。

  清朝同治年间,就有过一次震动中美的猎首行动——罗发号事件。1867年,美国商船罗发号自汕头开往牛庄,途经台湾海峡时,遭风漂至屏东七星岩触礁沉没,遇难船员在狮龟岭海岸一带登陆,一上岸就遭到龟仔角社的少数民族出草攻击,船长亨特?汉特夫妇等十三人被猎头。唯一幸免的粤籍水手逃至并向官府报告。最后以美方与少数民族直接达成谅解协议告终,少数民族谨遵协议。然而清廷想直接和少数民族缔结协议却遭到了拒绝,少数民族表示:绝不和诈欺万端、不守信用的汉人缔结合约,誓与汉人血战到最后一人。

  后来,还有影响中日领土争端的八瑶湾事件,间接导致了琉球国的灭亡。

  琉球国在清同治之前,一直在给清朝和日本两边上贡。1871年,琉球向日上贡的船队于归途时,在台湾东南部高士佛社、牡丹社、竹社之交界处遇风浪,只得上岸。然而被汉人山匪抢劫之后,他们不得不往排湾族少数民族居住区逃生。少数民族们接待了他们的食宿,但半夜仍被抢劫,于是他们打算逃走。这一逃走,则被排湾族认为是对自己的不尊重,甚至怀疑他们是海盗,于是将54名琉球人杀害。于是日本趁这件事和清廷签订了领土协议,1879年正式吞并琉球,进而觊觎台湾,到甲午中日战争后,台湾终于被战败的清廷割让给了日本。

  可以看出来,这几次重大的猎首事件,除了利益分歧,更重要的,还是双方的沟通与理解出现了问题。


  台湾少数民族经历的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

  于是,后面的事,我们知道了一半,就是少数民族抗日,尤其是雾社事件。 有人将这场出草归结于日本理番政策的破产。

  从1895年日本占领开始,日本当局一直以讨伐和安抚并用的萝卜加大棒政策对待山地的“生番”。到第五任总督佐久间左马太(1906年4月~1915年5月)时期,少数民族已经发生过针对日本人的数次出草,然而日本人却认为,这说明讨抚政策失败,而关键就在于少数民族一直拥有武力,于是改为先“讨伐”、后“抚育”的政策,因此,1910年~1914年的「五年计划」主要工作目标,就在于彻底缴少数民族的枪枝弹药,完全解除其武装。 而后又制定了少数民族要使用枪支必须登记借用的政策。

  当然其中最急欲處理的就是“要禁绝高山族的猎头习惯”,方式两种,一种方式强调是吴凤的神话,一种是执行绥抚教化与威压并施的理番政策。于是树立起了吴凤形象。

  吴凤是康熙年间福建省平和县人,任台湾清治时期之嘉义通事。一直以“牺牲自己以革除少数民族出草习俗”的故事被台湾人熟知,然而该传说的真实性一直欠考证,而且汉人和少数民族的说法更是大相径庭。

  其中最有力的说法,也是目前被认为最权威的说法是这样的:台湾日治时期时,由于不少少数民族不服日本统治,造成日人极大困扰。为了解决此一情形,日人透过各种不同的手段进行安抚或威压,将吴凤事迹改编成“吴凤神话”便是其中之一。1909年日本当局编撰了《吴凤传》,1913年兴建吴凤庙,当时的台湾总督佐久间左马太更亲自主祭。同时吴凤事迹也编入小学教科书、改编成歌舞剧。使吴凤成为日本统治者“理蕃”的论述基础,成功的宣达少数民族的行为是“野蛮落后”的,是应该被“教化”与“开化”的,而吴凤则是“宽大”、“仁慈”,以自我牺牲弭平纷争的“义士”。

  这种说法当然遭到少数民族的抵触,然而国民党军队迁台后继续沿用吴凤神话,并将吴凤神话编入小学国语课本与生活与伦理课本,且课文几乎是直接翻译日治时期的国语读本。直到1988年,少数民族林宗正牧师率领的数名少数民族青年以电锯拆毁嘉义车站前的吴凤铜像,第二年内政部正式将吴凤乡改为阿里山乡,教育部长毛高文宣布于同年7月1日起将神化的吴凤故事由课本中删除。这场由日本人作俑的吴凤神话才算结束。


  风起云涌的原住民运动

  而这1988年的吴凤铜像事件,则是台湾民主化后风起云涌的少数民族权利运动的一大体现之一。

  1984年,台湾成立由一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组成“台湾少数民族(族)权利促进会”,跨越族群、城乡,争取少数民族的身分地位、自我认同、国家族群与文化政策等诉求。其中,他们认为「吴凤神话」扭曲了少数民族形象,剥夺少数民族历史诠释的权利。吴凤故事,最大的争议就是在关于“杀人”“猎首”这件事。
  在促进会成立之前,台湾少数民族甚至还不叫少数民族,曾有过“番人”“山胞”“先住民”等很多称呼.1997年“立法院”通过少数民族族教育法,是第一部以“少数民族族”为名称的法律,但直至2000年“中华民国宪法”再度修改,具有民族权意义的“少数民族族”一词方才正式取代少数民族,并成为少数民族族自治权的宪法基础。 

  在此期间,少数民族展开过数次规模盛大的维权运动,包括第一次还我土地运动:1988年第二次还我土地运动:1989年的第三次“反侵占、争生存、还我土地”运动:1993年的东埔布农族抗议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挖坟事件;以及著名的破除吴凤神话行动。

  其中,1988年开始,并持续近10年的兰屿驱逐恶灵行动可以算是少数民族在现代化之后的又一次“出草”:只不过,这次出草的目的——驱除恶灵,由古老的瘟疫变成了抵制核废料;这一次出草的手段,也由过去的猎头,变成了利用法律和平抗议。终于,1997年原子能委员会要求不得再从台湾本岛运核废料前往兰屿贮存。

  就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的2011年,赛德克族还进行了一次具有行为艺术性质的“出草”:用茅草当“箭”,掷向市政府,以抵抗台湾当局在风灾中办事不力。


  从隔离到同化的台湾少数民族政策

  或许有人会说,一个台湾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并没有太大的战略意义与国防意义,资源也没有占据非同小可的比例,其轨迹并不能用来对比大陆的民族问题。台湾少数民族的人口只占了总人口的2%,但分布面积几近全岛总面积的50%。最关键的,是少数民族议题成为了政党政治角逐的常态议题。
  “夷”、“番”等是华夏、汉民人文视野中,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古代 “中国”对 “化外”的 “四方万 国”、“非我族类”的概称。这在中文语境中不代表特定的时空和文化传统的族群 ,仅仅是站在华夏、汉民人文立场 “严华夷之 别”,模糊 、笼统地概括了东 、西、南 、北的 “非我族类”。

  在清政府时期就采取了基于这种思维的隔离政策:对少数民族社会进行分而治之的统治 ,多次在 “生 、 熟番”所在的内山与平地之间设置 “番界”及 “土牛”、“土牛沟”。

  日剧时期则是前文叙述的“皇民”政策。

  国民党当局进入台湾之后,主要做的就是消除日治时期的 “皇民”教育的影响,强化 “祖国认同”,相当于以“国民”教育替代日本的“皇民”教育,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对 少数民族实施了全島统一的教育体制。当局试图通过对少数民族实行推行国语、打压母语教学、停用山地课本、培养 “国家”观念等手段,促使少数民族与一般社会融合以实现 “同化”之目的。第二阶段,将汉人社会的生活风俗 、经济制度 、医疗卫生等推行到山地 ,促进原住 民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平地化 。第三阶段,在少数民族接受了优惠政策与国民教育后, 开始渐次取消山胞优待 、取消原汉隔离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80年代“解严”前后,为什么是这个时候呢?


  内外倒逼出来的改革

  首先,这个时候国际政治局势风云突变。1972年尼克松访华,预示美国与台湾间“蜜月”关系行将结束,同年日本宣布与台湾断交,雪上加霜。国际政治环境的巨变,国际生存空间突然萎缩,岛内民众开始对台湾当局政权的“合法性”、“正当性”提出质疑,这使国民党不得不另谋出路。

  同时,随着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到来,世界“少数民族运动”也随之高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源于“去殖民化”浪潮的“少数民族运动”在加拿大兴起之后,迅速向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扩散。联合国对少数民族问题也开始进行各种立法,许多国家都纷纷采取修改宪法或增加宪法条文的方式,承认本国少数民族平等地位,禁止种族歧视,并保障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

  蒋经国的“本土化”政策开始实行,造就了不少少数民族精英。蒋经国在1972年正式担任“行政院长”后,开始了一系列所谓的政治改良,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开始提拔重用“本省人”,实施所谓的政权“本土化”;二是对当局几十年来以“戒严”为名,行独裁专制之实的做法作调整,实施所谓的政治“民主化”。在这个本土化过程中,很多少数民族精英开始进入政治舞台。

  党外反对势力“街头运动”的抗争的示范作用。随着“中坜事件”和“美丽岛事件”的发生,戒严令桎梏被冲破。党外反对势力力倡的“街头政治”的抗争模式,以及利用杂志报刊作为舆论阵地的做法,均为后来台湾少数民族政治运动组织者所遵循和效仿。后来1983年的第一本少数民族刊物《高山青》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

  台湾当局初期的“山地平地化”政策的实施,使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急剧萎缩 、消失 ,使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积累了太多不满。而在土地政策方面,“山地保留”政策并没有严格实施,传统领地被侵占现象增多,生存空间日益减少,对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的延续发展构成威胁。民族政策的失误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是台湾少数民族政治运动兴起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总之,台湾少数民族在经历了殖民主义、威权主义以及大民族沙文主义之后,总算迎来了全球化和政治转型带来的机遇。而这“原住民运动” 表面上是对几十年来台湾当局山地政策的不满,从本质上说是对几百年来的跨文化互动过程中原住民所处被支配、被压迫命运的总抗争。“少数民族运动”包含了 “民族自我意识”前提下的 “正名”、“自觉”、“自治” 及文化传统复兴与重建等广泛的合理诉求 ,那么运动究竟有没有达成他们的诉求呢?


  “少数派”的出路与瓶颈

  事实上,在几十年 “山地平地化” 和几百年“同化”历程,为少数民族文化造成的损害是不可逆的 。在高度汉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事实面前 ,同时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逐利浪潮前,在普通土著民众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基本失忆的状况下 ,很多文化传统的复原都比较粗糙,甚至一般原住 民民众的 “文化自觉”、族群自我意识也是从这些复制 、拷贝的作品中 “学习”到的。

  而在运动中,少数民族运动自始至终受到外来政治势力的操纵干扰,失去独立性、自主性,沦为其他政治势力的附庸。毕竟,这运动开始的契机就是因为政治多元化的建立,将少数民族问题成为政治议题而出现的。比如少数民族运动开始的《高山青》杂志,除运动发轫的第一期是“超党派、宗教、纯自主的、是知识分子出于良知的呼唤”外,整个运动一直被党外反对势力及一些宗教组织操纵干扰而失去自主性。但同时,少数民族运动似乎又不得不依赖这种“不独立”的状态——即使在台湾的政党政治确立以后,少数民族运动的模式也大多是从两党竞争中找到参与台湾政治角逐的切入点,发挥“关键少数”的作用,从中渔利。

  不可否认,台湾少数民族群体的边缘处境至今还有很多亟待改善的地方,至少与台湾社会发展速度仍存在较大差距。死亡率、失业率、失学率以及无固定居所率都为台湾社会各大族群之最高。但也包括否认的是,2008年之前,赛德克族一直被划归泰雅族,因为两者除了语言,传统风俗几乎别无二致。但是,正是因为语言大相径庭,和复杂的历史纠葛,经过数十年的争取,赛德克族终于从泰雅族中分离出来,成为台湾第14个独立的少数民族。

  附:原住民运动中著名案例(部分)
  原住民还我族名运动
  邹族族名运动
  邵族族名运动
  太鲁阁族族名运动
  撒奇莱雅族族名运动
  赛德克族族名运动
  *原住民还我族语运动
  *原住民还我姓氏运动
  *原住民还我传统领域运动
  第一次还我土地运动
  第二次还我土地运动
  第三次还我土地运动
  抗议掠夺山地保留地强盗条例
  *原住民抗争运动
  声援被扣留国外原住民渔民家属
  抗议挖我祖坟
  抗议人口贩卖救援雏妓
  抗议教科书中被污辱的他者
  达悟族反核废料运动
  废除蒙藏委员会游行活动
  排湾族反玛家水库兴建
  太鲁阁族反对亚泥侵占土地运动
  还我路权
  还我地名
  还我狩猎文化
  抗议司法迫害
  高砂义勇军人权运动
  *原住民自治运动
  原住民展开自觉与自治运动
  部落会议
  *平埔族正名与抗争运动
  声援平埔族合法正名回归原住民族行列
  凯达格兰族反核运动
  还我地名
  *平埔族还我族语运动

  (来源:《台灣原住民社會運動》,作者:作者: 田哲益 出版社: 台灣書房出版有限公司)


2014/4/9 13: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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