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我这十年的维权理论
宪政学者:陈永苗(推号:@chenyongmiao)

从改革到革命,好像是世界历史的必然规律。可是这对范畴被置于党这个史上最大利维坦的基督磁场中,我们不得不怀疑,必然规律是不是失去效果或者冻结,产生例外情形,八九后崩溃一直没发生,足以让人怀疑,我们是不是处在史无前例的特殊情况中。这也是新左派中国模式例外论支撑点。
维权从改革已死后斜斜杀出,并不是遵守改革之后就是革命的范式,因为革命必然是邪恶改革所诞生恶果推动的,其本身会被共党体制与改革魔性所塑造,得避开。改革已死之后革命会中49历史的陷阱,改革已死后搞革命是49历史的进一步沉沦,这点风险一直在。改革已死后主张革命,一点智力优越都没有。我们得在49历史内的改革到革命进路之外,加一条补救或者矫正的路径。这就是我想的维权到民国当归,以49之内的被黑暗的人民性和之外民国性冲进改革到革命的路径中。
革命派公知与改良派公知思维上是同构的:改革派老觉得没有改革是因为改革共识气氛不够浓,民众不支持改革,革命派也老觉得还没革命是政治反对共识气氛不够,民众还没认识革命,其实改革与革命的气氛都浓的发臭让人呕吐了。政治问题并不是认识问题,不是立场问题,使劲在这方面做功夫,瞎子点灯白费蜡。消极防守的实现公民社会与政府的区别,对极权主义运动席卷一切,吞没群己分界进行抵抗。人民在政治中在场,就以革命或者革命的替代物,例如选举或者政治自由,或者司法审查,就在严守群己分界,以此形成政权与人民的宪政均衡。改革已死,知识分子并不是能够推动中国的力量。
维权理论符合当下提出的要求

维权就是当下的革命,或者革命的预备。它会生长或者已经生长自己的革命理论。而革命派公知念兹在兹的革命是顶层设计,是泡沫,是没有任何当下性的,不贴近现实的争夺话语代表权的无聊活动。与现实格格不入。 
要弱者不激进,不使用暴力不流血冲突不文革再来一次,精英群体改变不了体制,或者暂时改变不了,那你们是不是应该先来帮助帮助我们,带着你们的支票来,带着你们的资源来。要联合,要是共同的群体,你们就必须先来帮忙,不是让我们还要花钱买你们写的培训启蒙教材。开明官僚知识精英进入维权运动中。
  革命一定是在专制机器高度精密的网格暗穴死穴中爆发的,就像仙人渡劫,阴风从穴道吹起,全部毁了。这就是维权运动在寻找死穴暗穴。叶匡政和我一起去杭州,他说现在革命都是网络结构革命,打击的是关节点。杀人已经不成为革命。暴力血腥的革命作用减弱。所以,非暴力派要比暴力派更懂当下革命的性质。
意识形态的争论,是世界上效率最低的知识活动,永远在开始阶段,永远要回到一些简单原始愚蠢的话题,不要搞得我们永远与刚入门者辩论,马拉松长跑都跑过几十圈了,还看起来好像在起跑线上唾沫乱飞。微博微信与过去的论坛或者报纸比较,完完全全是行动与事件的平台,而不是什么知识或者言论自由的行动与事件微信通过微博这个互联网技术手段,瞬间就能光速般发酵。
习近平用毛崇拜把左右,改良革命(当仅仅是立场的时候)全拧在一起,公知们还对决改良革命,真是泡沫的对撞。都不知道战场已经升到太空了,他们还在地上泥潭中口水。
民间光有改良或革命的立场,没有行动,只会成为专制的燃料。知行分裂,所有挣脱专制的立场表达,都为专制延伸铺床叠被。改革派在改革中就是起这样的作用,如吴敬涟,孙立平,说了大半天还是交给党的领导来解决。同床异梦,仅不过增加了党的快乐,有一些出轨的性幻想,党痛并快乐着。只要不异床就好,光有立场,没有行动,都是毛的好子孙,永远的毛粉,即使反毛。
薄小小习大大以毛的旗帜一起发动了一场反革命的革命,法西斯的,也就是堵截民间爆发革命的革命。王岐山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说千万不能让民间革命发生,要对官僚革命,也捕获在我们手上,如我们的毛爹在文革中。光有立场,管你革命还改良,都是帮闲和帮凶。只有行动才能跳出五行外。
习大大的上岗执业证上写“中国梦”,这已经是宇宙真理宗教局发的啦,是宗教信仰啦,我们民间就脚踏实地的行动,来一个地对空导弹。再谈改良革命立场,又是中国梦了。南方周末不是把中国梦阐释为宪政梦,又扩大了骗局。
我不把公民社会的雏形,“奠基于”八十年代及其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之上,这基本是权贵官僚-知识分子的专制体制内框架。我认为有两个奠基石,那是在八九之后90年代的私有产权,以及二十一世纪之初获得自觉的维权运动,市场经济严重被体制扭曲,而我希望维权运动不要被体制的延伸部分扭曲。
八十年代民众要不然被组织控制,要不然作为政治贱民没法说话,知识分子在组织内,是有机组成,党没钱国际上被嫌弃比较弱,看起来知识分子有话语权,在党面前代表民众,在民众面前代表党。这个终结于八九。九十年代后,市场和民间力量崛起,主导和方向多元多中心,知识分子地位下降,这时候人们已经相信五毛钱高于一个主义,绝对不会再出现思想带动政治变化,再相信思想路线有多重要,心动不如行动,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争夺代表权的知识分子路径,与民生路径是格格不入的,不交汇的两条洪流。2003年我们背书维权运动就在正视这趋势,由此出发,让知识分子放弃代表权争夺,做民众维权之皮上的毛,加入维权。今天还扯暴力不暴力之争,改革与革命之争,完全是空中楼阁,继续外在于,格格不入于民众维权,沉湎于在书宅就领导了革命的幻觉,这是宅男自以为当了仓老师的师公。我就觉得我们这一些介入维权的知识分子,顶多就是账房先生,会计一下。
路径依赖与思维方式的新生,前朱镕基教改的,只有基于自我反省,自我解剖,把自己从所在群体中割裂开来,一人成军,把自己放在对面,提灯自照。因为实在没法拒绝巨大权力掌握所有资源和精神领导权的诱惑,身体被烙印了,永远脸上刻奴役二字。而出生于八十年代后被教改当猪养的8090后,天生与权力政治与代表权渴望切断了脐带,有一点病态容易治。想当人上人,有身份承认危机的,即使反对这体系,也是反公知的公知,革命的公知。吐狼奶还是取决于代际更替,生老病死,新陈代谢。
鱼群里面放一条鲶鱼,整个鱼群的鱼都活动起来,要是放一条鳄鱼,就全吃了。革命派公知就是鲶鱼,反对改良派公知,实际上是一种合作,维持一种观念引导现实的骗吃骗喝的骗局,没有他们的反对,暴力与非暴力之争,改良与革命之争就不会置顶在我们视野里,浪费我们时间,早把有限的力量用在刀刃上,去做维权去了。
本来就要烟消云散的,却被提到我们眼前,找一个尸体打架,当做拳王争霸赛。在此我必须指出,改良派公知对暴力革命的贬低,对现实是没有影响的,因为争夺代表权的话语权,与底层民生维权革命是两条格格不入的河,革命派公知与他们争夺,同样伪造了一个他们作为想加入公知的新公知,是领导现实革命的幻觉。维权是一条把自己化妆为非暴力去政治化的鳄鱼,结果是要吃掉鱼群,让公知分解融化入民众。
暴力的行使,几乎都是消极的,也就是更大的危险迫近,才会采取,这是天生的处境感。都是基于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险,或者是假想的。维稳的暴力正是害怕维权给政权带来的威胁。暴力一定是在以暴制暴,有个更大的暴力威胁在。很多人很怕死,但是到了战场看到战友倒下,就眼红了拿起武器不怕死了。暴力革命当下之能是立场与口炮,用来承载撕裂的渴望,没多大政治意义。它该发生的时候会发生,不会的时候,怎么唤起都没用。我只为已经发生的暴力抵抗辩护,如杨佳,绝不为抽象的暴力立场与路线辩护。通过立场辩论让改良公知加入维权阵营,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屁股决定脑袋,只有被中共抛弃镇压才行。说理启蒙改造不了恐惧和既得利益。
公知反对暴力,贩卖虚假希望,反对暴力没用,因为这出于自然法,贩卖虚假希望有用,因为人心中有魔鬼的诱惑。把二者分开。
并不是暴力没有正当性,这个是天生自明的,公知反对他,也是白搭。与公知辩论,不外乎争取过来,现站在民众一边。可是这工作是没法通过启蒙辩论完成的,或者说是低效率的。正如我们为公知的启蒙运动所指出来的,公知因为害怕失去,更自私,比民众更难启蒙过来。当然基于正当防卫为暴力辩护,远不是对暴力的偶像崇拜,也理性很多。但是这项工作,还是陷在烂泥潭里面。
争取话语权并不是坏事,可是冲到公知舞台磁场上,就是沦陷。争取来是要为维权服务,不要忘了目的,被动忘了。
讨债式维权
是否反对纪念胡耀邦是区分奴隶政治贱民和奴才知识分子的一个标志。胡耀邦启用解放了文革受迫害的奴才,挽救了党,延续了专政,害死了国家,是为国家之恶贼。党的存在,就是国家的癌症。奴才的自由发财,是奴隶的进一步受压迫。我认为必须用维权运动,尤其是讨债式维权,来强化民间主体性,来改造扭转奴才对奴隶的启蒙洗脑。讨债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苟活与些许自由,是我们应得的,是被拖欠的,我们是债主,要回来并不是被恩赐。用这个来改造奴才知识分子。他们老用没有胡耀邦的解放,哪有你当下的些许自由,强迫我们给胡耀邦烧香磕头。债主要回一些利息,还要谢主隆恩,这是哪门子道理。
长达六十年的被殖民地,民众必然起来要回原属自己的东西,讨债,可悲的是,这是为了自己的免于死亡。
  与过去革命不同,我们搞得是讨债式革命,不是乌托邦的。 历史欠债的维权,是保守主义的框架。 不能让已有的民众抗争白白挥发在历史的虚空中,用讨债式维权革命在话语和意义塑造上,用这个标签贴起来,产生更大公共性,获取更大支持。同时这一些维权也能为广场革命准备人才和经验,是星火状的演习。还是保守的,是一种反击,即使血腥报复。报复是让原有的秩序归位。最怕的是一种不断寻找指定敌人,与一切看起来就像敌人作战的体制。只要敌人是确定的,可辨认的,血腥报复也无妨。通过司法审判的清算与报复,就有这种效果。重要是报复的方法,而不是不应有报复之心,政治道德化好生邪恶。
有篇关于原赵紫阳的核心智囊陈一咨祭文中,一个结论清醒到让人惊叹:“八十年代的最杰出改革者们,不管是陈一咨这样的经济改革者,还是刘宾雁这样的社会改革者,都是这种威权性格的例证。他们关注抽象的人民,对他们的疾苦同情不已,却对真正的个人缺乏兴趣与理解。他们的道德情怀令人敬佩,却可能与他们想要通往的方向并不相同。
  而维权正是对改革的很多克服和超越,其关注个体的命运和权利。这个我在《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和2006年的《与尼采论维权运动》等很多文章中都有论述。
民间维权人士陈青林说,98年就参与维权,从访民,乡镇干部,民企老板,村民,水库移民,农垦职工,林场职员,退伍军人,强拆,,甚至最早房山韩村河黑砖窑打死人事件....,一个体会,维权给维稳提供了练靶子和提高维稳战斗力免疫力的绝佳机会。维护个人利益如果不升华为维护公民宪法政治权利,只是一次次给维稳加分。
新浪微博“伞兵4”说:网络毕竟是虚拟社会,网络上呼声再高,对被强权包围的受害人的现实帮助是非常无力的。在强权的威逼利诱之下,现实中又没有能与强权对抗的力量的有力支援,被害人很容易产生绝望,量权相害取其轻,谈妥一个合适的价格,是被害方唯一的选择。不要怨恨民众,怨恨解决不了什么。当白色恐惧与利益收买的环境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价格,有的人的价格是负数,如老百姓,有的人是零,有的人很高。但是心中都个歌德笔下魔鬼,想屈从参与分赃,有人扛住了,有人没扛住。
公民社会要比个体维权有担待,要允许叛逆妥协,但使劲沉迷于个体维权,还是被党猫玩的老鼠。 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我不写浦志强与许志永的原因之一:个体维权与党国关系实在太容易暧昧。人越多群体越大容量越大,党国越不好收买,要收买就要付出大量代价,如果给农民工加工资,他们就得花大钱印很多钱。
七八年前,海淀国保老孙和我说,我们政府也维权。诚然维权这词是我从妇联工会那边抢过来的,后来没人记得妇联工会了。其实政府一直和民间抢维权这词,如他们在南海东海上就有海洋维权,用来去政治化处理国际关系。从一开始,我就清楚维权有着暧昧面具,有着维稳的一面,去政治化有着双刃剑的作用。等维权做大,不管动机是否是维稳,最后都变为民主力量,维权是后极权时代的民主运动。维权与维稳的缠绕关系,我写过四五篇文章,诱拐官方发在《时代周报》的《维权是维稳的基础》,还有在海外《维权与维稳对撞》及《维权如何利用维稳做大》。习维稳也是维权算抄袭我时代周报上的。现在到了清算维权与维稳暧昧关系的时候,因为习都利用暧昧,必须把维权上升到政治反对或民国当归的高度 。
化被动为主动腾出手来反击
我建议形成一个江湖,作各种各样的维权,哪里出了状况,就像马蜂那样群冲过去。战斗中才能形成共同的友谊。网络上聚集蜂击。线下的到场可以少数人去。
新浪微博“野公03”说,在无宗教归属感与宗教集体感的国度,基于主义和传统天命的价值与思想仍然是社会动员的基本形式!行动基于个体及小团体的利益,又应超越个体及小团体的利益,故维权是消耗战,是对抗极权的一个阶段性方式,缺乏社会变革的总体目标与方向,且使对抗变得零散和细碎,没有合力与雪崩效应,应该反思和提升。
邓玉姣抗暴事件发生不久。八十年代新启蒙旗手张显扬与我和滕彪吃饭中,讨论启蒙与维权 ,当时萱萱出了一个宣传文件,张老师叫我们写文章批。我说不写,影响会被对方铺天盖地挤在犄角旮旯里。张老师说真话一份报纸就够,我说不如以我们有限影响力,花在邓玉姣这样维权上,影响几千万人的认知。
像邓玉姣杨佳范木根这样的抗暴,才有全国性大规模启蒙意义,一刀胜过千百万公知,划分出最大程度的敌我。启蒙同样为了被启蒙者站在我们一边,为了区分敌我。所以抗暴维权是大规模的启蒙。而且与夏俊峰不同,范极有可能以正当防卫脱身,开创一个先例。
几十年了,在自己人身上浪费了太多,没法腾出手来反击。这样下去,就是光棍。 你以为民众会同情你,会跟随你,会跟着街头运动走,太文青与二逼青年了吧。你搞来搞去都是自己们的那一些破事,不帮助民众,不与民众浑然一片,肯定和你们是两个世界的。能被你们玩死的,只有你们自己。几十年了,在自己人身上浪费了太多,没法腾出手来反击。 这样,存量的增长靠偶然,如高科技互联网和中共的内部分赃不均。 这偶然性提供了大量的反对人才,而自己人路径只能吸纳团结一小部分,极其小的一小撮人。
新浪微博“郑涵’说,知识分子就会自我满足,整天夸自己。可惜民众看都不看他们一眼。要想民国当归,必须去赞美民众的行动,去赞美事关利益与民生的抗争,把民国和宪政等同起来,把宪政和底层的民生,利益,权利等同起来,与底层的抗争等同起来。
知行分裂,光有知识没有行动帮助中共把统治基础移到改革之上,中共在改革时代不需要知识分子同心同德,只要同床异梦就行,你写文章呼吁财产公开没事,但你一上街行动立即抓你,他们不需要同梦异床,看到不厚的撕裂就干掉毁掉。
维权我就想起传道士的形象,传道士是先办学校医院中传教。与次对立的形象是中学老师,孤独的真理在我,就启蒙唤醒强迫民众听他的,给民众一点好处还是为了统治控制民众。传道士荣神益人,中学老师自我为义,控制别人。晚清民国时期,传道士压倒过中学老师,但是又被中学老师组成的共党翻过来。
可是为什么不是一个传道士在帮助中启蒙的维权路径,而偏偏是中学老师孤独真理的唤醒启蒙,须知屁股决定脑袋是不可能改变的,不能把政治问题当做认识问题,即使一个人内心站在这边,但行为上还是给专制添砖加瓦。从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一文觉天下,到论坛微博的启蒙唤起同好或者同城聚会,再到微博微信唤醒家人同学朋友,是一个知识分子路径,从平天下降到齐家的过程,也是进入社会末梢每一个细胞的过程。体制内人敢不敢站出来,是屁股问题,不是脑袋问题,把政治问题当做脑袋问题是错的,屁股决定脑袋,所以启蒙唤醒是不通的。
我们的维权运动至少是往黄四郎的院子里面扔石头。其实我们在民众利用行政诉讼法和信息公开法,把政府无止境地告上法庭,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平等,就应该知道是民众领导知识分子在进步,知识界的一切都与时代严重脱节和对立。
屠夫吴淦行动时自称是杀猪的,先把自己先降下来这样敌人就不好摧毁。维权运动就是自动去政治化,把自己降到公民社会,拒绝排斥赋予自己倒逼改革推进政改的政治内涵,就生活在真实中。想给维权带个帽子的新公民运动,暧昧地想推动政改,是一种虚幻的自我提升,结果就容易反利用。
只有对我们尽可能利益最大化的路,最可能撕裂对方的路。维权和民生抗争,不过是革命的预备役。若民生稳定,则改良有可能,即使激进化出了革命,规模也不会太大。近五百年的最伤筋动骨的革命,莫过于政治革命与民生革命的高度重叠。有理性有钱的人别讲理性了,理性垫饱不了肚子。别谈政改多维权。
阿伦特说的,行动之不定后果,其实有律法兜底。阿伦特说的行动,好像仅仅是个人之积极生活,我不赞同其论述。行动应该从复数性或者人与人连带关系中获得性质,因此始终神人关系中的律法与行动。也就是律法需与行动同时在场。维权是49之内的超49力量。一定是本来就高出党国体系的东西,体现为“搁置党委闹革命”根本无视党国体系,而依赖于与党国敌对的,也就是与人治敌对的法治体系。维权运动最大利用党国体系所幽禁黑暗化的自然法力量。它具有公民社会的永恒性和彻底隔断当下党国关系的未来性,因此在49之内就是行动。革命性立场也算超49力量,就是与49秩序的纠缠过多。维权运动干脆,建设我们自己,以打倒敌人为副产品与兼职。这是类似耶稣对罗马敌基督的政治方案。而革命性立场想当做志业,而落不到实处。
苏州之行,使我认识到其实民间还是有着引爆地方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社会运动杆杠,如反拆迁破坏地方土地豺政,占房运动破坏房地产经济,罢工破坏工业经济,挤兑破坏金融安全。以社会运动带动。重庆打黑,就迫使民营企业家外逃。垮是自己垮的,我们添多点变数。 苏州胡诚说范木根维权抗暴让苏州拆迁全停了,年底苏州政府没法卖地财政收入会少一大截。我想到占房运动可以解决房地产经济遗留的社会问题。可见群众运动是对经济问题的民间政治解决,能够引爆财政危机。
有人说我去苏州是第一次线下行动。他的所知至少少了十年。2003年我和张大军等的关天网友沙龙聚会算什么。我的线下维权活动十年来不断,不过我追求的是民众的微薄受益,凡有收益不留血不让民众付出更大代价的,不是悲剧的,不诉诸于悲情的,你们通通忘记而已。你们就那么爱吃人血馒头。非得搞得坐牢,把当事人搞得更惨,才是线下活动。2005年一起做蔡卓华印圣经案,许志永说把案件还原为政治。两个字炒做。我说那也应该竭尽法律技术。作为律师应该以当事人获益为首要伦理,不是把案件仅仅当做自己名声的工具。是获得微薄利益才能让人相信律师是能帮他们的人,而不是以当事人苦难与眼泪为燃料,制造悲情,就以上美国之音为目的。泛政治化除了进入国际关系,成为美国外交棋子,否则中共才不管你炒作多大。
别以为立场很彻底了,就一定在陷井外。巫术心灵。政治又不是宗教信仰。 不是从立场彻底而是从结果看问题。立场彻底对案件是否获胜本身,不要搞得像纯洁的心灵献祭一定获得神宠一样。
从维权运动开始,整个就是往烂泥潭中投好料糟蹋的格局,我和许志永高智晟争过,与莫之许争过,与陈光诚粉争过。整整十来年,我见过无数叫做维权的民运,除了是新闻外,有啥政治效果。人数扩大还是依赖共党打击自己人与互联网。真是浪费时间的过程。
这十年来,维权运动是不断被收割的韭菜,割了一回,青黄不接了,又长出来。第一茬是高智晟们的维权绝食,第二茬是零八。我试图把零八文本扭转为宪章运动,退回维权的位置,未遂。第三茬是新公民运动。
新公民运动改名为市民权运动比较合适。其所追求的权利,都是现体制的分赃微小特权,倒是满足于英语中自由就是特权的定义。如教育平权,要的就是超出全国标准受惠于北京上海特殊地位而有的教育水准。还有如废除户籍制度。新公民,混杂更高的抗争道德水准和在现有改革分赃体系内上升渴望,属于解决现秩序身份承认的精神危机,成为人上人,在这种满足中蕴含着担保着新的宪政秩序在此长出。是改良意识形态的另外一种表达形势。尽管它也不排除革命,甚至为革命铺垫,但始终是基于身份意识的抗争。所以叫新公民这种身份。从零八宪章的知识分子身份,下降到小市民身份,确实参与程度与自觉意识高了很多,接受维权运动的很多属性,到基于身份的抗争始终是暧昧的。它把生存问题和上升空间,转化为累似体制内不同身份包裹不同享受的身份意识。权利就是成为人上人,不管从哪里获得,在乎的是“我就应该获得”。
就像北京上海的小市民,一边拥护比较安稳的维稳秩序,当有人扰秩冲击时就拥护党,另一边埋怨腐败和自己分享不到特权,对党也很有怨气。他们也不排除将来的革命改善,但是当下的微薄既得利益不能减少。市民权运动的政治面貌就是如此,只不过表达为新公民更高尚。他们是不在乎自己的增加是以牺牲农民工为代价的。水至清无鱼,这股潮流要不是碰到中共这么厉害的敌人,加上它制造的小市民具有社会主义特色,是有机会闹成大气候的,我相信民主化后,现体制塑造的社会格局还在,市民权运动会更兴风作浪。农民工可能也渴望加入市民权运动。基于身份承认的渴望促成民主转型,是巨大驱动力,也是巨大危机之一。
如果从知识分子的身份抗争出发,改良或革命代表这其内部是否实现新旧精英的替代,边缘的持革命立场对中心的持改良立场下手,取而代之,这种替代,与民众的维权运动,是格格不入的两条河,没有影响。虽然很多民间维权人士冲进公知舞台,去夺取话语权,但其维权与这个话语权争夺二者是割裂的,他们认为都统一自己身上,其实是把自己分裂为两半。如果过渡到新公民运动的小市民身上,改革与革命并没有矛盾,那个给带来好处就支持谁,当下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将来革命能改善也行,但是千万不能打破现有已经得到的微薄既得利益,谁要打破就反对谁。因为是微薄的,更加要保住。在小市民这里,革命与改良立场与他关系不大,也不矛盾,都行只要能有好处。
每次都给维权盖个大盖帽,让维权憋个半死不活,好几年才缓过气来。维权在法律之下的保守和民运化革命立场之激进中间,被拉锯战。活不去干,或者干的很少,各种收割的旗帜却插满韭菜地,长出一点就有人抢过来割走。
有革命派公知在新浪微博上骂,不关注建三江的,都不能说话云云。我和维吾尔,藏族的抵抗人士说,不仅要有抗争,还要有外宣获取普遍性支持。我不知道建三江为啥什么要获得民国立场的支持,顺手转过就是了。首先自己的格局就限定在很低很暧昧,没有普遍性。全力争取的是同情,和牺牲的悲壮感,于大格局没有剩余价值或者溢出。另外,老是陷在被猫玩弄的老鼠困境中,一个一个的沉湎,没有摆脱的欲望和反思,不去腾出手来,化被动为主动。这样的死磕,就是鸡蛋碰铁墙,要的不是胜利,而是缺乏承认的心理危机下的同情。多做几十年,还是这样。这种局面早在十年前我们就想摆脱。
想拥有代表权的抗争,与民众基于生存的,两条河是格格不入的。
无权力者的权力
像同城饭醉的能有小规模联合的,一定是去代表权的,去启蒙的,去理论的,多中心。记得我和大军2003年搞同城饭醉观天聚会,就是没组织没纪律的,每个人20块,AA制吃饭。
新浪微博“戆夫19”说,肉体有时候比精神看问题更深刻,人们用脊梁和肚皮思考往往比用脑袋思考更加正确。当下的拯救,从当下做起,从我做起。把自己送回自己的肉身之内,不再魂飞魄散而置身于所处的真实世界。积极地生活,让脚下的土地,就是我们战斗和生活的地方。
当下性越强,社会根基越厚,支持的人就越多,社会关系越广。这样就不会强化真理感上身。维权比用立场知识批判的改良派革命派公知,有着更强的当下性,不管是改良还是革命,都把维权当做自己的群众运动,立场想吃掉行动,扛旗的都以为民众一定跟着他旗走,没想到自己就是孤零零站在山顶上。
组织化与当下共识的渴望都是这样的:当能做的时候,都是小得可怜的问题,当不能做的时候,都是大的可怕而且没法跨越的鸿沟。在这方面继续努力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共同行动塑造共识,与民众的共同行动开拓巨大的底盘,将来才有组织化,小的不能再小的技术问题。
旗帜与目标好生强大,就是手段和行动上的无能 ,认知与行动之间,身体与灵魂之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官民共同的疾病。陈青林说,我们没力量,敌人的毛病还是敌人自己的,与我们无关,并不是我们机会。与其与猪一样队友公知再一起,还不如站在神一样敌人的正对面。
不管现体制内部已经如何腐烂如何经不起强者如美国一击,但对于89后的大陆民众和抵抗的个人来说,坦克的残酷格式化维稳的残酷,带来的恐惧感,以及分赃体制带来的利益诱惑,是无所不在的,是吓人的,不满的人心谁都不敢也不会公开地站在对立面,反戈一击。这是《让子弹飞》中最后胜利前民众的害怕。
89后是人心不决定秩序,人心向背不起作用的时期,是坦克带来的恐惧与利益支配的时期,所以2003年我认为有必要抛弃启蒙,争取人心的做法,直接诉诸于改革受害者的利益,维稳对权利的破坏,也就是在共党为了维护统治而制造的更大问题处入手,引维权运动之民心潮水冲涮体制,加速度促成经济危机时的击碎。
除了军队和国家暴力之外,中共显然处在合法性的危机当中,就剩下光秃秃的暴力。此时就像在婚姻受尽无尽折磨的女人,想只要不是这个男人,随便任何都行。如此将权力权威完全从统治集团手上剥离开来,就剩下光秃秃的暴力。受害的民众聚集,守望相助的共同体,对权利,宪法进行承诺确认,就是权力。如此将权力与权威完全从统治集团手上剥离开来,就剩下光秃秃的暴力。
微薄博友在守望相助的扶持中,有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居然不害怕“保卫国内政治安全”的公安局国保,真是哈维尔所说无权力者的权力在发挥,可喜可贺。想当初我们这一些遇到国保请喝茶,心理还是装有一个兔子的。
民心之海潮一轮又一轮冲涮,专制之礁石依然屹立,不管是否千疮百孔,依旧保持吓人的姿势。经济危机一下子击碎了之前,都是吓人的。所以人心决定秩序的公理,在这里暂时是冻结,八九后专制要求的仅仅是二十年,因此这理不讲人心归属。
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权力只在人们为了行动的目的在一起时才会出现,他们出于任何原因而散伙,相互离弃时,权力都会消失不见。当民众出现在公共领域中,也就是抗争者获得普遍支持的时候,受害的民众聚集,与社会其他阶层,形成守望相助的共同体,就会有权力产生,是为哈维尔所说无权力者的权力。是一种社会制裁力,按照哈维尔说,是“无权力者的权力”,对专制进行“灵魂剥夺”。五四运动中一种可为今天所用的遗产,就是强调对北洋政府的社会制裁,以突显国体高于整体,人民高于政府。通过自己的不合作行动形成广泛共识,抗拒我们公民社会内部最美好的精神,被官方拆迁走征用走收割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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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4/26 17: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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