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萧:从高瑜公开露面说起 (首发)
高瑜女士终于露面了。她受到“高规格”的政治对待,在一家国营媒体上向世界作了公开认罪的供述。这位平时被政府严厉禁止说话的异议作家突然拥有了慷慨表达自已观点的机会,足见当局做足了功课。此刻,它或许正在做一项与小白鼠有关的心理学研究,试探那些政治立场坚定的异议人士要在承受多大身心压力之下,才肯放弃自已的尊严,违心地变形、扭曲自已的良心。
毫无疑问,这是一桩十足的政治丑闻,如此不堪的场面甚至让人联想到1937年发生在莫斯科的政治审判。有所不同的是,在那次臭名昭著的政治审判中,那些被党的英明领袖处以极刑、却依然宣示效忠斯大林的人们,面对的是共产党的政治法庭,而在21世纪的中国,只要秘密警察和那些无耻的宣传官僚们沆瀣一气,就可以将一位受世人尊敬的人物钉在道德审判的耻辱柱上,彻底摧毁她的自尊和声誉。它的工作效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不得不绕开那些声名狼藉、碍手碍脚的法庭审判程序——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在毫无道德底线可言的国家恐怖面前,没有人配得上英雄的荣誉勋章,它的恐怖程度强大到足以将任何一位品格高尚的道德家雕琢成一个栩栩如生的昆虫标本。这一事实也再次论证了另外一个事实,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中,这个世界不是男人和女人的共同组合,而是由木偶和它的幕后操纵者,以及由此设置的各种道具、布景和剧本构成的一个表演场所。
将所有肮脏、污秽的词条用在这个党身上都是不足为过的,这并不来自于那些抵抗者们的恶意构陷,也不来自于西方政客们的意识形态偏见,它用自已的行动完美地诠释了野蛮、暴虐和暗无天日的真实意义。共产党的警察机构认为抵抗者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对的,他们没有严格的组织,不受某种内部教规的约束,互不隶属,各行其是,但有一点是确定的,他们都充满对自由和真实生活的向往,而这恰恰是共产党人身上所没有的,这些红色贵族们浑身上下包裹着一层厚厚的防护甲,为了败坏其政治对手的声誉,他们随时准备将自已手中的剑挥向任何人。
伴随这一心理测试取得完美成功,这个政权除了会继续流失其道德上的感召力,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现实,它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其政治计划——试图扑灭一切异议与抵抗的自由火种,让人类尊严重新萎缩,让社会重新退回到极权的枷锁和牢笼之中。首先,这个政权的政治对手们过去是,将来也会是这个极权社会里自由的象征,他们的高贵、他们的骄傲、他们的无所畏惧,让那些只适合躲在黑暗里施放冷箭的权力精英们相形见绌,令他们心惊肉跳,通过羞辱这些抵抗者,将这些人重新拉回到暴力与恐怖的心理阴影之下,满足了官方机构长期以来受到压抑的病态自尊。
其次,通过这种方式,它向所有的反抗者传递一个明确的政治讯号:在这里,没有人可以拥有绝对的赦免权,任何背离党的意志的行为其最终下场是——在枪口的逼迫之下身败名裂。同时,通过制造恐怖和政治高压,阻吓那些试图追求自由,但还没有被纳入到政府黑名单的潜在反抗者们。
再次,通过各种公开的认罪活动和发表悔过声明,诋毁抵抗者的道德人格,向社会提供一种心理暗示的副产品——这些人物的心理阴暗和扭曲程度并不亚于那些掌权的共产党人,他们之所以抹黑政府,总是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和个人企图,或者受这样那样的私心杂念所驱使,因此,他们不配拥有社会赋予他们的那份信任与期待。更进一步地,通过这种“先发制敌”的战争政策,向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发出警告:任何挑战党的权威和现行秩序的行为都将会遭到最为严厉的惩罚,并最终必败无疑。
就国际政治层面而言,它所传递出来的政治内涵就更丰富了,首先,它明确地宣示了这一观念:这个国家的自信和稳定建立在镇压国内的各种异议活动和对外挑衅(以此强化国内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基础之上,而自由和人权这样的西方舶来品永远只能依附于前者的存在。通过对这些战俘的公开羞辱,它巩固了这一政治主张。
另一方面,它也给西方社会提供了一面反省自身外交政策的镜子,这条苦心经营的自由防线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的图景,足以令那些西方政客们斯文扫地、颜面尽失——他们精心扶植、安插在共产主义中国内部的第五纵队的成员们是如此不堪一击,以致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必须检讨自已的工作,是否有必要再向这些异国他乡的人们提供金援和政治支持?
——显然,这不够真实,让我们回忆一下莫斯科的政治审判,当时的西方舆论对于此事的态度是一片哗然,甚至连那些天真的左翼知识份子们都认为这样的审判荒诞不经,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而在今天,整个西方世界却对发生在北京的现代荒诞剧保持戏剧性的集体缄默。在某种程度上,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的国际行为准则已经取代政治操守和道德良心,邪恶与非正义的变异病毒正在扩散到有人类居住的所有地方,并在其内部平静地发酵,这或许更加接近整个事件的真相。事实上,西方社会的这种绥靖政策反过来又促使那些精明的共产官僚们更加肆无忌惮和变本加厉,这符合辩证法的游戏规则和心理逻辑,让我们回想一下“二战”之前西方社会对待希特勒战争集团的实际态度及其后果。
事实上,无视我们所处的真实环境是不明智的,这样只会导致我们的盲目乐观、不必要的伤害和进一步的政治失败,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时代的特征,并适时地调整我们的心态和思维方式。首先,意识到我们的行动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是从事政治反对运动的前提条件。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扪心自问,我们是否有道德污点的把柄掌握在秘密警察手中?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承受来自警察机构的专业拷打和电刑?以及应对他们在审讯室里向您抛出的一连串野心勃勃、令人难堪的丢脸问题?您必须意识到,他们手中的筹码远不会止步于您自身,您的家庭,您的亲人、孩子,您的朋友,您的工作、财产,都是他们可以信手拈来的现成肉票;你还必须意识到,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来敲诈你,勒索你,撬开你紧闭的嘴唇,逼你开口说话,逼你承认那些子虚乌有的罪行,并尽可能地揭发他人,而他们在你身上花费的所有精力,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你开口招供、合作,这是他们得以升迁的必经之路。
你还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人们总是更习惯用一种道德绝对主义的眼光来衡量抵抗者的行为,却会很轻易地遗忘这个独裁政权犯下的种种暴行,正因为如此,你必须习惯过不被他人理解的生活,习惯于孤独。当你在收获各种溢美之辞的同时也应该理智地提醒自已,你并不是传说中的神话英雄,你和其他社会成员一样,只是来自这个极权社会的一份子。你必须充分地意识到在你正前方可能出现的种种挫折,用一份更平和的心情去坦然面对自已人性之中的脆弱一面。
因此,我们必须时刻做好心理准备,孤独地面对全副武装、志在必得的职业警察,孤独地面对一切向你泼过来的脏水,孤独地面对酷行和拷打,乃至于孤独地面对孤独和死亡。显然,高瑜女士目前的处境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她的境况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一个未来可能的参考标本。她已年愈七旬,为了追寻自由蹲过多年监狱,而丈夫则刚刚过世。对于这样一位女性,我们没有任何权力要求她背负起更多的政治和道德责任,她已经做得够多了。甚至在她丈夫刚刚去世的日子里,她曾坦言自已有过无法再继续写作的内心想法,但她仍然在顽强地坚持政治写作,我们必须认真地检讨自已的内心,是否比她付出更多?是否比她更为坚强?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天,我们都必须独自一人面对没有星空的高墙反复拷问自已,是否能够熬过警察的连夜审讯和当局为政治犯专门设置的监狱?相对我们自身而言,从事政治反对活动,到底是值还是不值?说到底,选择做一名自由战士,这种压力有时会远远超出常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在没有任何外部救援机制的绝境之下,我们又是否能够撑过这通往自由的漫漫长路?
在这层意义上,我们不得不将目光重新投向西方的自由世界,他们同样应该面对而不是回避这个现实的道德问题:一切真正的人类交往——存在一个必要的前提——它只能存在于自由人之间。我认为,他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向这个政权释放一个相当明确而又清晰的政治信息—— 一个不尊重本国人民自由意愿和践踏人权的政权在国际社会是不受欢迎的。回顾历史,里根先生的言论仍然具有超越时空的警世性意义——“我们不能为了自已的自由和安全,不受炸弹的威胁,而出卖良心地,对铁幕下饱受奴役的10亿人说:‘放弃你们的自由梦想吧,因为我们要明哲保身——我们要和你们的主子做交易。’”。现在,也是轮到西方世界重新表明自已立场和政治态度的时候了。
定稿:2014年5月16日


2014/5/17 19:4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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