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内文革到广场革命

陈永苗

前一阵子把电影《V字仇杀队》看了一遍,其中V搞得革命模式,很威廉.符合我对将来革命的预测:威权时代的人心条件,去领袖化,广场革命,针对象征物进行暴力,有限杀伤,大规模聚集就足以革命。

我看电影《V字仇杀队》是中国未来革命的启示录。最后没开枪的警察,对V整套革命设计的分析,我觉得与我去年文章《维权如何利用维稳做大做强》心有灵犀。王朝末日是奇异的,统治者放任是死亡临近,而力挽狂澜同样,甚至更快。岐山王拿着《旧制度与大革命》告诉全中国,哼哼,我们是不会改革给你们革命创造机会开路。


可是为了消灭改革,消灭腐败等等一切政权不稳定因素,他们太子爷们就必须用文革方式,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们不想革命维稳反腐败力气越大,革命就越快:再来一次文革就是革命的先锋,为革命开路铺桥。除了公知这一些被自己改良欲望内裤遮住眼睛的,大家都明白文革再来一次,就是党唯一能为中国提供的正能量,在党内搞一次文革,必然波及到社会闹革命,这就是我说的极权主义巴别塔必然内部矛盾外化从而瓦解。习近平王岐山懂这个,薄熙来也懂,始终让自己兴起的文革运动让官僚体制内运行,关门打狗,不让民众参与进去,也就是他们通过文革手段来修复改革的官僚政权,是为前后三十年相统一。对于民间而言,文革政治参与的记忆尚未远去,而改革又让文革复兴,我们想干的事情,就是走再来一次文革为革命做先锋。


右派奉旨也是文革


右派奉旨有两种形式,一种奉旨改革,主动与被动的利用体制容忍的话语和空间,推动改革。另外一种奉旨维权,主动与被动的利用体制容忍的话语和空间,推动维权。然而这二者都没有超出文革“奉旨造反”的范畴,也就是被当做党内运动,也可以说成是修正主义。


青年学者冀维烈说,把民间反对转化为传统的党内斗争,说明党没把民间太当回事情,重点在于防范党内决堤,祸起萧墙,加强内部凝聚力。对外的打击力前提是对内凝聚力。犹太民族算长久地泡在苦水中的民族,所以其生存处境算人类永恒的命运。文革奴隶哲学比改革小市民哲学,更近于抵抗。改革初期告别奴隶的渴望推动了改革,而当忘记了奴隶哲学觉得自己日子不错的时候,改革就成了脏词。


以公盟的新公民运动为例。官方将公盟界定为反党集团。反党集团是党内的,历史上的都是,何以将一个社会机构公盟拉入党内,是为了杀鸡咳猴,是打击党内人士的宪政化倾向,如以温为首的倾向团伙,还是党内斗争在外面打。就像89年时派军队,是为了对付赵集团,不是为了对付学生。


把公盟掠夺入党内,证明统治的格局需求是:党外无政治,所有的政治出路的希望,必须投射于党,不允许任何党外人或者组织拥有政治光环,否则妖魔化之,救世主只有一个,只有一个拯救之神。它不能容忍公盟作为有政治倾向的社会团体,存在于党外,凡是党外有力量,要么献给党,要么当做党内反党集团灭掉。民营企业献给党的,如马云的阿里巴巴,梁稳根的三一重工。党外的民间企业社团已经有了一定的自治能力,此时不可能让你有小王国小朝廷,要么献给党,要么灭了。腾讯微博“公民蜻蜓-宪法年”说,中共所说的讲政治,其实就是跟党走,余者不管远近还是大小,妄议党政的皆被打压,党史就如此走过来的。


小市民是当下政权的政治基础。中共夺权,民国城市小市民与工人入股不多,乃至可以忽略不计,出头颅出粮食流血的是农民,可是一建政,立即收回土地实行国内殖民打为政治贱民,相反小市民与工人成为国家主人公.先解放起来。可见城乡矛盾,城市小市民与农民的历史欠债需要算一算,将来清偿回来。对城市小市民有着历史仇恨,很正当。


成败两萧何政权稳定是因为小市民,失败也是因为农民工与蚁族渴望加入而不得。在小市民身上的身份征战有两后果,一种是学习法西斯,转嫁到外部去,对外征服掠夺,另外一种是为了应付新小市民涌入,加大国内殖民,增加掠夺财富集中,是国内殖民对内征服掠夺的法西斯主义。近平上台后对内对外两种表现。19世纪末以来小市民成为世界精神人物,也就是末人。同样也是中国现代以来的世界精神化身人物,其欲望和解放作为历史精神的载体。毛泽东说官僚权贵就是小资产阶级。其实进城的农民工和蚁族一样想成为小市民而不得。所以最后一战的战场是小市民身上的身份。习近平将小市民推到最前沿,共图穷小市民见。德国法西斯的社会基础正是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小市民。与此不谋而合,太子党执政后的法西斯走向,其社会基础也是城市小市民。


城市小市民是告别革命的社会基础,城市里的农民工与蚁族是将来要革命的社会基础,后者现在还没法革命,与还能苟活着,为中共留下几年时间差。这是一个将城乡矛盾包裹吞噬入城市里面的城市内战,被包裹入城市里面,中共就增强了化解或者维稳的信心,农民工在中共佛手中,孙悟空也出不了五指山。


不惜一切代价来告别革命,对革命的恐惧,渗透在一切改革受益者包括小市民的心头。习近平上台后,其社会改革在于扩大城市小市民阶层,团结城市小市民,邓小平割裂城乡就在于牺牲乡村保小市民:小市民稳定则中共稳定。对新公民运动进行非政治定罪,都为取悦小市民。小市民是告别革命的社会基础。


当下的一切措施都是为了阻挡底层革命而展开的,反革命是其当前政治目标.


反革命,阻挡革命,正是法西斯主义。 这正是王岐山等推荐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原因:如何避免改革带来革命这一定律。推行社会改革,加强维稳,杀死政治改革渴望,固化神话现行政治体制,以毛崇拜唤起原教旨信念.


这正是王岐山等推荐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原因:如何避免改革带来革命这一定律。推行社会改革,加强维稳,杀死政治改革渴望,固化神话现行政治体制,以毛崇拜唤起原教旨信念。


不惜一切代价来告别革命,对革命的恐惧,渗透在一切改革受益者包括小市民的心头。习近平上台后,其社会改革在于扩大城市小市民阶层,团结城市小市民,邓小平割裂城乡就在于牺牲乡村保小市民:小市民稳定则中共稳定。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等文宣和对新公民运动进行非政治定罪,都为取悦小市民。小市民是告别革命的社会基础。维稳是服务于小市民的,如害怕革命维稳的没有祖国你什么也不是,将煽颠罪改为扰乱社会秩序是为了说服讨好小市民,把小市民当作自己人,把破坏小市民稳定的发展挣钱的当作敌人。


19世纪末以来小资产阶级(小市民)成为世界精神化身人物,也就是末人。同样也是中国现代以来的世界精神化身人物,其欲望和解放作为历史精神的载体。毛泽东说,官僚权贵就是小资产阶级。其实进程的农民工和蚁族一样想成为小市民而不得。所以最后一战的战场是小市民身上的身份。习的法西斯主义将小市民推到最前沿,共党图穷小市民见。


成败两萧何,共党政权稳定是因为小市民,失败也是因为大规模农民工与蚁族渴望加入而不得,也就是共党说的成为新北京人,新杭州人。在小市民身上的身份征战有两种后果,一种是学习德国法西斯,转嫁到外部去,对外征服掠夺,另外一种是为了应付新小市民涌入,加大国内殖民,增加掠夺财富集中,同样是国内殖民对内征服掠夺的法西斯主义。这是习近平上台后对内对外两种表现俱有的原因。


城市小市民是告别革命的社会基础,城市里的农民工与蚁族是将来要革命的社会基础,后者现在还没法革命,与还能苟活着,为中共留下几年时间差。这是一个将城乡矛盾包裹吞噬入城市里面的城市内战,被包裹入城市里面,中共就增强了化解或者维稳的信心,农民工在中共佛手中,孙悟空也出不了五指山。


小市民群体构成社会形态偏平化的基础,但是习近平想要收买,收心,收拾的难度,超越任何一个社会巨变或者是转型的沟壑。关健还是新公民运动的成长成熟内动力不足。德国法西斯的社会基础正是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小市民。与此不谋而合,太子党执政后的法西斯走向,其社会基础也是城市小市民。


可以说,中产阶级所需要的稳定与政府的,具有同构性。维护稳定这一些争论背后都藏着心理动机:我要比你强,比你更安全。所以本地人或者城市市民极端自私,决不是决定将来的力量,因为其自私,可以稳定社会的力量。把中产阶级作为稳定性力量,而替换成决定性力量,是一种白痴。中产阶级是未来的稳定力量,,那么也就是当下的稳定力量。意味着稳定中出自由。


在当代蚁族农民工的生存处境中,有着最古老的城乡冲突,农业与工业的冲突,也就是最古老的秩序冲突问题,与当下最急迫的政治秩序冲突,古今中外之争揽于一身。这似乎就是一个末法时代,终末时代,所有的原则与新旧诸神都出场在农民工蚁族身上厮杀。


所有的维稳,如害怕革命动乱的“没了祖国你什么都不是”,把闪电罪改为“扰乱社会秩序”,都是为了说服和讨好小市民的,把小市民当做党妈的自己人,把破坏小市民稳定的发展挣钱的,都当做社会的敌人。我坚持认为维稳的是服务于小市民的。小市民的维稳倾向与支持,与政府维稳是同构的。


邓小平为啥废弃农村,极力做大城市,因为把所有人变为小市民,变为统治基础,城里好统治,乡下一直作为动乱之渊,掏空就好镇压。如今的城镇化,新农村运动一样企图,好控于组织之下。把所有人变为小市民,入城等于实现小康,获得不存在的幸福,失去自由,也就是鲁迅说的暂时坐稳的奴隶。在有蛋糕分赃时,是最能维稳的。当然没有了蛋糕,就最不容易维稳。


习近平在我老家宁德工作的时候,颇有感情,宁德人觉得习近平就是老家人一样。习上台,宁德人乃至福建人都觉得有荣焉。因特殊条件而又有亲近感放大为改革法治的普遍可能性,这就像对改革的希望与既得利益成正比一样。


元首的魅力,有政治的和文化的,提文化的,赋予希望,可是只有诉诸于政治行动的,才能维持。


中国绝大部分贪官,一边贪污一边觉得自己是个好人普通人,绝不认为自己是贪官,都有着自我良善倾向心理。正如芮成刚被抓,这部分人会说是制度原因。显然除了官二代无忧无虑地放肆外,大家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自己干的坏事做的恶是被迫的,即使为了做大官发大财而为非作歹,也会如曹操说不可一日无权无钱否则就没安全感。在中国,做个好人有良知有道德,已经阻挡不住整体沉沦腐烂的脚步。


就拿房价来说,确实把从共产主义禁欲与工资控制中走出来,就像小的时候挨饿很长时间的人,抛入两难境界,陷入经济迫害被剥夺的感觉里,即使放开手脚贪污,绝大部分公务员也仅仅是比普通人强一些,六十步与三十步的区别,都被裹挟入沉沦。为了基本生存,不超过小康生活的贪污为小恶是可以被赦免的,但是还残留在挨饿的恐惧中,无止境的吃无止境发财的,只要与权力有关,或有勾结的,就要清算。不能说是制度原因而被迫,就免去个人责任。不超过小康的,不管是不是制度原因都免责,超过的,全是制度原因,也要清算他。沂河边的乌鸦:体制内人士普遍有种被不公平对待的心态,抱怨自己社会地位低、工作辛苦、收入低,满肚子牢骚,往往不如农民感到处境公平。体制内人士心中的不公平感受,是自我营造、假设的结果。将自己置于虚幻的不公处境,则可以在道义上解脱,在作恶或者作帮凶时,能坦然接受自己的丑陋,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底层贱民没有话语权,而小市民作为现政权的基础,有着话语权,可以嵌入党内,从左右两个层面推动党内文革。为广场革命从党内走到党外,起拱卒作用。


从党内文革到革命


;网友“爱哟快乐”说,发动文革的是共产党,现在平反的还是共产党,奴隶和奴才们永远是跪着,躺着来接受命运。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说,周永康被反腐败,有两种走向,一是文革化,另外是法治化,他呼吁社会乘此齐发力,促成走向法治化。我这里厚颜无耻未经授权代表社会,告诉孙立平法治化我们是不期待了,你们公知去推我们来骂你拆你的台,因为你们这里必然有诈有陷阱。我们想干的事情,是促成习大大文革化,多当小组长与既得利益集团搞个死去活来,我们好拣点漏。中共现有体制格局内,只有文革再来一趟,对人民是有利的,走改革法治之路,是死路一条,因为它就像挂在驴前面的萝卜,永远吃不到只是骗驴去拉磨。所以张雪忠骂孙立平的贩卖虚假希望起维稳作用,实际上有利于权贵,一点错误的没有,孙立平之流属于假骂大帮忙,用鸦片来欺骗,背书说现秩序要改革要法治,当然是维稳,软性维稳。张没有把道理说出来而已。现在已经到了只有文革再来一次,民间才有活路的地步了。


教黑社会打枪,你们教的着吗?随着国企改革工人出局,其国家主人翁地位让位给知识分子。而且随着习近平李克强等上山下乡然后改革的四五一代走上权力中心,主人翁地位就由四五一代的知识分子坐定了,没理由不是阿,都是他们的同学朋友哥们在掌权呢,近平哦克强哦岐山哦。没在权力中心在外围的,以为里面很辉煌,在里面的,才知道是个无物之阵,是空心的。


孙立平之流等说起话来,推出方案就像自己是在野的政治局常委,理所当然或者略有障碍就能实现一样,就没想到压根就是一个口炮党,属于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主义与舆论对于体制性疾病的推动,早就等于零和负数,曾位居总理的中国头号公知温家宝,也不是口炮党一个吗。不要说孙立平,就是在权力中心的习,王,李他们对于这个体制往前走的推动力,也基本不存在,他们唯一能做的身体锻炼就是在床上翻身,给体制抹上一点胭脂口红。


2011年我在成都开辛亥百年的会,有个哥们跑来急迫的提出要迁都云云,我大笑:这哥们把我们当做政治局常委开会了。于这个体制,有公共关怀的四五一代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屁,还真别把自己不当屁民,联合起来还是个屁,且不说社会民众早就怨恨你们入股骨,即使站在你们这边,这个体制还是当你们是个响屁。


有人说,为了革命你持党内文革再来一次的立场,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说的对,可是我支持党内文革,第一广场革命必来,将来的目的会证明我的立场正确,第二,党内文革有什么不好,狗咬狗有什么不好,共党里面的自己内斗死了,死有余辜,我没有任何良心上的愧疚,不需要忏悔,而且名正言顺的自我表扬,第三个,我的这种路径仅仅是个立场,没法行动,我如果上街举旗拥护习大大当小组长,立即抓我。正如改革初期的改革派,会为了推动改革而被迫承认党的领导,他们也是以将来目标能实现,会赦免当时不择手段的罪错。党内文革为革命铺路,这是一种如米奇尼克所言,是面向社会面向公众的言说,好像只会有改革与文革两种想象物,文革比改革好多了,改革是宪政的敌人。不管是要民国,还是要革命,都需借助一下文革的遗留。


我在《维权抗争方式的转轨:自己动手》中说;掘墓人就是渴望加入小市民而不得,或者说渴望扩大并加入但被抛出小市民秩序的人。这样的人会反对改革,直面改革带来的巨大例外状态问题,而不会痛骂文革,相反会继承文革的革命精神。所以我们把文革期间占领北京四合院而居住的人们,当做占房运动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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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8/13 19:4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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