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房运动的“四人帮”

陈永苗   
 经济发展并不是资本家与富人的财富增长,而是穷人与富人,资本家与工人的共同富裕。西方有学者研究,工人罢工对西方经济增长很重要。通过罢工,遏制单纯资本家富人财富增长,理顺劳资关系。也就是罢工也能创造财富创造鸡地屁。同样房地产经济也需要占房运动来针灸一下。这里是通过社会运动拯救中国经济。罢工应该提出,为拯救中国经济而罢工,而占房运动提出:为拯救中国房地产而占房。群众运动对经济发展并不一定都是摧毁,也有拯救作用。反正的空房子,被穷人占了使用权,楚弓楚得,在哪里生活消费,提高人气,没有损坏只有收益。

  
相比较于其他街头启蒙,占房运动是对底层民众有高度辐射和极大动员,它是民生革命,或者社会分配矫正正义的一大部分,通过利益占有捍卫自我保存来实现民生革命,附带完成政治革命。如果说广场革命的同时或者其后,就有一场财产再分配的”打房豪分房子”,那么我们现在就将它提前,在革命爆发之前就开始解决或者预备解决革命所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问题本身是一起出现的。改革时期的房地产政经结构,就像强大无比的金钟罩铁布衫,加以解决也要从房地产入手,占房就是点了死穴罩门。在改革时期随着房改,居者有其房的理念铺天盖地,占房运动的渴望就像地下的洪流,它遭到合法性的封锁,其实在现实中已经有非常多的占房,但是浮不到水面,地下偷偷摸摸的既成事实,所以我们就要从空而降,以正当性的背书,塑造新的合法性去替代旧的合法性,成为一场合法的民众运动,法律之下的革命。


从时间长上来说,思想与学说总是落后于现实,所谓先知先觉,不外乎把事实上在民众中间已经很强大但处于舆论和政治领域边缘的东西,发挥其生长性,成为另外一种中心。


占房运动包括三个部分一个盟友。三个部分是打房豪分房子占领贪官房子,断供占房,破70年大限的占房,盟友是退房运动。是个“四人帮”。

  
占房运动找贪官的房子入手,可以显著降低风险,一个贪官没法举报,一举报自己暴露了。第二个有着反腐败的大旗保护和鼓动,个人利益与民众参与反腐败事业共振。第三个降低小市民的反感警惕,扩大统一战线。


断供占房的占房运动包括有两种房奴,一种是没钱了没法供,被银行起诉,所以只能起来抗争,占着房子不走,这是自我救济。另外一种是对改革时期的房地产权贵主义框架,主动发起进攻,断供占房,以打垮房地产金融体系,催促金融风险加剧。


5月12号,大陆央行副行长刘士余主持召开〝住房金融服务〞专题座谈会。会议透露出的信息就包括:为防止购房者因为房价下跌而断供,央行要求银行优先确保住房贷款。季燕江说,断供占房,是将来百分七八十房奴都会干的占房运动。 占房运动中,断供占房的正当性比占贪官房子更大一些,前者占领属于自己的房子,后者占领似乎属于他人房子。 


独孤求助提出的以占房运动解决土地70年大限问题也很重要。固然这尚未发生,但是大部分人为此”杞人忧天”,不仅是一个将来的问题,而且是会逼迫当下影响当下,具有当下性的问题。所以鼓吹土地使用权70年满了,房主以占房保卫土地,土地法的原则是地随房走房随地走,占住房子就保住土地。


佘祯韬提出以倡议退房运动来响应支持占房运动。占房运动和退房运有着共同的自然法基础:中国房地产是专制体制的体现,其买卖合同根本是显失公平的,买主需要支付市场外的专制成本,而且占很大比例。陈洪焱说理论上,房价如果60%_80%被政府占有,那么,交纳40%_20%的房款后,就可以断供了,差款由政府去解决。所有购买商品房的国民,应该选择这样的道路。……支持中国可能出现的断供占房运动。

 
 二十世纪革命或运动中代表权或政治领导权问题给目标实现带来很大阻碍和烦恼。我认为选举,政党轮替可以通过对立互相消解。吴强提出代表权在革命后退场。我这次歪打正着,挑了一个玩具乌龟”乌龟弟”作为房奴作为房奴的代言人,与我们一起在占房中在场,就让我们自己免于代表房奴,在运动的当下,就用卡通娱乐的办法,促成代表权的退场。房奴形象代言人乌龟弟,是占房运动为房奴代言的代表权卡通化,非人化。这很像电影《V字仇杀队》,用V字面具代表发动者和代表人物在场。代表权的物化和非人格化,也同样在民国国旗衫上街运动中体现,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在场,可以将参与者对领袖和政治领导权的渴望,降到最低。就像计算机的程序软件,它固化格式化在硬件上,最大公约数是不言自明的,不需要诉诸于吵架和讨论。代表权或政治领导权的争夺,只会扰乱最大公约数。


 涂全鑫说,人人可以在现场,被代表的需求越来越小。只需要联合就是了。领袖,有时,就是个玩偶,或者玩偶就够了。乌龟弟作为房奴代表物化非人格化,让我想起美国革命,其功劳荣耀上帝与宪法,摇摇笔杆子写个《独立宣言》,军功比战场上厮杀获取胜利大多了。军事冲突对立会造成离不开领袖崇拜和。即使是军事冲突对立的处境,也可以将代表权物化人格化,而其执行力并不差到那里去。拿刘邦做例子,刘邦是精神领袖,而其执行力很少,在萧何韩信那里。将精神领袖与执行力分离,与物化非人格化道理一样。美国小镇可以选狗做市长,因为其制度和执行机构就足矣。英国虚君立宪也大致如此。


前一阵子把电影《V字仇杀队》看了一遍,其中V搞得革命模式,很吻合我对将来革命的预测:威权时代的人心条件,去领袖化,广场革命,针对象征物进行暴力,有限杀伤,大规模聚集就足以革命。 占领华尔街,占领立法院,占领中环,占房运动,是行动和姿势是占领,是对物的暴力革命,对人的非暴力革命。革命的暴力,指向了物,而止于人,通过介入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从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不再需要依赖于流血和头颅,就像诸葛亮用馒头替代人头祭祀,算政治文明的进步。


  我比较推崇占房运动等民生革命,个人从市场获取好处就等于是民主政治革命,个人利益与革命整体利益相统一。而且我们在过去改革市场内,对权贵资本所蕴含那套市场伦理,例如契约即使不公平,也觉得自己抵抗是错的,罢工是错的,占不是自己的房子,就是错的。今天和未来,我们要觉得我们基于我们生存,我们良心做的抵抗就是对的。例如对银行断供占房,就是对的,我们被这一套不公平特权的市场经济压迫太久了,需要颠覆其体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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