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后的六四时代


陈永苗


  六四作为新纪元      
本文把六四和天安门广场作为其后“新纪元”起点。汪晖的雄文《现代性的几个问题》讲八九六四是公民社会的起点,还是有启发意义的。尽管从新经济自由主义角度。

  
 八九于后面的总体塑造性,只有汪晖一人有所论述。我曾论述说他们新左派的根基是对广场的偏离。 从新左派到今天太子党上台的红二代共识,是一条线路的,但都基于八九。我不认为太子党执政意识形态基于文革或四五。汪晖曾对外媒说,是他们影响了胡温新政,我看他们至少铺垫了太子党上台的共识。

   
不是八九而是六四,是与八十年代隔离的断代,质的变化,就因为流血。六四后,碾压过来的坦克和推土机,是民间主体性的根本处境,你在坦克和推土机面前,滔滔不绝地谈改良与革命,都是宗教性的,它对过去与当下都毫无作用,就像基督教的来世救赎一样,是期待于未来的,经济改革也被当做改革,然而与改革目标的关系,就像我《经济自由到政治自由:走路去月球》中描述,是一种幻想自己是追日的夸父,是宗教性期待中走路去月球。我在之前另外文章中指出,习大大的中国梦,起点就是坦克与推土机,是被碾压之下的海洛因鸦片。

   
 我在成都对主张新民主主义的张木生说,你们要是真能搞,我也支持你。我对纪念胡耀邦和改良的反感,就在于它是海洛因的骗局,宪政梦就是中国梦。改革已死二十多年还密不发丧,还想用改革僵尸迷糊住,让人们不闹腾。同样革命也是没法办法的,我们只能把民众群体性事件阐释为革命,还不知道猴年马月搞掂,同样也差不多是宗教信念,我们心理的渴望。

   
 六四事件就是改革已死民国就当归,直面现实是最大的虚幻,以超越性的民国降临来吸纳六四后改良立场与革命立场背后的宗教性,正视坦克与推土机的压迫碾压。在坦克与推土机下面谈改革与革命是迷迷糊糊地等死或找死,民国就是避开海洛因鸦片的诱惑,避开坦克与推土机。我看到反对胡耀邦的人中,八九六四过来的人是很少的,因为坚持立场批判的人,往往棒子是不打自己和自己人,只要曾经是自己人或者是自己人,立场问题就扔到一边去了。我对把立场批判当做唯一行动的人,不管持改良还是革命,都是避而远之的。

  
 既然八九学生舍不得隔断自己纪念胡耀邦的脐带,那么就把他们归于党妈,他们就像被打过的孩子又被以糖抚平了叛逆的焦虑,让六四归于社会。八九是一场党内运动,而六四则在流血献祭中,产生了党外社会性,天安门暴徒的产生是社会的,江泽民的追杀报复也是入侵社会的。


92年后的市场经济参与,是从之前的权力政治参与中退出,放弃改良革命之争论,挣钱为复仇做准备开始公民社会建设,这是一次超越右派启蒙的,虽然还是归于右翼。这种努力已经沉沦,它的原初目的已经暧昧异化,潜伏勾兑久了,还真不知道自己是共党的人还是反共党的人。然后再到二十世纪的维权运动,我们界定为超越左右,超越改革与革命范式立场的,这是十多年来我一直论述的。


维权是一种“新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从改革或者革命立场出发的,相反是利用改革与革命立场给他们做广告做宣传的,改革派与革命派都在维权中找到“支持点”,如我说,它是改革的外挂延长和革命的预科班演习。这时候政治路线斗争的改革与革命,都成了配角,成了被利用者,成了打下手的,而不再是路线决定行动。行动有了改革与革命两个小老婆,想睡那个就睡哪个,两个都在争宠。只要能行动,能搞都行。维权是从社会自己的自然法原则,自我保存和正当上升的权利出发,是为了重建公民社会,在改良与革命立场呈暧昧行两可之间,例如要网络言论自由,改革派理解倒逼改革,革命派理解为为革命准备条件,但可以清晰确定下来的是肯定为了保卫公民社会。

  
 49后革命已死,89后改革已死。改良与革命之立场皆是泡沫与虚无,要么被收割,要么被无视。推墙好无疑问是目标共识,八九之后的改良立场,是作为革命的现实“可行”赝品方案,八九之后只有革命道路以及赝品,它是遭遇“怎么办”问题的一次幻想性解决。只要不陷入思想主导行动的意图伦理,就会发现过去现在将来单纯骂共党是没用的。但是去解决“怎么办”时,诉诸于行动时,就会发现为了目的必须做出立场上的妥协,为了安全和吸引有点力量的同道人,然而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又很容易压迫推墙革命的目标共识,走到了反面。

   
当然这种为了行动而有的改良立场话语,话语权优势容易改变,因为仅仅是话语,在政治现实还是一种没用的噪音,只要你不是为了成为革命的公知身份认同,不承认思想引导行动,公知很快就被维权行动者压倒。骂共党的话语暴力,如果把他当做行动,那要需要挪用与预支将来的革命行动,才成立,否则就是永远的口炮。就像上街举个牌就把自己当做革命党的,那是在把将来的革命的道义资源挪用预支到现在公知话语里,革命党一行动,一样必须妥协于当下先知,还是公知。

   
我的看法是只要诉诸于行动,不管是利用改良而被改良利用,还是基于行动维权的口炮,都是可取的,不可取的就是认为思想引导行动,去争取话语权而没有任何行动或者搁置掏空行动的做法。改良立场只要一行动,就很容易升格为革命立场,革命立场遭遇困难,就会连改良与革命一同抛弃,知道立场争论就是一个自私自肥的欲望。当下的情形,改良是个无底洞的骗局,革命是没法搞的。只要能行动,改良立场与革命立场都行。行动产生共识。

  
 64是改革已死的起点,也是党与人民敌我之分的分水岭,因此,必须把党妈的小儿子小女儿闹党妈的八九,与六四区分开来。六四的受害者会赞同抛弃纪念胡耀邦,但是八九学生及其老师四五一代不会。这个影响到他们自己的历史定位。他们嘴巴中说改革,其实捍卫的是并不存在的改革史地位和身份认同,以及避免他们的政治生命压根就是谬误和荒诞,也就是他们只能活在记忆和考古工程,唯一的改革措施就是祭奠,于现实他们很配合洗包子做中国梦,贩卖虚假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念胡耀邦是一次投射改革渴望,移情于党内改革派的法西斯主义活动。我在《期待温家宝改革是极权主义心理》中,这种半驴半马,渴望民主但又屈服于党的领导,是法西斯主义温床。我们要用民国立场干掉改革法西斯。毛泽东说的对,共党变修就是法西斯。

    敌我之分      
八九让专制与人民关系做出敌我之分,之后的各种顺服立场,都是忍受的被收买分赃立场,右派赞同经济改革,新左派神话自己的屈从,都是各种坦克后的苟且。这各种苟且都有着黑暗而强大的背景,它被这各种苟且明白地反驳,并被加入分赃而不得的怨恨所滋养,这就是专制与人民关系敌我性。

  
 八九后人民与专制关系再也不可能修复,政改本来就是为了恢复党与人民的同一性,于八九死去。之后一切风云,都是总体敌对与部分临时的反反复复的,没有固定性的投怀送抱。所以专制集团也放弃了八十年代曾经所试图的关系恢复,一心维稳,保住权贵官僚集团的内部团结。对人民不要求忠诚,只要求不反抗不闹事。

  
 当八九学生的老师仅仅从目标来批判,丝毫不考虑其中语境中“怎么办”时,当然对党妈有着绝对的优越感。可是坦克面前,谁都要想“怎么办”,这是头位的。当你怎么办时,批判的优越感根本没有用。所以我的“改革已死”论述,是站在忠诚八九的一边,与背叛的论战,四五一代老师是次要的。没有弑父渴望。

   
五四学生除了陈独秀,其他老师看不起,因为陈独秀与他们一样有“怎么办”的自我反思与行动。八九学生与老师比较,有“怎么办”的思想冲动,但其后忠诚于八九的,没法形成自觉的思想运动,背叛的,在回到党妈怀里来解决。但是他们就像自杀,不择手段通过解决失范的自己,投射放大为解决整个世界。

   
八九的背叛者,比忠诚者,有着更高的主体性渴望,我是谁,我们是谁,有着更深的身份承认的危机。因为承担“怎么办”重负,他就会看到在共党和毛那里,对“怎么办”的思考和行动,浩如烟海,于是自己们泥牛入海。不想怎么办,你就优越得很,我在他们身上体验到的东西,要比四五一代多多了。

  
 八十年代很热衷读存在主义,但不久就被资产和知识身份吸纳,就像孙悟空的大闹天空与归顺,虽然还有一点对革命初恋般淡淡惆怅。整体被纳入体制。八九一代忠诚者同样历程,但其身体纳入现体制,是暂住是临时工,更多被否定现体制的将来权力体系吸纳。不管是现在的,还是将来的,这二者是有归属感的。

   
正因为八九一代背叛者无家可归,所以他们必须从自己对广场的偏离,做出一套虚幻的家园来。以对四五一代批判和超越,以知识更多更靠近西方水准,乃至于财富更多盖过,是中国模式,因为在他们眼里,四五一代与西方一体。我曾说中国模式等中国例外论,不外乎仅仅这一代人身份危机的呓语,与其他阶层无关。

   
发挥政治参与作用的代际继承,靠现代性中年轻人革命与弑父渴望推动 ,新陈代谢起着改造世界的作用。然而这与精神历史领导权的变迁和时代中关于目标追求的共识嬗变,二者并不同步甚至不连带。猫头鹰总在黄昏起飞,认识解释世界总在改造世界快终结快完成的时候,八九都1/4世纪过去了,解释还没开始。

   
 如果谈八九,就会陷入各种乱糟糟中,而且乱了二十来年。故快刀斩乱麻,只谈六四对后面的作用,如对维权的,对社会,对政治走向的。这也是对六四的发酵。把八九交给改革,把六四交给改革已死。我说过,没有六四,八九是毫无历史价值的。

   行动渴望      
八零后以前出生的知识分子,凡是只在立场上反共的,皆不靠谱,他们反共是因为体制不吸纳,或者升迁不如意,或者没发够财,总之出于对党妈的怨恨。有点行动后可以排除。80后的出生,没狼奶吃或者甚是稀薄,他们反共倒是出于自然,没有因爱成恨,他们不会轻易把立场上反共当做一个了不得的标志,像吃饭喝水那么简单,而且天生渴望行动,在行动中表达立场。

  
 树一个行动或者共同行动的标准,来认同自己人,抛弃立场相同或者接近来认同自己人的标准。这是89之后的硬性而且符合时代特征的标准。89之后那么多四五一代与八九一被吸纳,他们到底站在那一边,暧昧不定,一会阴一会晴每一个准不靠谱,我们没法依靠他们来增援,没法增援的友军,是不能纳入这场战役的生力军。80后大约都在89年后懂事形成人生观世界观。八九坦克后的敌我之分在网络世界足以支撑起来。站在一起的,是自己人,站得远远的不伸手支持的,不需要知道他们心理想什么,有什么苦衷,把他们撂倒一边就是了。

   
八九之后的保守,尤其是被纳入体制的保守,是一件堪与毛粉媲美的东西,毛粉批评西方世界还不够直接民主,从来不回头来看看自己是不是更是南辕北辙。八九与俄国十二月党革命,一样感受到革命是不可能的,因受到挫折与绝望,就妥协与专制,在专制身上投射希望,不能革命就只能改良,可是89本身就是改革已死的标志,找一个尸体投射跑马拉松的渴望,这时候的舆论言说,除了是自我安慰的精神病之外啥也不是,明明改良已死,还不断强化”革命不通,改良是唯一可行的”,这里的思潮已经与现实无关,已经是一个个个体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的中国梦,退回到一个个体的内心立场,以把灵魂寄托于知识和道德,以超越现实与目标的绝对冲突,它除了是心理投射活动之外,对现实世界毫无作用。我认为八九是失败与渴望成功,与49内受专制污染在专制磁场内棋局内被迫下棋的一切抗争一样,是没有任何未来性的,没有启发和方向感的作用,就像白血球与病毒斗争,应该一起挤掉,89遗留的问题,只能是将来被动依赖于其他未来性力量来需要解决的,而不会有激发主体性的行动。

   
没法革命这是49后的民间根本困境,本来革命权就是人民在场,中共走自己的路,让人民无路可走,他通过消灭革命的可能性,同时虚构党与人民的同质性,把民间压根没法革命这一困境给掩盖了,镇反运动灭了民国遗民的革命。很多人痛骂”三年自然灾害”饿死那么多人不造反,其困境压根没法造反。毛在文革中看到造反派有革命夺取政权倾向就灭掉。改革初期的正当性还有一部分是压根没法造反革命这一困境支撑的。专制死于自杀,不是死于革命,在专制死之前,没法革命这一根本性困境持续性存在,与专制共存亡。

  
 讨论六四,那我们都是被卷入其中,能代言无数的后来人。以六四以起点,发酵六四的意义,也可以说成是浴火重生凤凰。八九注定失败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决定,可以为东欧转型铺路,自己却成功不了。关键在于没有发酵出法国革命和五四运动的那样的历史意义。当事人还沉湎于历史回忆,迷失在细节和差一点成功高峰体验中。其精神无法与后面的当下融合,或者没努力去做。十年开始为维权运动背书时,我曾试图将二者连在一起,反应寥寥。

   
 六四精神在维权运动中流淌。八九学生领袖除了要人缅怀他们,知道八九崇拜他们外,智力已经被枪打残了。而当初边缘的 基于六四为起点,转而向维权运动,抛弃启蒙,如李质英李柏光郭飞熊范亚峰莫之许等等,就维权运动的精英力量而言,还是八九学生,但当初与老师很接近,作为使徒出现的,真的残废了。

  
 我预备这一些脉络和龙骨,都是十年砍柴。当我写《2004年十大维权人物》,排在第二的李质英第三的李柏光,都是写成八九学生成功转型为维权人士,并带动维权运动的典范。后面也在理论上一直沟连六四与维权。不断回顾自己过去的工作,然后宏大之,扩大之,这就是我的维权理论背书。

   
八九学生启蒙与维权分野,背后影藏着一个巨大政治问题,那就是出路与希望,到底是在体制内还是民众中间。记得《人民论坛》徐谦因看不到希望而自杀,当只把眼光固定在占据了绝大多数资源的体制内,觉得民众没资源黑乎乎的,当对体制绝望,就等于对全部绝望。转向维权的,对体制绝望,能建起不朽之城的。

   
八九之后,对改革绝望转而革命的范式已经断了,八九后的改良立场,并不是政治,而是自我救赎的伦理立场,它是一种宗教伦理,关乎文化但与政治现实无关,经济改革不外乎八十年代的遗产,也就是改革死后的事情,是一种用来转移分化改革情绪的镇痛迷幻剂:看起来有改革 ,那就放心了慢慢改吧。这时候的改革立场是这样论证的,既然没法革命而且民众革命又容易重蹈民粹主义覆辙,于是碎步前进吧。在个人分赃利益与统治秩序相统一中,改革成为一种邪教,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是一种心理投射移情机制,一种打碎了又要改革,打碎了又要改革的,打碎了又要改革的绝对信条,这时候对改革绝望了不会转向革命,而是再次要求改革,改革成了无条件的信仰,一种精神病。我看到好多人好奇怪,明明赞同改革已死,非常绝望然后寻找改革已死后出路时,又开始改革起来,即使命名为转型,也是绝望后滋生希望。八九后的改革诉求,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心理疾病,是没法说服的。

    改革已死       
我写文章,说过1968年是东欧转型的后改革,自此改革成为脏词,八九那么惨烈,都没有办法让改革成为脏词,实现后改革转型,把八九的改革已死含义高抬出来。

     
未来转型城市内战之一是民工对市民,之二就是屌丝对黑木耳。极权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在男女关系上的渗透和延伸,是足以摧毁当下和未来社会关系的炸弹,是本民族的定时炸弹之一。女权主义与市场经济一样,都是权贵官僚的二奶情妇,其内在品格之分裂和疯癫错乱,可以说成是在卖淫中实现有伟大爱情理想。据说,在台湾转型过程中,《政治哲学》刊物整整做了五大期男女冲突战争的主体。

   
 本民族的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人际关系,是要为专制尤其是改革开放买单的,陪葬殉葬的,专制体制的产生的负面污染,转嫁到民族内部民众中间,迫使我们发生内战,男女人之间互相为狼,才能让个体保存下来。女权主义的观念在城市女白领与权贵二奶中盛行,加剧这种内战。这二者的高度商品化,哄抬价格,就像必需品成了奢侈品,这足以产生仇恨和杀人。

 
只有基于生存的斗争,才是彻底的,八九不是。像八九这样,起作用和积累下的,并不是目标,而是关于目标的追求体验,参与的人和目标的关系。不彻底,如果非开枪,八九与四五一样没价值。八九的价值在于被开枪而带动的。也就是八九与49年的任何一场抗争一样,其价值在于被赋予。但是有没有超越被赋予格局的渴望与内在反身,也就是八九有没有超八九的意义,是开枪之后活下来的人,必须干的。

    
我在对改革的认识洞悉不同立场的人位置,对其希望和绝望的决定性影响。位置高低与权力大小,决定了改革派的改革希望大小。非改革派如移民者倒是彻底清醒。位置低的人,就会寄部分希望于民众革命。八九一代,没有出路,在体制内的虚无,什么都不是,一丝重量也没有。又舍不得把赌注全部压在民众身边,认为这边才是中国。八九的背叛者,捞着了一根稻草,同样看到自己是泡沫要。

  
 你的改革自信,是你们自己的自信,你们的崛起,是你们自己的崛起。左右派共享改革的成就感。你看喊中国模式最凶的,不外乎是八九一代的背叛者四五一代觉得文革是大问题,89一代觉得89是历史关键,然后以各种变种塞到后代的头脑中去。八九一代自己无法塑造出普遍性,却迫使下一代永久性刻苦铭心,这是四五一代和他们的相同知识政治结构,五四和法国大革命都主宰了后面历史,而他们我相信没有这种作用,我曾在他们和民国之间比较过,远不如民国作为符号的意义。也许只要有了平反补偿,他们的怨恨就会消失了。这就是超越伤痕平反模式。就如反右与文革的受害是改革的受益者。

   
八九之后有一种说法,进入体制改造体制。太小瞧体制了,他们阴谋能在体制内那里实现得了?被抹平被改造。既然是潜伏的,接不上头的,找不到的,那就是不存在的,至少是当下不存在的。对他们的攻击否定,对潜伏的“他们”是一种保护,让他们潜伏越深。既是潜伏,就用不着暴露出来,干嘛跑到民间抢话语权。

   
共党是不让行动的,体制内外的人内心有多大共识没用,就像一个男人允许他二奶精神出轨,但绝对不允许身体出轨。这要有这个时间差,始终无法从内心走向行动,就足以熬死好几代人。只要身体不出轨,写写情书抛抛媚眼,关系不大。公知干的就是这个二奶的事。情书写多了媚眼抛多了,人们对公知就有了期待,继而有了怨恨。公知又没法兑现,或者是想从中利用,结果死的很惨,二奶的下场可想而知。

  
 对49之内党妈家务事和中南海之内的权力事物,我有着傲慢,根本不屑去谈。被迫谈的是和最低底线是:如果有了真正的政改行动。否则谈论这一些都有被迫吃屎的感觉.我们这一些注定属于宪政国度的人,岂能津津乐道于下水道般流淌的中南海家内事宫庭事,被迫陷在专制体制已经很悲催,还沉湎其中?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旷野魔鬼试探,被今生此地的情欲所诱惑败坏,而消费着专制给出的诱惑,热衷于权斗消息和参与反腐败的快感就是如此。连中纪委都知道,贪官不管贪多大,没有女星女色就不足以成为喜闻乐见的谈资。这已经类似于女画家裸体作画了。没有女色女星做载体,就没法舆论反腐。反腐败已经没法刺激民众。你们知识分子矜持一点好不好,别给点鸦片,就立即脱裤子撅起屁股。

  
 89后,新左派和共党后89意识形态构建中,就是认为自己是历史终结的例外,并且隐隐以为是另一套制度的立法者,反过来改变西方世界。就像上个世纪法西斯对西方世界开展的主人民族斗争一样。

   
这些三个自信,看起来与毛时代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是接轨的,都是小资产或者渴望成为小资产小市民欲望投射而升华的。他们把自己的渴望投射到要批判的对象上,并且用这个贬低妖魔化它,例如说美国精神是物质的,物欲横流,是因为他们物欲的投射,他们得不到于是他们贬低物欲满足,以此获得心理平衡或者超越感,以维持安全感。毛时代的,是民国渴望成为小市民的,后89的,是被坦克后恐惧加上渴望。新左派与这一些后89意识形态建构,都是在天安门与坦克之上的,离不开作为前提。习大大的毛泽东崇拜就是如此。

    人权批评是一门生意经    
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N-TV新闻电视台评论说默克尔与北京关系不错,这并不是因为她卑屈地下跪,而是因为她持续不断地批评。默克尔在中国的声望高于欧洲任何一位政治家。可以说,她就是欧洲。中方认为,是默克尔在驾驭布鲁塞尔。中方的许多愿望都需要默克尔的支持才能得到实现。正因如此,中方对默克尔特别重视并向默克尔大献殷勤。虽然默克尔一再批评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等问题,中方也并不恼怒。不过,世界上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很多。对默克尔来说,人权问题只能是边缘话题。

   
 从八九之后,中共高层用的幕僚与知识分子代表王沪宁与夏勇等,皆是有良知的隐晦”反对派”,以比较彻底的立场进行写作启蒙,获得民间较高声誉,然后收割之,为反对派知识分子坐等收割吸纳提供风月无边的瞎想,而像何新等一下子就投降社会声誉极差的没法用。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在腾讯微博装了几年开明,名气大了,就可以当国安委办公室主任去了。这里遵守的是宋江轻微造反汲取道义资源,然后收割的模式。这规律是香港影星舒淇先脱脱得名气大了,再穿上成为影后差不多。体制内良知装一下异议一下,就能做正能量做花瓶能装饰,而不走这条路的只能老老实实走科层升迁路径,走抱党妈大腿的路不通。党妈89后特明白,同床异梦身体为我所用就好,走钢丝绳一样的轻微度异议,是升官之路。在这里,党妈的要求是别动真格行动,不要太激烈,激烈了动真格党妈受不了推下床去。西方政客理同此理,对中共的人权批判能积累威信,这样中共就要找他勾兑,默克尔就是这货。只要不动真格对不会对中共构成伤害,然后其威信道义资源又能为其所赢。中共扶持马英九上台,马英九在嘴巴上极端反共但不会宣布独立,而且行动上成了台湾省书记。总之反共人权批评可以是一门生意经,只要你背后有实力,就做成了生意。

   
 我看党史,凡是共党自己认为胜利成功都是偶然的,都是赌博。夺取政权靠日俄,美国放弃民国政府,改革开放靠摸石头,如今习大大又想和经济危机赌一把,实现党百年奇迹。在赌博过程中,共党唯一干的事情,就是抓紧党的领导,就像一只远洋上在风暴里面搏斗命运不定的船长,觉得唯一能战胜的就是整顿一下水手。既然与命运赌博,那么就要时间差。人口红利的滥用是时间差,不断把成本往八零九零零零后转移也是时间差,让抵抗的人们敢言不敢怒不敢行动熬过八九一代也是时间差,滥发货币也是时间差,利用公知从而驾驭公知欺骗也是时间差,反腐败与腐败赛跑也是时间差。总之不需要与党国一致,只要有时间差就行,压制差异只要维稳有个时间差就足以消化矛盾。与命运赌博和制造时间差,是习大大最深刻的命题。

  
 一开始,共党就像清入关一样,从来没觉得自己是可以坐稳的。他们入得北平城就像做梦一样,自己也不相信。也就是说,除了他统治出来的歌德斯尔摩症患者,没人相信它要长治久安,他自己也不信。民国一位外交家在有人劝他回大陆时,说贵党何时不是特殊时期。邓小平八九后说杀两千万获二十年和平,这就是时间差。那一些斯德哥尔摩症患者才会以和平转型长治久安要求共党。命运注定共党统治是短暂的,临时的,能多一天就意外收获。这是其高大威猛神明英武之光明中绝对黑暗之刺。制造时间差,它并不排斥异质和敌对,只是要把它们控制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不能破了大局。邓小平对八十年代的自由主义利用就是如此。

公民议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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