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已死,必需民国当归


 
陈永苗


 
我们对自己民间政治处境以及出路的把握,还在类似于乡下戏剧戏文中中状元或者招驸马的境界,不是直面自己的困境和边缘,直面敌手的强大和无所不能,直面极有可能外在于历史进程的悲剧命运,沉湎于逆袭和预支将来一朝得志的快感,觉得自己有本事,站在历史必然进程一边,靠近真理,胜利在向其招手,这样就是获取胜利和抵达目标。也就是这种虚幻的必然性以及真理在我的强烈信仰,就是其唯一的政治能力:自欺欺人,欺人以自欺。中共给我们民间政治处境的封锁,那是敌基督的权柄做到的,他做了人力所能及的防范和打击,不留一点空隙不给一丝机会。人类历史以来,抵抗者从来没有这么黑暗和边缘过,虚无过。


就一张嘴和一把笔,根本无法像过去一样从民众运动和广场乃至革命那里借取意义,伪装为自己当下就有,内在于自己当下可能的行动。以启蒙为例,从不允许启蒙到容忍利用启蒙,启蒙的民主目的美好意图让你无法变为政治能力,变为制度,进入政治,一旦想搞实在的行动,就灭你,你可以发热,但决觉不允许起火燃烧,一点火星都灭掉。不管是启蒙,还是维权,不管是理论主张,还是上街,目前我们民间政治所能拥有的行动手段,与目标实现之间的距离,极为遥远,我们目前干的是,夸父在地上追日。光有自我神话,是不够的。

   
知识分子为获取代表权的斗争,与民众基于生存的斗争,是两条几乎格格不入的河。这不仅仅是维稳断绝知识分子与民众联系所致,也是知识分子依附性所致。

    
八九后,保守主义关于激进造成弹性空间的消失,如果限定在知识分子,核心和边缘知识精英的抗争内部,是有道理的。如果超越知识分子抗争这一限定,就没有道理,底层民众抗争越激烈,获益越大。死磕律师的出现,成为热点,就是死磕律师的死期。一旦区分底层抗争与知识分子抗争,就知道二者的抗争逻辑是两码事,不要把知识分子抗争的逻辑拿来一叶障目,知识分子抗争是没用的无效的浪费的,其成败涨落无关于中国出路,于是我在2004年提出维权一词,用来促成底层抗争进入公共舆论舞台和民间政治舞台,让知识分子抗争闪到角落去。极权手段的自由化,必然给知识分子抗争的各种话题带来去敏感化空间,然后不断通过舆论显现形成热点,马上就被压缩收拾再次敏感化,这是知识分子抗争的内在诡异之处,其脆弱之处,其有限之处,我对一切基于知识分子身份的抗争都不看好,每一次成长就是其死亡,每一次出现成为热点就是一次挥霍和自我堵塞。而知识分子身份抗争外的民众抗争,不遵守这样的政治规律,具有无限空间,激进如江西农民活埋镇长免了农业税,杨佳杀警察震慑警察,激进与保守之争,拿在这里没用。

   
专制必亡而欢欣鼓舞,顺者昌逆者亡之言说,或者劝说共党为长久而采取某种改革措施,这不叫战斗,搞不清楚敌人的目标,不能知敌知我,这样的抗争,是被猫玩弄的老鼠,自我感动而已。敌人从来没有长久的目标,而是求几年几年。邓说杀两千万,求二十年平安。共党八九后就是这样几年几年的积攒,二十五年了。延续与灭亡,就像人的生命,在于延续每一次呼吸,在于每一个当下性的努力。当下性很重要,绝不能以专制必亡来忽视当下做好,怎么样做好,怎么样力量最大化,有加速度。

   
 从镇压残暴程度,可以甄别知识分子抗争与底层民众抗争的效果,堵的最结实的地方一定是洪流冲击力最强的地方,八九学生轻判,天安门暴徒重典极刑。维权这一概念提出的处境,就在于底层民众获得极大的牺牲,产生巨大的冲击,却没有被关注被发酵,而知识分子小小牺牲就足以浪费过多的眼球资源,普遍价值的生产被浪费在没用的地方,短板永远是短板。维权压倒启蒙,让话语权朝底层民众抗争倾斜,光亮多照黑暗处,这是我的初衷之一。


底层民众抗争,以利益为里,权利为表,也就是在宪法权利框架下的,是宪法政治的民间表达形式,他不需要中间再夹塞进去一层知识分子抗争的意识形态,不管是叫民主还是叫自由,都是多余的,而且往往有着强大的副作用,尾大不掉,反客为主,为专制铺路。当然现实中不可避免会被参水进来,当知识分子参与的时候,就带着叫做民主或自由的私货,有好处有坏处,所以不能让反客为主。我一直把维权当做宪政化的革命,宪政化就是让知识分子的私货与私货互掐,以野心对抗野心,从而把副作用消化掉。把维权当做一个历史的赌场,民众必须是赌场的主人,不管赌客输赢,都得给民众交好处。

 
过去的工农兵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其实是两种出身不同的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工农兵干部已经不是民众,而是初级知识分子。今天民间抗争者,也有成为知识分子的诱惑,变异为基于知识分子身份的抗争,例如访民维权。知识分子身份对底层民众抗争者有着微弱的吸纳功能,然而能成功的极少,绝大部分飘飘呼呼的。边缘知识分子的走向会有两种,一种成为公知,另外一种瓦解知识分子身份,克制自己成为知识分子的渴望,融化入底层维权,我认为八零后九零后在教育产业化毕业的,其上升到为公知或者知识分子的空间已经很狭窄,可以融化入底层抗争者,不以知识分子身份自我认同,如我在很多维权或NGO中见到的年轻人,都以行动者自任,抛弃知识分子认同如同破鞋。行动为立场,彻底不加入知识分子认同阵营,甚至不把自己当做反对派。

 
改革已死

     
有个段子说,1954年,宪法颁布,法律界的春天来了;1978年,拨乱反正,痛定思痛,法律界的春天来了;1997年,依法治国写入十五大,法律界的春天又来了;这一次,2014年,据说法律界的春天又来了!不得不说,法律界是个频繁叫春的界别。  

    
回想2004年初在新京报工作时,对新闻出版署某一些改革派新锐官员居然想通过在记者证上一些技术性改进来推动改革的想法,感动惊讶。以技术性的小动作撬动各种改革,这个在法律界的2014叫春中特别明显,就像被强奸而尝试新的性交体位,觉得强奸不再是强奸一样,明显有着对技术性细节改进的崇拜症。虽然有一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细节处有魔鬼,但是细节改进不至于就能战胜魔鬼。昨天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我说这次的细节性改进看起来与国际接轨,看起来力度很大,可是效果如何不值得期待。在核心敏感地带”改革已死”,不敢碰触,非核心边缘细节地带隔着脂肪瘙痒,会造成细节技术性改革同样”改革已死”,最后的一批支持者会从希望陷入绝望的地狱。

  
 政治是分配希望与绝望的技艺。我挺乐见技术性细节改革措施唤起希望,一波又一波,因为希望就会绝望,就像一个美女如果不主动朝色狼抛媚眼,色狼就胆小,媚眼抛了不让得逞,美女光为了占色狼的便宜好处,最后色狼会变味绝望怨恨,愤而起来强奸美女,于是广场革命就发生了。我不单纯打击贩卖虚假希望,只在应该由希望变为绝望的转折点还假装希望处打击,对共党抛媚眼处挺高兴,看到有一波有希望者新起来就知道自己的思想阵营又来了一波带精神病的盟友。也就是我的思想阵营路线,带有必然”下一步”的安排,从自己当下处境跳出,在社会经济政治的时光箭头的前头,未来时空中就现在有些苗头的,构建起自己的城,我常说自己在准备五年十年后的流行政治理念。把”下一步”带动到当下并且重要起来,因为具有未来性,它就变为当下的最核心地带,包围它的是当下与体制与权力政治紧密的观念,被发动塑造的有病毒的观念,从最核心处改变最贴近的外围一层,就会造成外围的恐慌,在最外围处又加一层,如维权就增加了维稳和中国梦,这样子一层往一层渗透改变,是我们思想阵营利用了体制来最大动员吸收国人。要学会利用体制制造希望,例如民国当归就会利用中国梦,中国梦有着对当下大陆现实超越的回答,民国当归更能吸纳这种超越渴望,尤其是8090后的。

   
每一次的经济改革,在美好的宣传下面,都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实现财富往权贵及其附属方面转移的再分配机制。这次的混合经济,不外乎国进民退的金融手段表达形式,从方案设置来说,必须以对权力和共党强有力的法治约束作为前提,金融对法治的要求,是绝对的,抽象的无条件的。就像我曾经争论过的,到底想要有有限政府,还是先搞土地私有化一样,没有有效的法治作为前提,那么必定是在4万亿之上雪上加霜。这种公私合作,可以回忆一下50年代公私合营的历史命运,到了共党政府手上的,或者控制下的,都会在财政和官员私人欲望的支配下,吞噬得一点骨头都没有。国企改革,通货膨胀等等都是财富集中再分配的国家权贵资本主义机制,国内殖民的重点从民众头上,终于落到民营企业家头上了,因为其对外无力扩张,只能对内掠夺。如果有办法占有殖民地,就对外扩张去了,没法对外,只能把民营经济当做殖民地了。国有权贵资本的输出,输不出国境,就输入到民营企业。帝国主义阶段。

    
混合经济方案出来了,这就像土地财政必须骗民营企业在哪里撑住,我在坐等民营经济在这个看不见的陷阱里面,全军覆没。马上就可以看到,如果民营企业家不移民,全死光光。   底层老百姓没法用股市圈钱了,圈干净了,轮到用另外一种股市圈民营企业家了,杀人不见血的方式。 

    
 就像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也许吃个药会好一些,但有必要去幻想变为健康的东亚雄狮吗。会幻想的,都是把中共当做自己的,斯德哥尔摩症发作。即使共党之外力量微弱,也只能靠党外。不要幻想自己是党内的,来回避党是癌症晚期的这一事实。于党而言,你们屁都不是,垃圾都不是。

       
我在《改革之死》中把维权当做2003年以来的时代主角。官方也比较”配合”,约在2005年左右推出维稳,于是这是一个维权与维稳对撞的时代。自由主义与民主化的民间载体,于是从90年代的主角市场,跳到维权。这也是让自由主义免于沉没的努力,这是我们的人海战术,把社会上大规模的维权人士用来抵消学院内小规模精英教育传播的影响。徐友渔在《南方人物周刊》有个采访,其中说学院内已经由新左派主导,自由主义影响报纸记者编辑。可是立马就见到报纸记者编辑的沉没,我看着出身南方系的《21世纪经济》新左派化,接着南方系的沉没。除了搞维权的记者编辑还是自由主义,搞主义的都乱成一团了。微博的崛起,更是维权的利器,转世党和围观模式的提出,都基于维权。而在维权之上的,作为维权的广告”改良与革命”之争,同样扩大了维权的政治影响。这一些保障了自由主义在社会上的主流话语权,让新左派龟缩在学院内和少数媒体中。这种人海战术目前还是比较成功的,只要经济危机的恶果还没爆发。


改革意识形态是立于当下被文革的祸害在后面推着,假装往宪政走,前方是深渊粉身碎骨,纸醉金迷地说成是天堂。其思维方式受制于文革提供的范式,好像朱学勤说过,是用文革的方式改革。改革时期的当下地基是文革的,可是经过三十年,改革已经是高危大厦,是我们住在里面的违章建筑危楼,我们已经站在改革高楼的楼层水门汀上,不站在文革地基上。换一句话说,文革是三聚氰胺,改革是已经是内含三聚氰胺的毒奶粉,我们吃的就是这种毒奶粉,分不开了,毒奶粉就要倒掉。既然站在改革地板上,承受改革的罪恶和即将来临的浩劫,那么未来的意识形态和共识,就是立于当下被改革的祸害在后面推着走,努力走向民国宪政,避免走向法西斯主义。这时候,再用文革-改革,改良-革命等等改革意识形态的范畴来评估当下,不觉得自己老朽刻舟求剑吗? 改革一开始是注定死的,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改革也是死路一条。所以建立在可以改革的前提之下的政治方案包括邓小平的,都是前提错误的,左右之争或者混合也是前提错误的。总之改革时代的一切,都是错的。民国当归,是否定1949的重生。

      
改革已死民国当归,就是让他们主席台下一个人都没有,我自豪相信这是一把笔一张嘴能发挥的最大政治能量。不跟他们玩,有着民间主体性,自己设置议题,自己搭城搭戏台。在没法革命的条件下,如果能够用话语的力量,做到让他们主席台下空空如也,从而让国际社会抛弃他们,从而让民众觉得他们就是一小撮人好搞掂。民众不敢起来,共党很强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几千万的人,即使出于民主宪政反共的心,也坐在共党的剧院里。民众担心大部分人不会站在他们这一边,至少不好说,心理没底。

   
我们在大陆的抗争,现在在共党的剧院里面客场作战,只能接招,被动接牌,疲于应付,一直是鸡蛋碰石头,有了一个鸡蛋碰下碎了,大家喝彩,有了两个碰下碎了,大家喝彩,有了......,天荒地老。只有把民国引入,这样在中共改革再也撑不住西方对华政策,二战后国际遗留的中华民国隐退和复兴格局起来后,我们就会变为主场作战,有腾出手来主动出击的能力。

    
恐惧感与稳定


维稳暴力威胁小市民的生活,于是维稳的根基小市民被自我摧毁。海德格尔说,极权主义政权只会死于总体性的恢复。整个四九秩序,都是一小撮人代表大多数人,对另外一小撮人进行专政,不管是文革的无产阶级思想专政,还是改革的小资产阶级人民币专政。这样动态的结果,看起来所有的人都能成为专政的对象,毛泽东也差点被刘少奇,林立果给专政了。只是概率大小,就像在未知远洋海域暴风雨中的航船,处在例外恐怖状态中。与魔鬼有关系的,抱团的,就有保护伞,就有特权,要想恐怖例外状态活下来,就得找到保护伞保护色。这是决定中枪的概率大小因素。这就像在打官司中的双方当事人,法律只是镇压对方的工具,不会保护自己,自己得努力找关系。


文革中如此,反腐败中也如此,被征收与掠夺中也如此。在维稳中,共党也希望团结小市民作为基础,可是维稳暴力威胁每一个人,就像嫖娼总觉得随时会被抓心里不安全,但是有关系有特权的这阴影就没有,所以小市民觉得和党有关系的,事情掉在自己头上概率很小,就会拥护维稳,要让他们成为反对维稳很难,除非灾难落到头上。这有点像腐败,中枪是小概率事件,虽然腐败官员有怨气埋怨诅咒,但是还很拥护这体制。21世纪初开始的维权运动,它放弃启蒙他人立场,不用自己制造市场地盘,光是被专政伤害的民众维权就如汪洋大海那么大,天上繁星那么多。也就是随着王朝末年的逻辑,灾难概率越来越大,代表大多数人越难,过了临界点经济危机一来,除了那一小撮人外,所有的人都成了这个体制的受害者,都要维权。维稳的暴力,它是吊诡的,越使用越稳定,但同时越不稳定,会不断制造敌人。当然维稳并不追求长久,只是想制造时间差。


习近平的最后的空城计是恐惧制造出来的希望。这依赖于斯德哥尔摩症的发作。当被问到专制何时奔溃,当遭遇渴望加入体制分赃的人真心赞美体制好强大时,我总想起电影《让子弹飞》中民众冲进前的黄四郎城堡,里面空空如也,腐烂不堪但外壳看起来很坚硬,让人恐惧不敢行动。就像一个早已烂透的苹果,但外表光滑上蜡,因为信息不对称,民众就不敢动。高高在上,封锁,打击,专制用维稳制造出来恐惧感,然后把民众内心的恐惧感转化为希望,这种希望是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幸运和特权,换成政治术语,就是听党的话,不打你或给你饭吃。恐吓你,和赏赐你,都让党成为你人生命运的主宰。这样运作下来,体制视觉上是恐龙,极其宏大,个人是蝼蚁,极其微小,就很难像张麻子那样洞悉体制的空洞腐败不堪一击本质。习大大的法西斯化努力,就在于制造恐惧,营造希望,给体制强化出强硬的虚幻视觉效果,一种魔幻主义。就像一个皇帝死了,还必须打扮成活的样子英武伟大的样子。他只追求这种效果,不管代价。现在社会对他评价很好,就是因为在恐惧氛围中他给人们一个希望工程。以意识形态战争为例,例如澎湃新闻,只有先反共才能占领市场,然后转型,过去十年的论坛,报纸,微博和微信,都是先反共开拓市场,然后阉割成很知名的太监,否则就不会有话语权。


维护专制需要暗中利用反共为工具。体制制造设置议题,由公知们反驳,这样发酵,从宏观上还热闹哄哄,参与其中不管是不是反对,都在其剧场之内,都会外界当做这个剧场还很强大,人数很多,他们一旦被外界辨认出来剧场就剩下主席台有人,一个听众都没有,外界就会起来摧毁之。样子吓住人就行,制造恐惧不让人跑掉,营造希望把人迷糊住。

      
常识阻挡不了法西斯主义

    
 因为我们只有一把笔一张嘴,所以在民间政治处境中,不能用文学青年神秘浪漫主义来”获取”胜利。必须在历史先例中考察政治思潮或者意识形态在掌权前后的影响力,以此评估我们有多大的政治能力。很多年来,很多人诟病我文章写得不够浅显,并用毛泽东的大白话影响巨大教育我,我说毛泽东的大白话之所以影响巨大,是因为他掌握了至高权柄,有着无数宣传机器和学者替他发酵,如果他不掌权,他的大白话恐怕入不了大雅之堂。

    
以列宁主义来看,一旦区分掌权前后,就可以看到政治思潮或主义再好,对革命本身有再好的解释能力,对掌权前的历史进城,基本是毫无作用的。在发动恐怖屠杀掌权之前,列宁是一个小圈子里,只有两三百个读者,文章写得混乱复杂晦涩难懂的作者,有着准确的解释世界的能力,但没有改造世界的能力,对革命进程或者实际上的活动,影响不大或者没有影响,基本外在于。等到列宁借立宪上台并利用恐怖戒严屠杀掌权后,列宁主义成了统治学说,或者掌权集团的自我意识,然后借着这无比巨大的光环再回头去看掌权前的时期,就像一个发达的大人物,本来灰暗的没落时期好像也是荣耀辉煌不已的,前后是一贯伟大光荣正确的,从头到尾都炙热无比,这不外乎投射的结果。掌权的历史是辉煌的,而造成好像掌权前的谱系和史前史也会辉煌的,一个人发达了,他的小人物祖宗也沾光成了大人物。

   
捍卫民主常识,到处启蒙民主常识,在专制社会中不能拓展到宪政,这已经是在过去十年维权运动中确立的共识。鉴于中国已经在法西斯主义的路上奔走,还必须回答能捍卫得住吗,能经得起反民主潮流的冲击而奔溃吗。德国历史前车可鉴。德国路径是中国的前辈,几乎差不多。德国自由主义虽然有中世纪法治国传统的守护,但还是必须屈服于权力政治和官僚体制的侵蚀,遭遇着无比巨大的反民主潮流,这种反民主的怨恨在经济危机中变为法西斯主义全国共识。请记住,反民主潮流在中国,可比德国强大。

    
 在民国时期,与世界同步,有了国共这两个表面上是为了克服议会民主制度而产生的巨型利维坦,这已经是庞然大物的第一波。在在这一波还没退潮,尚在海滩上时,又在其中产生第二波,八九后的第二波。还有经济危机马上光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很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又要变为无产阶级,再来一个纳粹希特勒,顺水推舟轻而易举。对比德国,民国和当下,用来捍卫民主常识的知识分子更边缘更是无足轻重,而且学理程度更是吃口水的小儿科,鹦鹉学舌。维权运动基本放弃这种努力,只是致力于捍卫公民社会,焊实底盘。如果说还没有放弃的部分,就是希望民国来从外面托住。捍卫民主常识是一叶障目,没有全局观的说法。所以在四五一代及其听话的学生八九一代,与不听话的八九一代背叛者之间,我认为后者会取胜,新社会主义传统会取胜,法西斯主义会取胜。记得98年新左派浮出水面的时候,那时候说自由主义会蜕变为法西斯主义。当然这是意大利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二战前的历史经验,自由主义再次胜出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英美在战争中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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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2 20:2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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